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及其惡果（上）

李凌

清王朝第四位皇帝愛新覺羅?弘曆，生於1711年，卒於1799年；1735年即帝位，翌年改年號乾隆，1796年讓位於其子顒琰（是為嘉慶帝），乾隆自稱太上皇。1799年去世，享年八十九歲，在位六十年，加上三年多的太上皇，乾隆可稱是中國歷史上享壽最長、在位時間也最長的皇帝了。

乾隆承乃祖康熙、乃父雍正的餘緒，仗全盛的國力，平定邊疆，自喜建立「十大武功」，自詡「十全老人」，為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做出了貢獻。他在位期間，社會尚稱安定，經濟也有一定發展，所謂「康乾盛世」，發展到乾隆中葉達到了頂點。

文壇上關於乾隆的書籍、文章很多，特別是近年來類似《戲說乾隆》、《還珠格格》一類的電視劇廣泛傳播，把乾隆描寫成為一個開明寬厚、和藹慈祥、風流瀟洒的皇帝。而對乾隆的另一面，即文字獄的殘酷的一面卻很少涉及。電視劇《宰相劉鑼鍋》提到一點，但畫面很短，沒有給觀眾以深刻的印象。這些雖然名是「戲說」，或者標明「不是歷史」，但因電視劇以其曲折動人的故事深入家家戶戶，長期耳濡目染，一般觀眾對歷史上真實的乾隆得不到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

乾隆自稱「朕一書生皇帝耳」，這是不錯的。他自幼聰明伶俐，六歲就學，在名儒指導下，他飽讀經書，過目成誦，以此深得乃祖康熙的鐘愛。康熙臨終前曾對大學士馬齊說：「第四子雍親王胤禛最賢，我死後當為嗣皇。胤禛第二子（按即弘曆）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康熙彌留之際，已把大清江山託付給了胤禛（即後來的雍正）和愛孫弘曆了。

乾隆性好文學，自謂「平生結集最於詩」，一生寫詩四萬餘首，可稱亘古以來產量最高的一人。其書法宗趙孟頫而有變化，自成一體，現留墨跡之多，亦居歷代帝王之冠。可惜的是，這樣一個有才情好學習的皇帝，並未以其識見主要用於弘揚文化學術，卻因為本人就是行家裡手，而又掌握著至高無上的權力，懷著偏私狹窄的心理，多以疑慮猜測同時代的文人和作品，他的高文化素養和學術造詣，恰成為摧殘文化學術的武器，鍛煉了大量文字獄。據統計，乾隆時期文字獄一百三十多起，超過了順治、康熙和雍正時期的文字獄的總和。其捕風捉影之荒唐，株連之廣泛，處理之嚴酷，也超過了乃祖和乃父。

二

１．孫嘉淦偽奏稿案

乾隆十五年，社會上流傳所謂孫嘉淦偽奏稿。孫曾官至部尚書，署翰林院學士，生性耿直，敢於犯顏直諫，很有社會聲望。因此有人冒其名寫奏稿，指責乾隆「五不解十大過」（據後來所傳，說奏稿主要內容是批評乾隆南巡擾民，奢侈浪費和獎罰不公等）。乾隆大怒，說：「此案文誣謗朕躬，全屬虛捏。」他命令負責追查此案的侍郎錢陳群「不得存稿，若欲留以取巧沽名，將來別經發現，並爾子將不保首領」。他下令各省巡撫各級官員嚴查偽稿炮製者和傳布者。至同年十一月，僅四川就逮捕了疑犯二百八十多人。山東曾發現偽奏稿，山東巡撫認為「毋庸深究」，被乾隆革職查辦；御史書成上疏委婉提出勸阻，說此案曠日持久，「株連終所難免」，懇將現在人犯悉行免釋。乾隆讀後勃然大怒，連降二道諭旨申斥為「喪心病狂之言」，書成遭革職服苦役處分。自此無人敢諫。

在連續追查過程中，「情偽百出，有挾仇誣報者，有受囑開脫者，有畏刑偽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會遷就，株連擾累」。總之，因此案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撫鄂昌奏報長淮千總盧魯生父子傳抄偽稿；逾月，軍機大臣在刑訊誘供中得知南昌守備劉時達父子同謀。乾隆十八年三月，盧魯生被凌遲，劉時達等俱定秋後裁決，親屬照便連坐。辦案和審訊不力的大員如江西巡撫鄂昌、按察使丁適讓、知府戚振鷺等俱被革職拿問，交刑部論罪；連兩江總督喀爾吉善、漕運總督瑚寶也被革職問罪。

其實此案疑點很多，證據不足，盧的供詞前後矛盾，他說偽稿是劉時達所給，但二人並未對質，又無其他證據，即匆匆將劉凌遲處死。負責審理此案的官員因怕擔「不力」的罪名，所以即使罪證不足，也匆匆定案。乾隆雖未加罪孫嘉淦，但孫嚇得終日心驚肉跳，而面對身邊哭泣的妻兒，自悔以前不該耿直敢奏，致使別人冒自己的名字寫偽奏稿，惹今日之禍。乾隆十八年，孫驚俱而死。在文字獄的腥風血雨中，正氣與傲骨俱喪，敢於直言的人就更少了。

２．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

胡中藻，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學士及廣西學政等職，著有《堅磨生詩鈔》等。乾隆十八年，有人將此書送乾隆處告發，乾隆閱後大怒，認為是「悖逆多端」，下令給當時的廣西巡撫哲治：「汝將胡中藻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唱和詩文並一切惡跡嚴行察出速奏。稍有姑罔，與汝身家性命有關。查出即行密封差人馳驛送京，慎之，密之。」語氣如此之重，可見乾隆的惱怒程度。他從《堅磨生詩鈔》中挑出「悖逆詆訕怨望」之詞，如胡的詩中有「一世無日月」、「一把心腸論濁清」等句，日月合寫為「明」字，乾隆即認為胡是有意復明，「加濁字放在國號（清）之上，是何肺腑？」胡詩中還有「老佛如今無病痛，朝門聞說不開開。」乾隆認為「老佛」是對自己的詛咒，並諷刺自己不問政事；胡詩中「穆王車駕走不停」，乾隆認為這是諷刺他多次南巡；胡詩弔孝賢皇后（乾隆的妻子）有「其夫我又屬，妻皆母道之」。乾隆認為以夫妻稱帝、後，「喪心病狂一致於此，是豈可容者」，意即為天地所不容。據此推斷，整部詩集就成為有意識、有系統的反清的書。他指出此書「種種悖逆，不可悉數」。他還追查群臣的責任：「朕見其詩，已經多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而在廷諸人及言官中並無一人蔘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囂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如此天威震怒，殺氣騰騰，群臣以後就只能捕風捉影，吹毛求疵，文字獄更加泛濫。

胡中藻案又引發鄂昌案。鄂昌，是已故大臣鄂爾泰的侄子，滿族人，歷任廣西及甘肅巡撫。由於胡是鄂爾泰的門生，鄂昌和胡論世誼，詩文唱和，這在當時是常有的事。但乾隆卻申斥鄂昌身為滿洲人，「世受國恩，乃任廣西巡撫時，見胡中藻悖逆詩詞不但不知憤恨，且與之反覆唱和，實為喪心病狂之尤」。在搜查胡、鄂兩家的詩文信札時，發現鄂昌的詩《塞上吟》中，稱蒙古人為胡兒。乾隆又批：滿、蒙本屬一體，稱蒙古人為胡兒，「此與自加詆毀何異，非忘本而何？」

定案是：胡中藻斬首，鄂昌賜自盡，鄂爾泰的神位也被逐出賢良祠。乾隆對此案大張旗鼓地渲染，同時又傳諭八旗，警戒滿族人應保持尚武傳統，不得沾染漢人詩詞習俗，玩物喪志，云云。在中國歷代皇帝中，康熙、乾隆的漢文化水平之高，應居前列，而乾隆內心對漢文化卻是如此畏懼，令人難解。

３．王錫侯《字貫》案

王錫侯，江西新昌（今宜豐）人，中舉後九次會試都落榜，從此心灰意冷，專事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檢、識記都不容易，於是用數年功夫，編了一部《字貫》，於乾隆四十年刊成。他曾因祖墳糾紛與族人王瀧南結仇。王瀧南據《字貫》一書告發王錫侯，說他私自刪改《康熙字典》，貶毀聖祖。其實這完全是挾嫌誣告。乾隆一看，該書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則教人怎樣避諱，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燁、雍正帝名胤禛、乾隆帝名弘曆等字樣時，如何改寫避諱。作者所教的避諱方法完全按官方規定，行文中不得不出現的諸帝人名字樣時，都用了缺筆處理，以示敬遜。可是乾隆還認為該書沒有用更嚴格的避諱方法，勃然大怒，認為此實「大逆不道……罪不容誅」。王錫侯被斬立決，其妻、媳、幼童等配給功臣家為奴。江西巡撫滿人海成，當初在接到王瀧南的控告後，立即上報「擬革除王錫侯的舉人功名」，乾隆認為海成判得太輕，「有眼無珠」，被革職治罪。這個滿洲大吏以前曾因查繳禁書八百餘部，為各省巡撫作出榜樣，得到主子嘉獎。如今一著不慎，便落為階下囚。從此以後，各省巡撫及各級官員，對於這類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以擬具處理意見時寧嚴勿寬，寧枉勿縱，以免被皇帝處罰。

４．徐述夔《一柱樓詩集》案

徐為江蘇東台縣舉人，生於康熙中葉，卒於乾隆二十八年左右，生前著有《一柱樓詩集》，死後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卻被仇家蔡嘉樹告發，子孫因而獲罪。該詩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與『胡兒』諧音）擱半邊」、「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重明敢謂天無意」、「江北久無乾淨土」等句都被認為是「叛逆之詞」，說「壺兒」詩諷刺滿人，「清風」一句是指滿人沒有文化；詩集中還有兩句「明朝期振翻，一舉去清都」。「明朝」二字本來是指第二天早晨的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說是指明代，因此這兩句詩就說成是懷念明朝，等等。最後乾隆判決：徐及其子徐懷祖已死，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徐的子孫徐食田、徐述書雖然是自己攜書自首的，但仍以收藏「逆詩」罪論斬（這說明自首也不能減免罪）；負責校對此書的徐首發、徐成濯兄弟二人的名字合起來是「首發成濯」四字。根據《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落也」，乾隆遂認為此二人名字是「詆毀本朝剃髮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處死。

此前，江蘇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樹的告發，陶認為蔡是挾嫌傾陷，命其幕友陸琰擬文把此案移交揚州府查辦。案發後，乾隆對如此處理異常震怒，陶被押解到京，被判斬監候，不久瘐死獄中。陸亦被判斬監候，秋後處決。徐的家屬被配發邊遠地區服苦役。曾為徐的詩文作跋的，被認為辦案不力的毛澄和謝昆等人或被杖一百，或革職，流放三千里。

５．石卓槐《芥圃詩鈔》案

石卓槐，湖北黃梅縣監生，在其《芥圃詩鈔》中，有「大道日已沒，誰與相維持」等句，被仇家徐光濟告發，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沒落之理？又焉用別人維持？」於是乾隆四十五年，石被凌遲處死，其家屬按律例株連，被認為是辦案不力的官員也被革職流放。

６．程明湮讀史書批註案

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縣生員程明湮在讀《後漢書?趙壹傳》中的五言詩「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後，批下「古今同慨」四字，被人告發，判斬立決。

７．魏塾讀《徙戎論》批註案

山東省壽光縣民魏塾讀史時，對一千多年前晉代大夫江統寫的《徙戎論》作了一些批註。《徙戎論》針對當時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逐漸遷入中原的情況，建議遷徙他們回原處，使「戎晉不雜，各得其所」。此議未被晉政權採納。魏塾對此加批語，說那時「在朝諸官俱是駑才豬眼，不用江統之論，遂釀成五胡之災」。經人告發，乾隆認為五胡、戎狄是映射清朝。魏塾被斬立決。從這兩案例看來，不獨寫詩文可能被認為是反對清朝，即使是讀詩書寫幾句感想批註，也可能有罪。

８．祝庭諍《續三字經》案

江西省德興縣有祝氏家族，因田產糾紛，祝平章挾嫌告發其族兄祝俠家藏乃祖祝庭諍所著《續三字經》有「悖逆」語，經官府查抄，發現該書內「於帝王興廢，尤且大加誹謗」，如寫元朝有這樣幾句：「發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這本是祝庭諍老人為教兒孫識字並知道點簡明歷史而寫的手抄稿，並未流傳。此時卻被認為是借寫元朝影射清朝，「明系隱寓詆謗」，結果已故的祝庭諍被開棺戮屍，祝俠及其十六歲以上的子孫均被斬立決，有關人員也被株連。

９．戴移孝《碧落後人詩集》案

乾隆四十四年，安徽的戴世道被人告發其曾祖戴移孝所著《碧落後人詩集》和他的祖父戴昆所著《約亭遺詩》中有「悖逆」詩句，如「長明寧易得」，「短髮支長恨」，「且去從人卜太平」等句，被認為是懷念明朝，咒罵本朝強迫剃髮。「卜太平」一句被認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這樣，戴移孝、戴昆雖死去數十年，仍被開棺戮屍，其孫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斬，其子侄多人亦被斬監候，秋後處決，妻等被沒為奴。

10．卓長齡逆詩案

卓長齡是清初浙江仁和縣人，曾寫詩句：「可知草莽偷垂淚，儘是詩書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頭輕卸一層氈。」被人告發，被認為是逆詩。乾隆四十七年，卓長齡及其子孫已死多年，仍被刨屍梟首示眾。其孫卓天柱等被斬立決。

11．不但如此，即使獻書獻策，反對貪官污吏，提出合理化建議，也會招致殺身之禍。

乾隆二十一年，江蘇大旱，莊稼歉收，米價瀑漲，災民無以為生，而貪官污吏只顧自己享樂，忽視民生，不予救濟，常熟人朱恩藻十分憤慨，乃將「四書」成語湊集成文，題為《吊時語》，批評貪官。乾隆知道後，認為這是「侮聖非法，實乃莠民」。朱被殺，看過《吊時語》未告發者，也被嚴懲。

乾隆十八年，一個七十歲的老秀才劉震宇，呈上一本書名《佐理萬世治平新策》。書中建議抓緊清理戶口，對外出的人要限制歸期，並清查船戶等。作者認為這些是緝拿盜匪的好辦法。湖南巡撫范時綬根據大清律：「生員不許一言建白，違者黜革，以違制論」，決定給以杖一百的責罰，並將劉解回原籍，交地方官永遠禁錮。這已經夠無理苛酷的了。但乾隆還認為太輕，頒發諭旨：劉震宇「乃敢呈其狂誕，妄訾國家定製，居心實為悖逆……將該犯即行處斬」。同時申斥「范時綬將該犯輕擬褫杖，實屬不知大義，著交部嚴加議處」。

國家成為皇帝一人私產，臣民百姓即使稍提一點合理化建議，也被認為是大逆處死。正如魯迅所說：這些人「自以為是盡忠」，卻丟掉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