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外交轉型和中英關係

　　文_曾 飈

　　11月9~10日，英國首相卡梅倫中國之行，並沒有在中國引起特別大的反響，在英國卻極受關注，尤其是10月份，挪威方面重新提起中國人權議題，把卡梅倫訪華放在了「利」與「義」的選擇中。但唐寧街10號強調的是，此次訪華派出了50名高官和貿易代表。相對應的，中方也更多地將其視為一隊豪華貿易代表團，而不是要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重要盟友。

　　即便如此，此次豪華貿易代表團來訪，達成的最大合同，也不過是勞斯萊斯向中國出售價值18億美元的發動機，而就在卡梅倫抵華3天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突訪法國，送去近160億美元空中客車的訂單。

　　在訪華之後，卡梅倫又出席了G20峰會，與2008年倫敦峰會相比，當時首相布朗有地利優勢，呼籲全球救市，是英國近年來在國際舞台上一次少見的領袖風範展示。而卡梅倫僅僅是首爾的過客，英國本土政經界，對他訪華的期待，也遠遠大過他在G20的表現。

　　這次卡梅倫訪華，更多的像是在傳達善意，而非達成實質成果。須知從1998年布萊爾第一次訪華至今已經12年，還有多少善意需要重複？英國某些保守的政商界人士已經在問，中國對未來英國價值何在？早在9月份，素以分析和報道中國財經新聞著稱的《每日電訊報》就對中英之間的經貿發展做了一個悲觀的分析。也許，英國在向中國這個大客戶靠攏時，需要思考自己能夠給它帶來什麼，以何種方式與之對話。

　　英國的對華價值

　　2009年初，英國政府發布了《中英合作框架》，受到媒體短暫的歡呼。工黨下台後，保守黨和自民黨聯合政府基本延續了新工黨的中英關係政策。只是，自民黨作為第三大黨，今年幸運入閣，其智囊機構在外交上眼光僅限於歐洲和美國，對於世界其他地區思考不多。

　　主導聯合政府外交的是保守黨。傳統的保守黨外交思維中，中國甚至東亞，都不在其視野之內，英國外交所要考慮的，首先是美國，其次是歐洲，最後是英聯邦。卡梅倫有所超越，但亦有局限。他今年5月上台以來，先後訪問了法、德、阿富汗、美國、印度等國，本可以借上海世博會英國館日訪華，最終還是放棄了。

　　英國本身的香港移民構成，並不足以向英國展現一個真實的中國。只是到1999年之後，英國開始向中國有意識地輸出自己的高等教育，大量中國留學生的到來，使得他們意識到一個新興的經濟國家距離自己越來越近。

　　根據2001年英國人口普查，當時英國人口大約6000萬，華裔佔總人口的0.4%，大約是24萬，位居英國少數民族第三位。到2010年，中國留學生佔據英國海外留學生第一位，超過10萬人。卡梅倫訪華，正逢英國大學學費狂飆，5萬人上街示威，部分示威者衝擊保守黨總部，卡梅倫卻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說，英國本地學生大學學費漲價，不代表外國留學生學費上漲，暗示高教產業之外，英國最近的創業移民和倫敦矽谷計劃也需要中國留學生加持。

　　然而，在期待經濟成果的同時，關於卡梅倫是否與中國展開人權對話，是否公開提到某人的名字，都成為英國媒體關注的焦點。以筆者對當時英國媒體的瀏覽，真正有分量的分析，來自英國前商務大臣和新工黨元老曼德爾森。曼德爾森在2004~2008年間擔任歐盟貿易專員，2007年，與當時的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就中國紡織品出口有過直接交鋒。

　　曼德爾森在《泰晤士報》的分析，輕描淡寫地避開了人權話題，而是給英國打氣，強調英國雖然在貿易上相對弱勢，但是英國在歐盟中享有特殊地位，中國至少在兩個方面需要英國支持，一個是讓歐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另一個是說服歐盟解除對華武器和高科技產品出口禁令。曼德爾森的分析，也是今天英國自認為在對華交往中自己最有身價的地方。

　　人權外交的衰退

　　卡梅倫訪華，如果不談人權，可以被解讀為一種對華叩頭行為，也可以被解讀為英國外交一種含蓄低調的風度。這種在權衡利弊之後的拿捏，英國人做得很有分寸。

　　人權外交目前在歐洲處於低谷。人權成為外交中的重要議題，第一是各國在簽署《國際人權公約》之後，簽約國可以對其他國家的人權提出評估和改善建議。英國外交部每年發布的《人權白皮書》，都會做類似工作。在2009年的《人權白皮書》中，中國人權狀況就受到了特別的關注。同樣，中國作為《國際人權公約》的簽署國，也可以對其他國家人權狀況提出批評和建議。

　　第二，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人權外交在歐洲受到重視。「擁有倫理實力的歐洲」之思潮提升了人權議題在外交中的作用。這股思潮認為，歐盟在國際社會中具有行善的能力和實力，足以將國際社會推向「全球性共善（global common good）」。

　　1990年代後期正是布萊爾的新工黨執政，外交上大力鼓吹「新干涉主義」，在科索沃戰爭中，將這個理念發揮得淋漓盡致。而這股思想與當年美國總統柯林頓的結盟外交相互呼應，展現了英國外交光輝的一面。即使9·11事件後小布希政府推出單邊主義，布萊爾也還是把「新干涉主義」嫁接到反恐戰爭中去。2003年，美英主導的伊拉克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也顯示了這種道德優越感。

　　在這兩個時期，英國的外交充溢理想色彩，換來了與美國在1980年代里根-撒切爾夫人於國際舞台互相唱和之後的又一個關係高潮。但是，隨著伊拉克戰爭光環消退，反恐戰爭深陷泥沼，極端伊斯蘭組織無法根除，在英國，也在西歐內部，政治家和民眾開始思考要為一個「擁有倫理實力的歐洲」支付多大的成本。

　　反思之下，西歐政壇的右轉是一種調整，從法國到義大利，再到荷蘭和瑞士，保守主義政客逐漸受到歡迎。在英國，雖然沒有出現歐洲一些國家赤裸裸的右翼勢力，但是英國人很明智，也很務實地對移民和相關福利政策進行全盤的反思。這正是當前主導政府的保守黨正在做的事情。

　　如果仔細聆聽，卡梅倫此次訪華，在人權和中國發展問題上的表述，基本上沒有什麼批評內容，所傳遞的信息更多是承認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做出了自己的成績。假如這也算卡梅倫訪華談了人權，肯定不是原先輿論所期待的那種「倫理實力」在發言，而是經濟動力。

　　外交轉型的突破口

　　回到英國之後，卡梅倫發表演講，宣布英國依然是世界舞台上的關鍵玩家。這是英國人的外交觀，但是他們也承認自己在面對一個越來越不確定的世界，英國外交必須轉型。事實上，英國皇家外交學會（Chatham House）在今年7月發布一份政策分析，建議英國政府重點與土耳其、中國等新興國家建立合作關係。筆者稱之為「抱大腿外交」，但在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英國遭遇高額赤字、經濟恢復乏力局面下，努力開拓新興經濟體市場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另一方面，英國極力避免公開表示在美英關係上失意，否認失去了過去「特殊關係」的地位。但自從布萊爾之後，這個趨勢很明顯。上任首相布朗與奧巴馬並沒有達成良好的私人關係，英國外交大臣黑格、副首相剋萊格先後訪美，與希拉里也是泛泛之交，克萊格本人就是一個典型的親歐反美派。而在對待歐盟問題上，英國傳統的「疑歐」立場，是保守黨外交的一個特徵。就在今年8月，卡梅倫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與德國唱對台戲。可見，聯合政府中的兩黨在平衡美歐關係上相互掣肘，英國的外交轉型暫時只能從新興國家尋求突破。

　　即便英國政界對轉型方向達成了共識，配合外交轉型，也還需要人力和知識儲備。以對華外交為例，在英國議會中，跨黨派的中國事務小組扮演了主要角色。2009年，應邀訪問西藏的代表團成員，就來自這個小組。根據筆者了解，他們對於中國並無專門的知識，很多意見表達，主要是通過所接觸的中國友人或者秘書助手的整理，因此平心而論，他們的意見觀點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英國政府的對華決策，實在值得懷疑。

　　卡梅倫訪華期間，英國媒體對中國人權領域的高度關注，並未轉化成實質性對話，就說明了雙方仍缺乏了解。而更為關鍵的環境、綠色能源技術的議題，也少有人提及。這也許恰恰反映了中英外交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