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俄國知識分子的真實形象(2)

　　於是，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先導，演化出了後來完整的 「革命禁欲主義」。他們提倡禁欲主義，一方面這樣做是為了道德的「純潔性」，另一方面卻有很實際的考慮：「行動者」不能兒女情長。從平民知識分子到民粹派都有一種僧侶型的封閉世界體系，並且有自己的精神領袖，它表現為對世界其他部分的不能容忍，並使自己與之隔離的傾向。　　與禁欲主義共生的是崇拜苦難、反智主義以及對財富恐懼的傾向。他們憎恨任何與歐洲文化、貴族身份有關的東西。19世紀官方宮廷的「法國化」和下層知識分子的「草根化」分離以後，民間便對「文化」和形而上思維有一種心理的疏離和敵視。高雅和不能容忍的貴族習氣纏繞在一起，民粹派的名言是：「只有一種狀態比貧窮更壞，那就是富有」。他們認為，富人都是惡棍，財富是腐蝕人靈魂的東西。他們從心底里嚮往一種貧窮和樸實無華的社會模式。對「人民的愛」可以轉換成對「個人的恨」；建立天堂可以轉換成破壞現實；大公無私的獻身和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利行為都可以是相通的。而這種轉換還有一種崇高感，還有俄國特有的思想性和道德性的外衣包裹。　　於是，這種極端高調的禁欲主義道德在實踐中又很容易轉換成一種極端功利主義的道德虛無。車氏同樣是這方面的先導，他認為個人的不道德行為如果是為革命性的變化服務，那就是可以接受的。車氏樹立了這樣一種觀念：不道德行為不是為了個人的一己私利服務，而是為了「事業的利益」，就不僅可以允許，而且值得讚揚。流風所及，後來以「目的高尚」來為「卑鄙手段」辯護便成為民粹主義的一個口號。激進的「刺蝟」們實施這種做法的代價是整個社會，「高尚的目標」被認為值得犧牲公民的生命、財產、聲譽……　　這種「現實主義」有「很強的洞察能力，有對權力的渴望、對成功的崇拜、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以及坦白的異教精神，和對來自上層強制的灌輸能力的崇拜。民族強盛、國家強大的追求過程是殘酷無情的」。這種「沒有彼岸的坦率的唯物主義」以功利為標準，以實用為依歸，目標雖然「高尚」卻又完全世俗，它在否定了制度約束的同時也解除了倫理精神的約束。於是「無神論」變成了「新的宗教」，但是這種「宗教」惟一崇拜的就是權力。至於是什麼樣的權力，反而常常模糊起來，以至於從 「極左」到「極右」就像捅破一層紙那樣簡單。　　他們倡導從思想的書齋走向破壞現實。他們既是虛無主義者，又極端相信自己的事業，蔑視一切陳規，任何理論都不只是說說，而是要付諸行動，這種非凡的品格是一種悖論：「熱衷於毀滅，就是熱衷於創造」。崇拜苦難、底層意識、「人民至上」和「破壞現實」的幾位一體，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壞現實的衝動在他們看來是一種和諧的狀態。甚至不要求創造和建設，只要求破壞，破壞是創造的手段之一。新的社會制度要有物資保證，而這一保證是通過破壞來達到的。只要從少數佔有財富的人手中剝奪這些財富，給予另一部分人，自然就獲得了物資保證。這一點被後來者領會得最深刻。　　「英雄」與「聖徒」　　「刺蝟」們的道德至上和道德虛無都落實於他們的「英雄」觀，而「狐狸」們追求的是東正教「聖徒」的境界。世俗「英雄」與基督教「聖徒」從來就不是一回事，雖然都是以自我犧牲為代價，但本性上是完全不同的。正如當代俄國學者伊薩耶娃所說：「產生英雄的最大的可能性在於瘋狂的情緒高昂、極端狂熱、對鬥爭的陶醉，某種英雄冒險主義整體氛圍的營造，——這一切都是英雄主義固有的習性」。而基督教聖徒則將注意力重心轉向自身和自身的責任，他們看似平凡實則偉大，看似順從實則堅定，看似輕易實則艱難。　　「聖徒」只服從上帝的權威而不承認世俗權威。「英雄」則相反，不承認上帝的權威，但對於世俗權威卻是既蔑視，又崇尚：別林斯基是現存秩序的「造反派」，但他在社會理論上的最主要貢獻卻在於他從彼得大帝殘酷的強制性中看出，如果沒有強制，在俄國推行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的。他第一崇拜彼得大帝，第二崇拜葉卡特琳娜，看中的都是他們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　　「聖徒」的想法過於「超越」，而「英雄」的想法也許過於「超前」。兩者都與芸芸眾生有相當的距離，面對世俗世界也都有烏托邦色彩。但是，「聖徒」可以自己苦修，卻不能把「超越」的想法強加於他人；而「英雄」生來就有引導群氓、乃至強制群氓接受「超前」思想的使命。因此「聖徒」的烏托邦往往是「孤家寡人」，難以實現；而「英雄」的烏托邦卻往往可以通過「稱孤道寡」變成現實的 「有托邦」——只不過它通常都是「理想」的反面或人間的災難。他們心裡的「社會主義」不光是社會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信仰的歸屬、心路歷程的終點，不是小市民的生活泥潭，而是像思想家一樣生活的人。有人說這是一種人道主義，但這種人道主義恰恰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不允許自己的庸俗、不允許自己碌碌無為。因為俄國的隱修士從來追求的都是生活恬淡，精神豐富。但是俄國的隱修院也從來沒有覆蓋芸芸眾生的世俗社會。然而車爾尼雪夫斯基和特卡喬夫卻想把整個俄國社會變成一所特大型隱修院，而且他們的思想後繼者曾經做到了這一點——只是這個特大「隱修院」並不崇拜上帝，只崇拜「英雄」自己。　　「聖徒」的境界是超越性的，並不需要世俗的追捧。因此他們的生活是可以「退出」的。而「英雄」的生活卻沒有退出機制。源自於東正教系統的「封閉性和不能自由退出」機制一旦變成世俗原則，「從崇高到滑稽之間便只有一步之遙」。「刺蝟」們必須永遠屹立在風口浪尖，離開公眾舞台的人是必定要受到譴責的，只能在牆倒眾人推的狀態中退場。特卡喬夫曾經在革命民粹派中被眾星捧月，但晚年失去政治舞台後，再沒有受到他往日同事和門徒們的尊敬，他得病在巴黎的一所醫院裡住了三年，完全是孤獨的，死後被埋葬在巴黎，其遺骸下落最後無人知曉。　　平民知識分子與貴族思想家的不同在於：他們不能控制激情，他們有一種英雄式的自戀，對真理的嚮往和獻身精神，有可能演變成莽撞的激情，有潛在的破壞性，他們冒冒失失，充滿狂熱地投入政治；著書立說、發表演說、提出建議，其間他們的無能與不負責任的特質暴露無遺。這些人自詡為獨立的思想家，其實他們不過是受心魔驅使，期望贏得浮躁的公眾認可罷了。他們的聽眾往往是青年，在乏味的平庸生活中希望有建功立業的激情涌動。這些知識分子的聲譽依賴的是對激情的刺激而非疏導。正像蘇格拉底當年暗示的，在使民主淪為暴政的路上，這類知識分子代言了重要的角色，是他們驅使青年的心靈走向狂熱，最終其中的一些人——也許是最聰明、最勇敢的那些人——會將思想付諸行動，並在政治上實現暴政野心，這類知識分子心滿意足地看到自己的觀念發生效用。　　俄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分裂　　如上篇文章所述，俄國知識分子追求不同的矛盾性，形成了一個「文化十字架」。俄羅斯文人性格上的分裂，也即「雙重人格」，無時不在使人面臨選擇。很多人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很難找到一個平衡點。　　任何宗教都有排他性，但東正教在基督教各分支中的「唯我獨尊」還是很突出。它以「正」教自居，自稱與天主教相比，信仰的是「正統的基督教教義」，它長期以來缺乏自我更改系統，沒有對教義作任何修改、補充、革新，固守老的一套基督教傳統。拒絕修正、「試錯」和承認錯誤，是東正教的一個顯著特點。然而，狂熱的宗教徒的對立面並不是狂熱的無神論者，而是冷靜溫和的自由主義者，是具有自我判斷能力的理性主義者。激進對立的雙方的共同點要比它與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同點都多，他們是有血緣關係的。俄國的無神論者是把「無神」當做一種新宗教來崇拜的。平民知識分子經常企圖制定出極權主義的、整體性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將把真理和正義結合在一起，通過集權主義思想，俄羅斯知識分子探索現代生活，根據這種集權主義的特點甚至可以規定知識分子的屬性。　　宗教狂熱和反宗教狂熱是相通的。他們從神聖事業中獲得價值感。他們害怕妥協，不難從一個極端的信仰轉向另一個極端的信仰。革命被他們當做是一種宗教崇拜來看待，在俄國革命的聖徒形成了特殊的宗教崇拜，這種宗教崇拜有自己的聖像、聖規和教義。因此，長久以來所有對教規的懷疑、對教義的評論、以及對聖像的不敬，都會遭到革命的社會思潮的排斥，他們仍是 「價值一元論」者，只不過認為自己代表了「真理和正義」，「絕對正確」只掌握在自己手中。　　秦暉曾指出索爾仁尼琴與俄國分裂教派傳統的關係。但幾乎可以說，從分裂派鼻祖的阿瓦庫姆與尼康開始就是如此——這兩個人雖然截然對立，但是在強調俄國教會獨特性與優越性方面是一致的。尼康主張融入東正教世界體系，從而確立俄國教會的世界東正教領袖地位，阿瓦庫姆則主張保持自己固有的宗教傳統，避免使俄國淪為拉丁化世界的附庸，以俄國的特色和精神來影響世界。尼康主張強力介入外部世界，以擴大「第三羅馬」的影響，阿瓦庫姆則以遠離世界、保持「第三羅馬」的獨特純潔性來維持其強大。目的差異並不大，但實現的方式竟導致了如此尖銳的對立，而且這一對立就是250年，一直到當今的俄羅斯。　　俄國歷史上的每一個對立陣營莫不如此。所不同的是一個當政在台上，另一在野在台下，當時如果反過來在野的一方當政，他們仍好像不會反思。而是以更激進的報復行為來加快下一次的輪迴。凡是能跳出這種輪迴的人物，必定從個人來說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或者並不是出於自身願望的無奈之舉，前者如戈爾巴喬夫，後者如馬爾托夫。孰不見，「第三羅馬」與它的的化身「第三國際」俱往矣，而不去追求統一性、完整性的鬆散的「第二國際」的思想與行動之傳承倒是綿延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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