財稅、貨幣與負債：那些互懟的陳年舊事

財政部門與貨幣當局終於硬碰硬地懟起來了。而且，是央行「開的第一槍」。這一點本身，就極具象徵性。真是「換了人間」。一三十四年前，中國人民銀行剛剛宣布不再直接吸收儲戶存款。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在1984年1月1日以前，你是可以在人民銀行開一個賬戶、辦一張存摺的，它跟工農中建交的一般性業務是一樣的。二十三年前，八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一條是這樣一句話：「為了確立中國人民銀行的地位，明確其職責，保證國家貨幣政策的正確制定和執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維護金融穩定，制定本法。」彼時，距離那位空前絕後以常務副總理身份兼任央行行長的同志去職央行，還剩三個月時間。在此前的兩年時間裡，他憑藉自己主持設計的一紙1993年「六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非其所願地收穫了「經濟沙皇」這個難稱雅號的「帽子」，打造了一套堪稱範本的宏觀調控體系，一個獨立的央行和貨幣政策當局是這套體系四梁八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多年後，這位1993經濟體制的設計師在他的《講話實錄》中原景再現了那段駕馭通貨膨脹狂潮，從兩位數的CPI重回個位數的「軟著陸」過程，其中濃厚的央行元素、貨幣政策情結依然溢於言表，我摘三段文字大家體會體會：1.「你們不了解今年年初和春節的日子是怎麼過的，緊張得不得了！我親自到印鈔廠去動員，開足馬力印鈔票。現在進口印鈔機安裝好了，但印這麼多票子如何收場？銀行不怕擠兌，商店不怕搶購，就怕人們心理恐慌。」2.「我們央行黨組裡有不同意見。我們是老中青三結合，老的就是我一個，中年的兩位，其他都是少壯派，40多歲的年輕人。現在是年輕人堅決反對放，認為調控剛剛奏效就放鬆銀根，會前功盡棄。」3.「我的考慮是，明年分稅制、匯率並軌，都是大動作，應該創造寬鬆環境。但放的後果是很明顯的：通貨膨脹。這一點要跟同志們講清楚，後果由我們大家來承擔。不要光說資金緊張，我把資金放鬆了，將來造成通貨膨脹，你們又說誰叫你們放的，那也不行。我們要統一認識，基於對形勢的一種正確判斷，共同承擔這個後果，不能說風涼話。」第一段話是1994年上半年講的，回顧的是1994年初的緊張局面。從一般等價物到貨幣，已經是一次抽象，從貨幣再到數字，就是二次抽象了。而我們今天的貨幣概念，都是二次抽象的，都是數字化的，不再是美妙絕倫的點鈔聲，也不再是摸上去光滑可人的紙鈔，只是一個簡訊提醒、餘額寶或理財通上的一個數字。九十年代中國的貨幣創造，遠非今日複雜的金融大數據時代所能相比，那至少還是要印出票子來的。有生活常識的人都清楚，每年春節前後的一個月，你從ATM取款機取出的鈔票，基本都是新的，就是這個道理。第二段話講的其實是「那些年，他們一起捍衛的貨幣準則」。翻翻檔案很容易查到，那兩年跟他搭班子的央行黨組成員中，被他稱為40多歲的「少壯派」、「年輕人」，大概包括小華、相龍、塵緣及後來叱詫風雲的老王四位副行長，很可能也包括了兼任黨組成員的外管局小川局長。第三段講的是1993-1994年經濟體制大廈奠基的艱難歲月。這段話是對著100多個省部級大員講的，恩威並施，略帶他慣有的狡黠。少壯派兄弟們要求嚴防死守，可是活成戲精的老油條們要求開閘放水。怎麼辦呢，縱是鐵面如他，也只能醜話先說、共享黑鍋。人們看重1992年。1992年的壯舉是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鏈接在一起，但是要真正讓這個語詞不僅僅是一種語詞，讓市場經濟落地生根為制度，需要的一場「全面改革」。沒錯，1975年的「全面整頓」，1993年的三中全會決定，2013年的「全面深化改革」，這是全面改革譜系中的三個版本。從1989年到1992年，中國經濟固然到了改革以來的至暗時刻，但那種四面楚歌的制裁環境，卻也給1994年的一次性貨幣貶值卸下了沉重的負擔，再不必有任何顧忌，既然諸國如此待我，我又何必和之以歌？這種「洒脫」的本質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跟1998年出於政治和戰略目的承諾「絕不貶值」以及此後的諸多類似情形，都決然不同。二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系中，沒有獨立的貨幣當局，也就談不上獨立的貨幣政策，整個財經政策的主軸是財政主導，貨幣政策服務於財政政策，薄一波、鄧小平、李先念三任財政部長，貫穿了1949-1976這段歷史。李先念的時間達到21年之長，他背後的政策思想則來自陳雲。陳雲是中國共產黨經濟工作的創始人，他的經濟思想概括起來就是綜合平衡論，即財政收支、信貸收支、物資供求和外匯收支四大平衡。這是基於一系列經驗和教訓得出的結論。在陳雲的經濟思想中，財政平衡是主導性的，信貸（也就是被限縮了功能的貨幣金融政策）平衡是輔助性的。財政和信貸是一個中央計劃當局收集和分配資金的兩種不同渠道。它們的性質不同，財政資金不用償還，可長期使用，信貸資金必須償還還要支付利息，只能短期周轉，不可以長期佔用。陳雲對財稅和金融這兩種渠道不同性質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逐漸成熟的過程。早在40年代初他領導陝甘寧邊區跟國統區打貨幣戰爭期間，就要求財政部門向銀行借款要嚴格按照借貸關係辦理，禁止各分區擅自挪用銀行、物資局、稅務局、倉庫的現款和物資，銀行是企業性質，借款要有利息。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要分口管理，不能「宮中府中俱為一體」。1952年財政資金「一女二嫁」事件，使陳雲認識到不僅財政和信貸要自求平衡，而且財稅金融之間還要相互平衡。1952年，是所謂三年國民經濟恢復的最後一年，應當說效果不過。在編製1953年預算的時候，就把上個財年結餘的30億元全部列入當年預算收入，並按這一預算收入總額安排財政支出，基本建設撥款比上年增加24億元，增長50.7%。結果在預算執行的時候，一月份就出現赤字，三月繼續赤字，到七月累計赤字20.9億元。那麼財政赤字出現之後，就要動用上年結餘的財政資金，向銀行提款。這時才發現一個問題：存放在銀行存款體系中的上年財政結餘，已經作為銀行的信貸資金來源貸給工商企業，實際上這筆資金已經進入信貸渠道，不可能再重複使用了。那麼這種提款就造成了「一女二嫁」。最後怎麼解決的呢？銀行肯定要優先考慮財政需要，只能壓縮商業部門貸款，收回了20億元原計劃投放商業部門的貸款。這直接波及下游的國營商業企業被動而緊急地「去庫存」、「去槓桿」，減少收購，產生了市場和物價的波動。於是，1953年8月，中央發出了一個《關於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厲行節約、緊縮開支、平衡國家預算的緊急通知》，最終還是要在財政體系自身挖潛來平衡預算。這箇舊事看上去很簡單，其實給我們的深刻啟示在於：一是建設規模要同財力相適應。二是財政收支當年平衡的意義十分重要，財政失衡本身也會連鎖導致信貸失衡，動用上年結餘，就是錢沒花掉，那麼其實就是當年財政收支沒有平衡，進而影響到銀行的信貸收支平衡。所以，財用相濟、能掙會花才是好的理財方式。三央行徐局長在恰到好處的時間點拋出的這篇重磅文字，其劍鋒所指與2015年權威人士的多篇文章敲山震虎的指向高度一致。可以說，這種堅定不移「去槓桿」不動搖的立場，既是近些年來央行的立場，也可以說是代表了更高層次的立場。在「去槓桿」不動搖的前提下，只能「鞭打」財政，敦促其立行立改。按照時下流行的術語，這叫「對標對錶，提高政治站位」。當然，財政部門反駁的文章儘管總體上很多狡辯，但它很取巧的一點是，它所列舉的例子基本都是中國負債財政相對而言比較健康時期的事例，言必稱「1998-2002年間」，那當然讓人無話可說。朱老總卸任時也底氣十足地回懟香港記者：「前天我看到香港有一份報紙，送給我一個榮譽稱號叫『赤字總理』。我從來不接受榮譽稱號或者榮譽學位，因此，對這個問題我需要解釋幾句。你看我們這4年，物價一點兒也不漲，掉得也不是很多，在1%的上下浮動。恰到好處，足見中國的功夫是不錯的。我留給下屆政府的不只是債務，而是兩萬五千億元的優質資產，在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將長期發揮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所以對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總理』這個榮譽稱號，奉送回去。我為我們國家能夠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不但克服了亞洲金融危機帶給我們的影響，而且利用這個機遇空前地發展了中國的國民經濟，我為此感到自豪。」歷史不會簡單重複。正如馬克思那句名言，「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這就是1998-2002年的故事與2008-2012年故事的差別。負債財政是一種趨勢。它有時是必要的。無論對個人還是國家而言，借債的一個基本邏輯都是承諾在一定期限內支付一定數量財產或財產所有權的契約。也就是說，債務是一種義務，它要求債務人從資產中持續不斷支付約定數量的純利潤。這必然導致資產現值降低，而降低的幅度取決於約定支付的純利潤的貼現值。無論怎樣，舉債從最基本的思路看，都等同於破壞了資本的價值。特別當舉債的目的是為了應用於消費性支出而非生產性支出時，對資本的破壞更是根本性的。「國債是遺留給子孫的負擔」。國家必須努力在政治穩定和經濟穩定之間保持微妙的均衡。在負債財政的第一個周期內，政治上有充分的迴旋餘地實施經濟政策的變革：首先，日常經費增加，官僚體系對於資金的吞噬能力加大，官僚體系出現慣性膨脹；其次，持續發行一定量國債直至最高限額；最後，為配合擴張性財政拉動內需，實施實際上的減稅政策。因此所籌資金一部分用於擴大支出，一部分也必然消耗於日常開支以及抵補稅收的減少。到了負債財政的第二個周期，因為需要開始對上一周期債務分期還本付息，這就走到了政治上的一個拐點，要麼增收，要麼節支，通常的思路是：首先，政府日常開支較上一周期降低；其次，實際稅率水平較上一周期高；最後，新發國債與上一周期基本持平。但是，在發展經濟和穩定政治的壓力下，增稅往往會被否定，而繼續通過債務籌資來彌補財政「缺口」。這樣，當政府的債務量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會產生債務危機，使進一步借款的難度增加。危及政治穩定的極端狀態開始出現，債務的持續不斷增加導致政府償債能力下降、無法兌現甚至採取隱蔽的通貨膨脹政策變相拖欠債務，由此造成的惡果是引發國內民眾和外國投資者對於該國政府的不信任和該國經濟的恐慌，進一步刺激人們的通貨膨脹預期，使得進一步舉債的利率上升、難度加大。實際上等於向國債持有者徵收數量不等的「通貨膨脹稅」，由此產生的收入效應使得政府刺激私人投資和消費的努力付諸東流。負債財政是以借債與償債的時間錯位為基礎的，代議制政治的異化，讓民眾更樂於即時享受政府提供的更多的公共服務，而不願審慎考慮由此在不遠的將來施加於他們子孫後代身上的沉重負擔。今朝有酒今朝醉，兒孫自有兒孫福。那時的事情自然會有那時的民意代表、國會議員去思量，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而執政者也趨向於最大限度地積極迎合當下民眾的要求。二者一拍即合，路徑就此打通，傳統一敗塗地。四積極的財政政策，除了負債擴張之外，減稅也是一個可選項。稅收作為政府獲得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其實際稅率在倫理意義上是受制於一定的空間的，為更好地說明負債財政引發的實際稅收增加的效果，這裡有必要對稅收的倫理意義稍作介紹。從一個理想狀態來說，按照公共選擇學派的「俱樂部理論」，每一公民具有根據自己意願和功利計算自由選擇參加與退出一個俱樂部的權利——譬如說，那幾個財政盈餘達到全國60%的少數五六個省份，如果覺得中央財政對於他們的所取遠遠多於所予，通過財政的轉移支付功能而帶來的效率損失達到相當的程度——類似於奧肯在《平等與效率》一書的最後篇章中所揭示的漏桶定律那樣，那我們假定，他們就可以不受阻礙地尋求經濟獨立；由此，假使要求全體社會成員留存在一個統一的俱樂部內而不獨立和分裂出去——這正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正常狀態，則國家為她的全體公民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她從全體公民那裡收取的「會費」——也就是稅收，需要保持一個合理的比例。在這方面，公共選擇學派的布坎南提出過一個簡單有趣卻很有意義的模型，可以直觀印證上述判斷。假設一個政治社會中有75個人分為兩組，25個X工人，50個Y工人，X工人的生產能力是Y工人的兩倍，初次分配原則按勞取酬。則假定社會總產量為100，稅率為90%，在此情況下，政府從100單位的社會總產值中收取了90單位；再假定政府日常運行消耗費用為10單位，則餘下的80單位按照平等原則「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則75個人平均每人獲得1.067單位。兩組中個人經濟狀況可羅列對比如下：個人稅前工資稅收二次分配凈收入X121.81.0671.267Y110.91.0671.167然而，這一狀態在倫理上是不合理、不穩定的。因為，按照個人有權利參加、退出和組建新的社會形式的自由原則，對25個X組成員來說，假定其退出這個社會組建完全屬於自己的新政治單位，則這個社會的總產值為50單位，最低只需拿出10單位（稅率20%）的政府運轉費用，餘下來40單位平均分配給25人，每人獲得凈收入1.6單位>先前模式下的1.267單位。那麼，為了維護政治單位的統一有序，防止由於稅負分擔的非倫理因素導致的社會貧富對立、階層分裂，該如何確定合理的稅率呢？顯然，最底線需要保證社會運轉的基本費用，即10單位，關鍵是劃定上限；我們可以假設稅率為x，則X1的凈收入表示為2-2x+(100x-10)/75；當X組獨立後，假定稅率也為x，則其凈收入變為2-2x+(50x-10)/25。均衡解即二者相等時x的取值，得x為40%。即當稅率在10%到40%之間時，社會能夠保持相對的穩定；超過40%便可能引發社會分裂和危機，從而導致相對富裕階層對社會的高度福利化產生恐懼感和排斥感，造成資本外逃。進一步還可以通過討論各組成員的人數、政府消耗費用、各組成員的相對生產率、規模經濟等變數對均衡稅率的靈敏度分析，確定維持社會政治穩定的適用稅率的變化範圍。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此模型中的稅率不可簡單理解為名義稅率，而是反映社會稅收強度水平的一個標誌。如何矯正負債財政以及由此引發的政府行為的偏移？公共選擇學派似乎也沒什麼好的方式，畢竟，把權力關進籠子是個世界級難題。他們倡導憲法改革，力圖用諸如預算平衡入憲等憲法運動的方式對政治家和民眾的行為施加外部的硬約束。畢竟，憲法改革較之其他具體的行為改革的最大好處在於，它不需要強制性地、短期內迅速改變人的性格和生存方式。從長期看，憲法改革改變的是約束條件，而不會對個人的效用函數產生重大的震蕩，因此是一種建設性的漸進的有效方法。在國內，全國人大代表、上海財經大學劉小兵教授在今年兩會上提出制定《財政法》的建議，他希望這個立法「應涵蓋所有政府資金，並明確財政收入、支出及資產負債處置的許可權」。這是個正本清源的努力方向。推薦書目1.朱鎔基：《朱鎔基講話實錄》，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2.陳云：《陳雲文選》，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美]奧肯：《平等與效率》，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4.[美]布坎南：《自由、市場與國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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