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的精神分析

07-30

面對窮凶極惡的恐怖主義，我們不僅需要憤怒的聲討和譴責，更需要理性的觀察和判斷。事實上，喪心病狂的殺戮只是恐怖主義貌似強大的外在，穿越幽暗的時光隧道，我們分明能看到恐怖主義那脆弱、敏感和彷徨的心。

濃重的自卑感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伊斯蘭與西方之間曾屢屢出現征服與反征服、壓迫與反壓迫的歷史畫面。在這場十字架與新月的長期較量中，起初是伊斯蘭世界佔上風。甚至到1683年，奧斯曼帝國還再度包圍了維也納。但是，西方文明逐步也一直在伺機反擊。從1095年到1291年，在羅馬教廷的組織下，西方基督教國家打著「反對異教徒」、奪回「聖墓」和「聖地」的宗教口號，發動了長達兩個世紀的「十字軍東征」。這次事件使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從此長期互相仇視。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後，西方工業革命及由此帶來的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政治經濟結構和思想觀念的巨大變革，使西方在同伊斯蘭世界的鬥爭中取了壓倒性優勢。而從19世紀開始，穆斯林社會的政治精英們嘗試了旨在改革和復興民族國家的許多世俗方法和道路。從阿富汗尼的現代主義改革呼籲，埃及阿里的西方化改革、到凱末爾主義，再到納賽爾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的社會主義實踐，以及伊朗國王巴列維領導的「白色革命」，但他們都沒能從根本上改變伊斯蘭社會的困境，沒有實現預期的富強和繁榮。在伊斯蘭世界的歷史上，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是社會心理發展的一個分水嶺。戰爭的失敗導致了此前如火如荼的向西方學習思潮的嘎然而止。在世俗道路行不通的同時，求助於《古蘭經》的穆斯林卻找到了答案：他們發現，穆斯林社會在現實中無助和無望的困境其實在經書中早已有所預言即，它是真主對不信者、背離者和偏離正道的社會的懲治，是為了讓民眾敬畏，回歸到正道上來。由此便提出了「回歸伊斯蘭正道」、「伊斯蘭是唯一救贖」等主張，並且贏得了大批對世俗政策深感失望的民眾，從而使極端勢力獲得了賴以生存的社會土壤。二戰後，美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偏袒以色列。正如以色列前總理佩雷斯所說：「52年以來，美國從未拒絕過以色列的任何願望。」正是這種偏袒導致了阿拉伯國家在幾次中東戰爭中一再失利，不得不投降認輸，割地求和。有榮耀往昔的穆斯林一次次吞下恥辱的苦果，其民族自信心遭到了致命打擊。而且，一些中東國家還和以色列分頭媾和，追隨美國，倒向西方，彼此紛爭不休，最後還被西方視為貧窮、愚昧、腐敗和反對進步的化身。凡此種種，使廣大穆斯林進一步強化了對西方文化的敵意，一些人開始用暴力表達他們的憤怒。當別的都做不了時，在屈服和恥辱以外唯一能自己選擇的就是暴力。暴力雖然仍舊改變不了處境，但至少可以表達反抗，可以紓緩心中積累的仇恨，也可以洗刷被迫屈服的恥辱。而只有在仇恨達到極度的狀態時，才會促使人寧願以自己的生命換取對敵人的懲罰。因此可以說，恐怖主義炸藥的爆炸，首先是仇恨的爆炸。

扭曲的宗教精神

毫無疑問，伊斯蘭教是一個崇尚和平的宗教。但同時一些宗教哲學家認為，伊斯蘭教的安拉是一個「無限的神」，神的全能凌駕於邏輯之上。這種思想被伊斯蘭極端分子曲解，幻化為排斥一切、獨尊一元的宗教狂熱和蔑視生命、獻身未來的盲目衝動。於是，在今天的伊斯蘭恐怖分子的眼裡，這世上沒有無辜旁觀的第三者，一個人不是真主的罪人，就是蒙祝福的信徒，從道德的角度看來無辜的人，對真主來說，都不是真正的無辜，他們都分擔了這世界的罪和不義，不挺身反對不義，不關心不公平的事，就是贊成不公不義；不反抗壓迫，就是幫助壓迫，沒有中立的餘地。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曾設問：「到底上帝創造世界時，他有沒有選擇？」上帝創造世界時，是否受現存物理定律的限制呢？詢問上帝是否遵守物理規律，即是問上帝是不是遵守理性秩序的自我限制者，而尊重理性秩序正是西方工業文明的邏輯起點。在「自然狀態」之後，理性使人們意識到「你死我活」是解決利益衝突的有害選擇，而契約、合作競爭、民主體制、權力制衡等則是代價最小的途徑。但在伊斯蘭文明史上，只在9、10世紀出現過曇花一現的理性運動，一些伊斯蘭哲學家嘗試為信仰建立一個理性基礎，但主流觀點都認為神不應受自然律限制，他的全能凌駕於邏輯之上，是「無限的神」。過度強調神的自由，難給理性留出足夠空間，在出現極端傾向時，就缺乏一套內在的自我糾錯機制。在西方，希臘文化奠定了西方理性主義的傳統，而在伊斯蘭世界，群眾思維一直是民族思維本身，在當代更演變為政治思維。這種思維習慣缺乏理性和邏輯的錘鍊，缺乏推理能力，更容易受口號和幻覺的力量控制。證明和論證往往戰勝不了政治套話。不僅如此，這種思維方式在統治者有意識的推動下，已經成為了整個社會的集體無意識。雖然統治者一般是不相信這一套的——通過電視，全世界都看到薩達姆的兒子烏代的卧室里，沒有一點伊斯蘭色彩，但這並不妨礙他們起勁地要求群眾去「掌握」它。一些學者指出的，今天的伊斯蘭是一個在轉型過程中受挫的社會，是一個全面無序的社會，是一個充滿仇恨而又無處發泄的社會，因而也是一個尋找敵人的社會。美國學者埃斯托波西在《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一書中就指出，「如果說確實存在著一種伊斯蘭的威脅，那麼許多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相信，同時也存在著一種西方的威脅——政治的、經濟的和宗教文化霸權主義性質的威脅，一種以文化侵略相伴隨的政治佔領：結果，穆斯林世界的許多人，如同他們在西方的對應物一樣，極容易傾心於簡便的反帝口號和把西方惡魔化。」十幾個可以流暢地說英語、可以駕駛波音767的人，一定不是耳目閉塞的人，不是容易欺騙的人。要驅動這些人視死如歸，並且理直氣壯地奪走成千上萬平民的生命，靠的恐怕不是金錢，而多半是內心深處的使命感。此時，被扭曲的宗教精神幫助復仇者用更為神聖的道德壓倒良心層面的道德，為自己的行為與生活方式提供強有力的合理化辯護，以允諾另一個世界的嘉獎和報償來吸引不惜生命的獻身。到目前，人們還沒有找到剷除恐怖主義的靈丹妙藥。但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我們需要謹記的是：恐怖主義既然是一種「主義」，就不僅僅意味著打打殺殺，而肯定有意識形態方面的訴求。對拉登、巴格達迪這樣的恐怖大亨而言，除非有一天全世界的婦女都戴上面紗、男人都蓄起鬍鬚並誦讀《古蘭經》，否則他是不會滿足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恐怖主義和世界的對立更多的是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對立，而這種對立，是不可能通過簡單的讓步來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