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給先生的作業——《刻意傷春復傷別（杜牧詩）

的博文03月01日交給先生的作業——《刻意傷春復傷別（杜牧詩）刻意傷春復傷別——杜牧詩歌選評【摘要】作為晚唐詩壇的一朵奇葩，杜牧既是一個其人其文風流倜儻的才子，又是一個憂國憂民立志用世的能士，時而「雄姿英發」，時而又「一往情深」，這樣不同的氣質統一在一個矛盾體中，碰撞出璀璨的詩歌藝術。本文將通過對杜牧三組代表詩歌的分析，深入挖掘杜牧的文學思想和詩歌藝術，探討其明確的文學史地位和價值，以達到對「刻意傷春復傷別」論證，努力還原一個偉大詩人的本來面貌。【引子】在中國歷史上，能夠以「風流才子」聞名的，除了明代家喻戶曉的唐伯虎，恐怕就要算唐代的杜牧了。我們翻開唐宋人的筆記、野史以及歷代的詩詞歌賦，常常會看見他的大名，說起他不拘繩檢的韻事。然而歷史上真實的杜牧，卻不僅僅是一個喜好聲色的「清狂之士」那麼簡單，出身於世家望族的他自小文武雙修。在晚唐這個內憂外患日趨嚴重，各種社會矛盾急劇發展的年代裡，杜牧少年及第，雖一生坎坷卻始終心懷經邦濟世的抱負，無論是在文學、政治還是軍事上都有著真知灼見。而這些反映在他的詩歌創作上，使他能夠以清雄俊逸的筆調，抒寫現實廣闊的題材，有為而發，寄遙深遠。杜牧現存詩歌四百多首，見於外甥裴延翰編次的《樊川文集》及後人補編的《別集》、《外集》、《集外詩》中，除《文集》之外的補編可靠性不大，「對此，宋以來不斷有人加以辨證，但因偽詩較多，至今仍有不少尚未辨明」（胡可先《杜牧研究叢稿》1993年版）。本文因不涉及對杜牧詩文真偽的考證，因此選取的《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贈別二首》、《過華清宮絕句三首》三組詩，均為爭議較小的，公認的杜牧之作。【正文】《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百感衷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碧山終日思無盡，芳草何年恨即休？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作為一首酬贈友人的詩，若從藝術創作的層面上看，這首詩並不能代表杜牧的詩歌藝術的全部，但若從文學史的層面來看，這首詩無疑是分析杜牧文學思想的一個切入口。杜牧詩歌中抒情意象的首創性對後世詩歌產生了極大影響，宋人常常借用杜牧的詩意、詩句。楊萬里在《寄陸務觀》一詩中有：「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陸遊在《舟中夜賦》中也有：「牧之未及詩人趣，但謂能輕萬戶侯。」清代朱三錫對這首詩有過完整的評價：「入手劈將有感於中不自由作起，真有一段登高望遠，觸景興懷，情不自己之況。樓曰『夕陽』，聲曰『孤起』，則有感亦不堪言矣。三、四皆寫『不自由』也。人生眼前之物猶未之見，而身外之事偏多所求，利名碌碌終無已時。此皆從煩惱中求生活也。孰有忘名修道，雅情高致如張公子者乎？從後四句皆寫寄張祜也。」（朱三錫《東岩草堂評訂唐詩鼓吹》）整首詩純乎寫情，偶爾旁及景物也無非是為了寄託情感。首句逆挽之筆，「角聲孤起」的警醒峻拔，將原本曠漠、凄婉的斜陽畫角點染出突兀、警聳的藝術效果，滿腔感喟的情緒頓時一涌而上，難以抑制。對面青山，是曾經把臂同游的處所，夾道芳草，即將伴隨友人遠去天涯。「芳草」又是賢者的象徵。《楚辭·九章·思美人》云：「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即以芳草比喻有德君子，而本詩的君子自然是張祜，詩人正在以他慣用的多層意蘊詞語暗示讀者。目不識睫，比喻人之無識，這顯然是對某些人的微詞。「道非身外」，讚頌張祜詩藝之高，道本在身又何必向外尋求，更不必非要他人賞識。看似極有哲思的兩句詩，顯然是杜牧故作理趣語，既安慰了友人，又達到了譏諷目的。到此處，本詩的創作初衷完全顯露，研究的關鍵點也出現了，張祜遭受了什麼委屈需要杜牧以詩慰藉？杜牧詩中要譏諷的人又是誰？張祜和這個人之間有什麼過節？杜牧譏諷的目的是否僅僅為了安慰友人呢？《全唐文》卷七九七載皮日休《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祜元和中作宮體詩，詞曲艷發，當時輕薄之流重其才，合噪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講諷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此為才之最也。祜初得名，乃作樂府艷發之詞，其不羈之狀，往往間見。凝之操履不見於史，然方干學詩於凝，贈之詩曰：「吟得新詩草里論」，戲反其詞，謂朴里老也。方干世所謂簡古者，且能譏凝，則凝之朴略椎魯，從可知矣。樂天方以實行求才，薦凝而抑祜，其在當時，理其然也。令狐楚以祜詩三百篇上之，元稹曰：「雕蟲小技，或獎激之，恐害風教。」范攄的《錢塘論》中亦有記載：「致仕尚書白舍人，初到錢塘，……會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祜傍舟而至，甚若疏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穩，各希首薦焉。……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凝為元，祜其次耳……祜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者矣。」（《杜牧資料彙編》中華書局2006年）除此之外，《唐語林》、《全唐詩話》也記載了這段關於張祜與元稹、白居易的糾葛。史載張祜性情孤傲，狂妄清高，或許在無意中開罪了元稹受到排擠，作為元好友的白居易自然也不可能看好他。我們無從評價徐凝與張祜的才學究竟孰髙孰低，也無從考證白居易的薦徐屈張是全然出於私人恩怨還是有自己的獨特見地，無疑的是文採風流又喜談兵劍的張祜的確深受杜牧推崇。同樣胸懷壯志卻仕途坎坷報國無門，二人相見恨晚惺惺相惜，在池州四處登高暢遊以排解心頭懷才不遇的憤憤不平和抑鬱之情。這首詩的末句「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大開大合，酣暢淋漓，將張祜的清高豁達推崇到無以復加的境界，又將自己的滿腔情緒一瀉千里，結響遒勁有如倒捲簾櫳，氣貫長虹照徹全篇。宋人敖陶孫所謂「銅丸走板，駿馬注坡」，王正德所謂「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列窘邊幅」，清人謂之「清致豪邁」、「雄奇」、「拗峭」，正指如此。杜牧任池州期間的詩作不少，與張祜有關的也不只一首，如「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佳句。雖然這些詩篇都是為了慰藉張祜，但是杜牧對於元白詩派一直頗有微詞，卻不僅僅是為了替張祜打抱不平那麼簡單。最明顯的要數杜牧在好友李戡的《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中提到：「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庄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樊川文集》卷六）雖然是對好友生前觀點的引述和肯定，但言語之痛切，可以算得上是元、白元和體詩歌自元和、長慶年間廣為流行以來受到的最嚴厲的批評。胡可先在《杜牧研究叢稿》第158頁中已通過考證否定了杜牧是出於「與白公輦下較文」（范攄《雲溪友議·錢塘論》）的私人恩怨而攻訐元白，而實際上，元和體詩從剛一出現便是毀譽參半的。「晚唐文人中除皮日休、聶夷中等少數人模仿白居易諷喻樂府外，大都對一代文壇宗主最負盛名的元和體頗有微詞，只是不像杜牧一樣猛烈攻訐，而是採取冷淡迴避的態度。」（鄧悅新《杜牧攻訐元白詩歌的批評學意義》）。細察杜牧所論本意，杜牧針對的主要是元、白的艷情詩，並沒有貶低元、白諷喻詩的意思。而且，他攻擊的並不是元稹、白居易本身，而是元、白詩在晚唐的廣泛流傳產生的社會弊端。正如皮日休所言：「余嘗謂文章之難，在發源之難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於樂府，雍容宛轉之詞，謂之諷諭，謂之閑適。既持是取大名，時士翕然從之。師其詞，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艷麗者，謂之元白體。二子規規攘臂解辯，而習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發源者非也。可不戒哉？」（《全唐文》卷七九七）後世對杜牧對元、白元和體詩的攻訐看法各有不同，不少人從杜牧自身的創作風格出發對他進行反駁。南宋詩人劉克莊在《後村詩話》中說：「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詩，『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比之以燕伐燕。其說良是。」葉夢得則說：「觀牧詩纖艷淫媟，乃正其所言而不自知也。」（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明代的楊慎、清代的賀貽孫的觀點都在此類。到這裡，我們進入了本文要討論的關鍵問題：杜牧的詩是否真的「纖艷淫媟」？是否僅僅是為了風情而風情？讓我們舉一首「風情詩」為例進行分析。《贈別二首》娉娉裊裊十三初，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多情卻似總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文學藝術要求不斷求新，因陳襲舊是無出息的。即使形容取喻，也貴在獨到。從這個角度來看杜牧的《贈別》，就不能不承認他做詩的「天才」。這種「天才」可以在後人對他的推崇，對他詩句的化用中體現出來。北宋江西詩派的首領黃庭堅曾作《往歲過廣陵值早春嘗作詩云》：「春風十里珠簾卷，彷佛三生杜牧之。紅葯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他的詞《驀山溪·贈衡陽妓陳湘》中「娉娉裊裊，恰近十三餘，春未透，花枝瘦」也是對這首《贈別》的化用。陳師道在《席上勸客酒》一詩中有「珠簾十里城南道，肯作當年小杜看。」姜夔《楊州慢》中的「杜郎俊賞」「豆蔻詞工」就更是膾炙人口。「豆蔻」、「春風十里」「珠簾」「蠟燭」等經過杜牧獨特的詮釋和寄寓後，都成為了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意象。後世將本詩歸入杜牧「風情詩」行列，對此詩的解析也大多停留在「風情」層面，最多在於對「豆蔻」意象的解讀，宋朝的姚寬，明代楊慎等均對此有過相似的闡述：「劉孟熙謂《本草》云：『豆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者也。且牧之詩，本詠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豆蔻花之未開耳，此為風情言，非為求嗣言也」（楊慎《升庵詩話》）。蔡正孫在《詩林廣記》中道：「此言妓女顏色之麗，容態之嬌，如二月豆蔻花初開」（蔡正孫《詩林廣記》後集卷五）。而周亮工引《桂海虞珩志》則說：「紅豆蔻，花叢生，淡紅鮮妍,如桃杏花色。不與草豆蔻同種,每蕊心有兩瓣相併,詞人托興曰比目、連理雲。又引友人說，此花京口最多,亦名鴛鴦花。凡媒妁通信與郎家者,輙贈一枝為信。」據此看來，詩中用豆蔻花，不僅僅為了形容女子的「美而少」，似乎還有進一步的含義，這也就是杜牧「風情詩」中的「一往情深」。在中國文學史的脈絡中，文人士大夫以女子為題材的作品一直沒有間斷過，而且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在這一類優秀的、廣為流傳的「風情詩」（或者甚至是「艷情詩」）所描寫的（或者是贈與的）女性大多是現實存在的，或許她們是被排斥在與文人建立在正常倫理關係之外的女性，但其中的情感往往是真實可靠的，其詩情的意味是純粹的。文人與女子，一直處於這樣一種曖昧不明又不可分割的關係之中。作品中的女子，往往是文人的自比。女子的悲苦，往往是文人自己的悲苦。「美人紅淚才人筆，一種傷心世不知」、「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這種「代言體制」的出現，從根本上說是由封建社會「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傳統倫理觀念決定的。在封建社會，女子在經濟上得不到獨立，政治上受排擠忽略，倫理上受束縛，「女人的存在和她的生存價值一直附在以男性為主流的社會邊緣。」（李小江《主流與邊緣》三聯書店1997年）。同樣的，雖然文人士大夫既是知識的載體又是社會良心的代言人，肩負著歷史的使命，但文人本身並沒有獨立的經濟來源，更不能自力更生，他們不得不依附於統治階級，走上「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從某種程度上了說，「臣綱」和「妻綱」一樣具有依賴性和寄生性，而這是有悖於知識分子本真的存在的，於是在痛苦的掙扎反抗中，部分文人終於被逐出了政治權利中心，跌落到社會的邊緣，也保持了真我。杜牧正是這樣一個處於邊緣的文人，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晚唐時代，他懷大志、善論兵，好讀書，少年登第卻無奈由於上層政治集團牛李兩派的黨爭不休而無法進入政治中心，長期過著清閑空虛的幕僚生活。這首《贈別》寫於大和九年，詩人由淮南節度府掌書記升任監察御史，在離開揚州前詩人回顧「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的幕僚生活，面對未卜的仕途前程，對於眼前即將分別的紅顏知己，所發出的感嘆，自然不僅僅是「風情」那麼簡單。第一首詩著重於讚頌對方的美麗，「娉娉裊裊」、「豆蔻梢頭」，看似簡單的十四字句，不見一個人稱，卻能避實就虛空靈入妙，將一個正值芳齡，婀娜美好的少女形象完整生動地賦予了讀者。豆蔻花與少女容顏的相互映照，使人似花美，花因人艷。如果說前兩句是正面讚美女子，「春風十里」則是開始了對揚州富麗豪華景象的渲染，這裡歌台舞榭密集，美人如雲，十里揚州路上不知有多少珠簾，所有簾下不知有多少紅衣翠袖的美人。但是「卷上珠簾總不如」！無論揚州有多少鶯歌燕語百媚千嬌，她們的風姿都「不如」眼前即將分別的這位可人兒。詩人寧願壓低揚州所有美人來突出眼底人之美，在她身上詩人對揚州的眷戀一併傳出。《升庵詩話》云：「書生作文，務強此而弱彼，謂之『尊題』」。杜牧此處的修辭正是「尊題格」。到了這裡實際上我們也不難發現，詩人贈別的少女年紀輕輕即以絕代芳華艷冠揚州，這不正是詩人自己才華漫溢少年成名的真實寫照嗎？詩人對少女的極力讚美，實際上不也是對自身能力的肯定和自信嗎？《贈別》詩的意義早已超越「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寫作技巧，它是詩人對自身的深切觀照和一份「贏得青樓薄倖名」的無奈。第二首詩的重點則在於「惜別」。江淹曾將離別的感情概括為「黯然銷魂」，自古以來離別詩句千千萬萬，杜牧此詩未言「愁」「苦」「悲」，卻寫得真摯，坦率，令讀者揪心。明明多情，卻偏從「無情」著筆，明明悲苦，卻又從「笑」字入手。這種看似矛盾的情態描寫，將離別筵席上強顏歡笑，不忍離別又事與願違的痛苦無奈描寫得淋漓盡致。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批評此詩「意非不佳，然而詞意淺露，略無餘蘊。」這是不準確的。從全詩意境來看，前後兩句相輔相成，各得其宜。清代黃叔燦《唐詩箋注》云：「曰『卻似』，曰『唯覺』，形容妙矣。下卻借蠟燭拖寄，曰『有心』，曰『替人』，更妙。」《文心雕龍·物色》中說：「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離別讓詩人帶著極度感傷的心情去看周圍的世界，眼中的一切也就染上感傷的色彩。於是在詩人眼裡，燭芯成了「惜別之心」。杜牧是深情的，也是真情的。他對於筆下年輕美麗的女子們，不曾以褻瀆輕薄的語氣，而是給予了她們應得的同情和尊重。「同是天涯淪落人」，在這些「風情詩」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彌足珍貴的人間真情，感受到詩人釋去心中重負的後的暢快，感受到他對情的肯定，對禮的反叛，對世俗的蔑視，對自我的褒揚，詩人由此獲得精神的解放。的確，杜牧是一個喜好聲色的「清狂之士」，但這種現象也是當時一般士人的通病，這並不代表可以批評他的詩作為「纖艷淫媟」。宋人陳振孫稱「牧才高，俊邁不羈，其詩豪而艷，有氣概，非晚唐人所能及也。」（陳振孫《直斎書錄解題》）「風情詩」在晚唐數量不少，但能像杜牧那樣做到「豪而艷」的不多。「庭筠語皆新巧，初似可喜，而其意無禮，其格至卑，其筋骨淺露，與牧之之詩不可同年而語也。」（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溫庭筠「惻艷」的詩比杜牧更多，但都流傳不廣，遠不及杜牧幾首揚州絕句那麼深入人心。我們細細品味不難發現，杜牧「風情詩」最大的特點，在於「樂而不淫」，詩人始終懷抱著一顆安邦興國的赤子之心「一往情深」地寫作。讓我們回到杜牧對元和體詩的批判，「平心而論，牧詩冶盪甚於元、白，其風骨實出於元、白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別集類四），正是由於這樣的「風骨」，杜牧才會如此痛切地針砭時弊，也才會如此自覺地進行詠古諷今詩的創作。《過華清宮絕句三首》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萬國笙歌醉太平，倚天樓殿月分明。雲中亂拍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杜牧無疑是個才思敏捷的詩人，但「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奇，篇成在紙，多自焚之。」（杜牧《樊川文集·獻詩啟》）。他繼承的是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新詩改罷自長吟」的寫作態度，懷抱著「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的他對於詩歌創作極為自覺和認真。劉克莊在《後村詩話》中說「牧於唐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矯時弊。」的確，在杜牧流傳下來的詩篇中，尤其是三十多首詠史詩，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在晚唐消沉纖弱的文壇上獨樹一幟，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宋人真德秀云：「古今之人吟諷古多矣，斷煙平蕪，凄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雲補也。唯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足以訂千古是非。」（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七·詠古詩序》）。《過華清宮》組詩描寫的是安史之亂前夕宮中醉生夢死，宮外卻危機四伏的一段歷史。第一首詩通過「送荔枝」這一典型事件，顯示出了唐玄宗與楊貴妃驕奢淫逸的生活。宋人謝枋得在《註解選唐詩》中載：「明皇天年間，涪州貢荔枝，到長安，色香不變，貴妃乃喜。州縣以郵傳疾走稱上意，人馬僵斃，相望於道，『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形容走傳之神速如飛，人不見其為何物也。又見明皇致遠物以悅婦人，窮人之力，絕人之命，有所不顧，如之何不亡。」（謝枋得《註解選唐詩》卷三）。元朝釋圓至也有「蓋譏明皇違時取物，求口體奇巧之奉，以悅婦人，譏口腹勞人也。」（釋圓至《唐三體詩》）。第二首：「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回。」原註：「帝使中使輔璆琳探祿山反否，璆琳受祿山金，言祿山不反」。根據《新唐書·安祿山傳》的記載：皇太子與宰相進諫安祿山有異心，玄宗乃派中使輔璆琳以賜珍果為名去暗察其變化。璆琳受安祿山厚賂，回來後盛讚他的忠心。玄宗自此更加高枕無憂，繼續在宮中享受他的《霓裳羽衣曲》，緊接著，安史之亂就發生了，朝政動亂山河破碎，盛唐光景也從此不返。「厥後文人往往指《霓裳》為亡國之音。」（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五）。第三首詩則通過鮮明的形象、誇張的筆法將安祿山的欺君媚上勾勒出來。《舊唐書·安祿山傳》載安祿山請為貴妃養兒:「晚年益肥壯，腹垂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焉。」除了這組絕句，杜牧另有《華清宮三十韻》，更是借描寫華清宮從昔日繁盛到當今荒涼的轉變，折射出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命運以及大唐王朝的國運。宋人周紫芝謂此詩：「無一字不可人意。其敘開元之事，意直而詞隱，嘩然有《騷》、《雅》之風。」（周紫芝《竹坡詩話》），許彥周在看罷此詩後更是發出了「如此天下，焉得不亂」的感嘆。（許覬《彥周詩話》）。關於《過華清宮》組詩中記載的史實，宋人王觀國曾經考證道：「按明皇每歲十月幸華清宮，至明年三月始還京師。荔枝以夏秋之閑熟，及至驛至，則貴妃不在華清宮矣。」（王觀國《詩文疑》）。同朝范正敏也曾謂：「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范正敏《遁齋閑覽》）。依照杜牧對詩歌創作嚴謹的態度來看，這絕對不會是詩人無心之失，而是有意為之。「觀此則臨事而嗟，先時而諷，皆詩人微旨，安可以故常論也，」（吳景旭《歷代詩話》）。杜牧的詠史詩中，像這樣反史實，或者反前人之意而用的不在少數，即所謂的「翻案詩」，而這也正是杜牧詠史詩之所以別具一格，為後人所樂道的最大原因。清代趙翼謂：「杜牧之作詩，恐流於平弱，故措詞頗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語，無一平正者」（趙翼《甌北詩話》）。方岳也曾說：「本是好為議論，大概出奇立異」（方岳《深雪偶談》），其中就舉了最為我們所熟悉的《赤壁》「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為例。《赤壁》正是以假設的方式翻案來發起議論，卻在後世引起了一番討論。許覬批評此詩「意謂赤壁不能縱火，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台上也。孫氏霸業，系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許覬《彥周詩話》）。後來即有何文煥、馮集梧等對此批評進行的反駁「詩人之詞微以婉，不同論言直遂也。牧之之意，正謂幸而成功，幾乎家國不保。彥周未免錯會」（何文煥《歷代詩話》），「詩不當如此論，此直村學究讀史見識，豈足與語詩人言近指遠之故乎」（馮集梧《樊川文集注》卷四）等都很中肯，詩中的「二喬」實際上正是詩人以小見大的寫作技巧，而在詩中對天才軍事家周瑜的戲謔表達了詩人自己的兵家抱負，也為了警戒當權者應強軍振武，不要存僥倖心理。杜牧這樣優秀的翻案詠史詩還有很多，例如《題烏江亭》的「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如《題桃花夫人廟》的「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如《題商山四皓廟一絕》的「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杜秋娘詩》中的：「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等等，都與《過華清宮》類似，或是不根據所記載的史實，或是未循前人的定論，而是別出心裁，由另外甚至相反的角度作出評論。正因為如此，杜牧的翻案詠史詩在後世引發的爭論也是最大的，或是批評他考證不實，或是認為他強加附會，或是覺得他觀點偏頗，這實際上都是沒有弄清楚詩人借詠史所要寄託的抱負而產生的理解偏差。我們一再強調杜牧不僅僅是一個天才詩人，他還是晚唐時期具有遠大抱負、憂國愛民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面對藩鎮叛亂、內廷黨爭、邊地征戰，人民疾苦，他提出過許多改善意見。《新唐書·杜牧傳》說他：「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至」，像這樣的詩國大家，翻案詠史所寄寓的深衷幽意當然需要仔細探究。這部分在吳波等創作的《論杜牧幾首詩的創作主旨》（載《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學報》2007年9月第26卷第3期）一文中已有詳盡的解析，本文不再贅述。無論如何我們不得不承認，杜牧的詠史翻案詩，是他「詩情豪邁，語率驚人」（《唐才子傳·杜牧傳》）風格的最好體現。杜牧，一個「好歌舞，風情頗張，不能自遏」的「風流才子」，一個「剛直奇節，兵法戎機，平昔盡意」的有識之士，一手寫下「倚遍江南寺寺樓」，一手能注《孫子》，感嘆「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這樣一個富有魅力的矛盾體，千載之下對他的評論數不勝數。而我恐怕最貼切，最扣人心肺的，要屬與他同時期的李商隱做的一首《杜司勛》吧！——《杜司勛》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勛。二人所處的晚唐時期，猶如一片風雨凄迷的長安城，混沌迷濛，岌岌可危。而真正有才識有抱負的人，如「短翼差池」，壯心不遂，空懷余恨。「傷春」「傷別」，並不是為了小兒女的尋常愁思，而是「憂愁風雨」，「可惜流年」。「刻意」二字，道出了兩位傷心人別有懷抱。如此的風華才俊，雄姿英發有何用？如此的嚴肅創作，一往情深又有何用？李商隱是知道杜牧的，他明白「刻意」寫作「傷春傷別」之作，寄託深遠者，當時唯杜牧一人。他也知杜牧之詩者，唯己可當。一切只因他們同樣是懷才不遇，浮沉下僚，可謂窮途知己。相信杜牧有知，一定就不會再發出「獨登還獨下，誰會我悠悠？」傷心孤獨之嘆了吧！瑰哉杜牧！無論是酬贈、風情或是詠史，一切詩篇，一切苦心，在「刻意」二字的詮釋中，都能得到最好的稱許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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