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

　　明代的江西人，在朝野上下頗為引人矚目。早在宣德年間，民間便流傳著這樣的一句俗諺：「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吉水在江西的吉安府。在整個明代，吉安府科甲鼎盛，產生的進士數超過一千人，這一紀錄在全國無與倫比。而在明代，非進士不入翰林，故此，吉安所出的翰林也就特別之多。他們與其他的江西籍官僚一起，在官場上形成了一個頗具勢力的江西幫。特別是在嘉靖年間，先後柄政的內閣首輔夏言和嚴嵩諸人，均是江西人。不僅在朝如此，在野亦不例外。尤其是在一些未開發及新開發的地區，江西人更是隨處可見，甚至有「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的說法。舉個極端的例子，十七世紀前後，有人曾從雲南出發，沿怒江(薩爾溫江)順流而下進入緬甸，竟發現沿途各地只要出現聚落的地方，其酋長頭目必定是江西移民及其後裔。

　　不知從何時開始，這些無遠弗屆的江西人有了個綽號，叫做「臘雞」。據萬曆時人沈德符的記載，某次，首輔嚴嵩生日，在京的江西士紳麇集鱗聚，候於嚴宅。當時，只見嚴嵩長身聳立，諸紳皆鞠躬屏氣，俯身趨謁。此情此景，令在場的河南新鄭人高拱忍俊不禁。嚴嵩見他旁睨而笑的樣子，頗感莫名其妙，高氏只得含笑道出個中的盎然趣味：看到您出來時在座諸君屏聲斂息的樣子，讓人陡然間憶起韓昌黎《鬥雞行》中的兩句詩：「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 嚴嵩聽罷為之破顏，在場的江西人亦哄堂大笑。

　　《萬曆野獲編》中的這則「諧謔」，亦見於清人褚人獲《堅瓠乙集》卷一的「各省地諱」條。後書更曰：各省皆有地諱，莫知所始。如畿輔曰響馬，陝西曰豹，山西曰瓜，山東曰胯，河南曰驢，江南日水蟹，浙及徽州曰鹽豆(浙又曰呆)，江西曰臘雞(元時江南亦號臘雞)，福建曰癩，四川曰鼠，湖廣曰乾魚，兩廣曰蛇，雲貴曰象，務各以諱相嘲。

　　上述的諸多「地諱」，以民風、飲食、物產甚至地方病等，渲染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徵。例如，「鹽豆」就是形容南方人的儉嗇成癖。據說，曾有作客蘇州的徽州人，自製鹽豆放於瓶中，而用筷子鉗取，每頓自限不得超過九粒。某日，有人告訴他說：「令郎在某處大嫖。」其人勃然大怒，把瓶中一把豆全都倒了出來，嚷道：「老子也不做人家了！」這則廣為流傳的笑話，或許正是「鹽豆」地諱的出處。北方人通過江南人嗜食的鹽豆，形象地概括出自己眼中的南人脾性。從前述的「各省地諱」中我們還看到，元時江南亦號「臘雞」，故明人李時嘗以「臘雞獨擅江南味」戲稱夏言，對此，夏言及嚴嵩等江西人，似亦未以為忤。

　　臘是一種干肉，臘雞是指風乾的雞肉。作為一種腌臘製品，其做法是將雞宰殺後放盡血污，在腹部切口，除掉內臟，斬去翅爪成雞坯，用鹽、糖、硝、酒、醬油和香料等擦抹，入缸腌漬。然後晾乾水氣，並烘烤至於。製成的臘雞色澤金黃，雞形完整，油潤味鮮。食用時，或蒸或煮，臘香濃郁。江西人究竟是什麼原因被稱作「臘雞」不得其詳，但揆情度理，這與江西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當有著密切的聯繫。因為在長途移徒的過程中，不僅風乾的臘雞更易於保存，而且，給遍布全國的遠方親人捎點土宜，臘雞無疑亦是不易變質的上品。大概是元明時代的江西人隨處可見，江西人製作臘雞的工藝及食用習俗更是別緻，久而久之，也便有了「臘雞」的綽號。

　　在元明以前，江西是全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北宋時期，江西人口曾居各路之首，經濟開發在南方屬於先進地區。及至明代，雖然江西人口較浙江稍遜一籌，居全國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納稅糧有時甚至要超過浙江。不過，從總體趨勢上看，當時東南沿江、沿海區域經濟已日趨多元化，相形之下，地處內地的江西，以農為主的單一經濟結構，註定了其發展水平將日趨下風，當地百姓的生活水準也只能是每況愈下。因此，在明人眼裡，江西人的節儉是出了名的。從前杜詩曾曰：「莫笑田家老瓦盆，也曾盛酒養兒孫。」這是狀摹鄉間農民儉樸，一盆一碗，只要不摔碎、不丟失，便永遠不換，傳之子孫，會一直用下去。在這一點上，民俗勤儉的江西，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江西的一些地方，擺在日常宴席上的勸酒果品，只有時果一樣可以食用，其他的都是用木頭雕刻、上塗彩色裝飾而成，稱為「子孫果盒」，意思是可以傳之子孫後代。此外，其他各事也多有節制之法。譬如吃飯，約定俗成第一碗不許夾菜，到第二碗才允許以菜佐餐，美其名曰「齋打底」；饌品喜好購買豬的內臟、雜碎，稱之為「狗靜坐」，因為這些東西吃後沒有骨頭可吐，實在毋須勞動在旁搖頭擺尾的家犬；為了節省開支，獻神的牲品，都是從食店中租來的，祭祀結束後就馬上歸還店中，名曰「人沒分」。對此，明人謝肇在總結各地人群性格時指出：「天下推纖嗇者必推新安與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貧……。」新安即徽州，江右也就是江西。顯然，江西人的儉嗇程度，絲毫不亞於黃山白岳間的「鹽豆」。

　　由於地瘠人稠，大批的江西人紛紛外徒謀生。明人張瀚就曾指出：

　　(江西)地產窄而生齒繁，人無積聚，質儉勤苦而多貧，多設智巧挾技藝經營四方，至老死不歸。

　　這種現象，給稍後的王士性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西)、浙(江)、閩三處，人稠地狹，總之不足以當中原一省。故身不有技則口不，足不出外則技不售。惟江右尤甚，故作客莫如江右。……

　　外出商賈負販、打工趁錢的江西人，有南、西兩個流向最為便捷。明人葉權的《賢博編?游嶺南記》就曾描述，一些江西人在秋收結束後，大都越過梅嶺到廣東打工。這是因為廣東不僅能提供就業的機會，而且氣候溫暖，可省去冬季的寒衣。他們在廣東度過較為舒適的暖冬，等到開春二、三月間地氣轉暖，才回到本土從事農耕，年年如此，廣東人稱之為「使郎」，大致是指他們像信使一樣來來往往。此外，更多的江西人則是向西挺進，從而形成了「江西填湖廣」的移民浪潮。

　　「湖廣」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廣西、海南全省區以及廣東、湖北、貴州的一部分。及至明代，則基本上轄有兩湖地區(即現在的湖南和湖北兩省)。清代雖已分置為湖南、湖北，但「湖廣」之名仍然約定俗成。在江西人眼裡，到湖廣謀生猶如「跨門過庭」，實在便當得很。據估計，兩湖人口中有十之六七系江西移民的後裔。直到現在，不少湖南、湖北的鄉村百姓都聲稱自己是「江西種」，並煞有介事地說――凡是江西人後裔，其小腳指的指甲多一塊。這種所謂江西種的生理特徵是否有遺傳學上的依據不得而知，但「江西填湖廣」給兩湖生活習俗打下的烙印卻是清晰可見的。據張國雄先生的調查，在鄂北的隨州，鄂東北的大悟、紅安，以及江漢平原的雲夢、黃陂等地，從前每年祭祖，城鄉居民富裕的用全豬，其次用豬頭，再次用豬脖子肉，最窮的也要用一塊豆腐，再在上面插一根筷子，頭朝向東南方的江西，以寄託對祖籍地緣的追溯。當地還流傳著這樣的傳說：明洪武年間，朱元璋強迫江西人遷往兩湖。背井離鄉的江西人被反綁著雙手，用船押送到湖廣的江漢平原。遷徒途中想方便時，必定先要讓押送官兵解開手上的繩索。據說，這就是稱上廁所為「解手」的來歷。這些移民歷經艱辛，輾轉遷徒來到湖廣。剛來時劃地結廬，條件十分艱苦。有時初蒞異地，正值年節臨近，他們只得因陋就簡，用瓦罐煨煮年飯，以床鋪地聚食。有時屋漏偏遭連夜雨，便不得不戴著斗笠煮食年飯。迄今，湖北有些地方吃年夜飯時，仍然保留著煨罐、鋪席、戴斗笠煮飯等舊習，以緬懷先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辛。

　　大批移民的紛至沓來，促進了湖廣的開發。對此，張瀚《松窗夢語》卷四《商賈紀》就曾指出――「(荊楚)魚粟之利遍於天下。」所謂魚粟之利的「粟」，是指湖廣的糧食生產。至遲到天順年間，「湖廣熟，天下足」的民諺就已蜚聲遠近。據張國雄先生的分析，這裡的所謂湖廣，主要是指江漢―洞庭平原、鄂東沿江平原和湘中地區。諺語的形成及盛傳，標誌著主要由移民開發的兩湖地區，已經成為了長江流域先進經濟區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作為魚米之鄉的江漢―洞庭平原，魚類生產更是相當繁盛。對此，與張瀚差相同時的高濂在《遵生八箋?飲饌服食箋》中，記載有「湖廣法」。<SPS=2520>，是指經過加工的魚類食品，如腌魚、糟魚之類。據沈德符的描述，自成化初年起，楚中就有「魚<SPS=2520>之貢」，此後，上貢的數量日趨增多。將鮮魚製成魚<SPS=2520>，無非是為了延長保存周期和長途運輸。而要達到前述的目的，顯然還可將之製成乾魚。乾魚是將鮮魚去鱗洗凈，掏去內臟，然後用細繩自腮間穿入，吊在屋檐等處。大概是這種景觀既見於湖廣的千家萬戶，其成品在全國各地復隨處可見，故而「乾魚」後來竟成了湖廣人的綽號。隆慶年間，新鄭高拱與湖廣張居正情好甚篤，有一次出朝後兩人並駕齊驅。其時，旭日初升，金色的陽光照射在張居正的臉上，高拱見狀靈機一動，戲出一儷語云：「曉日斜熏學士頭。」張居正應聲而答曰：「秋風正貫先生耳。」這一妙手偶得的絕對，令二人笑得前仰後合，幾乎從馬上摔了下來。原來，張居正為內閣大學士，湖廣的地諱為「乾魚」，「曉日斜熏學士頭」，以晨曦映照類比湖廣乾魚的曬制過程；而高拱當時為內閣首輔，被皇帝尊稱為「先生」，河南地諱曰「驢」(中州人例稱「偷驢賊」)，俗有「西風灌驢耳」之諺，故張居正以此反唇相譏。

　　一九九六年殘暑雨寂於復旦園

　　《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張國雄著，陝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版

　　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

　　湖南在夏、商和西周時代，不直接處於中央王朝管轄之下，境內「蠻」、「越」族聚居，自成體系，基本上仍處在原始氏族社會的後期。「蠻」、「越」族所形成的部落，是否使用過姓氏，有多少姓氏，尚待研究，即使有，也是極少的。據傳說記載，炎帝部落的某些支系由於黃帝的追逐征伐以及後來中原華夏集團和夏、商、周王朝勢力的威脅、排擠，於是進一步往南流徙，從洞庭之野直到九疑蒼梧。同時，祝融部落的成員也從西北黃土高原南遷。在這些部落的不斷遷徙繁衍過程中，姓氏也在不斷分化增加。春秋戰國以後，湖南進入楚、秦版圖，大批楚人、巴人等楚國境內的民族相繼南下湖湘，華夏族系和漢族成為主要居民，姓氏數也有較快增加。隋唐五代時期，湖南大多數時間戰亂少，社會比較安定，北方人口繼續南遷，特別是「安史之亂」後，北方戰亂頻仍，更引起人口大批南來，湖南姓氏隨著北方移民的增多而增多。兩宋時期，湖南的戶、口數一直在上升，「靖康之難」，北方居民扶攜南渡，很多人流寓湖湘，或經浙江、江蘇、江西轉徙湖南，尋求新的居留地。湖南家譜、族譜中的記載充分反映了這一時期人口的增長和姓氏的變化情況，是湖南姓氏大量增加的一個時期。元末明初，湖南大部分地區仍為陳友諒舊部及元朝殘餘勢力所控制，朱元璋的軍隊與陳友諒舊部進行了長達數年的拉鋸戰，湖南一地深受其害，生靈塗炭，哀鴻遍野，田疇荒蕪，十室九空，無論是北方移民還是土著居民已經寥寥無幾，使用的姓氏隨農民逃荒外省和大量死亡而急劇減少。明王朝控制湖南以後，鼓勵東南各省居民遷入湖南，蘇、浙、皖、贛人，特別是江西人大批湧進湖南，遍布三湘四水，「從征」、「屯墾」、「宦遊」或從事商貿活動，也有一批北方軍人因隨征「平蠻」而落籍湖湘的。筆者經眼3000多部湖南族譜，60%族譜稱始遷祖於元末明初自江右徙居湖廣，又主要來自江西吉安府的泰和、廬陵、吉水和南昌府的豐城、南昌諸縣，進行了「江西填湖廣」的人口大遷移，湖南姓氏數也出現了一次大的增幅。令人遺憾的是，歷朝歷代都沒有姓氏數的統計資料。歷史發展到今天，封閉的社會狀態已經打破，社會全方位開放，人口流動頻繁，姓氏數自然也不斷增加。可以肯定地說，今天的姓氏數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多。

　　江西填湖廣

　　江西填湖廣是發生在明末清初的一次大規模移民活動。大量江西人遷居到湖廣（今湖南湖北兩省），影響十分深遠。

　　傳說

　　傳說朱元璋當皇帝後，他的各派系紛紛前往南京向他慶賀。他疲於應付，因而下令各路人馬要按順序依次進京。當他聽說有隊人馬到長沙時，便下令「歇息三天」，不料被誤傳為「血洗三天」。長沙地區遭到大屠殺後，人煙稀少。多年後有對從江西過來的青年男女，來到長沙安居樂業，後代繁榮。長沙人因此稱江西人為「老表」，以視江西人為親戚。

　　江西「填」湖廣

　　在我國歷史上，曾出現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這點可以從當年移民活動流傳下來的「走西口」、「闖關東」、「充軍雲南」等民諺中，得到一絲信息。本文將回答你：今天的湖南、湖北人從何而來!

　　在湖南、湖北兩省的民間有一個「說法」，叫作「江西填湖廣」。「湖廣」是古代省一級政區的名稱，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廣西、海南全省區以及廣東、湖北、貴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則變化為基本上轄有今湖南、湖北兩省。清代將湖廣分為湖南、湖北兩省後，「湖廣」的名稱仍在使用，把兩省總督叫作湖廣總督，只是不再是一級政區的名稱。民諺中所說的湖廣，其範圍是指明清時期的轄區。與這句民諺相伴的還有許多生動的傳說。比如：不少湖南、湖北人(尤其在鄉村)稱自己是「江西種」，並說凡江西人後裔其小腳指的指甲多一塊。又如，兩湖一些地方把上廁所稱為「解手」，當地人解釋說，因為其祖先是被捆綁著用船押運來的，途中要方便時，須先呼押送官兵解開手上的繩索，於是「解手」便成了上廁所的代名詞，一直沿襲至今。

　　移民的來源

　　從已掌握的資料來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極少數是土著的後裔外，絕大部分人的祖先是從兩湖以外其它省遷來的。考查其原籍，發現移民來自十多個省區，有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山東、山西、陝西、河北、河南、內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廣東(附圖一)。

　　從大流域看，長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贛約佔移民總數的90％。也就是說，長江流域內有—個由東向西的移民趨勢，而且是兩湖移民來源的主要特徵。在這90％中，江西移民又佔90％。據推算，兩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後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間以「江西」來代稱移民的來源，確實是再恰當不過了。一個「填」字表現得是那麼生動形象。

　　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豐城、九江、德安、景德鎮、樂平、鄱陽、余干、吉安、泰和等市縣，也就是明清時期的饒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贛北多於贛南。從流域看，開發早、經濟文化發達的贛江中下游遷出人口最多。

　　移民的分布

　　成千上萬戶外省移民扶老攜幼，遠途跋涉，遷入兩湖，自主擇居，在分布上看似無序，實際上很有規律。受相對地理位置和遷移距離的影響，各省移民有一個大致的分布範圍。陝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戶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陝西移民占鄖陽地區人口的40％。越往南，數量越少，遠徙湖南的就極其有限了。而廣東、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為主的長江中下游移民在兩湖的分布，由東向西逐漸減少。湖北東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達80％，而在西北部還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佔60％左右，中部有80％強，而西部只有41％。湖南的移民分布還有一個特點，南部的江西移民少於北部和中部。

　　移民的路線

　　移民的路線是奠定上述移民地理特徵的重要基礎之一，很多移民現象可以由此得到解答。復原當時的移民路線，可以看到移民是水陸並舉遷入兩湖。

　　進入湖南以陸路為主。湘東與贛西之間的幕阜山、九嶺山、武功山、萬洋山等山脈，呈北北東向雁行錯列，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與贛江的分水嶺。這些山地之間的長廊斷陷谷地或斜谷地就構成了江西以及廣東、福建、浙江等省移民進入湖南的天然交通孔道。

　　進入湖北以水路為主，移民充分利用了長江、漢水交通動脈。以江西為主的長江中下游移民堤乘船溯江而上，先選擇鄂東定居，故東部江西移民最多。然後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擴散，一路繼續沿江西進，一路進入漢水逆流而上，另一路則走隨棗走廊的陸路通道。陝西、山西、河南等省移民則通過兩條路南下，陝西移民主要沿漢水河谷通道首先進入鄂西北，其它北方移民則穿過南陽盆地到達襄樊，由此再向其它地方擴散。所以，北方移民大多分布在湖北西北和北部。

　　移民的過程

　　分析現有的移民資料，發現這場運動至少遠可以上溯到唐朝，一直延續到清後期，時間跨度達一千多年。南宋末年以前是序幕期，移民動因有的是受戰亂所逼，有的是聽說兩湖人口稀少，土地易於購置。其後，出現過兩次遷徙高潮。最大的_次是元末明初。元朝末年，兩湖尤其是湖北，是紅巾軍與元朝軍隊以及朱元璋廝殺拉踞的主要戰場，社會動蕩使人口銳減。朱元璋統一長江流域之後，於洪武年間下令組織人多地少的江西人遷往湖南、湖北，一時間長江上西行的移民船隻一艘接著一艘，陸路上拖家帶口的單身移民也絡繹不絕。今天湖北一些地方還流傳著「洪武開坎」的傳說，兩湖的家族中有50％就是洪武年間遷來的。這可能就是「解手」傳說的歷史基礎吧。第二個高潮則是魏源所記的清初。與洪武移民相比，這次高潮的規模要小一些。因為經過幾百年的開發，兩湖的人口壓力已經出現，當江西等省移民在向西遷徙時兩湖也有不少人向西去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形成了有名的「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所以，有些江西移民繼續西行到了四川、陝南等地。從明朝永樂年間到明朝後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斷地遷進兩湖，雖然不似洪武年間猛烈，但因時間長，總量也十分可觀。這些移民主要是為了在經濟上尋求發展，以為兩湖荒地可隨意圈佔開墾，有的因苦於江西等地賦重，兩湖比之要輕而且逃稅機會多才決定西遷。總之，出於經濟考慮是這個階段移民的一大特點，而且都是自願的，不象洪武年間帶有一定強迫性。這一千多年的移民運動之所以能持續不斷地發展，戰亂只是一種外在的推力，根本的原因在於湖南、湖北的經濟開發落後於江西、安徽、江蘇和浙江，有相當廣闊的開發空間接納移民。所以，移民的過程，也是長江流域內開發格局逐漸由東向西拓展的過程。

　　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將徐達攻打長沙，與陳友諒舊部和元王朝殘餘勢力血戰四年，損兵折將，最後才於1368年（洪武元年）奪得勝利，確立明王朝在長沙的統治。元末明初這場連年戰禍，使長沙田園荒蕪，百姓亡散，廬舍為墟，許多地方渺無人煙。於是，明王朝就近從江西大量移民遷入長沙地區（湖北和湖南，當時二省是一個省份，稱之為湖廣省），並允許「插標佔地」，奏響歷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廣」的宏偉史詩。

　　因明朝崇禎年間張獻忠農民起義，在德陽地區作戰頻繁。康熙十六年，清軍為消滅義軍，濫殺無辜，人口殆盡，一片荒蕪。清廷下詔，江西、湖南、湖北眾多居民被迫遷居。民間把這次大移民稱之為「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

　　數個世紀過去了，浩瀚的中國歷史上，5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時空演奏的宏大交響樂中，江西的先民們就如頑強的種子一般，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窮鄉僻壤，直至根深葉茂。今日，本報記者與讀者一同撩開歷史的塵埃，感觸江西先民大遷移那震撼人心的音符，重回壯闊史詩。

　　四川三石碑再現史實

　　近日，據四川媒體稱，四川清溪鎮清溪高中附近發現的三塊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廣填四川」大移民的歷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學家們因此認為，「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歷史至少被延長近60年。

　　史學界公認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於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於四川西北金川之戰（公元1776年）。在清溪發現的3號碑字跡最清晰，碑文可見：魏佐宗、魏佐信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贛州府安遠縣楠水鄉太平保人氏」，卒於「光緒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歲，那麼在江西出生時間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後。從碑文中的年月推斷，史學界公認的清朝「湖廣填四川」的時段過小，三塊碑文證明清溪鎮接納自主性的移民至少還持續了近60年時間。

2號碑載有遷居於四川犍為縣「興仁鄉東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說明此時犍為縣域內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鄉同籍聚居的習慣，開始到周圍的山地定居。從碑文分析，犍為縣早期接納的移民多為單身男性，是試探性的遷移，後來舉家遷入犍為的移民才漸漸增多。

　　湘粵人祖籍多是贛人

　　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早年對湖南人由來的研究，得出結論：湖南人來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後，大都以稼穡耕墾為主。因避免長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譚其驤先生認為，早至五代、兩宋、元、明時期，就有大量移民進入湖南，而元、明時期數量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間的移民規模最為空前。譚其驤先生特別指出，南宋以前，奔襲向湖南的移民幾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見，歷史上，江西先民曾數度遷移，現今不少湖南人流著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專家們稱，僅從湖南省桂陽縣來看，劉、李、袁等大姓都是從江西一帶遷徙過來的，但遷入的時間有先有後，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陽縣人多數為唐宋以後從外地遷入，其中10姓來自江西，9姓來自江西泰和縣。

　　江西向粵北移民，很可能是「江西填湖廣」大移民的餘波。粵北和湖南之間儘管橫亘著五嶺山脈，但在地理位置上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江西、福建、湖南都有古道直通廣東北部，而漢代修築的長安至嶺南的西京古道，越過湘、粵邊界的騎田嶺，成了湖南進入粵北乃至整個嶺南地區的另一條通道。此外，從湘南流入粵北的武水，則是兩地自然的交通途徑。歷史上江西人入遷湖南，便沿著上述的交通要道就近擴散到粵北地區。

　　湖南鳳凰江西會館－萬壽宮

　　江右幫躋身十大商幫

　　在一個版圖遼闊，靠著油光水亮的大馬、吱嘎作響的木車、迎風鼓帆的商船，信息得穿越幾個月或是幾個季節方可到達邊陲僻壤的古老帝國里，江西商人如過江之鯽，深入中原、江南和邊陲，苦心經營贏得世人口碑，令人嘆為觀止。因此，天下才有躋身於國內十大商幫之列的「江右幫」之稱

　　震撼中國的江西大移民

　　19世紀末期，德國地質學家利希霍芬來中國遊歷、考察時，在雄偉史詩般的餘音中，仍察覺到江右幫的流風餘韻：江西人與鄰省的湖南人明顯不同，幾乎沒有軍事傾向，在小商業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愛，掌握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大部分小商業。湖南人沒有商人，而軍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人則缺乏軍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對計算的興趣和追求利益的念頭髮達……

　　以成都為例，經過明末清初慘烈的兵燹之後，成都鼎盛一時的出版業瀕於滅絕。可清政府的「移民填川」詔令發布後，來自江西的書商就在成都學台衙門附近的學道街、卧龍橋、青石橋一帶開設了大量的書鋪。這些滿臉書卷氣的商人從江浙一帶運來大量的刻版和書籍，使荒涼的成都開始聞到久違的書香味道。據統計，時至清末，由江西人開辦的印刷出版行在成都就有50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周達三開辦的「志古堂」。另一個江西人陳發光則於乾隆五年（1740）在成都創立了著名的「同仁堂」藥店，經營老成都人耳熟能詳的驚風丸、舊脾丸、靈寶丸、金靈丹、白痧葯、人馬平安散、鯽魚膏等特色中成藥。

　　此外江西人還在成都開有大量的銀錢鋪，而城內的瓷器店則大多為湖南、湖北人所開。

　　成都洛帶鎮江西會館－萬壽宮

　　成都洛帶鎮江西會館－萬壽宮內景

　　成都洛帶鎮江西會館－萬壽宮門前的牌坊

　　江西貨郎哥是情哥哥

　　贛地的先人，就像是大把的種子，不管是在大邑通途，還是在寒山瘦水、僻壤邊寨，都能紮根生存，但江西移民仍有不少人從商。

　　在上世紀40年代，長沙不過是一個幾十萬人口的城市，贛人卻在這裡為自己的子弟創辦了豫章、廬陵、昭武等五所私立小學。臨近湘江有一條名叫「坡子街」的小街，是當時長沙市裡最有名的金融街，街上的不少錢莊和批發商行的老闆，都是贛人。在漢口，鹽、米、木材、藥材、布和當鋪，人稱六大行業，都有贛人在經營。尤其是漢口的藥材業，江西商人幾乎壟斷了這個行業。在湖北的洪江、鄖陽、鍾祥、天門，也聚居著大量的江西商人。在湘西沈從文先生的故鄉鳳凰古城，清末民國年間在這裡經商的江西商人，成為古城鳳凰最富有的階層，至今當地人們還在傳頌著他們的故事。

　　黃志繁介紹說，江西商人最為活躍的地區是兩湖，其次為雲、貴、川。1958年，雲南文史界在楚雄地區搜集到的彝族民間史詩《梅葛》第二部《造物》中提到蠶絲的來源，說是贛人發現的：「江西挑擔人，來到桑樹下，看見了蠶屎，找到了蠶種。」同書第三部《婚事和蠻歌》里還說道：「江西貨郎哥，挑擔到你家，你家小姑娘，愛針又愛線……」由此可見江西商人在民間的地位。

　　「星火燎原」瓦子角

　　據《廣志繹》記載，遷徙於雲南、貴州等西南邊疆的江西人也很多。明朝萬曆年間任雲南瀾滄兵備副使的王士性，一任下來，幾乎隨時隨地都能看到江西人，他寫道：「作客莫如江右（今江西），而江右又莫如撫州。余備兵瀾滄，視雲南全省，撫之人居十之五六。」意思是撫州人隨處可見。

　　黃志繁告訴記者，原復旦著名教授譚其驤在上世紀30年代初就讀於燕京大學研究院時寫的《湖南人由來考》的畢業論文中，開篇就稱：移民至湖南的江西移民屬南昌為多。

　　在江西，從明初到清嘉慶時，官方有組織的移民，再加上民間自發地離去，有統計說達到了幾百萬人。據譚其驤先生的弟子曹樹基博士考證，在明朝，如同山西洪洞大槐樹是中國北方的一個主要移民點，在南方的兩個主要移民點，均在江西境內，一為鄱陽的瓦屑壩，一為南昌城裡的瓦子角。

　　萬壽宮祖庭－南昌西山玉隆萬壽宮

　　贛文化遍布半個中國

　　據黃志繁介紹，流布四方的江西商人，只要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積累，就會不約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建造萬壽宮。在江西商人的眼裡，無論大富還是「小康」，無論是團伙還是獨步於江湖，都忘不了贛人的人格神———許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

　　震撼中國的江西大移民

　　明朝以來，遷移在外的江西人在京都及各省省會幾乎都建有萬壽宮，其附屬或是另建的江西會館，更是星羅棋布。萬壽宮畢竟是民間建築，可以富麗堂皇，可以樸素照人，因此就連雲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緬邊境，也有比比皆是的江西萬壽宮。在湘西的鳳凰古城，聲名遠播的江西會館萬壽宮和陪襯建築遐昌閣已成為一個著名的旅遊景點。

　　但那遍及大半個中國的萬壽宮裡，香火照亮半邊天的日子很快暗淡下來。香火前，還在叩拜著農耕社會的一個簡樸理想的江右幫被槍炮擊中，他們如潮汕幫、寧波幫、江蘇幫一樣失去了往昔輝煌的色彩。

　　於是，戰爭的連綿，烈火的燒烤，風雨中的毀敗，致使包括南昌本土的萬壽宮也難以幸免於難。各地的贛人後裔大把掏錢打出的廣告，只能在文本或者斷垣殘牆中窺知。

　　被譽為江西人精神之神的許遜（玉隆萬壽宮內）

　　歷史上的移民大衝突

　　黃志繁說，明中期以後，江西的工商業移民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那時享有「無贛不成市」盛譽。當時，江西樟樹的不少商人都前往湘潭地區紮根經商發財，並建萬壽宮或江西會館，沒想到至清代發生了一次歷史上的移民大衝突，頓時血流成河。

　　話說清代中期時，江西移民去看戲，他們在講江西土話時，引來湘潭人的哄堂大笑，江西移民當時覺得受了侮辱。為此，江西移民在萬壽宮搞了一場演出，故意將湘潭人誘進萬壽宮，然後殺掉不少湘潭人。湘潭人不服氣，決定報仇雪恥，此後也發誓要殺江西人。衝突進一步升級。此事驚動了上層，在皇帝與湖南官員的出面協調下，不斷上演的流血衝突才得以平息。

　　江西移民的家鄉情懷

　　黃志繁說，當時在湘潭經商的江西移民發了財後，念念不忘家鄉人。他們在樟樹成立了「賓興會」組織，並把大量的錢財匯給該組織，用於資助一些出生貧窮家庭的有識有志青年進京趕考，參加科舉考試。到後來，賓興會的功能不僅是資助有志青年，還變成了當地的財政機構，對樟樹的經濟建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過，據說江西商人雖然在外面人數眾多，什麼生意都做，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且都做不大，沒有形成自己的特色。黃志繁說，總的來說，江西商人對於緩解江西人口壓力，促進江西與外界經濟上的聯繫還是功不可沒。

　　「辣不怕」和「怕不辣」

　　15世紀末，哥倫布在航行美洲時把辣椒帶回歐洲後，在明代晚期（16世紀末）辣椒開始傳入我國，很快就受到民眾的歡迎。值得一提的是，長江流域的江西、湖南和四川數省民眾都以嗜吃辣椒著稱。人們常不無戲謔地說江西人是「辣不怕」；湖南人是「怕不辣」。湖南甚至因為盛行吃辣椒的緣故，「湘妹子」也因此多了一個「辣妹子」的別稱。四川人的「水平」要差一些，喜歡用花椒「中和」過的「麻辣」。這種情況的產生可能與清初的人口大遷移有關。眾所周知，清初的時候，由於戰亂導致四川人口急劇減少，而江西則存在著較嚴重的人多地少的問題。因此產生了「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這種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吃辣椒的習慣也就這樣傳播開了。至於雲貴和陝甘數省民眾嗜食辣椒是否為四川的「擴張」，則有待於進一步地探討。

　　黃志繁則認為，湖南、四川、江西人都愛吃辣椒，可能與氣候有關係，是否與江西人口遷移有關，因無史料根據，還不好說。

　　「江西老表」和「解手」

　　為了闡述江西人向湖南大遷移的歷史淵源，黃博士首先向記者講述了「江西老表」一詞的由來。他說，有關「江西老表」的由來學術界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湖南人是江西人的後代，湖南人認為與江西人祖上是表親戚關係，因此就稱江西人為「江西老表」。江西是他們的父母之地，江西人是他們的親戚。於是，稱呼江西人為老表。

　　還有一種說法是贛地的先人們很相信風水，另外在遷移的途中也便於掌握方向，老是愛帶著一個表（古時的羅盤），因此外省人稱江西人為「老表」。據說，學術界大都贊同後一種說法。傳說固然有些離奇，但以傳說所發生的時間和所敘的事情來看，歷史上倒也發生過與傳說大致相吻合的事件。

　　關於「解手」一詞的由來，民間也有傳說，在明朝初期對江西的強制移民過程中，官方都將兩個人的手反綁在一起，遇內急上廁所時才將手解開，因此後來江西人的土話都將上廁所叫「解手」。

　　《湖廣填四川》讀後－流沙河

　　現今社會，人趨實惠，多無興趣了解歷史真相。特別是這一類移民史，不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盡說艱難處境中的勞苦生涯，更不容易吸引讀者。肖平自甘冷落，意欲喚醒川人年輕一代，知曉先人奮鬥過程，重溫吃苦耐勞精神，以期歷史資源古為今用，豐富我們的人生閱歷，堅強我們的人生態度。美意如此，予甚嘉之。

　　從成都遷回金堂縣城（今成都市青白江區城廂鎮），我上四歲，已能記事。印象有終生難忘者，一是從西街拐入槐樹街口，遙望老家門牆內的五棵大槐，濃蔭可愛，上有棲鴉聒噪，二是八字牆的門口，階下鋪以石板，兩旁碼著石條，以利雨天行走，三是大小兩個院壩，有樹有花，石缸養魚，兩廡與環廊，大廳與中堂，高懸大匾十張以上，有榜書金字「勤儉家聲」「耕讀傳家」「樂善好施」「高談轉清」「紫微高照」「堂高燕喜」「鸞翔鳳翥」「美輪美奐」「山海年長」「國恩家慶」等等，四是正堂的神龕桌甚高，當中供奉「余氏堂上高曾遠祖之位」木牌。左右對聯一副，也是木刻金字。上聯「九江開世澤」，下聯「四諫起家聲」。我的那些高曾遠祖們彷彿都端坐在神龕桌上，從今排列到古，一個接續一個，愈退愈遠，一直退到四千年前「禹疏九河」為止。噫，你會疑問：「難道夏禹王姓余嗎？」答：「他的太太是塗山氏。塗字的古寫是余字底下兩個山字並排，可知塗就是余。」如此說來，看那上聯便知我們余姓認夏禹王為姑爺了。下聯說到北宋仁宗年間歐陽修、富弼、蔡襄、余靖四位直聲滿天下的諫議大夫，那余靖正是余姓的祖宗。原來我家血緣可以上溯偉人名人，沾姑爺光，也算「天潢一脈」。看看這來頭，也就很不簡單了。幼孩的我就是這樣想的。

　　後來我七八歲，長輩告知，金堂縣北門外大小寺那一帶姓余的是我們的本家。那年的清明節到那裡去祭祖，眼見男丁擠滿祠堂，其數上百，幾乎儘是鄉下農夫，使我深感意外。我們這些城裡來的子弟，細皮嫩臉，衣著光鮮，僅占現場余姓子孫後裔十分之一罷了。祠堂石碑記載明白，我們的遠祖其實是農夫，是胼手胝腳，鶉衣百結的農夫，不涉諫議大夫余靖，更牽扯不上夏禹王。對聯在說謊，這可恥的虛榮！

　　許多年後，我都老了，整理族譜，方才發現我們余姓子孫也是移民後裔。從我這一代向上推，第八代余良（或余良正）來自「揚州府泰州縣大聖村軍旺庄余家灣」。其地在今江蘇省泰興縣軍旺鎮的鄉下。名曰灣，想系河灣處吧。良公（或良正公）出身農家，任職武官。康熙初年奉調四川成都，見城市已全毀，便辭職為民了。先移家資陽縣，後遷居彭縣隆豐場化成院側，在此終老。其子余允信遷居金堂縣外北大小寺，等同「湖廣填四川」移民，插佔百畝，娶得本鄉黃姓女子為妻，協力墾荒。夫妻二人砍伐荊榛，耕田引水，栽秧打穀。又植一長排柏樹苗，移葬父母遺骨於此。我七八歲來祭祖時，柏樹早已成林，蔥蔥蘢蘢，遠遠就能望見，蔚成鄉土風景。

　　農夫余允信算是金堂縣我們余家的一世祖。他有二子，余紹唐行醫，余紹虞讀書。傳到孫輩，余懷管理家業，人丁興旺，田產增至千畝，雖已致富，猶勤勞作。又傳到曾孫輩，其中余純笏遷居金堂縣城，修建槐樹街的余家大院。時在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六年了。

　　在肖平的這本《湖廣填四川》書中，類似余允信這樣的外省移民，舉例甚多，事迹曲折有趣，往往悲壯感人。其間尤以第三第四兩章最為精彩。移民過程之艱難困苦，創業成功之歡笑豪情，具體交代，生動陳說，史實確鑿，文情兩茂，為同類著作所未見，堪稱翹楚。比較起來，我家故事就顯得蒼白寡趣了。然而不揣冒昧寫出，以附驥尾，實欲提醒讀者，你家神龕上的說詞，對聯也好，掛匾也好，多不可信，宜詳察之。拿匾來說，李姓總掛「紫氣東來」，未必皆是老聃後裔；陳姓總掛「媯遺風」，未必皆是虞舜族人；馮姓總掛「大樹家風」，未必皆是將軍子孫；曾姓總掛「三省堂」，未必皆是孝子後人。凡我川人，絕大多數都是移民遠祖，當初儘是窮苦農夫。發跡之後，不免多方掩飾，強認偉人名人為自家的祖宗，這是常有的事。許多人和我從前一樣，不知自身之為移民後代。他們見自家的父輩祖輩都有知識文化，就以為出身於「書香門第」，遂忘了清朝初年背著破麻袋，擔著爛棉被，曉行夜宿，跋涉在湘西入川路上的「一世祖」，這真不應該啊。

　　說起這條「湖廣填四川」的道路，萬分有幸，鄙人走過，就是從湘西吉首到川東酉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擴寬了的湘川公路，車到三角地（此系地名），湘西友人介紹說：「湖廣移民走到這裡，要作最後選擇。前面路分岔了，右去四川，左去貴州。」聽他這樣說，我立刻想道：「遠祖留跡於此，向右去了。如果他病死在亂山中，就不會有我坐在車裡了。」此時滿懷感恩之忱，看清自身在歷史長河中何其藐小，一芥一屑，偶然存在而已。

　　現今社會，人趨實惠，多無興趣了解歷史真相。特別是這一類移民史，不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盡說艱難處境中的勞苦生涯，更不容易吸引讀者。肖平自甘冷落，意欲喚醒川人年輕一代，知曉先人奮鬥過程，重溫吃苦耐勞精神，以期歷史資源古為今用，豐富我們的人生閱歷，堅強我們的人生態度。美意如此，予甚嘉之，願以拙文代序。

　　「湖廣填四川」及移民文化

　　明末清初的大戰亂，四川大部分地區十室九空，十不存一，土地荒蕪，民生凋敝，因而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逃荒，或者自願(經商、遊宦、習醫等)入川，改變了整個四川的人口經濟、風俗民情諸方面，其影響勝過歷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大活動，奠定了現代四川包括成都諸生活的由來與根基。

　　經過清初至中葉的「湖廣填四川」後，移民對自己的來歷及祖先的業績更是特別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後，隨即回鄉取來或者老族的人送來老譜，以便在遷四川後續修新譜。在學者黃尚軍所過目而作簡略登錄的100部家譜中，最早者系喜慶13年(1808年)，最晚是民國36年(1947年)，其間包括有數部無法確定年代的族譜。

　　茲隨舉幾例，以窺一斑。1835年(道光15年)簡陽所修的《王氏族譜》中表明其1680年從長沙府遷入成都府簡州龍泉驛；1875年大邑《邱氏宗譜》記載順治年間由福建遷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譜》中載其始祖從康熙年間從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處成都、綿陽、樂山，以新都為最；1924年華陽《廖家族譜》說1726年從廣東興寧縣至湖廣，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資料均見《四川方言與民俗》)。福建、江西、廣東在清初戰亂後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緒年間《德陽縣誌續志》中的《陝西會館田記》一文說：「……時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報墾……當此之日，楚來最多，亦最選，秦次之，江右為後，粵、閩出於亂定數十所之外。故人邑人率皆五方雜處」。《成都通覽》是這一論點另一個佐證，從當時填四川者，湖廣籍佔25%，雲貴籍佔15%，江西籍佔15%，陝西籍佔10%，安徽佔5%，山東佔5%，廣東佔5%，廣西佔5%，而福建、山西、甘肅合佔5%。這說明湖北、雲貴、江西和陝西人佔了湖廣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數。

　　可以說，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農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們多是勇猛有餘，而在讀書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著是封建社會科舉考試下的邊緣人。一直到了他們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後，才改變了他們辛勤勞動而食不果腹的尷尬境地，他們積聚了錢財，需要改變自己或許有點錢，但卻非常寒微地位，於是讀書中舉就成了在平凡而穩定的社會之必選項目，也表明了「湖廣填四川」給四川包括成都帶來了怎樣的榮譽。

　　我們先談那些著名人物如元帥陳毅、朱德等人的家世(這些族譜方誌里的資料均采自孫曉芬編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它處不再另行出注)。陳毅的先祖陳堯欽三兄弟在康熙末年從湖南寶慶府新寧縣，隨「湖廣填四川」的人口移動而長途跋涉入蜀，最終老大陳堯欽決定落戶樂至，而另兩位兄弟則另走它處，與其告別。到陳毅時已至第九輩。朱德先祖隨「湖廣填四川」的大潮，從廣東韶光遷移到四川廣安、營山一帶做生意，直到入蜀第三代朱文先才帶著四個兒子到儀隴縣馬鞍場大灣定居。到朱德時已至第八代。這就說明移民非數代之艱辛勞作不能結果。

　　從解手說起

　　解手猶如今天的人去洗手間，是撒尿的一種拐彎和委婉說法。古人和現代人在"便溺"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上，總是不願意直戴了當說出來。好在大家都懂，懂了也就不去追究為什麼。只有那些固執的學者，會為此大傷腦筋，千方百計琢磨出處。抗戰期間，顧頡剛先生避國難，在四川做移民，與人閑聊中，了解到明末時，張獻忠殺人如麻，蜀人未遭屠戮的只有十分之一。到了清初，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盡化草萊，所以朝廷不得不下令移民，"以湖廣填四川"。老百姓是不聽話的，因此要強迫，一個個都把手捆起來，像押壯丁一樣，被捆的移民途中內急，就請押送的兵丁"解手"，因為只有解了手，才能把便溺這件事辦好。同樣的道理是"出恭"，過去的學童念私塾，就廁時必須領出恭牌，一來二去，出恭便成為一個固定片語。

　　學者的特點是喜歡琢磨為什麼，顧頡剛是歷史學家，舉一反三，他對解手的興趣，自然不會停留在字面的意義上。解手是中國移民史的一個好例子，而為什麼要移民四川，恐怕不是一個張獻忠殺人就能說清楚。明清之際，四川原有的人口遭受滅項之災，這和戰亂有著直接的關係，連綿不斷的戰爭阻礙了生產的發展，張獻忠三次入川，交戰雙方既有明軍和農民軍，又有明軍和清軍，以及清軍和南明的軍隊，清軍和吳三桂的"西府兵"，此長彼消，打來打去，多少年也沒太平過。打了這麼多仗，人口死亡無數，把賬都推在八大王張獻忠身上，顯然不公平。這一時期四川人口的驟減，戰亂是重要原因，和天災也分不開，造成死亡的因素還有瘟疫，有特大的旱澇，"大旱大飢大疫，人自相食，存者萬分之一"。據說當時還發生了"千古未聞之奇禍"的虎災，川北南充一帶，群虎自山中肆無忌憚走出來，"縣治、學宮俱為虎窟"。老虎吃人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群虎成災，"晝夜群游城廓村圩之內"，可憐的老百姓都成了獵物，回想起來便太慘了些。

　　天災人禍是一對難兄難弟，一旦災禍來了，老百姓往往束手無策，坐以待斃。移民是一個重要的補救措施，一開始是強迫，因為移民的結果並不樂觀，南充縣知縣的報告中說，原報招徠戶口人丁五百零六名，虎噬二百三十八名，病死五十五名，剩下的只有二百一十三名，新報招徠人口七十四名，現存三十二名。雖然清政府給予極其優惠的政策，"四川耕地，官給牛種，聽兵民開墾"，"凡拋荒田地，無論有主無主，任人儘力開墾，永給為業"，但是動不動就成了老虎的午餐，不用繩子捆著刀架在脖子上，老百姓斷然不肯上路。好在這些優惠政策的誘人之處不言而喻，因此道路儘管曲折，前途卻一片光明，那些移民只要能熬下去，不葬身虎口，開十幾畝荒地，便是一個很不錯的小地主了。

　　明末清初的向四川移民，開始時要強迫，到後來，因為有一個好的前景作為誘惑，強迫變成了自覺，漸漸地，移民成為一種潮流，洶湧澎湃，在差不多一個世紀中，人口劇增，荒蕪的四川逐步上升為人口最多密度最大的地區。情況真是說變就變，人和老虎較量，很快還是人佔了上風。在康熙初年，四川境內"人煙俱絕"，到康熙四十年已是"湖南衡、永、寶三府百姓，數年來攜男挈女，日不下數百口，紛紛盡赴四川墾荒"。雍正五年，"湖廣、廣東、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貴，相率而遷移四川者，不下數萬人"。統計資料顯示，在乾隆八年到十三年之間，自湖廣"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萬三千餘戶"。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數字，那時候的一戶不是現在的三口之家，上有老下有小，拖兒帶女，一戶中有十幾個人是常事。

　　四川很快就繁榮起來，容易被忽視的是人滿為患。人多並不是在今天才是壞事，清道光年間的《新都縣誌》就已經這麼說："昔之蜀，土滿為患，今之蜀，人滿為患。"計劃生育是現代名詞，農民思想的根本就是，地多一些，兒子多一些，問題在於這兩個玩意尖銳對立，土地開發總是有限的，而兒子沒完沒了，以幾何倍數迅速放大。時到今日，四川是中國人口輸出大省，在深圳，在海南，在拉薩，在任何一個需要開發的地區，都可以見到浩浩蕩蕩的川軍。熟悉中國移民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湖廣填四川"之前，就有一個轟轟烈烈的"江西填湖廣"運動，原因十分相似，不過是發生在宋元之後，由於戰亂，"湖湘之間，千里為墟，驛馳十餘日，荊棘沒人，漫不見行跡"，到元明之季，湖廣地區的人口損失更大，因此明朝政府不得不下令，採取和後來清政府同樣的強制移民措施。

　　湖廣填四川的原因

　　「湖廣填四川」是一個特定的稱謂，它專指清代初年，四川因戰亂人口銳減，從而由清政府在大半個中國推行的移民填川政策。這次大規模的移民運動從順治末年開始，一直持續到嘉慶初年，前後長達一百多年。其中，康熙中葉至乾隆年間是這次移民運動的高潮，四川人的祖先，絕大部分是在這時候背井離鄉進入四川的。雖然當時共有十幾個省份的移民被捲入這次移民浪潮，比如湖北、湖南、廣東、江西、福建、廣西、陝西、貴州、雲南、山西、河南、山東等，但因為當時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湖廣籍」最多，因而這次事件被歷史學家和民間命名為「湖廣填四川」。所謂「湖廣」，是指湖北、湖南兩地。在明清時期，湖南、湖北合稱「湖廣省」。

　　在一般人的記憶中，「湖廣填四川」這一歷史事件是跟明朝末年「張獻忠剿四川」分不開的。時至今日，仍有不少四川的父老鄉親能夠講述「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的恐怖故事。似乎「湖廣填四川」這一事件的起因，是張獻忠把四川的土著人口殺光了。張獻忠是對四川造成過嚴重的破壞，但他在四川停留的時間前後只有幾年，而明末清初四川大規模的戰亂卻持續了34年。因此，張獻忠無疑成為了清初四川殘破和人口銳減的替罪羊。

　　四川不愧為「天府之國」。當十一二個省份的一百多萬移民來到四川安家落戶（康熙二十四年，四川的人口只有1．8萬餘丁，摺合人口9萬餘；然而到乾隆三十二年的時候，四川人口已達290餘萬），一個波瀾壯闊、可歌可泣的時代來臨了。「異鄉人」開始在這片金色的土地上縱情舞蹈。他們從故鄉帶來新的物種、新的生產技術、地方戲、習俗、方言，然後在這個新的競技場上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隨著漫長而艱辛的創業過程的逝去，一種從未有過的幸福像洶湧的潮水如期而至。他們獲得了財富，獲得了新生，獲得了主人的稱謂，同時也獲得了這片土地的嘉獎。

　　「湖廣填四川」對中國近現代史產生了一種不可估量的影響。從移民入川的第六代後裔開始，四川經過多文化、多民族的大融合以後，湧現出鄧小平、朱德、陳毅、劉伯承、聶榮臻、郭沫若、巴金等傑出人物。他們中有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有在共和國元帥中佔五分之二比例的開國元勛，有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堪稱「大師」的文學巨匠……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湖廣填四川」對四川文化和人口質量的影響都甚為深遠。

　　如果從清朝順治末年移民填川運動開始時算起，那麼至今已有340餘年時間。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長達三個多世紀的時間可謂漫長。然而我想說的是，其實這三個多世紀的時光在中華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仍然是短暫的。屈指算來，我們離祖先才不過十二三代，怎麼對這件事就如此陌生和淡忘？要知道，四川現存的絕大部分族譜，都稱那個首先來川「吃螃蟹」的人為「我入川一世祖」。也就是說，這個敢於拋離故鄉投身新的陌生環境的人，是割斷了與舊的土地、舊的家園的聯繫，毅然決然跑到四川來的。所以，我們這些移民後裔應當記住前人的恩德和勇氣。340年的時間可能稍顯漫長，但如果從移民尾聲的嘉慶初年算起，其實也不過200年，跟美國移民運動迄今的時間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