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日關係（五十）昭和時代將中日關係攪拌上火藥、塗滿了鮮血的最初一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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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軍意圖擴大事態　當最初的槍聲響起之後，還不到十五分鐘，日軍便將其所佔據的城外商埠地區之各交叉路口用沙包鐵絲網構築了防柵。　於是，革命軍方面乃試圖以電話接頭，同時，並命令凡在城外的國民革命軍一律離開濟南附近。蓋城內的革命軍有城牆和日軍隔開，故而耽心在城外再有和日軍衝突的事件發生。由於這個命令的下達，城外革命軍便在下午五時之前撤離完畢。　然而，在這個時候，槍聲卻還是沒有停止。　『我一方面通知福田司令官，說我已經命令我們所有濟南城外的軍隊於下午五時以前一律離開濟南；同時，請他也約束日本軍隊不要再亂放槍砲，傷害我們的人民。　『當時，福田就回了我一封信，說他很願意同我們開一個會議，來調查今天衝突的經過。......要我們派員到日本司令部去。　『這時已將近黃昏，但槍砲之聲仍沒有停息。這些槍砲，當然是日本軍隊發射的，因為當時我們在城外的軍隊已離開濟南郊區，而其所有槍聲，都在城外。　『這自然是日本軍隊要想擴大事態，故意亂放槍砲，使我們人民感受威脅恐慌；而他卻說是我們軍隊發射的，還假意的要求我們派人去開會。　『我就答覆他（福田）說﹕　『「日軍應趕緊派人到我們總司令部來開會。......」』（註四）　　註一、二、三、四﹕蔣總統-「誓雪五三國恥」（一九二九?五）日軍蠻橫猙獰　『到了（三日）晚上十二點鐘（五月四日上午零時），日軍司令官福田彥助纔有回信來，說他不能派人到我們司令部來，要我們派員到日軍司令部去。　『我（蔣總統）就答覆他﹕　『「如果要我派員到日本軍司令部去，那就是日軍沒有誠意；亦就可認定今天不是為了小事衝突，而是日軍把我們當成了敵人。這樣，我就絕不能派代表到你司令部裏。」』（註一）　結果，決定由雙方派代表在一個中間地點-津浦鐵路辦公處進行交涉。　熊式輝拒絕日方條件　國民革命軍方面的代表是熊式輝，日軍代表則為參謀長黑田周一。　『熊式輝是日本陸軍大學的學生，他同福田司令部的參謀長（黑田）和許多參謀都是同學，他又懂日本話。......可是，會議的時候，不僅是同學的話講不到，當時那種橫蠻侮辱的情形，實非言語所能形容！』（註二）　日軍所提出的停戰條件是﹕?凡濟南商埠（在城外）街道，不許中國官兵通過；?膠濟路（青島-濟南）、津浦路（天津-濟南-浦口）不許中國運兵；?中國軍隊一律退離濟南二十里之外。　熊式輝表示﹕「這是重大問題，須向總司令請示，我不能簽字。」避開立即答覆；黑田周一等人則強橫地說﹕　「你不是代表蔣介石來的嗎？應該可以馬上簽字的。」　就在這交涉的時間內，日軍的挑釁行為越發加強，甚至用大砲射擊過來，每兩分鐘發射一砲，把革命軍的無線電台、交通機關統統破壞。　『這種砲轟，就是他想威嚇我們會議代表和一般官兵，壓迫我們軍隊向南撤退，以達到他們阻礙我們革命軍不能越過黃河北進的目的，使革命軍不能攻佔北京，完成北伐，而使北洋軍閥仍能割據河北，在日軍保護下坐大。--這樣就可使華北永遠置於日人操縱之下。』（註三）　熊式輝拒絕簽字堅持到底。等到他把日軍方面的三個要求帶回總司令部時，已經是凌晨五時。　熊式輝的報告是這樣的﹕　「照現在的情形看，日本一定要與我們開戰。我們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決心和他決裂，對抗應戰；一條是忍辱一時，避免衝突，避免犧牲，將來再作計較。」　『熊式輝與日軍會議後回報歷受日人猙獰威逼，不勝憤慨。余（蔣總統）慰而嘆之曰﹕　『「日本軍人之作風如此，日本國家與人民將不勝其憂患矣！豈天將禍我東亞乎？」』（五月四日日記）　黃郛遭日軍軟禁　和熊式輝的時間差不多、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也滿懷憤慨地回到總司令部。先是黃郛在事件發生之後的不久打來一個電話說﹕「我在日軍司令部，請派汽車來接我」之後，便斷了消息，去向不明。　『我（蔣總統）問黃部長﹕「你怎麼會到日軍司令部裏去呢？」他說他原來是住在交涉署，當日本軍隊與我們革命軍開始衝突的時候，日軍首先就要把交涉署包圍起來。為什麼要包圍交涉署呢？因為日本人與張宗昌訂有不能公開的密件藏在交涉署，恐怕我們革命軍得到了宣布出來，所以他們先要把交涉署包圍起來，要將裡面所有一切的公文書搶去。』（註四）　張宗昌和日本軍的密約，是在革命軍二次北伐剛開始之後，由張方參謀長金壽良前往青島和日本駐軍所簽訂。其內容是以由日軍驅逐國民革命軍於山東境外為條件，而將青島和膠濟鐵路權利讓給日本。　『黃部長對進入交涉署的一個日軍排長說﹕　『「我是中國外交部長-黃郛。你們不可這樣無禮；你要去告訴你們的司令官，中國外交部長在交涉署，不能派兵到此，對我這樣橫加侮辱。」

　『於是，這個指揮日軍的排長乃一度退去；一會兒回說他們的司令官（福田）要請黃部長去和他講話。　『黃部長日本友人很多，他與福田司令官也是認識的，他以為一定可以與他們講和，所以就與回來的排長一同去了。

　『那裏知道，到了日軍司令部之後，不僅福田司令官不見面，連什麼參謀、副官都沒有看見，只把他軟禁在一間小房子裡面，要他在一個文件上面簽字。文件上說﹕今天中國革命軍與日本軍隊衝突，是中國革命軍來搶日本的東西，來打日本人，所以衝突起來的。　『黃部長當然不答應，便在小房間裏坐了一個多小時。』（註五）　就在這個時候，黃郛打電話給　蔣總統，請派車到日軍司令部去接他；但日軍沒有得到他的簽字，便不放他走。日軍的態度是不管怎麼樣都得要迫使黃郛點頭同意。　　註一、二、三、四、五﹕蔣總統-「誓雪五三國恥」（一九二九?五）蔡公時遭慘殺　對於被軟禁在日軍司令部、但卻怎麼樣也不肯簽字的外交部長黃郛，有一個日軍班長擺出了恐嚇手段。　這個班長拿出一枝手槍放在桌上說﹕

　「除非你不要命，如果要命就要簽字。」　「我是中國的外交部長，你不得這樣無禮。」　「曉得你是什麼東西！外交部長？我會管你這麼多！」　當時，正好有一個曾為革命軍在濟南地區蒐集情報的日本人在場，他和黃郛認識，儘管他是日本人，也對這樣的情況看不過去，乃責備這個班長太不禮帽，這個班長卻回罵他﹕　「你小子不是日本人？如果你是日本人，為什麼倒幫助中國人？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今天就是我們日本人與中國人開戰的日子；少說廢話！」　黃郛不屈服地說﹕　「即令你殺了我，我也是不能簽字的。」　到了這個程度，日本兵雖然兇狠，卻也無可奈何，只有繼續僵持下去。　在此之前，黃郛在外交部交涉署為調查實情，調停衝突，曾經派遣中國人和日本人各一人為一組的調查員到街上去調查情況，希望能得到客觀的判斷。

　這兩個人也剛好到了日軍司令部。　其中之一的日本調查員，如獲至寶地叫嚷﹕　「剛纔看見一個日本兵被中國兵殺死，你們中國人也看見的。」　中國調查員在被脅迫之下，終於當場寫了一個報告，日本兵便強迫黃郛簽字，並說﹕「你不能不簽字，你自己所派遣的中國調查員也看見的。」　此時，天色已快黎明，黃郛考慮之後，在報告上批了一個「閱」子。這纔得以解除軟禁，已經是四日凌晨五時。自事件發生以來，他被扣留於日軍司令部，實則已達十八小時之久。　『以上，是黃部長向我（蔣總統）所講的情況。他說﹕　『「日本人沒有當我們中國人是人，這種恥辱與殘酷，不僅自己從來沒有受過，恐怕在歷史上都不曾有過。」.........』（註一）　　▼黃郛由於此一原因，在事件之後，便辭卸了外交部長職務，由王正廷繼任。黃郛曾經留學日本，被稱為是一個理解日本的人；但王正廷則為和美國比較接近的外交官，其後王正廷為濟南事件派遣特使前往美、英，要求同情，造成了迫使田中內閣陷於困境的國際情勢。▲　日軍闖入交涉署　日軍在將外交部長黃郛軟禁之後，更闖入交涉署，慘殺了外交特派員蔡公時等外交官十六人。　當雙方士兵衝突之初，有日本兵兩人在交涉署門前中流彈死亡，日軍乃藉口這兩個人是被由交涉署發出來的槍彈所打死，而等到夜晚襲擊該署。　交涉署的職員，都住宿在署中。三日深夜，有日本兵二十餘人搗毀交涉署大門，衝進署內，剪斷電燈、電話線，大事搜索。　蔡公時當即表示抗議﹕「我們是外交官，不帶武器，沒有搜索的必要。」但日本兵毫不理睬，將在署內所有的職員都綑綁起來，集中在一個房間裏。　日軍的指揮軍官，坐在中間，命令蔡公時跪下，蔡公時斷燃拒絕地說﹕　「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能跪在侵略者的日本軍閥面前。」　　▼在中國，被人當面強迫跪下，是最大的屈服與恥辱。▲　「你是說不願跪下？還有你更好看的咧！」　日本兵邊說邊將在蔡公時旁邊的職員，拖出來用槍打死。又說﹕　「怎麼樣？」　蔡公時仍然拒絕。　於是，他同樣地殺死了又一個中國人。再說﹕　「現在怎麼樣？會跪下了吧？」　 日本兵就是這樣地依次將全體殺害。　蔡公時不屈而死　對於堅持到最後剩下他一個人還是挺立著的蔡公時，則用槍托將他的腿骨打斷，倒在地下，但他還是毫不怯懦地大罵日本軍閥；他們撬開他的嘴，割去了他的舌頭，最後再用手槍將他打死。　『日本人那種野蠻行動，簡直就是禽獸；對於我們外交官，竟敢施行那樣的暴行，誰亦想不到的。本來各國外交官在作戰的時候，照國際公法，誰也不能殺害的；他們明明曉得蔡公時是我們中國的外交特派員，偏偏要這樣侮辱他，殺害他；並且還將我們外交部長關在一間房子裏，逼他簽字。--這次日軍暴虐的行為，就是世界各國，也都曉得了他們是一種最野蠻的軍閥。』（註二）

　　▼據日本方面資料--駐濟南總領事館在事件之後，向日本軍方調查所獲報告﹕三日早晨的衝突，有日本兵二人被來自交涉署內的狙擊而死亡；因此於下午七時許，由第六中隊（連）中隊長木庭上尉率領第二小隊（班）進入交涉署搜查；在地下室有攜帶手槍類似便衣隊的十六人潛伏，突然發槍射擊，日軍立即衝進地下室，將其全體射殺或刺殺，屍體埋於建築物背後的空地。署內是否有外交官，則有欠明瞭。▲　　註一、二﹕蔣總統-「誓雪五三國恥」（一九二九?五）看破日軍陰謀　日本軍的意圖，是為了要援助北洋軍閥，乃製造出以武力來與國民革命軍正式攤牌的局面。　『五月四日侵晨，日軍曉得張宗昌的軍隊還在德州（在濟南東北約一百公里），他們就打電報去，說濟南已打起來了，要張宗昌的軍隊趕緊回到濟南來；但張宗昌的軍隊已被我們完全打垮，至少要一個星期纔能集合得起來，如當時他們果有一兩團兵力能夠集合，他一定是會打回來的，這樣，日軍當然會掩護他來反擊我們濟南附近的革命軍的。　『但張宗昌沒有一個軍隊可派，所以日本人只好派飛機來向我總司令部轟炸，那天炸死了我們幾個衛士，並傷了幾個官長；當時我也正在司令部辦公，但沒有被他炸中。』（註一）

　在這樣的戰況之下，國民革命軍仍然連續派遣代表到日軍那邊，希望繼續致力於通過交涉解決問題。

　日軍圖使緩兵之計　本來，奮起應戰並非困難，可是一旦點燃戰火，則將不限於濟南一地，而會擴展及於華北一帶；因此中國統一必將為之延遲，而且多數無辜民眾也必然會蒙受禍害。是則此時如接受挑釁，則正中了日本軍閥的詭計。　『到了四日下午，他們日軍司令的態度，忽然變過來轉為和緩了，福田派了一個高級參謀到我總司令部來，說了一套話﹕　『「昨天的事情，是部下衝突，發生了誤會，只要你蔣總司令不誤會，我們以後一定不再擴大，一定可以設法調解。福田司令官對革命軍是很好的，而且很願意幫助中國革命軍。」　『我就對他說﹕　『「雙方部下衝突，不算一回事。.........不使衝突擴大，我當然十分贊成的。今天只看你們日軍士兵是不是再放槍砲擲炸彈了，我願以此來衡量你們日本軍有否誠意。」　『他當即應允不再放槍砲了。但到五月四日夜晚，日軍仍在城外從西關到北關一帶，連續不斷的放槍、放砲、投擲炸彈。』（註二）

　這時，　蔣總統已經察覺到日軍的軟化是一種策略--是要使革命軍方面認為其態度已有了變化而對之鬆弛戒備，好讓他們爭取時間、等待援軍到來的緩兵之計。一旦援軍開到，想必就會一鼓作氣挑動決戰。　　▼根據日本資料--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在事件發生的當天～五月三日，便確定採取派遣援軍的強硬方針，當時對福田彥助師團長下令﹕「決由內地（日本本土）儘快增兵。此際，須採取斷然措施。」並作了由內地派遣一個師團及一個鐵道隊、中國東北派出一個混成旅、朝鮮派出一個航空中隊立即前往山東的決定，候田中義一裁決。　　可是，田中因為其內閣是處於執政黨（政友會）未能在議會佔有超過半數席位的情勢之下，猶豫不決，遲到八日纔做了正式決定。▲　革命軍秘密渡河　四日夜晚，　蔣總統秘密下令在城外的大部分革命軍渡過黃河北進。這是為了在不待日本援軍到來之前部署好對於本來的敵人北洋軍閥的追擊勢態，並避免和日軍發生大規模衝突，而且更有必要不讓日軍察覺到有渡河作戰的行動。　『我則仍舊留駐城內，與日軍隨時交涉，使他們不致懷疑我本人離開濟南。.........他們日軍的偵探遍布在濟南城郊附近，而且他們還有幾架飛機，可在空中偵察我軍行動，如果我們在白天渡河，那他就曉得他的緩兵之計已被我們識破了，這樣當然他就會對我軍立即動手，施行打擊，更要同我們拚命了。.........　『後來他們到了五日下午，纔曉得我們軍隊主力已渡過黃河，而他的計畫已不成功，於是他就一不做二不休，又用飛機大砲來轟擊，使我已經渡河的部隊遭受很大的死傷。　『我於當夜又令將留在南岸少數部隊全部渡河，但預定留守在城內的部隊約四營兵力，還是固守不動。』（註三）　蔣總司令移駐黨家莊　『六日早晨，接到我們留在南岸所有部隊都已經於昨夜渡過黃河的報告，我乃決心離開濟南城，移駐離城三十里的黨家莊。　『一方面，我還是派人與日軍福田司令交涉，並寫信責備福田，說昨天我軍渡河，日軍為何要用大砲飛機來攻擊我們，你要趕緊阻止。　『我就在當日～六日晨八時由南門出城，到十點鐘他的偵探就曉得我已離開了濟南城。　『其時，我有一個參謀陳韜派去做代表，五月五日夜間給日軍關在司令部裏頭。到六日十點鐘，他還在那裏，他住的地方剛巧在福田辦公室隔壁一間房子。他聽到福田一得到我已經出城的消息，就連聲說﹕「糟了！」並同他的參謀長說﹕　『「以後事情很難辦了！而且簡直沒有事情可辦了！」　『我既已出城，他們這個迫為城下之盟的陰謀，就被完全打破了。』（註四）　　註一、二、三、四﹕蔣總統-「誓雪五三國恥」（一九二九?五）誓雪國恥　在濟南城撤退的時候，仍有李延年團一團步兵及蘇宗轍旅之一部分（計三千人）留在城內。　本來，對於中國領土的濟南，當然不能輕易予以放棄；而且如果在濟南城內沒有中國軍隊，那麼日軍就一定會以「濟南沒有軍隊維持秩序，所以不得不派兵擔負維持秩序的任務」為藉口，而曲解其派兵是正當的。　不過，在被日本大軍包圍的城內，留下少數兵力，當然是非常危險的事；可是為了保護本國國民與土地，是必須要付出不得已的犧牲的。　像這樣，日軍如果正式發動攻擊來奪取濟南，那麼，他野蠻橫暴的侵略行為就會暴露於全世界。　李延年部堅守濟南城　『我告訴李團長，你至少要固守兩天以上；並且一定要等到日軍真正向我城內來強行進攻之後，你纔可自動的與蘇部向泰安方面撤退。我留一架無線電報機給你，隨時與我直接通電，聽候命令。』（註一）　果然，到了六日夜間，日軍就對濟南城發動了總攻擊。　『我在離城三十里（約十七公里）的黨家莊，日軍槍炮的聲音，都聽得很清楚。想到我們的人民和軍隊有很多犧牲，十分痛心。』（註二）　當日軍開始攻城之際，　蔣總統便電令李延年自濟南城內撤退；可是他們在敵軍重重包圍之下，退不出來。　李延年的部隊打的很好，一次又一次地將逼近城垣的日軍擊退，不容許攻入城內。而且，只不過是四個營兵力，便阻遏住了日軍一個師的攻勢。　戰鬥持續到五月九日，日軍終於放棄進攻，派人到李延年處要求停戰；革命軍也為避免再事流血，乃讓出濟南城；不料到了這個時候，日軍卻又表現出極其卑劣的背信行為。　『日軍言明讓東關給我軍，保證向黨家莊方面安全撤退，李團長纔於九日晚與蘇部由東門出城；可是不到城外三里路的處所，就被日軍的機關槍伏兵在兩側亂射，我軍到最後只剩得五百餘人回來，其餘的人統統死在這次撤退的路上。』（註三）　日本兵更極盡其暴虐之能事--住在濟南醫院的革命軍二十六軍傷兵二百餘人被全體用機關槍射殺，連賣糖的孩童及短髮的少女都被刺死。

　李延年等留駐濟南的部隊，到了十一日早晨全部撤離城內，雙方正面決戰的情勢大致告一結束。　何以雪恥，自強而已。　當時，　蔣總統留下了這樣的日記﹕　『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恥乎！何以雪之，在自強而已。　『有雪恥之志，而不能暫時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達成雪恥之任務；余今且暫忍為人所不能忍者耳！』（五月九日）　『吾躬逢其慘，不能不為我部屬痛耳！　『余自定日課--以後每日六時起床，必作國恥紀念一次，勿間斷，以至國恥洗雪淨後為止。』（五月十日）　事後據調查濟南慘案代表團於六月七日在南京所發表的調查報告，在慘案中死亡之中國人達三千二百五十四人（其中男性二千一百人、女性六十六人、不明者一千零八十八人），負傷者一千四百五十人。　　▼另據日本外務省後來在同年十二月向日本國會第五十六次會議提出報告﹕日本僑民在濟南事件中被殺害者十五人（包括失蹤一人在內），負傷者十五人。▲　在當地的交涉，由於恃武力為後盾的日軍態度強橫，進行甚為困難。　當濟南受到總攻擊的七日下午四時，國民政府外交部代理交涉員趙世瑄被約往日軍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的司令部，由參謀長黑田周一交來五項條件，其內容為「對於與事件有關之革命軍高級軍官應予處刑，禁止反日宣傳，革命軍須離開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二十里以外」等非分要求，而且限十二小時以內答覆；可見一開始就沒有打算會等候到滿意的回答，不啻是一個「最後通牒」。　儘管日軍如此強橫，但革命軍方面還是於八日派熊式輝為代表，帶去答覆條件，其內容是--對於日軍的要求，雖然姑予大致承諾，但也同時提出﹕日軍方面暴虐行為的責任者，也應予以處分，在濟南城內及膠濟鐵路要地仍應許可駐留若干部隊等項要求。　福田對於這個回答根本不加考慮，而立即送來一件覆文﹕　「.........至回答期限-本日（八日）上午四時，仍未接獲貴總司令之正式回答。因此，本司令官認定貴總司令並無解決事件之誠意，為軍事之威信計，不得不採取斷然處置，以貫徹要求。」　　註一、二、三﹕蔣總統-「誓雪五三國恥」（一九二九?五）唯有臥薪嚐膽　在李延年等部隊業已自濟南城撤退完畢，戰火大致停熄的五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　蔣總統改派總參議何成濬為代表，再度進行交涉。此時向日方提出的答覆是～～四十軍軍長賀耀組業予免職，濟南周圍及膠濟鐵路二十華里（約十一公里）以內暫不駐兵，反日宣傳並已禁止等項。　同時，對於日本方面處分其責任者的要求也未提出，表示最大的忍讓。然而，福田彥助卻以何成濬沒有帶委任狀為藉口，不承認其為代表，拒與交涉。　　『......是可忍，熟不可忍？......中日兩國之怨仇因此深結於人民心中而不可拔，東亞和平之基礎亦從此動搖。......』　五月十二日，　蔣總統寫下了這樣的日記﹕　『據報何成濬晤見福田，福田態度仍甚強橫，不可理喻，有必欲解散我第二、第三、第四7[55]1599各軍團及對我三總指揮必欲處以嚴刑之要求雲。是可忍，熟不可忍？攻破我之濟南，在彼以為得意，不知中日兩國之怨仇因此深結於人民心中而不可拔，東亞和平之基礎亦從此動搖。是日本軍閥之禍國殃民，乃更甚於中國之軍閥矣！毒蛇猛獸豢養不除，必至反噬其主人，惜乎日本民眾猶未能醒悟耳！大為中日兩國民眾之前途長太息也！』　情況如此，已不可能寄望於由兩軍在當地解決問題。因此，　蔣總統乃向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報告，請循外交途徑交涉，並決心繼續北伐。　此際，國民政府已於五月十日致電國際聯盟，要求調查事件真象，「濟南慘案」大受國際注目。尤其是美國，且於十五日在下院提出「由國務卿出面調停」的議案。　日本政府鑒於對國際輿論不能再事漠視，也於十四日決定方針--不擴大戰事，並循外交交涉收拾事態。遂即派遣參謀本部作戰部長松井石根中將來到濟南，與張群及王正廷之間進行交涉。但日本方面要求　蔣總司令陳謝，中國方面要求賠償損害，意見對立，極難獲得進展。　張群回憶交涉經過　　▼張群在當時擔任中日之間的聯繫任務，頗為活躍。　　現在據他回憶濟南事件前後情況如左﹕　　「在上一年，　蔣總司令和田中義一見面的時候，總司令已經從田中的態度察覺到日本是反對北伐的。　　「為了北伐進軍，勢必非經過濟南不可。由於日本在先已經有過第一次出兵山東之舉，故而　總司令非常耽心會發生衝突。　　「現在是可以說出來了--當事件發生的不久之前，我們曾經通過日本友人要求日軍由濟南移往青島，由我方負擔此項軍費。因為濟南敵軍（張宗昌部隊）業已向北撤退，只要日軍也不在那裏駐留，則無須流一滴血；可是日軍卻拒絕了這個提議。　　「總司令乃立即派我前往東京，而我則是在抵達東京的幾個小時之前得知濟南事件發生。　　「到達東京之後，立即會到友人松井石根及有田八郎（外務省亞洲局長），傾談達於深夜。　　「日本軍部的主張極其激烈--有『將革命軍徹底打垮』、『要他們投降』、『要蔣介石自己來交涉』等等意見。我覺得像這樣的情況，那裏還能夠指望由兩國軍方解決問題。

　　「翌日～五日，見到田中義一。向他提出﹕不要任憑在當地的軍隊折衝，應該移付外交交涉。可是未能為他所接受。　　「不過，稍後田中的方針有了變化，通知我決定派遣松井石根前往當地。於是，我也就迅即歸國，代表國民政府和松井進行交涉。　　「到達濟南之後的松井，起初通知我說在濟南交涉，要我前往，我予以拒絕。經過折衝之後，決定在濟南南方的黨家莊會談。　　「此時，黨家莊已在日軍佔領之下，我一個人徒手前往，沿途見到日軍裝甲列車行駛在鐵路線上，大砲配置在各處，持槍士兵態度都很亢奮，--老實說﹕我當時的心情是不打算會生還的。　　「雖然說是外交交涉，但卻是在那樣遷就一方面的狀態之下開始進行。」▲　交涉再三發生變化，直到由外交部長王正廷和日本公使芳澤謙吉終於簽訂協定，則是在翌年三月二十八日。　協定內容沒有追究任何一方面的軍事責任，而只決定了（一）自簽訂日起兩個月內，日軍在山東的駐軍全部撤退。（二）雙方損害，共同組織調查委員會另行調查等項。　中國外交官蔡公時之被殘殺，不再追究，賠償損失問題實際也予以擱置。--這是由於中國方面片面讓步而告終的。　民心一致誓雪國恥　對於這樣的讓步，中國國內自難免有人提出責難。但在面臨統一全國大業之際，除了忍受眼前的恥辱，效法臥薪嚐膽歷史而外，別無善策；於是，自此之後，「誓雪國恥」、「抵禦外侮」、「保障獨立自由」的聲浪，充滿了全國每一角落，民心乃一致趨向於國家統一的目標。　遺憾的是﹕這個事件在中國，對於民眾的反日情勢，發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在日本，則敝開了軍閥專橫干政的道路。　同時，更是在日本昭和時代將中日關係攪拌上火藥、塗滿了鮮血的最初一個里程碑。日亟圖控制東北　國民革命軍雖然受到日軍的干涉，在濟南付出了很大的犧牲，但是北伐則仍然繼續進行，並未因而有絲毫弛緩。　革命軍四路並進　渡過黃河北向進擊的第一集團軍（蔣總統兼總司令），於五月十三日佔領平原；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進展到德州；由山西方面出擊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則於擊破娘子關之後，進入河北省，拿下了石家莊與正定；第四集團軍也揮師北上，加入進攻。　此時，京、津地區，已經在指顧之間，只須等各軍配合行動，併力攻向北京。　在發動總攻擊之前，　蔣總統為視察戰況而於五月十九日由徐州前往鄭州，與馮玉祥及白崇禧（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會面；繼之，更於五月三十日抵達石家莊，與閻錫山會談。　在被居於壓倒優勢的革命軍自西、南兩方面形成大包圍的北京，自上年六月組織軍政府、自稱大元帥、對北洋軍閥發號施令的張作霖，仍然堅持不肯離開。　可是，在國民革命軍緊迫不捨之下，張作霖已經失去了過去的威勢，曾經一時號稱百萬的北洋軍閥部隊，現在銳減到四十萬人，而且內部意見紛歧，不啻「風前之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