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埃及尋路看阿拉伯民族現代化的挫折 【史海鉤沉】

埃及宣布對前總統穆爾西展開刑事調查2011年興起的「阿拉伯之春」變革運動，至今尚未塵埃落定。最近，發生政變的埃及和內戰不休的敘利亞兩國最為引入注目。埃及人口已經超過9000萬，是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國家，有著最為悠久的歷史，以愛資哈爾大學為代表的學術機構在整個伊斯蘭世界具有廣泛的影響。因此，埃及在政治、經濟現代化領域的探索和挫折，在阿拉伯地區具有代表性意義。小時候我看過的一本近代史普及的小冊子《八十年尋路記》讓我至今印象很深，那本書把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找到馬克思主義之前的探索過程稱為「八十年尋路」。在我看來，各個阿拉伯國家現代化的「尋路」之旅已經持續了200多年，至今尚未找到既適合本國國情，又順應世界大勢，還能獲得國內大多數人認同的現代化道路。這種尋路之旅，正是在埃及開始的。在漫漫尋路之旅之後，埃及今天仍在歷史的岔路口上猶豫彷徨。正如船堅炮利的「英夷」打碎了大清的「天朝上國」迷夢，18世紀末拿破崙打在獅身人面像鼻子上的一炮，也驚醒了少數居住在埃及的少數精英人物。新航路開闢之後，埃及不再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要道，整個國家在奧斯曼帝國的鬆散統治下陷入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態。駐紮在埃及的阿爾巴尼亞軍官穆罕默德阿里來自帝國的歐洲部分，對於來自西歐、中歐的衝擊有著更深切的感受，他在埃及抗擊法軍的鬥爭中趁機奪取政權，開始了一場類似中國洋務運動的富國強兵的改革。在短短40年里，埃及的棉紡織工工業就發展到僅次於英國的規模，也建立了一支可觀的海軍，佔領了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阿里父子一度曾有一統阿拉伯，甚至接管整個奧斯曼帝國的雄心。然而，英國無法容忍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出現一個強國，聯合其他列強，武力打斷了埃及近代的第一次崛起過程。阿里的後代們從此不再挑戰歐洲殖民列強，也不再試圖推翻奧斯曼土耳其的宗主權，也遵守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試圖帶著鎖鏈跳舞，欺凌那些更加落後弱小的民族(這與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類似)，從海陸兩個方向向非洲東部擴張，長期了統治蘇丹，一度佔領了今天的索馬利亞、烏干達等大片地區，成為當時世界領土面積較大的國家之一。埃及政府還試圖通過開鑿蘇伊士運河提升國際地位，但缺乏與國際金融資本博弈的經驗，逐漸失去了財政獨立，隨後在19世紀80年代初被英軍佔領，淪為保護國，埃及的第二次崛起也就此中斷。一戰後，以華夫脫黨為首的埃及自由派發起憲政運動，埃及一度成為英國控制下的君主立憲國。 二戰之後，在激蕩全球的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運動影響下，納賽爾領導的「自由軍官運動」推翻了法魯克王朝，武力收回了英國控制的蘇伊士運河，抗擊英法軍隊，走上了阿拉伯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道路在經濟上以計劃為主，保留一些私營成分，在政治上建立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外交上傾向於親蘇反美，同時發起不結盟運動，在亞非拉新獨立國家擴展影響。埃及在阿拉伯聯盟中也一度居於領導地位，追求阿拉伯統一，還策劃向海灣君主國的「革命輸出」。埃及一度以新興地區強國的形象出現，但好景不長，1967年「六五」戰爭的慘敗讓埃及的第三次崛起夢想破滅，阿拉伯國家矛盾內部的加劇和蘇聯與美國犧牲埃及利益的妥協，讓納賽爾的繼承者薩達特倒向美國，鎮壓了本國的共產黨，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在經濟上開始推行自由化，開始「改革開放」，事實上終結了阿拉伯社會主義道路，但保留了一黨統治。這種急劇的轉向激起了國內伊斯蘭傳統主義者的反對，穆斯林兄弟會刺殺了薩達特，但他的繼任者在親美和以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也一直鎮壓兄弟會。埃及成為全球接受美國援助僅次於以色列的國家，穆巴拉克時代的埃及政治經濟體制往往被稱為威權資本主義。到了21世紀初，年邁的穆巴拉克無力應對人口劇增、國際糧價和能源價格上漲帶來的民生壓力，一般民眾的宗教感情和反腐敗訴求，以及新興中產階級要求更多自由的政治訴求，終於黯然下台。截至2011年，200年來的埃及已經嘗試了開明專制、立憲君主制、非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威權資本主義等多種政治經濟模式，都未能持久的實現強國富民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埃及與中國同是文明古國，近代都曾有過被侵略的屈辱經歷，也都有過長期抗爭、尋路的歷程，都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也都曾在冷戰中更換陣營，都搞過計劃經濟向市場那個經濟的改革。但是，與1949年之後中國走上了民族復興的大道不同，埃及仍處於反覆摸索適合本國的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之中。迄今，埃及尚未嘗試過的主要政治體制只有四種：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軍人統治、伊朗式的伊斯蘭共和制和世俗的西方式多黨共和制。伊斯蘭世界深厚的宗教觀念與共產黨秉持的無神論抵觸較大，難以產生共產黨執政的土壤。後面三種前途中最終走上哪種道路，正是埃及目前三大政治勢力：軍方及其支持者、伊斯蘭主義者和世俗自由派的反覆鬥爭和妥協才能決定的。美國的態度也至關重要。近代以來埃及的歷史可以看作阿拉伯歷史的縮影。美國著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所」(CSIS)中東項目主任瓊·B·奧特曼博士2013年6月在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座中指出，中東地區曾是跨越洲際的大帝國的搖籃，曾是物質和文化向外輸出的地區。但是，近代以來，中東成為被其他地區的國家軍事佔領、殖民統治的對象，至今仍是受到外界強烈影響的區域。在當代中東地區的五大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猶太人和庫爾德人之中，波斯人、突厥人和猶太人都已經建立國力比較強大，政治體制比較穩固的現代民族國家——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土耳其共和國和以色列共和國。除了一直沒能獲得獨立，而被分割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等國的庫爾德人，處境最差就可算是阿拉伯人了。從經濟上看，儘管阿拉伯人坐擁豐富的石油資源，現在沒有一個阿拉伯國家可以稱為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國家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沒有一個國家擁有成規模的高科技產業，沒有一個國家的工業製成品在國際市場上擁有較強的競爭力。此前，阿拉伯國家是歐洲日本的能源提供者和商品市場，現在這些國家也成為中國的能源提供者和商品市場。從軍事上看，無論是曾苦戰以色列的埃及、敘利亞、約旦，還是挑戰伊朗的伊拉克，還是侵入查德的利比亞，阿拉伯國家在所有對周邊地區國家的戰爭中竟然沒有能打贏過一次，也就更沒有贏得反擊美英這樣區域外大國侵略的戰爭的可能性了。阿拉伯民族是當代世界上最大的跨國民族，作為一個較強自我意識的共同體只有100多年的時間。此前，中東地區大部分居民的認同一般不超過部族和村落。但是作為一種邊界不那麼清晰的語言-宗教共同體，則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紀的四大哈里發時期。如果我們用當代的術語」阿拉伯民族」來描述這一模糊的共同體的歷史，可以發現，自從16世紀初埃及的馬穆魯克王朝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滅亡以來，曾經在中古時代顯赫一時的阿拉伯民族一直處於世界歷史的邊緣地位，鮮有強大的政權、影響深遠的科技發明和思想家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說中國經歷了「百年屈辱」，那麼阿拉伯民族就承受了「五百年屈辱」，其中包括四百多年的異族統治和半個多世紀的落後狀況。西方的很多分析家們，把阿拉伯人持續的受挫感看做是恐怖主義的心理根源。總之，「阿拉伯之春」是分為各個國家的阿拉伯人探索富強道路的漫長歷史進程的一個環節。到目前為止，這種探索失敗多於成功。在短期內，阿拉伯人還很難創造出符合本地區、本國特點的穩定的發展模式，也很難把某種外來的模式成功運用。從長遠來說，阿拉伯能否走上復興的大道，不僅取決於中東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進程，也受制於全球權力結構的變化。或許，一個中美力量和影響對比更加均衡的世界，將更有利於阿拉伯人更加獨立的探索現代化的道路，更加自主的汲取其他大國，特別是中國復興的歷史經驗。來源：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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