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拯救漢武帝 今日中國學什麼？（二）

文：李學俊

　

六、武帝危機4：富豪富可敵國，「窮者人相食」，社會全面崩潰

市場決定一切導致貧富兩極分化，黎民百姓陷於被資本奴役，生存困難的困境之中。富豪們屯積居奇，富可敵國，連封君都對他們都伏首低眉，仰仗他們供給物資。而他們出入則是前呼後擁，車乘百餘輛。

「然而富商大賈有的蓄積財物，奴役貧民。他們前呼後擁，車乘百餘輛；屯積居奇，封君對他們也都伏首低眉，仰仗他們供給物資。有的冶鑄煮鹽，家財積累到萬金，而不幫助國家的急難，黎民百姓陷於重困之中。」[25]

無疑，這個現實就是管仲曾經警告齊桓公必須防止的「一國二王二君」現象，資產階級正在崛起，資本主義正在漢朝發展。

可是窮人受災無救，絕望之中，已經發生人吃人了：

「這時山以東遭受黃河水災，並且一連數年粒米不收，方圓一二千里之間，易子而食。天子心中憐憫，下詔書說：『江南火耕水耨，命饑民可流亡到江淮之間尋口飯吃，想留在那裡的，可在那裡定居。』派遣的使者冠蓋相連，來往於道路，護送這些饑民，並從巴蜀運來糧食賑濟他們。」[26]

七、武帝危機5：道德教化與嚴刑峻法均失效 民心已毀 社會分裂

武帝陷入內外交困重重危機而無計可施，想通過推行儒家道德教化來糾正人們的形態行為，以法家嚴刑峻法來懲罰不尊聖旨的官民，走出危機。

但是即使宰相公孫弘用儒家《春秋》大義教化約束官民，自己節衣縮食率先垂範，張湯用嚴刑峻法懲治官民，由於市場決定一切，賺錢第一的思想已經將全體人民徹底洗腦，道德不值錢，法律算個鳥，人心早已不古。「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27]。為了錢，為了賺大錢，誰還害怕嚴刑峻法？

「自從公孫弘以《春秋》大義繩治官民，從而取得漢丞相的職位，張湯以峻文苛法斷事當上了延尉，於是產生了因『見知不舉報』、『不遵天子之命』、『沮格、誹謗』等罪名，便窮治不休，以致入監入獄的事。第二年出現了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的事，公卿尋根究底，審理此案，把他們的黨羽一網打盡，獲罪而死的達到數萬人，從此官吏更加慘急，法今更加苛細了。

那時候，朝廷正在招攬、尊崇方正、賢良、文學等士人，有的升任為卿大夫。公孫弘以漢朝丞相的身份，蓋布被，飯食也很簡單，欲以此作天下人的榜樣。但是對世人沒有什麼影響，人們都以功利為務了。」[28]

儒法兩家政策都同時使用了，還是無濟於事，窮途末路之際，漢武帝突然想起一個大公無私的道德模範卜式，希望通過表彰和獎賞他，讓有錢人道德與良心發現，捐助國家，拯救人民：

「天子於是想起卜式的話，封他官為中郎，爵為左庶長，賜給農田十頃，還布告天下，使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 。

卜式是河南人，以種田養畜為業。當初，父母去世後，留下一個年少的弟弟。等弟弟長大成人，就與他分了家，自己只要了百餘只羊，其餘田地、房屋等全都留給弟弟。從此卜式入山牧羊，經過十多年，羊繁育到一千多隻，買了田地宅舍。他的弟弟卻家業盡破，卜式每每再分給他一些。

這時候漢朝廷正數次遣將出兵對匈奴作戰，卜式上書說，願意把一半家產交給官府作為邊境作戰費用。天子派使者問他：『你是想做官嗎？』

卜式說：『為臣自幼放牧，不熟習官場的事，不願做官。』

使者又問：『是家中有冤屈，有話要對天子說？』

卜式道：『臣生來與人無爭，同邑人有貧窮的我就借貸給他，不善良的我就教導他，使他馴良，鄰里人都願聽我的話，我怎會受人冤屈！沒有要對天子說的話。』

使者說：『那麼，你捐了這麼多家產，究竟為了何事？』

卜式道：『天子要討伐匈奴，我認為應該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這樣才能滅掉匈奴。』

使者把他的話回報了天子。天子又轉告公孫弘丞相。

公孫弘說：『這不合人情。不守法度的人，不可以作天下楷模以擾亂了法紀，原陛下不要再去理會他 。』

於是天子很久沒給卜式答覆，數年後，打發他離開京城。卜式回家後，依舊種田放牧。」[29]

「過了一年多，正趕上漢軍屢次出征，渾邪王等人投降，縣官花費很大，倉庫空虛。第二年，貧民大遷徙，都靠縣官供給，縣官沒有力量全部負擔起來。卜式拿著二十萬錢交給河南太守，作為被遷百姓的花費。河南呈上富人資助貧人的籍賬。

天子見到上面卜式的名子，尚能記得，說道：『這是前些日子，要獻一半家產助邊的那個人』。於是賜給卜式免戍邊徭役四百人的權力。卜式又把它全都交給縣官。那時富豪人家為了逃稅爭著隱匿家產，唯有卜式熱衷於輸資幫助官府。天子於是認為卜式的確是位有德長者，才給他顯官尊榮以誘導百姓。

起初，卜式不願做郎官。天子說：『我有羊在上林苑中，想請你替我放牧。』卜式才做了郎官，卻是穿著布衣草鞋的放羊郎。

一年多後，羊群肥壯且繁殖了很多。天子路過這裡看到羊群，誇獎他一番。卜式道：『不但是羊，治理百姓與這是同一道理：讓他們按時起居，不斷把兇惡的除掉，不要讓他敗了群。』天子聽了很是驚奇，封他為緱氏令試一試他的本領，果然緱氏百姓反映很好。升任為成皋令，辦理漕運的政跡又被評為最好。天子認為卜式為人樸實忠厚，封他做了齊王太傅。」[30]

武帝內外交困中想把卜式立為天下人的榜樣，但是，最後一根稻草也沒有救出漢武帝：

「天子既頒發了算緡錢令並尊崇卜式為天下人的榜樣，而百姓終究不肯拿出錢財幫助縣官。」[31]

雖然天下已經發生了窮人易子而食，而資本富豪們漠視窮人絕望，繼續過著激情燃燒的奢侈生活：

「世家子弟和富人或鬥雞賽狗賽馬，或射獵賭博遊戲，擾亂齊民的生活。」[32]

整個漢朝人心已經徹底冷漠，人性已經泯滅，社會已經徹底分裂。

而由於經濟崩潰，武帝巡視郡國，河東太守和隴西太守竟然都因為無力籌備接待天子和隨行官員的飲食，不得不「畏罪」自殺：

「明年，天子開始巡察郡國。東渡黃河，河東太守沒有想到天子的車駕會來到這裡，供具不備，失了禮教，畏罪自殺。西行穿過隴山，隴西太守因車駕來去倉猝，準備不足，以致天子從官連飯也吃不上，隴西太守自殺。」[33]

漢朝此時已經風雨飄搖，漢武帝陷入全面的政治經濟危機之中而不能自拔。

八、管仲拯救漢武帝 《管子》定型大漢朝經濟模式（一）、任用桑弘羊等人，以管仲王道政治經濟學為經濟指導思想

管仲的王道政治經濟學理論（參見拙作《管仲的王道政治經濟學理論》《<管子>人類第一部政治經濟學巨著》）系統而完備，遠比今日西方經濟學完美可行。管仲糾正了齊國三百年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形成了政府調控市場的混合式市場經濟模式。通過國家掌握貨幣與糧食雙向調控市場，建立鹽鐵國有企業等措施，克服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導致的經濟危機，成功的阻止了資本主義的興起（參見拙作《管仲糾正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機制，阻止了資本主義》。管仲的思想理論國策主要記載在《管子》一書中。

據韓非記載，戰國時候管仲之書已經廣為民間收藏。司馬遷說自己也讀過管子的《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篇目，「世多有之」：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

「齊桓公採用管仲的計謀，統一貨幣，從山海的事業中求取財富，以朝會諸侯，利用區區齊國成就了霸主的威名。」[34]

由此可見，漢朝為政者和為學者熟悉研究管仲理論是十分自然的。而賈誼，晁錯向文帝景帝上書的經濟論策中，就是針對「無為而治」走向極端最後形成放任自流的市場造成的隱患危機專題性的重述管仲的王道政治經濟學思想與政策。

如果說他們對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造成的危機隱患的揭露是初步的話，那麼，武帝時期，隨著各種矛盾的激化，危機逐漸爆發，對大漢政權的嚴重威脅已經暴露無遺，於是，終於驚醒漢武帝，對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東郭咸陽和孔僅等一批與管仲出身、經歷十分相似，熟悉市場，懂得管仲思想理論，善於理財的青年才俊委以重任，就意味著漢武帝實際上已經以管仲的王道政治經濟學作為國家的經濟指導思想：

「任命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兼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被任命為侍中。咸陽，是齊地煮鹽的大商人，孔僅是南陽地區冶鑄 業的首戶，產業（致生之業）都積累到千金以上的規模，所以鄭當時才向朝廷推薦他們。弘羊，是雒陽商人的兒子，因善於心算，十三歲就當了侍中。這三人講求財利的事那真可說是精細入微，察見毫末了。」[35]

於是，武帝正迅速糾正了文景之治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經濟迅速恢復，國家牢牢掌握經濟收入。管仲理論拯救了內外交困的漢武帝，漢朝拋棄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並效法春秋齊國經濟模式，使漢朝經濟模式才基本定型。

（二）、採用管仲貨幣政策，國家收回貨幣權，掌握調控市場手段

管仲認為，「貨幣，是人民的交易流通的媒介。先王就是善於駕馭流通貨幣來控制主宰人民生命的糧食，所以，就把百姓生產的積極性完全調動起來了。」[36]

所以管仲主張國家要像先王那樣，用來調控市場，滿足民生，治理天下：

「先王因為這些東西距離遙遠，得來不易，所以就藉助於它們的貴重，將珠玉定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這三種貨幣，……先王是運用它來控制財物市場，掌握民生用度，而治理天下的。」[37]

齊國正是採用了管仲的貨幣思想與政策，將貨幣主權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對市場進行調控，迅速克服了經濟危機。

漢武帝登基後面臨的最直接經濟社會亂局就是私人、諸侯與郡國鑄造的各種貨幣泛濫成災，富商大賈乘機蓄積財物，奴役貧民。而國家有難，這些從市場經濟中大發橫財的新興資產階級絲毫不幫助國家：

「富商大賈有的蓄積財物，奴役貧民；前呼後擁，車乘百餘輛；屯積居奇，封君對他們也都伏首低眉，仰仗他們供給物資。有的冶鑄煮鹽，家財積累到萬金，而不幫助國家的急難，黎民百姓陷於重困之中。」[38]

於是，公卿們向武帝提出了管仲當年的主張，逐漸收回國家的貨幣主權。

「於是天子與公卿商議，另造錢幣以足用，並打擊摧折那些浮華荒淫的兼并之徒。」[39]

其步驟實施是，首先國家也開始鑄錢，參與貨幣流通。

但是，由於沒有經驗，開始製造的白鹿皮幣，銀錫合鑄的白金幣等貨幣，由於幣值確定不合理，貨幣形態規制的大小不便使用，一度造成混亂，還有人磨錢獲利，於是第二步，請郡國鑄造五銖錢：

「有關機構的人說三銖錢重量小，容易從中舞弊，於是請准於諸郡鑄五株錢，將錢背面四周加厚為錢郭，使人無法磨取銅屑。」[40]

但是，郡國鑄錢，份量不足幣值，於是，第三步，國家開始鑄造赤側錢：

「郡國有許多盜鑄的金錢，大多不夠分量，因而公卿請求命京城鑄造鐘官赤側錢，一個當五個，向官府繳納賦稅以及其他對官方使用的場合，不是赤側錢不許使用。從此白金的價值降低了，百姓不在珍視它，縣官下令禁止，仍無作用。一年多後，白金終於廢止不用。」[41]

這時貨幣市場已經出現了良好跡象，即良幣驅逐劣幣，而非劣幣驅逐良幣。

後來赤側錢被人巧用，國家終於走出第四步，徹底禁止郡國鑄幣，將貨幣權徹底收歸國家。具體作法是由國家鑄幣機構「上林苑三官」統一鑄造「三官錢」通行天下，最終統一了貨幣，私人盜鑄基本消除：

「於是下令所有郡國都不許再鑄錢，專門命上林苑三官鑄造。流行的錢既已很多，下令天下，凡不是三官鑄造的錢幣不許使用，諸郡國以前鑄造的錢幣全都銷毀，把銷錢得到的銅上繳三官。百姓鑄錢的事更少了，鑄錢所獲利益還沒有花費大，只有巧工匠和大奸商才有能力盜鑄。」[42]

　

武帝收回國家貨幣主導權，不僅結束了泛濫成災的貨幣亂象，促進了經濟發展，還首次掌握了國家調控市場經濟的最重要的手段。

（三）、效法齊國建立鹽鐵等國有企業，為國爭利

管仲首創了建立國有商業和國有鹽鐵企業，在市場上為國爭利，為民爭利：

管仲說：「善於管理商業的國家就要減少過多的商店。這樣，市場就不會過分的虛假繁榮；市場的正常就不會有太多人經商，農業勞動力就充足；農業勞力充足，人民生產的財物就豐富；人民財物豐富，君主的稅收就取之不竭了。

現在的情況則不然，商人貴賣，君主跟著貴買，貴而不能使之物價下跌；商人賤賣，君主跟著賤買。價跌而不能使之上升。天下善於管理的不是這樣，私商哄抬物價，國家則調控使市場價格走低；私商故意壓價格，國家則保護價收購，使價格走高。這乃是損有餘以補不足的理財方法。

所以，凡國家不能調劑人民的財財收入，就不能做到真正的大治；不洞察商業流通各國環境，就不能把管理好商業。由國家調控利用物價漲跌，可取相當二十個財政年度的收入；由國家專營鹽鐵商業，也可取得相當二十個財政年度的收入；由國家經營錫金商業，又可取得相當二十年財政年度的收入。這五種官商的理財之道，都不是向民間直接徵稅的。」[43]（這部分內容太豐富，恕不一一。請參閱拙作《管仲的王道政治經濟學》或《<管子>：人類第一部政治經濟學巨著》）

漢武帝幾乎就是完全照搬管仲的作法，首先建立了國有的鹽鐵企業：

「大農奏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的話說：『山海是天地藏物的大倉庫，都應該屬於少府，陛下不為私有，命屬於大農作為賦稅的補充。請准於招募百姓自備經費，使用官府器具煮鹽，官府供給牢盆。一些浮游無籍的人慾獨佔山海的利益，求取財富，奴役貧民取利。他們阻撓此事的議論，聽不勝聽。建議敢於私鑄鐵器、煮鹽的，鈦其左腳趾，沒收其器物用具。不產鐵的郡設置小鐵 官，隸屬於所在縣。』

於是使孔僅、東郭咸陽乘著傳舍的車子到各地去督促實行官辦鹽鐵，建立官府，除授原來經營鹽鐵的富家為吏。」[44]

由於初步開辦鹽鐵國有企業，缺少經驗，出現了價格暴漲暴跌等問題，於是桑弘羊接管鹽鐵，運用管仲的宏觀調控政策和建立鹽鐵官等辦法，使國有鹽鐵企業專營鹽鐵，獲得豐厚利潤，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大大緩解了武帝財政危機。

「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領大農令，完全代替孔僅管理天下鹽鐵。由於各地官員們自做買賣，相互間競爭，所以價格漲落很快，而天下所繳賦稅有的還不夠償還轉運的腳力錢，桑弘羊於是請求設立大農部丞官數十名，分別掌管各郡國的大農事務，各自又往往在主要縣分設立均輸官和鹽鐵官」。[45]

（四）、效法管仲「稅富濟貧」，實施算緡令：徵收財產稅 緩解財政危機

管仲為了克服齊國財政收入不足，同時又要克服已經形成的嚴重兩極分化，於是在財政政策上採用了「相地而衰征」、稅富濟貧，差別徵稅等政策。對富人多徵稅，對普通民眾少徵稅，甚至不徵稅，既增加了財政收入，緩解齊國財政危機，又兼顧了是公平。例如對房地產市場的徵稅就是如此：

「富戶人家厚葬者出重稅，小戶人家薄葬者出薄稅；富戶人家蓋豪華的房子收重稅，貧戶人家蓋經濟適用房收薄稅。」[46]

當然，這個房地產市場不僅抱括陽宅，還抱括陰宅了。實行差別徵稅，富裕的人多繳稅，普通人少繳稅，實現稅富濟貧。

顯然，武帝也面臨當年齊桓公同樣的問題。由於文帝與景帝無為而治的市場經濟導致嚴重兩極分化，大發橫財的大富豪富可敵國卻為富不仁。為了緩解兩極分化，武帝也效法管仲開始徵收財產稅，即推行「算緡令」：

「商人因錢經常改變，就多積貨物以追逐利潤。於是公卿建議說：『……貧民沒有積蓄，都仰賴縣官供給衣食。以前軺車、商人所有的緡錢都要徵收多少不等的算賦，請准許像往時一樣出算賦。那些屬於末作的商人凡賒貸買賣，屯積居奇，以及營商取利的人，即使沒有市籍，也要各自按自己的貨物，貲產認定應占的算賦等級，通常是緡錢二千為一算。

諸種手工行業有租稅以及冶鑄業的人家，大抵四千緡為一算。不屬於官吏的三老、北部邊境的騎士，有軺車一輛為一算；商人有軺車一輛為二算；有船長五丈以上的為一算。有隱匿不自度貲產，或隱瞞部分貲產的，罰到邊境戍守一年，沒收貲產。」[47]

財產稅用於國家機構財政支出，此舉進一步緩解了入不敷出的財政危機。

「於是把緡錢分給各官府，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還各自設置了農官，往往就地在各郡縣整治沒收來的土地，加以耕種。沒收來的奴婢，則分給諸苑囿，使餵養狗馬禽獸，或者分給諸官府。諸官府更設置了做各種事情的奴婢，罪徒奴婢眾多，因而由黃河漕運至京的糧食大約增加到每年四百萬石，並且還要官府自糴一部分糧食才能足用。」[48]

（五）、鼓勵民眾「告緡」，打擊偷稅漏稅

推行「算緡令」，徵收富人財產稅後，商人們就偷稅漏稅。為了防止偷稅漏稅，於是又鼓勵民眾「告緡」政策，打擊偷稅漏稅：

「有能告發的，給予被告發者貲產的一半。商人有市籍的，連同其家屬，都不許佔有土地，以有利於農民。有敢違犯此令的，沒收為他種田的田仆入官。」[49]

當武帝推出卜式為天下人的榜樣，而沒有人效法的時候，就發生了慫恿民眾檢舉揭發商人偷稅漏稅的的事：

「天子既頒發了算緡錢令並尊崇卜式為天下人的榜樣，而百姓終究不肯拿出錢財幫助縣官，於是發生了慫恿告緡錢的事。」[50]

隨著告緡政策推行天下，稅收不斷增加，財政終於寬鬆了很多：

「卜式做了齊國諸侯相，而楊可掀起的告發隱匿緡錢的事遍及天下，中等人家以上大約都被告發。由杜周加以審理，很少有能反案的。於是分別派遣御史、廷尉、正監等官員按不同使命出使諸國，順便治理郡國隱匿緡錢的案子，所得沒收老百姓的錢物以億計，奴婢上千萬，田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房產也與這些數字相當。

……而縣官因為有官辦鹽鐵和告緡錢這兩件事，財政寬裕多了。」[51]

（六）、採用管仲「均輸法、平準法」調控市場，實現經濟健康發展

管仲首創了均輸法和平準法，用糧食與貨幣雙向調控國內國際市場，實現市場平準穩定：

桓公問管仲說：「如果海內統一，控制了天下諸侯各國，解決地勢的政策就不用了么？」

管仲回答說：「現今還是諸侯掌握天下各州的剩餘財富，還要利用季節的變化，實行調控市場的辦法，使東西南北各個國家相互調劑補助，為取得天下一致而加以調節。

所以說：在諸侯各國分立條件下，則直接掌握商品物資的貴賤來應對各諸侯國；在天下統一的條件下，則利用貨幣掌握物價漲落，使物價調平（「用平而准」即平準）就是了。物資商品充足則使之調出，不足則制止流出。

統一天下的君主按時視察各鄉、各州的經濟情況，故百姓謀求財利不至於互相傾軋，生活極為穩定。國君則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這叫作國家整體的經濟統籌調控。」[52]

「使東西南北各個國家相互調劑補助，為取得天下一致而加以調節」就是均輸法平準法的原理與方法。而桑弘羊採用管仲的作法用來調控大漢朝天下市場。

均輸法主要指的是集中與分散天下物資，就是資源商品的聚散。而平準法指在集中與分散天下物資的時候，按市場需求供給和公平價格削峰填谷，合理的配置資源。因此，二者很難完全分開。如果沒有平準法，那麼，均輸法就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法沒什麼根本區別，完全由市場隨機的決定資源配置。不同只是由誰來操作實施的不同而已。而有了平準法，就有了調控實現的目標：既貨幣防止流動性過剩，也防止流動性不足；既防止通貨膨脹也通貨緊縮；既防止市場蕭條也防止市場過度繁榮；既防止生產短缺也防止生產過剩，實現比較平和穩定持續的增長。

後來宋代王安石又再次使用。只是人們普遍知道王安石的均輸法而很少知道桑弘羊使用均輸平準法，更不知道是管仲的均輸法與平準法。

管仲結合春秋時代國際貿易競爭的情形，進一步闡述了均輸法的操作辦法：「現在，糧食在我國價高，在其他諸侯國價低，各國的糧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樣流入我國。所以，價格高則財貨聚來，價格低則財貨散走，有因高價聚來而跌價尚未散走的物資，我們及時動手掌握之，天下的這項財富就歸於我們了。把財貨囤積起來則價格上漲，發售出去則價格下降，民間就充足。錢幣貴重則人們拚命追求，錢幣貶值則人們棄而不用。所以，要把錢物貴賤的幅度調整到適度而後止。糧食是人們的生命主宰；貨幣，是物質流通的渠道；號令（國家政策），是調控制經濟過程緩急的。」[53]

桑弘羊十分熟悉管仲理論，作為御史大夫，代表朝廷在討論國家鹽鐵政策的峰會上共發言114次（參見恆寬《鹽鐵論》。其發言就是以管仲理論為指導。當上大農丞的桑弘羊採用均輸法平準法是必然的了：

「桑弘羊當上了大農丞，管理會計事務，慢慢設置起均輸制度來流通貨物了。」[54]

由於均輸法平準法的實施，經濟穩定發展，財政持續大幅度增收，軍費有了可靠保障，於是武帝走出財政危機：

「漢朝接連打了三年仗，殺掉了西羌入侵的軍隊，滅了南越國，番禺以西直到蜀南初次設了十七郡，姑且按照他們原來的風俗加以治理，不徵收賦稅。南陽至漢中之間舊有的郡縣各自承擔與自己毗鄰的新設郡中吏卒的薪俸、食品、錢物，以及驛傳所用的車馬被服等具的一切費用。而新設郡縣還時常有小規模的反叛，誅殺官吏，漢朝調發南方的官吏兵卒前往鎮壓，每年有萬餘人，費用都靠大農支給。大農以均輸法調各地鹽鐵所得，以補充賦稅的不足，所以才能應付得了。然而士兵路過的縣城，不過做到供給無缺就是了，再也談不上遵守賦稅成法了。[55]

「元封元年，……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領大農令，完全代替孔僅管理天下鹽鐵。由於各地官員們自做買賣，相互間競爭，所以價格漲落很快，而天下所繳賦稅有的還不夠償還轉運的腳力錢，桑弘羊於是請求設立大農部丞官數十名，分別掌管各郡國的大農事務，各自又往往在主要縣分設立均輸官和鹽鐵官，命邊遠地區都以物價貴時，商人從該地區向外地販運的物品為賦稅，而由政府互相轉輸。在京城設立平準機構，總受天下輸納來的物品。召僱工官製造車輛等器物，都由大農供給費用。大農所屬各個機構全部壟斷了天下的貨物，物貴則賣出，賤則買入。這樣，富商大賈無從牟取大利，就會反本為農，而所有商品都不會出現價格忽漲忽落的現象。

由於天下物品價格都受其抑制的緣故，所以稱之為『平準』。天子認為有道理，答應了他的請求。

於是天子巡遊向北到朔方郡，向東到太山，又巡行海上，以及北部邊郡，然後歸來。所過之處都有賞賜，用去帛一百多萬匹，錢、金以億計，全由大農支出。 弘羊又請求允許吏得以繳納糧食補官，……一年之中，太倉、甘泉宮倉堆滿了糧食，邊境剩餘的糧食和其他物品，按均輸法折為帛五百萬匹。不向百姓增收賦稅而天下用度得到滿足。於是賜給桑弘羊爵為左庶長，黃金二百斤。」[56]

由於效法管仲的均輸法和平準法，使大漢朝經濟終於實現持續健康發展。

（七）、效法管仲邊疆屯田，移民戍邊：加強國防

齊桓公初任國君時十分痛苦，因為很多該征的稅收他都征不到，國家財政空虛，因此向管仲訴苦。為了徵收這些漏征的稅收，特別是多征富人的稅收，管仲提出了用派遣人民到邊疆屯田務農的辦法：

桓公問管仲說：「祟弟、蔣弟、丁、惠等四家功臣的後裔，我是全年得不到他們什麼東西的，不能徵收一斗一升的租稅，這項收入要除掉。

荒草地、鹽鹼地、鹽鹼水澤及高低不平的山地，我也不能徵收到一斗一升。這項收入又要除掉。

莊稼布滿在邊境十五里的平原上，但這是一些人強行耕種而自建的村落，對他們我也不能徵收到一斗一升。這就是說，我的國家，五分收入還不能掌握二分，簡直是有萬乘之國的名，而沒有千乘之國的實。以這樣的條件同天子並駕齊驅，同諸侯爭奪地位，還有什麼辦法么？」

管仲回答說：「只有在號令上想辦法才行。」

桓公說：「如何辦呢？」

管仲回答說：「請下令派遣軍隊去邊疆屯田務農。但規定家存十鍾糧食的可以不去，家存百鍾糧食的可以不去，家存千鐘的更可以不去。這樣，去的人不會有百分之一或千分之十，而各家糧倉的存糧數字則全部被國家知道了。

君上再根據各家的數字發令說：『朝廷困難而財用不足，要按照市場平價向你們徵購糧食。你們要按照糧倉的數字完全售出而不得減少。』然後，君上按照所值貨幣的多少來算清錢數付款，使國家不再拖欠購糧單據上的債務。這就使各家糧倉積藏的存糧全部歸於國君了。這樣，就可以做到九州無敵，國境安全無患。 」

桓公說：「罷兵歸農，這些糧食豈不沒有用處了么？」

管仲說：「一旦天下發生戰爭，則貯備的糧食可以作為軍糧；天下無事，則用來幫助貧困農民發展生產。這樣，荒草地、鹽鹼地、鹽鹼水澤以及高低不平的山地，就沒有不開闢耕種的了。這些做法叫作在號令上謀取國家收入。」[57]

管仲邊疆屯田的辦法真令人拍案叫絕，既解決了糧食生產不足，又巧妙地用市場平價收購了富人囤積居奇的糧食貨物，不征而稅，實現稅富濟貧，真是一箭雙鵰的好辦法。管仲的邊疆屯田經驗也被武帝採納實施：

「第二年，南越反叛，西羌侵犯邊境以逞凶暴。於是天子因山以東年成不好，赦免天下囚犯的罪行，就南方的樓船士卒二十多萬人一起進攻南越，數萬人調發三河以西的馬匹為坐騎進攻西羌，還有數萬人西度黃河修築令居城。

這一年設置了張掖、酒泉郡，而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設置田官，使在這裡戍守的候卒邏兵六十萬人一面戍守，一面耕種。

中國內地則繕治道路以饋運糧餉，路遠的達三千里，近的也有一千多里，全都仰仗大農供給。邊境的兵器不足，就調發武庫和工官的兵器來滿足那裡的需要。兵車和戰馬不夠，縣官錢少，很難買到馬匹，就制定一項命令：封君以下至於年俸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等級不同繳納不同數目的母馬，分給天下駐兵的亭牧養，使每亭都有母馬，每年考核其餵養繁息的成績以定嘗罰。」[58]

漢武帝正是啟用了桑弘羊等熟悉市場，懂得管仲王道政治經濟學理論政策的人，最後使管仲理論成為漢朝經濟的主導理論。

管仲思想政策的實施，使漢武帝有了充足穩定的財政收入，對內平叛，對外禦敵，「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59]，終於徹底擺脫經濟危機、軍事危機和政治危機。大漢王朝亦因此建立了與春秋齊國相似的由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混合式經濟模式（而絕對不是秦朝模式），大大提高漢朝的綜合國力，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超級大國（比同期羅馬帝國強大），有了足夠的財力，對外能將打擊匈奴的戰略國策進行到底（被驅逐的匈奴人逃到古羅馬，成為終結西羅馬帝國的重要力量）。終於使漢武帝成就一番偉業，漢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時期。

綜上可見，在解除文景之治造成的各種危機，建立漢朝國家經濟模式的意義上，管仲拯救了漢武帝，根據《管子》的政治經濟學家思想，效法齊國建立的漢朝的經濟模式成為中國後來兩千多年的基本的經濟模式，使漢朝成為當時世界第一超級大國，超級強國。

司馬遷在《平準書》結尾情不自禁讚美道：「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增算告緡，裒多益寡。弘羊心計……」

九、《管子》的政治智慧：政者，正也。

《管子》認為，「政者，正也。」即任何事情都要守中持正：

「『政』，就是『正』。所謂正，是用來正確確定萬物之命的。因此，聖人總是精修德性，確定中道以培植這個『正』字，宣揚這個『正』字來治理國家。所以， 『正』，是用來制止過頭而補不及的。過與不及都不是正。不正都一樣損害國家。[60]

文景之治的無為而治是不及，但漢武帝，桑弘羊等人後來在以管仲理論改革漢朝經濟的時候，有些措施就過頭了。例如實施「告緡」，鼓勵民眾揭發商人，打擊偷稅漏稅本來是對的，但是由於實施「沒收貲產。有能告發的，給予被告發者貲產的一半」等嚴厲政策，一方面慫恿民眾告緡必定會製造冤假錯案，一方面導致商人們破產歇業：「楊可掀起的告發隱匿緡錢的事遍及天下，中等人家以上大約都被告發。……於是商人中等以上人家大約全都破了家，從此老百姓滿足於美衣美食，得吃就吃，得喝就喝，誰也不再經營買賣、蓄藏等事業了，告緡錢這兩件事，財政寬裕多了。」[61]

這樣的做法無疑太過分了。雖然政府暫時會因為補征偷漏稅款與罰沒收入而使財政收入增加，然而無疑是殺雞取卵， 政府看得見的手把看不見的手砍斷了，資本的活力被徹底抑制，結果必然帶來市場蕭條。

果然，全國市場一片蕭條，漢武帝終於醒悟 ，廢除了「告緡」政策：

「天子……見新秦中有的地方千里之間沒有一名亭兵徼卒，於是盡殺北地太守以下官員，並命百姓，得以到邊境諸縣放牧牲畜，官府貸給母馬，三年歸還，利息十分之一，廢除告緡令，以此充實新秦中地區。」[62]

其次，還將酒業也收歸國家專營，在建立鹽鐵國有企業以後，對鹽鐵產品如何適應百姓的需求，就缺少提供產品質量與服務的激勵機制，導致產品質量不好，規格不適應市場，使百姓有意見，成為賢良文學們要求「罷鹽鐵、酒榷、均輸」廢止國有企業最大的理由，即使卜式這樣的道德模範也都居然主張「將桑弘羊下鍋煮了」：

「這一年有輕微的旱災，天子派遣官員求雨。卜式說道：『縣官應該以租稅為衣食，如今桑弘羊使官吏坐於列肆中買賣貨物，求取利潤，將桑弘羊下鍋煮了，天才會下雨。』」[63]

武帝總結自己的政績，晚年醒悟知道自己的某些好政策做過了頭，過猶不及，造成了極大的社會災難，於是寫下《罪己詔》，使漢朝經濟政治回歸管仲主張的中正，既不不及，也不過，實現「政者，正也。」

武帝去世後，漢昭帝劉弗（前94年－前74年）繼位，於公元前81年召開了鹽鐵會議，漢朝的經濟模式在堅持武帝時期基本定型的政府掌控貨幣，調控市場，國有企業專營鹽鐵等有為而治的混合式市場經濟模式基礎上，將酒業放開，使政府看得見的手和市場看不見的手共同發展經濟，徹底終結了政府無所作為，市場決定一切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使漢朝經濟繼續平穩發展，而漢朝的經濟模式成為後世中國兩千多年基本模式。

綜上可見，管仲不僅拯救了漢武帝，其思想理論還有效阻止漢朝資本主義興起（曾經有效的阻止了齊國資本主義的興起），也使後來中國兩千多年中資本主義總會受到有效抑制，中國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社會。

今日之中國，與漢初的文景之治有許多相似。中國改革將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作為一個方向性的取向，無疑會激勵資本等各個經濟要素，進一步繁榮市場經濟，GDP不久的將來就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這將很令人驕傲，社會各方皆大歡喜。

但是，隨著這種機制的進一步實施，如果國家失去經濟主導權，國有企業只退不進，在建設混合式所有制的時候被非公資本控制，甚至偷換成私有制，強大的國際資本與國內私有資本就會操控市場，壟斷經濟，誘發經濟危機，導致貧富進一步兩極分化。國家一旦面臨嚴重自然災害，或分裂內亂，外國武力侵犯，財政稅收入不敷出，就無力應對這些危機。

今日世界，超級大國美國正在用各種方法圍堵遏制中國，日本正在回歸軍國主義，不斷挑釁、製造事端，誘導中國陷入戰爭，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中也有一些國家乘火打劫。

他們不是漢朝周邊的蠻夷，而是操控著世界最強勢的資本、軍隊的美國及日本。美國主導著世界的貨幣主導權、話語權、網路控制權，因此，今日的中國周邊形勢也許比漢武帝面臨的危機更加危險。

嚴酷的歷史教訓值得吸取。在實施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改革的同時，今日中國應該從文景之治和管仲拯救漢武帝歷史中學習些什麼呢？

2014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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