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新：三十年中國女性/性別社會學研究

佟新：三十年中國女性/性別社會學研究人社 提交 2008/11/28 閱讀: 362 來源:中國社會學網《婦女研究論叢》2008年第3期 摘要:三十年的女性/性別社會學研究好像走過一個世紀, 不僅承接了傳統社會學的知識、經歷了社會轉型, 還應對了整個社會科學界的理論挑戰和全球化的政治影響。關鍵詞: 改革開放三十年 女性研究 佟新 性別研究 2007 年9 月「中國社會學學會女性/ 性別社會學專業委員會理事會」正式成立, 它標誌這一學科走向了主流社會學界。30 年的女性/ 性別社會學研究好像走過一個世紀, 因為它不僅承接了傳統社會學的知識、經歷了社會轉型, 還應對了整個社會科學界的理論挑戰和全球化的政治影響。這一學科發展路徑和研究內容十分繁雜, 為更好的評述, 本文做了個粗淺的限定: 第一, 因多學科交叉的特點, 本文採用了最簡單做法是: 只評述社會學專業書刊刊登的學術成果。第二, 雖然有大量的海外女性/ 性別社會學研究被介紹進來, 也有不少學者在海外發表對中國女性/ 性別的研究, 本文只評述在大陸以中文發表的研究成果。第三, 積累的研究成果太過豐富, 因篇幅所限, 本文重點從學科發展進程、研究方法和核心概念與理論三個方面入手。第四, 因有學者對性社會學、家庭社會學等進行評述, 本文只能將相關研究排除在外。一、女性/ 性別社會學的發展歷程和特點婦女研究在社會學界有漫長歷史, 也是早期社會學關注的問題。即使在社會學中斷的20 年間, 婦女研究也一直在繼續著。改革開放後, 婦女「問題」凸顯, 迎來了婦女研究的第一個高峰, 20 世紀80 年代初至1994 年左右可稱為改革開放後婦女研究的第一階段, 這是婦女問題的呈現階段, 突出特點是將婦女問題化, 呈現婦女在就業、婚姻家庭等方面突出的社會敏感問題, 但很難提升到「研究」程度。第二階段是1994 年前後至2000 年左右, 為了迎接1995 年在中國舉辦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 婦女研究領域迎來了一個廣泛吸納國外理論和反思階段, 可稱其為婦女問題理論化階段, 並逐漸引入性別視角, 這種理論化廣泛涉獵社會學的基礎概念和理論。2000 年前後到今天, 社會性別理念廣泛使用, 社會學界出現了將性別視角納入各類社會學研究的態勢, 可稱其為將社會學問題性別化階段, 挑戰社會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論, 並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和教材出版。女性/ 性別社會學的發展大致歸納為四個特點: 第一, 相關研究廣泛和深刻地受到西方女性/ 性別社會學以及全球女權主義運動的影響; 同時, 中國社會特有的本土化問題, 如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男女平等的社會實踐也構成了世界女性/ 性別社會學研究的思想庫和實踐場。第二, 改革開放後中國與世界的交往以及社會轉型深刻地影響了其研究內容和理論的發展。1995 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的召開像個分水嶺, 將婦女研究從隱性變為顯性, 從描述性研究轉向概念和理論建構。有關「婦女回家」、「男女退休年齡」等現實問題的討論也推動了學科本土化發展。第三, 強調以事實和資料為依據, 著重女性經驗的拓展。從1990 年起, 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開始了每十年一次的「中國婦女地位調查」, 為數據和資料的積累奠定了基礎。[1]同時, 大量的以個案研究和口述史資料為基礎的質性研究拓展了理論空間。第四, 雖然女性/ 性別社會學已經成為顯學, 走向主流, 但參與研究的學者主要是女性, 缺少一個由學界共同參與的局面, 這不僅意味著缺少兩性間的對話, 也意味著由男性佔主導的社會學界缺少整體性的知識反思。二、方法論與知識生產: 在社會學研究中引入性別視角女性/ 性別社會學對社會學的突出貢獻是在知識生產或方法論方面, 其理論基礎是女權主義的知識社會學。女性主義雖然面臨知識社會學所共有的矛盾和緊張, 但是通過保留批判與寬容並存的方法論取向, 她們為自己的政治和學術發展贏得了廣闊的空間。女性主義知識社會學的新主張有:( 1) 強調性別的核心作用, 建立性別平等的知識模式。( 2) 知識主體的新特徵, 即知識主體是具體的人, 是具體的歷史、文化和價值取向的人, 也是有情感的人。( 3) 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新型關係, 即非等級制的、參與式的互助合作關係。( 4) 強調立場論與知識的情境化。[2](P27)1995 年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召開前後, 中國社會學界持續地介紹了西方女權主義的方法論。[3][4][5][6]在知識生產的問題上, 女性/ 性別社會學要回答是:( 1) 如何用社會學正統知識來分析女性的經驗;而女性那些無法被解釋的經驗又蘊含了怎樣的知識。( 2) 面對社會學研究方法論模式存在的內在缺陷, 即社會學理論本身可能是支持性別統治和男性霸權的基礎, 女性/ 性別社會學的研究該如何有效地批判父權制文化重構新的知識。這些問題一直是其知識生產上的難點。具有挑戰性的女性/ 性別社會學方法論的討論是以熊秉純的一篇論文為代表, [7]該論文提出要從社會性別視角重構知識體系, 這要做到:( 1) 摒棄空洞的辭彙, 以細緻深刻的解析挑戰現有的男權中心的價值體系、知識內涵, 而且能夠與社會上的婦女工作的實踐者進行對話。性別研究和性研究對社會學理論的一些基本知識提出了挑戰。( 2) 給個案研究以一席之地, 個案研究的目的是從微觀出發, 了解人與人、人與群體, 或人與文化、政治、經濟機制的互動關係。( 3) 檢視研究者的先見對建構知識的作用。對社會學的方法做出了重要貢獻, 正是這些挑戰要求社會學從方法論上反思傳統男性的或異性戀的立場,要求關注更多的聲音和經驗, 並深入討論那些可能被社會學家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知識和背後的權力。在知識生產上主要有以下幾個重要的議題。第一, 挑戰「價值中立」的立場, 強調了以女性/性別立場來進行研究的學術意義。1994 年, 中國社會學界以《社會學研究》雜誌為陣地展開的一場有關「婦女回家」的討論, 似乎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男女社會學家共同參與的討論, 形成了方法論的對話。對話涉及到婦女研究是否應當「價值中立」?「性別/女性立場」是「國家利益取向」還是「個人利益取向」?在追求現代化、發展經濟和提高效率的前提下, 現代性話語獲得了合法性。富國強國的現代化出路只有不斷提高經濟效率來實現, 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只能帶來低效的邏輯關係合情合理地被建構出來, 而建構的主體是男性學術精英。[8][9]對話中, 女性立場在強調現代性的框架下以人權的方式提出來。「女人回家不回家( 或說就業不就業) 應當由她們自己決定,這是女性的基本人權之一。」[10]這場爭論並沒有持續的男性參與和深入的方法論反思。但它揭示出不存在「中立」的學術立場, 看似「中立」卻是男性的知識。目前至少存在兩種立場的研究, 一是普遍存在的「價值中立」立場, 二是女性立場。前者強調站在客觀的角度, 不偏向任何性別地進行研究; 後者則是偏向於女性的研究。同時, 研究理念上存在著兩種態度, 一是特殊性態度, 二是普遍性態度。所謂特殊性是指將婦女作為特殊性的人群納入到研究者的視角, 或研究者更多關注的是婦女作為婦女的特殊性, 而忽略了她/ 她們之所以成為婦女, 或一個/ 一群婦女的文化因素、社會背景及人生經歷等; 而普遍性態度則更多地注意到社會性別/ 文化在兩性成長中的影響和作用, 注意到婦女自身經驗、感受及由此產生的思想、觀念所固有的價值, 女性僅僅作為「婦女」的特殊性意義正在逐漸被其作為「人」的普遍性意義所涵蓋。[11]第二, 反思二元論和本質主義。從事女性/ 性別社會學研究的學者普遍否認天生的男性強大、女人弱小的性別存在, 而是強調社會建構。對「鐵姑娘」的再思考[12]和對「家庭暴力」不斷被再生產的反思[13]都力求說明不存在一個本質的「性別屬性」, 是特定的社會情境、文化傳統和性別互動的過程共同建構了兩性在社會中的位置。第三, 反思絕對主義, 建立多元視角。當研究者強調女性/ 性別立場時, 很容易發現它的局限性, 即女性是一個多元的存在。當加入階層、城鄉和族群等概念時這些問題顯得特別突出。一批對少數民族婦女的研究展示了堅持讓被研究者作為主體的努力。[14]當發展項目中加入少數民族和性別變數時, 婦女自身同樣呈現出巨大的差異和權力等級, 特定的歷史條件和地理情境下使再現婦女充滿著挑戰。[15]第四, 努力將社會學問題性別化。當將傳統的社會學問題以性別的視角提出時, 問題變得錯綜複雜,研究領域也更加寬闊。一項對公廁的研究拓展了學術領域。公廁是一個性別化的類別, 對女與男的意義截然不同, 其中的差異不單顯示出男尊女卑的身體政治, 更重要的是, 主流社會的公廁大多以男性的需要為依歸, 漠視女性的獨特處境與需要。[16]這樣一種問題化的方法幾乎挑戰社會學的所有知識。第五, 努力將研究與行動聯繫起來。特別是使用行動研究的方法, 將就業婦女的社會支持作為研究對象, 在實踐和賦權的過程中總結經驗, 提升能力。[17]在諸多扶貧項目中, 婦女發出聲音、關注婦女需求, 建立以婦女為中心的醫療救助模式、社區發展模式等。在國際NGO 項目的支持下, 女性/ 性別社會學做了大量的實踐工作, [18]並從中發展理論。女性/ 性別立場的知識生產方式還面臨諸多挑戰, 特別是從關注社會對女性的壓迫拓展到關注社會所有的壓迫現象、從關注女性經驗到關注所有被壓迫者的經驗上需要發展, 同時理論的提升也需要更多的學術討論和批評。同時, 女性/ 性別社會學的知識生產方式也面臨社會學的挑戰, 因為從婦女的視角看世界, 是否能夠抽象出普遍的社會知識來, 而這些普遍的知識又如何被社會學理論所檢驗和被社會學界所接受等問題都懸而未決。三、建構女性/ 性別社會學的概念和理論30 年來女性/ 性別社會學研究左突右撞, 希望建立一套分析概念和能夠解釋中國的理論框架, 以理解性別權力關係的生產和再生產機制。( 一) 勞動性別分工/ 公私領域/ 性別身份: 打破二元分割的認識僵局勞動性別分工/ 公私領域/ 性別身份等概念是該領域研究使用的重要分析工具, 以此揭示性別意識形態是如何掩蓋了婦女勞動, 並使女性在家內家外的勞動和作用處於次要位置。性別意識形態將兩性勞動、工作和作用賦予不同價值, 男性被永遠放置在那些具有更多機會和更具優勢的地位上, 從事那些被認為更具有價值的公共勞動; 而女性則被永久地安置在那些沒有機會、被視為帶有私人性的崗位上, 即使女性參與公共事務, 她們的角色也是私人的或家庭角色的延伸, 即, 因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等級式的劃分使兩性勞動分工等級化了。社會變遷改變了勞動性別分工的狀態和公私領域的邊界, 但沒有根本上改變性別意識形態, 而成為性別關係不平等再生產的重要工具。[19]這些概念的使用是力求打破傳統公/ 私兩分法的努力。重要的一些研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勞動性別分工與延續的梯級格局通過對農村早期工業化過程中兩性分工的研究發現, 勞動性別分工的再生產將優勢就業機會分配給了男性。在以鄉鎮企業形式發展起來的「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中, 非農就業機會實施是以「戶平等」的方式進行的,「先男後女, 先長後幼, 先內後外」的模式延續了傳統的分配資源的方式, 這使男性攫取了更多非農就業的機會。在分配稀缺的就業資源時, 總是存在一個這樣的梯級格局: 男性總是首先佔據最好的位置, 而女性只能永遠處於男性的後面。性別分工的變化是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而進行性別調整的。性別分工並不是連續不變的, 而是充滿彈性的,這彈性的後面是利益調整的彈性, 是比較利益驅動後男性在調整與女性的分工, 男性獲益總是大於女性, 這成為調整性別分工的準則, 無論兩性在分工過程中承擔什麼樣的勞動內容, 利益總是向著男性傾斜。[20]2.市場利用了父權制的理論當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家庭性別分工和性別因素重疊在一起時, 可以看到在中國市場轉型過程中呈現出來的對女性壓迫: 身體的壓力、家庭內性別角色分工的壓力和工廠制度的壓力。[21]以「打工妹」研究為例, 有研究指出,「妹」則進一步顯示出這個勞動主體在特定情境下的性別身份。女工們能夠被招進工廠不僅僅因為她們是一名來自農村的外來工, 同時也因為她是一名女性, 是被認為價格更加便宜, 而且更加容易管理和控制的女性。女性的身體通常被想像為更加馴服、忍耐並且更加適應工廠機器。[22]3.跨越公私領域的性別身份制研究強調公私領域的互換機制, 公共領域的規則在私人領域中以「內外有別」的特殊主義原則來實現, 社會規則的彈性化常常會為男權所利用。以婦女權益訴訟為例, 法律案件被不斷地私人領域化, 這種狀況成為加害人的「策略」或加害人與社會的一種「共謀」。因為當案件變成為一種「家庭問題或私人問題」時, 犯罪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法律被用來處理公共領域的事件; 而把問題「私領域化」就會走出「法律」視野, 而私人領域中的女性身份, 則使法律失去約束力。當「私人關係」在各種場域中被建構時, 女性在公共領域中便顯出孤立的狀態, 而法律則成為虛設。[23]內在的制度建構常常以女性身份為原則, 將其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這在農村婦女的土地權上表現的更為突出, 雖然中國法律保障了農村土地分配中的性別平等, 但制度細節上的漏洞使離婚婦女缺少土地權保障, 錯過村社土地調整機會的婚嫁遷移婦女及其子女暫時無地。[24]也有研究深入指出, 由於資產的獲得與分配在中國一直是以家庭為單元, 這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不同性別在獲得資產的具體方面的性別不平等狀態。家庭內部資產佔有的性別差異在家庭內部隱含了不平等的要素; 同時資產佔有上的性別不平等與農戶貧困產生了交互影響。[25]4「. 男工女耕」的農業女性化的理論當迅速的變遷影響到每個家庭時, 我們發現, 勞動性別分工的形式成為了「男工女耕」, 農村婦女已成為農業生產的主力軍和農業現代化的中堅力量。特別是在欠發達地區, 這種格局不僅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新形式, 而且是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所採取的「一家兩業」的措施。與西方不同, 農業的女性化是以夫妻間高度的相互依賴性和傳統觀念的影響為前提的, 不是個人本位的權利、平等概念, 而是個人的義務感。[26]( 二) 性別、家庭與國家: 多元視角的拓展個人、家庭和國家皆是社會學研究重要的分析單位, 當加入性別因素時, 研究更具中國特色。這些研究可能會改寫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書寫。1.社會主義與婦女因為中國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式的婦女解放, 這成為世界性的課題。其主要的理論有以下幾個方面:( 1)「去性別化」理論。這一觀點認為, 社會主義倡導的男女平等是一種「義務平等」, 婦女解放具有工具性。中國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是為民族、階級解放和社會主義實踐服務的, 同時這場兩性平等的運動還具有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自上而下運作的特點。因此, 婦女解放的意義在於一個被壓迫民族和被剝削階級的女性權利的實現, 同時, 還蘊含著婦女和國家在與帝國主義列強和資本主義世界抗衡中的相互義務關係。男女平等和婦女的個體解放不僅可以分離, 且與西方的概念大相徑庭。在解放和義務兼容的時代里, 婦女解放模式並非模仿男性標準, 而是男女都用「國家人」的標準, 城市夫妻的社會性別是依照家庭外部「國家人」、家庭內部「男主外、女主內」的雙重標準建構的。因此, 與西方婦女面臨的情況不同,中國婦女最棘手的問題是如何在為國家盡義務的同時履行對家庭的職責。由此婦女肩負三重重擔: 為國、持家和養家; 而男子則是單一的職責: 為國家作貢獻。國家和家庭的矛盾構成了對城市男女雙方個體解放的限制, 這是收入、社會地位和家務勞動分工等客觀指標所無法直接顯示的。值得注意的是, 在傳統計劃經濟時代, 共產黨不是遠離百姓的抽象意志,而是由各級黨員、幹部組成的實體, 他們中間有男人也有女人, 這些男女幹部與百姓相對平等的物質地位和工作中普遍的帶頭作用也是促成男女共同為國家盡義務的重要因素之一。[27]( 2)「心靈的集體化」理論。這是一種歷史社會學的視角, 強調社會主義革命和婦女解放運動雖已成為過去, 但是仍可成為「可用的過去」, 並通過集體記憶使「過去」成為一種可利用的資源。通過對一個村莊中女性對中國農村集體化過程中的經歷、感受和記憶的研究, 揭示了女性記憶的內容和特點以及宏大的社會工程對女性生存狀態與精神狀態的重新建構, 更重要的是, 通過對女性的記憶和講述的理解,洞悉了農村日常生活中的國家治理模式和國家—社會關係。廣大的鄉村女性在中國農村集體化變革中,不僅是重要的動員對象, 還是重要的主體參與者; 同時, 婦女還是這一革命的特性、意義和成功程度的重要表徵, 由此農村婦女獲得了「心靈的集體化」。家庭勞動變成集體勞動的意義在於, 她們從戶內走向戶外、從家庭私領域進入村社集體。女性對這一集體化過程歷史的記憶和表述只有當這些經歷與她們有切身的關聯時才會浮現出來。這段歷史是通過她們對病痛的記憶、對養育的記憶和對食物的記憶而得以再現的。她們是用身體、用生命感受那段歷史並記憶和表達那段歷史, 她們決非隔離於那個特殊的歷史過程, 而是與之血肉交融, 情感相系, 從根本上改變了她們的生存狀態。她們的精神生活也前所未有的充實和豐富, 甚至是愉悅。雖然那個時代女性走出家庭參加集體勞動並非是真正地從所謂「私領域」進入「公領域」, 而是從一種被支配狀態進入另一種被支配狀態, 是從家庭與宗族的附屬品成為集體與國家的工具的過程; 但這種轉變卻具有一種「婦女解放」的幻象。其原因在於她們所接受的「革命———解放」的支配性意識形態, 她們在被工具化的過程中得到了「解放」的感覺, 並由此而精神振奮。這裡隱藏著國家———社會之間符號權力的支配關係, 包括性別支配關係。農業合作化運動對農民特別是農村女性的生存狀態的改變, 對其思考方式和記憶、表述方式的影響是典型的符號權力治理功效的體現。這一治理的成功還在於它與人們生活世界的邏輯、生活理念和生存理想有著暗中的契合, 它有意無意地利用了這些邏輯和常理, 如女性轉變性別角色、對解除傳統束縛的要求等。[28]( 3) 國家話語下的性別身份轉型理論。這一理論認為, 男女平等的政策重點是宣傳, 很難改變性別關係格局。但是宣傳也是一種社會建構, 這種社會動員一定會產生不同於西方國家的社會後果和社會意義。從黨—國家通過社會動員讓「婦女走出家門」到婦女站出來質疑種種「讓婦女回家」的聲音, 體現了婦女性別身份從他者敘述向自我敘述的變化。建國後的30 年, 通過黨—國家的力量完成了全新的對婦女性別身份的敘述, 這種敘述打破了傳統的性別分工, 使婦女承擔起社會勞動者的新角色。這一敘述建構出婦女在社會中的性別地位和性別關係, 成為了一種歷史性的敘述, 並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前提下使婦女勞動者的形象具有了充分的合法性。與此同時, 這種新型性別身份的敘述, 隨著時間逐漸為婦女所接受, 30 年的光陰, 至少使兩代人在其生命周期的發展過程中完成了自我指向的性別身份, 使個人對自我性別認知具有了內在的延續性和一致性,並表現在婦女定位自己的性別身份為「社會勞動者」。婦女的社會角色已經發生根本性的逆轉。[29]有學者認為, 男女平等的宣傳使家庭內部的性別關係更加複雜, 其後果是, 女性被教育、灌輸了性別平等的思想, 在處理家務勞動和夫妻關係時具有強烈的要求平等的心理; 而占人口另一半的男性, 則依然保留了相當濃厚的夫權思想。婦女擁有強烈的平等要求與男性明顯的夫權觀念之間的衝突構成了當今中國大陸家庭夫妻衝突的一個主要原因。[30]有學者注意到, 城鄉婦女對男女平等的理解和認同存在一定的距離, 因為宣傳更多是在城市中進行, 城市婦女對男女平等的理解和運用遠超過農村婦女。這使那些從農村到城市打工再回到農村的女性來說,她們會經歷婚姻生活中現代與傳統的衝突。那些回鄉的「打工妹」處於邊緣化和資源被剝奪的狀況, 打工妹們從農村到城市, 但因為婚姻需要, 她們必須回到家鄉, 這是一場巨大的變化: 從經濟獨立、接受了男女平等觀念的人, 變成了依附於丈夫的人, 失去了原來的社會網路, 重新開始新的生活。她們需要適應身份的改變、地位的變化和婚姻關係的調整。她們要面對的是在傳統觀念支持下的丈夫的控制, 返鄉的「妻子」面臨丈夫和婆家的虐待。如果不能夠適應的話, 她們會選擇重返城市; 而城市又並非是其理想之地。[31]宣傳的建構與現實中的不平等地位, 構成了女性在城鄉之間、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多重衝突, 而男性則依然保持著傳統的性別優勢。( 4) 弱嵌入性理論。這一理論從嵌入者—經濟—嵌入社會關係程度的描述中, 分析認為女性嵌入社會關係的程度較弱。通過對保姆、網路中的母親等分析可以看到, 在弱嵌入關係中, 女性是結構的能動者, 被嵌入者賦予嵌入者的身份、規範、行動的限度和其能動性, 這些能夠改變女性所處的微觀環境。但是結構也在起作用, 社會主義的實踐構成了網路中媽媽們嵌入的結構。這一理論強調了結構的力量是不同的, 城鄉二元結構具有剛性; 但文化方面, 結構力量又是柔性的, 社會主義傳統和開放的經濟共同構成了時代的烙印。[32](P1- 22)( 5) 比較框架和歷史的延續性。有研究通過對20 世紀50 年代陝西關中地區規模最大的一場以婦女為主體的勞動競賽———「銀花賽」的口述訪談和文獻檔案, 分析這場社會動員背後的多種因素, 呈現國家的經濟政策如何與婦女解放的策略交織在一起,如何在推動婦女走向社會的同時製造並維持了社會性別差異和社會性別不平等。[33]對社會主義時期婦女的認識多是建立在與市場經濟變化的對比之上的。有學者指出, 很難用簡單的話語概括兩種體制對中國婦女就業和婦女發展的影響。正是因為有了計劃時期的社會動員和賦予婦女就業政治意義, 才使城市婦女的職業發展和經濟社會地位的提高有了堅實的基礎, 特別是婦女大規模就業, 在轉變經濟身份、提高婦女社會經濟地位的同時, 也對城市家庭「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模式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儘管時至今日, 很多男性雖留戀「男主女從」的優越感, 但他們已經不再願意獨自承擔家庭贍養責任, 這就形成了市場競爭和勞動力供過於求雙重擠壓下, 支持婦女繼續就業的最廣泛的人文基礎和群眾基礎, 應當對前30 年來國家強力推進婦女就業並給予女性與男性同等待遇的計劃經濟政治遺產給予充分的估價。[34]2.作為家庭和國家間的女性家庭在中國社會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 這在女性/ 性別社會學研究中顯示出矛盾狀況。一方面, 女性與婚姻、家庭的聯繫顯示出她們的集體價值和關愛價值, 但這種價值又被社會所忽略, 因此不少學者在呼喚社會對女性價值的重視。另一方面, 從本體論的角度出發, 女性只有從養育後代的「自然角色」中解放出來, 才能走出性別困擾的最後堡壘, 正是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使其被排斥在公共領域之外。在這種矛盾心態下, 有各種不同的理論探索。( 1) 家庭利益掩蓋性別利益的理論。這一觀點認為, 中國婦女的確享有較高的家庭地位, 但它是對等級化勞動性別分工得到的補償, 婦女為她們在家庭中享受到的權利付出了高昂的社會代價, 她們由此失去了在社會領域內發展的機會和應有的社會地位。婦女通過在家庭內部分工的自我犧牲, 獲得了丈夫在社會上的發展, 並由此提高了家庭的社會地位和丈夫的尊重。但更重要的是自1949 年以來實現的公共政策一直將家庭視為社會組織單位, 福利也是以家庭為單位來組織, 是家庭在應對社會的資源緊缺和各種結構限制, 這迫使家庭在外力的限定下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 發展出積極的家庭行動策略。此時, 性別差異和性別利益常常會消失在家庭利益之中, 而其結果是家庭機制進一步強化了家庭內部等級化的性別分工, 並延續至社會, 加劇了社會的性別不平等。[35]( 2) 夫妻交換原則理論。對以家為本位的中國人來說, 夫妻觀念不是建立在經濟資源的對等交換上,而是根據夫妻雙方對家庭的貢獻。家庭貢獻的尺度是按照性別規範來衡量的。中國城市家庭的性別規範是男人以養家為主, 女人以持家為主。當然, 這也取決於夫妻間的依賴程度, 如果依賴程度減弱, 那麼市場經濟中的直接交換也許會逐漸取代非市場經濟中的間接交換。第一, 既要分析家務分工, 還要注意夫妻對撫養角色的認同。對夫妻來說, 家務勞動上的差距並不見得意味著不平等, 這取決於夫妻如何對待「扶養」角色的分工, 二者要聯繫起來看。只要傳統的性別分工格局不徹底打破, 家務負擔的輕重就不會被用來作為衡量平等的主要指標。第二, 要將家庭決策權和個人決策權加以區分。由於家本位家庭中的家庭決策權帶有為全家服務的「操心」成分, 夫妻平等與否不應完全按照權力大小來劃分, 而要看它是主動權還是被動權。或許應當使用個人自主權。第三, 在變遷社會, 要將家本位與個人本位的夫妻關係區分開, 因為它反映了不同的夫妻交換原則和平等概念, 夫妻之間的感情和信任程度也會影響其交換方式及交換原則。[36]( 三) 身體、性別與國家從性別視角出發看, 身份是被國家、工作、勞動力市場建構著的。有研究指出, 社會性別等級制度和父權制規範並非以強制方式發揮作用, 而是通過在長期社會化過程中對身體的性別塑造成就高下之分的身體, 並最終複製社會性別等級制度。[37]對職業健康的研究顯示出性別意義, 因為女性的身體對其履行性別角色所賦予的責任比男性有更重要的意義,這是金錢所無法補償的。兩性間的職業隔離可以看到僱主對女工的偏好, 女孩的年齡優勢和勞動力價格的低廉, 她們更因此忍受單調的長時間工作。[38](P38- 100)以計劃生育的國家政策為例, 有關身體、生殖健康等一系列話題在性別視角下重新被討論。以生育健康看, 它不僅是婦女的健康, 還能看出性別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對人的健康的作用。[39]婦女是在為國家承擔著計劃生育的重任。有研究認為, 婦女的生殖健康狀況取決於其日常的個人衛生保健習慣以及充分利用醫療衛生保健服務的能力。從中國農村貧困地區的婦幼保健服務供給看, 現行制度無法有效管理農村貧困地區母嬰健康風險。[40]當在艾滋病干預研究中加入了性別視角時就會看到, 在地區、城鄉、社會群體及兩性之間制度與結構性不平等之中的權力問題, 從根本上講是人權和社會公正問題。農村女性的邊緣化、女性身體的商品化、保健癱瘓對農村婦女健康的影響等, 這些男女不平等的政治特性要求對艾滋病挑戰做出超越保健部門的以社會公正為原則的政治回應。[41]( 四) 個體能動性: 關注女性的經驗當關注女性經驗時, 社會學概念可以被重構, 如女性的職業發展可被重新定義為人們獲取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社會關係資源能力的增長。在這一認識框架下, 女性無論是從事正規還是非正規勞動都獲得了自我發展空間。[42]國家的經濟政策會給婦女和家庭帶來直接和間接壓力; 個人和家庭對經濟政策的回應也會反作用於經濟政策。[43](P4- 39)1.兩條並存的路徑: 異化與抗爭對中國婦女來說, 社會主義男女平等的解放之路一直給女性帶來複雜的影響, 既有國家、市場和家庭對女性異化的一面, 也有女性獲得激勵、發展的一面。自1949 年以來中國女工的工作史就是這樣的寫照。[44]在市場經濟中, 白領在工作場所的工作壓力既造成兩性性別意識的壓抑, 又能夠使女性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 接受獨立奮鬥的觀念, 摒棄女性意識。這種看似「去性別化」的工作狀態, 既是資本主義工作過程對女性的異化, 也是女性在異化中獲得獨立的過程。[45]打工妹們的反抗也有同樣的特點, 不能將其鬥爭簡化為政治化的「階級鬥爭」, 因為深陷三重壓迫中的打工妹們是以其自身的階級經驗來抗爭。打工妹們作為主體還要努力抵抗國家與市場力量的侵蝕。這種個體經驗要求她們實現自我定位。從這個實現開始, 一個人決定以集體的或者個體的方式採取行動, 是主體權利的掌控。她們的社會抗爭既是打工者對制度和資本的反抗, 也是女性對父權制文化的挑戰。[22]有也學者指出, 中國女工正在以一個階層的面貌出現。[46]在非正規勞動力市場中, 女性的就業狀況也有類似的特點。一方面, 市場轉型中, 女性被迫進入到非正規勞動力市場中。[47]對保姆的研究發現, 轉型社會中等級制與社會主義民主平等思想這兩種傳統並存, 一是等級制的傳統, 體現為「主人—家奴式」關係, 是典型的階級關係的體現。同時, 也有「新社會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傳統印記, 保姆服務需求正日益市民化。[48](P25- 47)2.女性經驗的拓展一項對50 位鄉村女性管理者的研究, 將女性個人的經歷放到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背景中, 發現這些女性「頂破」土層的方式有: 通過傳統的「做積極分子」的方式和通過「親屬關係相助」的方式, 但也有更多的新的路徑, 如「以能力勝出」、「新的家族路線」、「掌握機緣」,等等, 而「出人頭地」和因性別不平等的切身體驗構成的「爭氣」成為其成功的動力源。這表明, 中國農村改革雖然沒有徹底改變公共領域/ 私人領域的二元劃分和在價值觀念上的等級序列,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男女兩性在這兩個領域的分布, 婦女對農村公共生活的影響力在加大。[49]對女性進入網路和網路進入女性這一雙重過程的研究表明, 網路特有的虛擬功能, 滿足了女性擺脫性別身份的負面體驗的需求, 並為女性提供了自行建設心理家園的可能。網路作為社會情境為人們提供了性別建構的心理空間。個體的自主性被網路這一特性激發出來, 個體的需要被重新性別化了, 對網路的評價也重新性別化了。網路屏蔽掉的性別被撿拾起來, 由女性自己進行再建構。這一反性別刻板印象、性別社會態度的建構, 使這些女性離不開自己的網站, 網站成為這些女性與社會性別之間的保護帶。[50](P149- 181) 對女性自主性的研究還有許多待開發的領域。總之, 30 年來女性/ 性別社會學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它象一座寶庫, 仔細閱讀會有驚喜的和令人啟發的發現, 雖然有些是事實的描述, 那也是在挑戰傳統的敘述。參考文獻：[1]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課題組編.社會轉型中的中國婦女社會地位[C].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06.[2]吳小英.女性主義知識社會學素描[A].蘇國勛主編,社會理論(第二緝)[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3]吳小英.科學、文化與性別———女性主義的詮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4]吳小英.當知識遭遇性別[J].社會學研究,2003,(1).[5]佟新.女性的生活經驗與女權主義認識論[J].雲南民族學院學報,2002,(3).[6]張宛麗.女性主義社會學方法論探析[J].浙江學刊,2003,(1).[7]熊秉純.質性研究方法芻議: 來自社會性別視角的探索[J].社會學研究,2001,(5).[8]孫立平.重建性別角色關係[J].社會學研究,1994,(6).[9]鄭也夫.男女平等的社會學思考[J].社會學研究,1994,(2).[10]李銀河「. 女人回家」問題之我見[J].社會學研究,1994,(6).[11]王金玲.社會學視野下的女性研究:十五年來的建構與發展[J].社會學研究,2000,(1).[12]金一虹「. 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J].社會學研究,2006,(1).[13]佟新.不平等性別關係的生產與再生產———對中國家庭暴力的分析[J].社會學研究,2000,(1).[14]周華山.女性主義田野研究的方法學反思[J].社會學研究,2001,(5).[15]胡玉坤.社會性別、族群與差異: 婦女研究的新取向[J].中國學術,2004,(1).[16]周華山.公廁的性別意義[J].婦女研究論叢,1999,(4).[17]阮曾媛琪,熊躍根譯.中國就業婦女社會支持網路研究(紮根理論研究方法的應用)[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8]瀋海梅.國際NGO 項目與雲南婦女發展[J].思想戰線,2007,(2).[19]佟新,龍彥.反思與重構: 對中國勞動性別分工研究的回顧[J].浙江學刊,2002,(4).[20]金一虹「. 男人生活」和「女人生活」———蘇南農村工業化過程中的性別分工變化[A].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主流與邊緣[C].三聯書店,1998.[21]潘毅.開創一種抗爭的次文體: 工廠里一位女工的尖叫、夢魘和叛離[J].社會學研究,1999,(5).[22]潘毅.階級的失語與發聲———中國打工妹研究的一種理論視角[J].開放時代,2005,(2).[23]濮亞新.法律與習俗之間的性別因素———從性暴力個案看婦女權利的法律保障[A].譚琳,劉伯紅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十年[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4]朱玲.農地分配中的性別平等問題[J].經濟研究,2000,(9).[25]李小雲,董強等.資產佔有的性別不平等與貧困[J].婦女研究論叢,2006,(6).[26]左際平,宋一青.農業女性化與夫妻平等[J].清華社會學評論[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27]左際平.20 世紀50 年代的婦女解放和男女義務平等: 中國城市夫妻的經歷與感受[J].社會,2005,(1).[28]郭於華.心靈的集體化: 陝北驥村農業合作化的女性記憶[J].中國社會科學,2003,(4).[29]佟新.話語對社會性別的建構[J].浙江學刊,2003,(4).[30]張李璽.角色期望的錯位———婚姻衝突與兩性關係[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31]劉夢.中國婚姻暴力[M].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3.[32]孟憲范主編.轉型社會中的中國婦女[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33]]高小賢「. 銀花賽」: 20 世紀50 年代農村婦女的性別分工[J].社會學研究,2005,(4).[34]蔣永萍.兩種體制下的中國城市婦女就業[J].婦女研究論叢,2003,(1).[35]佟新.社會性別研究導論———兩性不平等的社會機制分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36]左際平.從多元視角分析中國城市的夫妻不平等[J].婦女研究論叢,2002,(1).[37]鄭丹丹.身體的社會型塑與性別象徵[J].社會學研究,2007,(2).[38]譚深.外來女工的安全與健康[A].孟憲范主編.轉型社會中的中國婦女[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39]趙捷.健康與女權: 婦女衛生保健的非醫學模式思考[A].譚琳,劉伯紅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十年( 1995- 2005) [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40]高夢滔.中國農村貧困地區婦女生殖健康影響因素分析[A].孟憲范主編.轉型社會中的中國婦女[C].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41]胡玉坤.社會性別與艾滋病問題研究[J].社會科學論壇,2007,(5).[42]佟新,濮亞新.研究城市婦女職業發展的理論框架[J].婦女研究論叢,2001,(3).[43]周顏玲,凱瑟琳·W·伯海德.全球視野下的婦女、家庭和公共政策研究[A].周顏玲,凱瑟琳主編, 王金玲等譯.全球視角: 婦女家庭與公共政策[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44]佟新.異化與抗爭———中國女工工作史研究[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45]朱健剛,譚凱.工作、權力與女性認同的建構———對廣東一家外資企業的中國白領女性的個案研究[J].清華社會學評論,2001,(1).[46]李若建.女工: 一個重生的社會階層[J].社會學研究,2004,(4).[47]金一虹.非正規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和婦女就業[J].婦女研究論叢,2000,(3).[48]馮小雙.轉型社會中的保姆與僱主關係———以北京市個案為例[A].孟憲范主編.轉型社會中的中國婦女[C].北京: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49]金一虹.從「草根」階層到鄉村管理者[J].婦女研究論叢,2002,(6).[50]楊宜音,王甘等.性別認同與建構的心理空間: 性別社會心理學視角下的互聯網[A]. 孟憲范主編.轉型社會中的中國婦女[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問題研究」( 07BSH046) 成果之一。作者簡介: 佟新, 女,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請您支持獨立網站發展，轉載請註明文章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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