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桃洲：日常生活的政治

07-30

臧棣的《菠菜》寫於1997年，是一首看起來簡單平淡的短詩。因為，這首詩寫了生活中一種極為普通的事物——菠菜：

美麗的菠菜不曾把你

藏在它們的綠襯衣里。

你甚至沒有穿過

任何一種綠顏色的襯衣，

你迴避了這樣的形象；

而我能更清楚地記得

你沉默的肉體就像

一粒極端的種子。

為什麼菠菜看起來

是美麗的？為什麼

我知道你會想到

但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沖洗菠菜時感到

它們碧綠的質量摸上去

就像是我和植物的孩子。

如此，菠菜回答了

我們怎樣才能在我們的生活中

看見對他們來說似乎並不存在的天使的問題。

菠菜的美麗是脆弱的

當我們面對一個只有50平方米的

標準的空間時，鮮明的菠菜

是最脆弱的政治。表面上，

它們有些零亂，不易清理；

它們的美麗也可以說

是由煩瑣的力量來維持的；

而它們的營養糾正了

它們的價格，不左也不右。

為什麼選擇菠菜這樣一種十分常見的事物作為書寫的對象，這也許是首先引起的疑問。當然，菠菜之類普通事物進入詩寫的範圍並非始自此詩，在1990年代詩歌里也不是孤立的個案。不過，這類寫尋常之物的詩歌在1990年代較為密集地出現，體現了這一時期詩歌的某種變化，表明詩歌開始放棄關於超拔、偉岸和莊嚴事物的宏大敘事，轉向對身邊的切近的瑣屑事物的書寫。這是一種具有重要的詩學意義的轉變，雖然其中不乏為寫俗物而寫俗物以至於泛濫無邊的偽劣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菠菜》雖然可算作一首寫物的詩，卻不同於以往（古典時期和新詩早期）的「詠物詩」，它對菠菜這一「物」的書寫沒有採取歌詠或稱頌的態度，而是以一種非抒情的方式進行了書寫，其間甚至包含了強烈的論辯的成分。如果要考察1990年代的非抒情趨向，《菠菜》也許是個較好的切入點。

與臧棣的其他許多詩一樣，《菠菜》採用了不分節的樣式，全詩27行[ 有的版本是28行，即「看見對他們來說似乎並不存在的天使的問題」被分成了二行：「看見對他們來說／似乎並不存在的天使的問題」。]渾然一體、非常緊湊。這是它在外形上的一個特點。不過，儘管沒有分節，但隨著平緩節奏的推進和語風的轉換，整首詩還是顯得頗有層次感的。如果一定要劃分層節，這首詩大致可以分為三節：從開頭到「一粒極端的種子」為一節，從「為什麼……」到「……天使的問題」為另一節，從「菠菜的美麗……」到末尾為最後一節。

「美麗的菠菜不曾把你∕藏在它們的綠襯衣里。」詩的開頭兩行用否定的句式（「不曾」）給出了菠菜和「你」（這個「你」是誰呢？下文將有分析）的關係。一個「藏」字道出了菠菜形象的特點之一：寬大；加上前句中的修飾語「美麗」和本句中的「綠襯衣」，令菠菜的形象得到了初步敞露。有必要指出，作為全詩的起首，「美麗」（一個抽象的詞）顯得波瀾不驚，似乎毫無獨異之處，但在詩中多次出現，幾乎成了專門形容菠菜狀貌的語詞。這兩行詩有兩點格外值得留意：其一，此詩一開始就用複數人稱「它們」來指代菠菜，較符合菠菜有著鮮明群體性的寬大形象；其二，在描述菠菜與「你」的關係時，菠菜佔據主導位置，是動作的發出者，而「你」是受動者，彷彿菠菜是能夠蔭庇「你」的強大之物。

還有一點要特別提出：開頭這兩行所突出的菠菜的「綠」，實際上是呈現菠菜形象和理解全詩意旨的關鍵之一。緊接著的三行詩陳述「你」對「綠顏色的襯衣」的態度，在語感上顯然是順承第二句而來。這三行也用了否定的表述（「沒有穿過」），顯示「你」對「綠襯衣」形象的迴避，並且將菠菜與「你」的主動-受動位置進行了顛倒。從屬性和外觀來說，菠菜所具有的「綠」是一種相當單純的顏色。一方面，綠色賦予菠菜「碧綠的質量」（第14行），其純粹、柔和的色澤和質感讓人不免生出憐愛之情（「像是我和植物的孩子」），而「綠襯衣」這一喻象也給人某種溫暖的感覺；另一方面，正是這種綠色的過於單純，卻讓「你」對之產生了懷疑乃至抵制的意緒，故而「迴避了這樣的形象」，第6-8行中「我」所記得的「你沉默的肉體」，並將之比喻為「一粒極端的種子」的說法，無不可視為對這種「迴避」態度的強調，儘管此處的「種子」與後面的「我和植物的孩子」之間可能存在著隱秘的聯繫。毋寧說，這折射的是由菠菜的單純之「綠」引發的「你」和「我」之間複雜而矛盾的心態。

那麼，菠菜的「綠」為何會引起「你」的抵制和「迴避」呢？這一點後面將會有所揭示。

如果說詩的前八行（作為相對獨立的一部分）是基於「你」的角度或立場看待菠菜，那麼從「為什麼……」到「……天使的問題」這部分，則是以「我」的眼光和感受來評價菠菜在「我們」生活中的意義——對，的確是一種評判。「為什麼菠菜看起來／是美麗的？為什麼／我知道你會想到／但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這兩個纏繞在一起、具有相互抵消意味的連續發問，體現了臧棣式詩思和句法的狡黠。但不能說這樣的發問毫無價值。前一個「為什麼」既可以是充滿疑惑的提問，也可以是設問（無須回答），關鍵是誰發出來的；從後一個「為什麼」的字面來看，該問題應由「你」發出，但根據後一個發問暗含的意思，「你」只是「想到」、實際卻並未（「不會」）提出該問題。這讓前一個「為什麼」的設問成分佔了上風，由此菠菜的「美麗」變得不容置疑。「想到／但不會提出」——這一通過發問而展現的微妙心理，再次確認和強調了菠菜的「美麗」。

在隨後的三行詩里，「我」因與菠菜直接接觸而產生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請注意其中的兩個動詞：「沖洗」和「摸」。它們都是非常生活化的動作，「沖洗」似可見出「我」對菠菜的細心與珍惜，「摸」更顯「我」與菠菜關係的親密。這樣的喜悅之情在一個關於菠菜的新奇譬喻中達到極致：「像是我和植物的孩子」。無疑，這個譬喻會帶來令人愉悅的奇幻效果，它勾聯著諸如圖爾尼埃的《禮拜五，或太平洋上的靈薄獄》[ 這部小說顛覆性地改寫了名著《魯濱遜漂流記》，講述魯濱遜未能馴服野人禮拜五、反遭其同化的故事，其中有人與神秘植物做愛的情景。關於《菠菜》中這一詩句與圖爾尼埃小說關聯的論述，參閱胡續冬《詩歌讓『不存在的天使』顯現》，見洪子誠主編《在北大課堂讀詩》，第58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之類的現代寓言文學傳統。

不過，此處在用「孩子」這一譬喻表達憐愛之意的同時，字裡行間也掠過一絲須細細體察的隱憂。這種隱憂與菠菜引出的話題有關：「菠菜回答了／我們怎樣才能在我們的生活中／看見對他們來說似乎並不存在的天使的問題」。在此，菠菜無疑為「我們」洞察（「看見」）生活的奧秘提供了一次契機，「看見」猶如經過生活化語彙轉化的浪漫主義的「靈視」，體現了一種先知般的對於生活的領悟與處理能力。這裡出現了僅此一次、顯然與「我們」相對的複數人稱「他們」，應該指有別於「我們」、處在全然隔絕狀態的人們；借用布爾迪厄的術語來說，「我們」和「他們」是被「區隔」（distinction）的兩類人。而這三行中更為引人矚目的是「天使」一詞，這是理解全詩意旨的另一關鍵語詞。正是經由菠菜，「天使的問題」才得以彰顯出來，而「天使的問題」早就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這是詩中直接提及「生活」）。那麼，何為「天使的問題」？怎樣理解此處所說的「天使」？

根據上下文推斷可知，這裡所說的「天使」並不具有其在宗教中的原初含義及引申義，也不同於里爾克詩歌里的「可怕的天使」[ 參閱瓜爾蒂尼《〈杜伊諾哀歌〉中的天使概念》，中譯文見《〈杜伊諾哀歌〉與現代基督教思想》，林克譯，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版。]，而只是被還原為一種非人間的、高踞於現實生活之上的飛翔物。聯繫詩中前面所述的菠菜之「綠」，可以說那種如「天使」一般的生活「形象」與生活方式的單純性、抽象性，正是菠菜之「綠」的單純性的極致，這種過於單純的生活「形象」和生活方式，勢必會引起警惕和「迴避」。臧棣後來寫過一首《天使政治學叢書》（2011），其中寫到：「沒有一座天堂能經得起我們的懷疑」；而另一首《必要的天使叢書》（2013），雖然借用了美國詩人史蒂文斯文集的標題，但呈現的是十分具體的現實生活場景，包含了痛徹心腑的個體性體驗。臧棣還有一篇題為《絕不站在天使一邊》的短文，是討論詩歌中的所謂邊緣與中心問題的，他贊成南非詩人布雷騰巴赫提出的「要保持批評的態度，絕不能站在天使一邊」，認為「邊緣離天使太近，離歷史太遠」，因而「必須取消邊緣」、回到對歷史現實的關注[ 臧棣《絕不站在天使一邊》，1995年8月31日《為您服務報》「知識分子如何對社會發言」專版。]。

自這三行以下，《菠菜》的主題逐漸顯露。接下來的一行詩非常重要，是一個判斷句：「菠菜的美麗是脆弱的」。何以作出了這樣的判斷？顯然，這種「脆弱」性部分地來自菠菜之「綠」的單純性，它雖然「美麗」，但卻是「脆弱」的；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當我們面對一個只有50平方米的／標準的空間時，鮮明的菠菜／是最脆弱的政治。」這三行詩是全詩用力的著眼點，也是彰顯全詩主旨的最核心的句子。如果說在「菠菜的美麗是脆弱的」這句之前，都還是對菠菜及「你」、「我」與菠菜關係的直觀描述，那麼從該句起，詩人將目光聚集在切近的與自己息息相關的生存處境，深入其內在進行思索和剖析。可以看到，相對於生存處境的窘迫和嚴峻而言，有著單純綠色外表的菠菜的「美麗」無疑是「脆弱」的，其「脆弱」性與生存處境的巨大壓力之間形成強烈反差，從而成為一種「政治」。這裡所說的政治是一種泛化的政治，指盤踞在人們觀念里、支配其言語行為的某種意識形態或心理機制。「50平方米的／標準的空間」對於某一個體而言是具體而微的生活境遇，它直陳了1990年代以來的現實狀況和社會生態——包括那種「標準」化指令對人們思維與生活的制約。按照法國學者列斐伏爾的看法，「空間是政治的。空間並不是某種與意識形態和政治保持著遙遠距離的科學對象（scientific objects）。相反地，它永遠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 列斐伏爾《空間政治學的反思》，見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第62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因此，在1990年代以後社會文化潮流的衝擊下，「50平方米的／標準的空間」已不再具有私密性和穩固性，而是因擠壓、剝蝕而暴露無遺且無處躲藏，「脆弱」得不堪一擊。這構成了日常生活的政治。

對「空間」的觀察和書寫是一項重要的詩學命題。法國哲學家巴什拉在其著名的《空間的詩學》一書中認為：「被想像力所把握的空間不再是那個在測量工作和幾何學思維支配下的冷漠無情的空間。它是被人所體驗的空間。它不是從實證的角度被體驗，而是在想像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體驗」[ 加斯東·巴什拉《空間的詩學》，張逸婧譯，第23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這正是詩歌的獨特魅力所在，也是這首以反思「空間」為主題的詩的價值。

究竟應該怎樣應對那種「脆弱的政治」導致的後果呢？在詩的結尾部分，詩人的目光重新投向了菠菜：「表面上，／它們有些零亂，不易清理；／它們的美麗也可以說／是由煩瑣的力量來維持的」。也就是，返回到如「零亂」、「不易清理」的菠菜一樣的日常生活當中，擔負起它的無盡的「煩瑣」、枯燥和平淡。因為，日常生活中的甜蜜與幸福如同菠菜的「美麗」，「是由瑣碎的力量來維持的」，這無疑是一種富於辯證意味的生活哲學。在此，「煩瑣」不只是風格意義的，而更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形態及其美學特徵。顯然，對菠菜的重新審視引起了詩人對日常生活的深層反思，這一反思在詩的最後兩行戛然而止：

而它們的營養糾正了

它們的價格，不左也不右。

「營養」與「價格」巧妙地指向了一種內與外的關係，「糾正」以及「不左也不右」中的「左」和「右」這對往往與特定歷史語境聯繫在一起的範疇，在此顯然被諷喻性地借用了，恰切地回應了上述「政治」題旨。

現在，可以對《菠菜》中的幾種人稱略作探究了。這首詩的人稱轉換十分頻繁，除明確指代菠菜的「它們」外，還有「你」、「我」、「我們」三類人稱在交錯使用。那麼，這幾種人稱分別指代什麼？其在詩中的關係如何？「我」的指代可能好理解，應當指言述者或觀察菠菜的詩人本身；而「你」所指的對象卻要模糊許多，既可以指詩人的一個親密的對話者，甚至可以明確為他生活中的伴侶——即與「我」組成「我們」、共同居於「50平方米的標準的空間」的那個人，要是這樣解釋行得通的話，那麼全詩的語氣就是一種傾訴的語氣，但這種傾訴並不是單向的，還須有一個傾聽者或對話者，雙方能夠構成一種言述—傾聽的關係。同時，「你」也可指「我」的替身即另一個「我」，這個「你」可被看作是從「我」中分裂出去的，倘若如此的話，這首詩就成了一種充滿自審、反思的獨白或絮語，所有與「你」展開的對話、問詢最終都指向了「我」自身：「為什麼菠菜看起來／是美麗的？為什麼／我知道你會想到／但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樣的提問便成了一種無對象的自我提問。當然，還可以極端地認為「你」一無所指，或者只是一個綴詞或語氣詞，如此閱讀起來也許別有一番滋味。

《菠菜》是一首典型的1990年代詩歌，它的主題和表達方式顯示了1990年代詩歌的某些新的趨勢。由於普通之物的進入和對日常性的關注，這首詩透露出這樣的信息：1990年代詩人已經不再像1980年代中期的詩人那樣，拘泥於一種所謂的「不及物」寫作，而是將詩歌的筆觸指向了平凡、瑣屑的現實生活。「不及物」寫作由於過分強調詩歌的純粹性與自我指涉而放棄了直面現實、介入現實的責任，因而喪失了應有的向現實生活發言的能力。

在《菠菜》一詩中，菠菜其實僅是一扇窗口或一個媒介。它樸素得只給人留下純然綠色的印象，它是「美麗的」，同時這種「美麗」又是「脆弱的」，正是它單純的綠色把詩人引向了對日常生活的觀察。菠菜是人們每天遭遇的食物（蔬菜）中的一種，據說含有豐富的維生素和人體所需的微量元素（即「營養」），人們從市場上購買它，與商販討價還價，然後把它帶回家中。在這樣的過程中，菠菜充當了一個中介，使人們所居留的相對獨立的「空間」與外界廣闊的現實生活發生了關聯。不僅如此，菠菜被帶回家後，在成為桌上的一道菜、一種食品之前，它還要經過精心的清洗、烹飪，但「它們有些零亂，不易清理」，因此「它們的美麗也可以說／是由煩瑣的力量來維持的」。也就是在「沖洗」菠菜等一系列「煩瑣」行為中，居家之內的所有成員在已有的關係之外，平添了一種新的關聯。由於菠菜是人們每天都面對的現實，所以每天人們都要在「沖洗」菠菜之類的行為中，進行這種新的關聯的情緒操練。因而在詩中，菠菜既是把個人（比如說書齋里的某個人）與現實生活連接起來的通道，又是詩人觀察和思索這種生活哲學的窗口。

從隱喻的意義來說，1990年代的詩人們希望發明一種方式，像連接個人與現實生活的菠菜一樣，重新構築詩歌與現實生活之間的聯繫，為此詩人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應該說，詩歌與現實的關係問題，是新詩史上持續困擾詩人寫作的關鍵議題之一，曾得到反覆的不同層面的討論。在1990年代詩學情境中，詩人們一度試圖對這一關係作出新的詮釋：「先鋒詩一直在『疏離』那種既在、瞭然、自明的『現實』，這不是什麼秘密；某種程度上尚屬秘密的是它所『追尋』的現實。進入90年代以來，先鋒詩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動向，就是致力強化文本現實與文本外或『泛文本』意義上的現實的相互指涉性」[ 唐曉渡《90年代先鋒詩的幾個問題》，《山花》1998年第8期。]；「文本意義上的現實，也就是說，不是事態的自然進程，而是寫作者所理解的現實，包含了知識、激情、經驗、觀察和想像」[ 歐陽江河《』89後國內詩歌寫作：本土氣質、中年特徵與知識分子身份》，見《誰去誰留》，第247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這被認為是詩歌處理這一問題的最理想狀態。1990年代的代表性詩人王家新提出：「把我們的寫作從一個『純詩的閨房』中引出，恢復社會生活和語言活動的『循環往複性』，並在詩歌與社會總體的話語實踐之間重新建立一種『能動的震蕩』的審美維度」[ 王家新《闡釋之外：當代詩學的一種話語分析》，《文學評論》1997年第2期。]，他期待的正是將詩歌重新帶入現實生活場域的「菠菜」。

在談到1990年代詩歌時，臧棣曾作出過一個著名的表述：「90年代的詩歌主題實際只有兩個：歷史的個人化與語言的歡樂」[ 臧棣《90年代詩歌：從情感轉向意識》，《鄭州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他本人在1990年代的頗具創造性的詩學理想和寫作實踐恰好充任了這番表述的例證，能夠體現1990年代詩歌在語言探索方面可能達到的深度及面臨的困境。

關於「語言的歡樂」，臧棣早在1990年代初完成的《後朦朧詩：作為一種寫作的詩歌》一文中，就主張語言特別是與語言密切相關的技藝在詩歌中的優先地位：「寫作就是技巧對我們的思想、意識、感性、直覺和體驗的辛勤咀嚼，從而在新的語言的肌體上使之獲得一種表達上的普遍性」，「在現代詩歌的寫作中，技巧永遠就是主體和語言之間相互劇烈摩擦而後趨向和諧的一種針對存在的完整的觀念及其表達。技巧也可以視為語言約束個性、寫作純潔自身的一種權力機制」[ 臧棣《後朦朧詩：作為一種寫作的詩歌》，《中國詩選》第1輯，第351頁，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在較晚近的一次訪談中，他還提出「詩歌就是不祛魅」的觀點，認為：「詩歌在本質上總想著要重新發明語言」，「詩歌的特性也是由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所觸及到的某種特殊的行為來完成的」，「每一個真正的詩人身上都寓居著一位貴族……這個貴族的生存空間是語言與事物之間的多重關係」[ 臧棣、木朵《詩歌就是不祛魅——臧棣訪談》，見「詩生活」網站之「木朵作坊」。]。這種強調詩歌「特殊性」、「貴族化」的觀念，承接著中外現代詩歌中的「為詩一辯」的傳統。當然，在當前變幻多端的詩學語境里，這種源自語言的「可能性」和「為詩一辯」的勇氣而衍生的寫作信念，其詩學效力和限度幾乎同時顯現。如何延伸和拓展為語言的「可能性」所激活的詩學空間，或許並非臧棣一個人需要面對的難題。

臧棣的「重新發明語言」的意圖，使得他的不少詩作表現出一種綜合的對詩歌寫作本身進行反思的意識和能力，成為某種意義的「元詩」：

每個松塔都有自己的來歷，

不過，其中也有一小部分

屬於來歷不明。詩，也是如此。

並且，詩，不會窒息於這樣的悖論。

而我正寫著的詩，暗戀上

松塔那層次分明的結構——

它要求帶它去看我揀拾松塔的地方，

它要求回到紅松的樹巔。

——《詠物詩》

不難發現，在臧棣的詩歌中，「寫作的可能性」伴隨寫作進程的展開被探討著，或者說，其詩歌寫作就是有意識地對「寫作的可能性」、寫作行為本身乃至寫作的終極目的進行勘察和追問的過程。這種反思意識在寫作中的滲入，賦予了臧棣詩歌以變動不居、而又相對穩定的樣態，其中蘊藉著多股相互衝突卻並非相互抵消的力量：它既瓦解著過往的囿限又確立著新鮮的可能，既消除著預設的韻律又構築著內在的節奏和旋律，在不斷的超越與回溯、毀滅與復甦的共生中，完成著經驗和語詞的重組，由此體現出一種「語言的歡樂」。

而「歷史的個人化」的確成為1990年代詩歌的總體趨向之一。除去那些極端的遭受詬病的「私人化」寫作，1990年代湧現了眾多真正的「個人化」詩歌，它們如陳超所描述的那樣，「從個體主體性出發，以獨立的精神姿態和判斷力去處理生存和生命中的問題」[ 陳超、李志清《現代詩：作為生存、歷史、個體生命話語的特殊「知識」——陳超先生訪談錄》，《學術思想評論》第二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臧棣當然不會贊同「私人化」寫作，卻也極力反對詩歌對歷史、現實的直接書寫。出於對詩歌與現實之間過於簡單的關係的反撥，臧棣的不少詩歌顯出「即興」色彩和「喜劇」精神，表現為一種自由的充滿智性的語詞「嬉戲」，並因此發展出一種富於啟發性的觀念——將詩歌比喻為「風箱」。在臧棣那裡，「風箱」既「散發著日常生活的氣息」，又具有「往複不已」的勞作的特性，「風箱」的結構之空與不斷更新的特點，使這一尋常而奇特的事物中，幾乎隱喻著關於詩歌寫作的全部秘密：「咫尺之遠，新的事物被創造著，並和人類對生命的體驗以及對歷史的探索融為一體」；藉助於「風箱」這一譬喻，臧棣想呈現詩歌與現實之間的良性關係及詩歌抵達歷史深處的暗道：「如果我拉動風箱的把手，我也許會給詩歌的『空』帶去一股強勁而清新的現實之風，我也不會忘記在把手上鏤刻一句銘文：向最高的虛構致敬」[ 臧棣《詩歌的風箱》，見朱大可、張閎主編《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第一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這或許是讓詩歌保持活力和有效性的通途。

不管在詩歌中還是在實際生活中，臧棣都毫不掩飾對日常生活特別是生活細節的迷戀。他的詩集《新鮮的荊棘》的開篇之作，就是一首《日常生活》：「每天清晨，我的鄰居∕會向路邊的花草彎下身去，∕樣子就像一個廚師∕撿掉在地板上的大蒜」，採用的是一種基於細節的白描；而在《新鮮的荊棘》一詩中，更是不厭其煩地敘寫了烹飪荊棘的過程：「他用香油拌料酒∕泡軟了去過皮的荊棘，∕決心將它們的生硬和銳利∕征服在不粘鍋內——把薑絲切成鬍鬚，∕把花椒和辣椒放在一起，∕把枸杞撒入啤酒，∕把狗肉換成兔子肉，∕把油燒開，把抽油煙機打開，∕把鍋蓋蓋好，把火苗調小，∕把專註挪開十五分鐘，∕把回味提前兩分鐘，∕把它們再燜一會兒」。這種孜孜於日常生活細節的經營，正是對日常生活政治的抵制。

（初稿於2002年）

獲作者授權發表於中國詩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