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百年之耿介孤忠黃萬里

　　清華大學在反右派運動中，曾經湧現571名右派，而在222名教職員右派裡面，又有三大右派「標兵」——錢偉長、孟昭英、黃萬里。1978年之後，錢偉長、孟昭英兩位先生被改正後，受到主事者的重視，得以發揮餘熱;而黃萬里先生，卻沒有那樣的幸運，但是，耿介孤忠的先生，正氣凜然，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壯歌!

　　黃萬里先生(1911——2001年)和清華大學，一起迎來了百歲華誕。但是，冥冥之中，黃萬里被一隻巨手操縱著，使得先生生前寂寞，身後冷清。這種時節，清華土木水利學院，對黃萬里進行選擇性遺忘;而由於選擇性記憶，把光華依然聚焦在那位1912年出生的「水利泰斗」身上，大張旗鼓地慶祝張光斗百歲誕辰。

　　當然，不能阻止人家清華主事者，保持政治正確;張光斗確實有「大作」——三門峽、三峽，黃萬里沒有工程不說，還要反對三門峽和三峽，這對一個工程學家，的的確確是一出悲劇。這在那些功利主義者看來，黃萬里的一生的成就，當然比不上人家張光斗。更有甚者，不具有包容性思維，就會以為黃萬里實在麻煩的很，破壞人家主事者社會主義可以干大事的美好心情。

　　黃萬里與張光斗，清華水利系的兩位「名家」，實在有點不是冤家不聚頭的味道，而且，兩位的「緣分」頗深。說起來，1912年5月1日，常熟鹿苑鎮出生的張光斗，與上海川沙縣出生的黃萬里，可謂同鄉;黃萬里1932年畢業於唐山土木工程學院，張光斗1934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這在當時，都屬於交通大學校友，可謂同學;1934年都往美國留學，都於1937年回國，只不過黃萬里獲得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院工程博士，而張光斗得到了加州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學兩個工程碩士;1937年不約而同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水利部門工作，可謂同行;張光斗1949年擔任清華教授，而黃萬里1952年底從唐山鐵道學院帶領十三位學友，集體轉往清華大學，可謂同事。

　　歷史真是妙啊!按照常理推斷，隨著大規模建設高潮的到來，兩位肯定分別或者聯袂承擔大型水利項目，樂何如哉!無厘頭的政治運動，隨時會干擾學者的生活，無奈，只能在運動的間隙，見縫插針地進行研究;誰也沒有想到，政治會以一種別具一格的風格，切入水利教授的內心。

　　記得1986年，萬里先生在全國軟科學會議上，提出《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這篇富有新意的文稿，承載著沉重的歷史教訓吧!全能政治，既不弘揚民主，也不可能發展科學。迄今為止，主事者想做一件事，依然習慣於「三拍」——上級拍腦瓜，火速決策;下級拍胸脯，保證完成任務;上級和下級一起拍大腿，咳，又干錯了，交學費了。

　　1955年4月，三門峽大壩已經開工，水利部才召集學者和工程師進行「討論」。所謂的「討論」，其實，一邊熱烈地鼓掌，一邊喜笑顏開，甚而喜極而泣：這種大工程，太及時了，好得很!國民黨統治那麼多年，動不動就決口，民不聊生啊!三門峽大壩的動工，充分證明社會主義優越性!

　　當時參與討論的「儒生」，正好與孔夫子出活的弟子數量相匹配，七十多人，分析三門峽動工的理由，竟然是子虛烏有的「聖人出，黃河清」。言外之意，毛澤東就是不世出的聖人，誰能說七十位是具有科學理性的現代學者呢?只能說是充斥著個人迷信的江湖術士而已。

　　坦誠耿直的黃萬里先生，不忍心見到如此荒謬、荒誕、荒唐的鬧劇出場，本著一片赤膽忠心，與七十位知識分子論辯，七天之內，舌戰群儒，指出三門峽的修建，將會形成翹尾巴的結局，純屬以鄰為壑，殃及關中平原，加以泥沙沉積，最終造成不可挽回的災難性後果。

　　猶記風吹水上鱗。黃萬里早歲在唐山土木工程學院，習土木工程，畢業後在杭江鐵路公司工作，只要踏實肯干，那麼，原本是不難做出一番成績的。只是，1931年的長江大水，七萬百姓被大水淹沒，如此慘重的創傷，給黃萬里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陰影，所以，遠赴重洋，習水文，就是為了追慕「李冰」，造福人群。

　　由於政治環境和自身性格的雙重因素，更由於耿介孤忠的道德操守，使得黃萬里先生的抱負，未能發抒，但是，旁人不必為先生遺憾，因為，先生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在政治已經走上正常軌道的國家，具有自由質樸的文化原生態，學者忠於科學，追求真理，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而在極權社會，可以說，很少有道德完善之人。這是什麼道理呢?極權社會吞噬人的良心。在這種社會環境中，「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就吃不開了，實行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三門峽水庫上馬的時候，蘇聯專家非常吃香，這些專家，哪裡能夠想到黃河的泥沙如此嚴重呢?黃萬里先生眼見著三門峽水庫木已成舟，拚死力爭，強烈建議千萬要保留清淤涵洞，蘇聯專家也沒有聽進去，而中國學者還沉迷在「聖人出，黃河清」的憧憬中而不能自拔，那位「水利泰斗」——張光斗，諂媚權貴，將八個導流底孔全部用混凝土堵死，不得已，每個以一千萬的造價打開。

　　1858年11月25日，三門峽工程完成對黃河的截流，很短的光景，就出現了黃萬里先生所預言的災難性情景。泥沙淤積，淹沒良田80萬畝，40萬民眾流離失所，15萬移民甚至搬移多達十幾次，有些老百姓迫不得已，竟然開始了長達五十年的馬拉松式的上訪。面對此情此景，禁不住潸然淚下，浩嘆不已，時日何喪，吾與汝偕亡!

　　如此令人震驚的巨大災難，使得萬里副總理迫切希望加速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但是，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尚未到來的時候，政績工程是決不會主動停下來的。

　　無奈，三峽專家組的侯學煜和馬世駿先生，竟然在1991年，不到六十天之內，相繼離世。這樣，在1992年七屆人大五次會議上，三峽工程在177票反對、664票棄權的情形下，主事者決定上馬。

　　1993年5月，張光斗被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聘任為《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初步設計報告》審查核心專家組組長，主持三峽工程初步設計的審查。張氏竭盡全力幫助主事者實現「高峽出平湖」的浪漫想像。而三峽工程開工之後，張光斗每年都到三峽工地兩次，眼睛看不到，就用手摸，以此來保障三峽質量。

　　筆者，真切希望三峽工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要是如此特大型工程，有個三長兩短，那麼，三十分鐘之內，宜昌就會淹沒在六十米高的水面之下。至於武漢是否安全，都不敢往下想。

　　黃萬里先生為三峽問題，先後六次致信主事者，希望當局給三十分鐘的時間，講解三峽問題的要害，石沉大海。老先生如同大戰風車的唐·吉柯德一樣，彌留之際，依然呼喊著：三峽，三峽，三峽千萬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黃萬里先生走完了人生最後一段旅程。

　　黃萬里留有遺囑，絕口不談一句家事，而是牽掛著長江和漢口的安危，認為治江大事，絕對不能輕忽。

　　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

　　(2011年5月2日，7：04分，書菜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