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苦行者：昌耀與孔孚||木生手記

孔孚與王昌耀，是中國新詩史上的兩位重要的詩人；《孔孚集》與《昌耀詩文總集》，是中國新詩史上的重要收穫。但是他們與他們的詩卻是寂寞的，這種寂寞對於他們又是不公正的。他們有著幾乎相同的人生經歷，而他們的詩卻又是那樣的迥然不同。

孔孚

王昌耀Part 1寂寞的詩人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的中國新詩，已經走過了八十多年的歷程。雖然它也有過熱火朝天的發展時期，但這畢竟是短暫的，更多的時間裡，它還是在寂寞里艱難地前進。沒有出現讓世界共同矚目的偉大的詩人，也少有堪與同時期的小說、雜文、散文、甚至劇本比肩的偉大的詩篇。

好在寂寥之中還有著堅實的收穫。而王昌耀與孔孚，可說就是中國新詩史上的兩座奇異的山峰，而且是在中國當代「主流」詩歌之外矗起的別具風格的山峰。於是他們也就有著雙重的寂寞了，既要承受中國新詩共有的寂寞，更要承受疏離於「主流」之外時堅守的寂寞。

厄運，接著的厄運，加上幾乎伴隨終生的被忽略，遭冷落，分別活了64歲、72歲的王昌耀、孔孚，都是在生命的末尾才各自出版了一卷本的詩文總集——《昌耀詩文總集》和《孔孚集》。前者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數5000冊，後者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印數僅有1000冊。並且，兩位詩人都同樣經歷了出書的困難和自己銷書的尷尬。孔孚在1993年8月27日給哲學家辛冠潔的信中，曾經不無悲愴地說：「新華書店與孔孚無緣。」王昌耀則在1993年的7月13日，發出了自費出書的廣告《詩人們只有自己起來救自己》。文中有這樣的話：「出版難。書稿屢試不驗。現我決心將《命運之書——昌耀四十年詩作精品》自費出版『編號本』以示自珍自重自愛自足（序號以收到定金先後排列，書於版權頁並加蓋戳記）……本書只印1000冊，現辦理預約，每冊收款10元，願上鉤者請速告知通信處並將書款匯至西寧市青海省文聯昌耀（郵編810008）。」

雖然他們都在逝世之後得到過評論界、新聞界、出版界短暫的關注，不過他們畢竟是寂寞的獨行者，生時的尷尬與死後的冷清幾乎就是他們的宿命。

但是時髦的霧靄只能遮蔽山峰，終究無法抹殺山峰。當我們跳出或熱鬧的潮流、或煞有介事的理論等等局限，站在人類精神與人類文明的廣大視野上，審視中國文學、中國詩歌的時候，孔孚與王昌耀，就會成為赫然聳立在中國新詩史上的主流山峰了，而不少名噪一時的熱「峰」、 紅「峰」、主「峰」，則已經消散為不見蹤影的塵埃。即使在他們寂寞的生時，也已經聽到了空谷足音般的評價——錢鍾書稱孔孚為「開門戶」的詩人，辛冠潔將孔孚稱作「是一位整個的詩人」、「中國近代詩史上里程碑式的詩人」；而王昌耀則被評價為「用詩歌堆壘了一座西部高原」，在中國詩壇有著「不可替代的惟一性」，是「詩人中的詩人」。

孔孚1925年出生，生於中國北方的山東曲阜。王昌耀1936年出生，生於中國南方的湖南桃源。積貧積弱又飽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民族苦難，均在他們的童年時代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當他們報著追隨真理與光明迎來新的時代的時候，他們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員，又與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共同經歷了新的煉獄的熬煎。

1957年，21歲的王昌耀與32歲的孔孚幾乎同時被打成右派，一個在青海《青海湖》雜誌詩歌編輯的崗位上，一個在山東《大眾日報》副刊編輯的崗位上，而且都是因為自己真誠歌唱的小詩——王昌耀因為僅有十六行的《林中試笛》，孔孚則因為不足十行的《給尼基丁》。從此，這兩位分別生於中國南方和北方的詩人，又各自在自己深深熱愛著的祖國的西部和東部，同時開始了22年的畜牲不如的囚犯生活。

即使沒有這兩首小詩，悲劇式的命運對於他們來說也依然會在劫難逃，因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命運。尤其是當他們的心中燃燒著愛的聖火，並讓獨立的思索和卓異的藝術創造從這愛中傲然挺出的時候，這種黑色的厄運就幾乎是必然的了。「九死一生黃泉路/我又來了/骨瘦如柴/昂起的/還是那顆討厭的頭顱」，王昌耀這首《致友人》的詩，不知何因，他沒有將其收入自己的「總集」之中。

從西寧郊區監獄鍊鋼廠，到每天抬著上百斤重的條石的盤山水渠工地，再到祁連山深處的監獄農場，無罪而又剛烈、年輕、疾惡如仇的昌耀，卻要背負著重罪的枷鎖走向人生的深淵，猶如一隻螞蟻被淹於黑浪濤天的濁海中。憤怒與絕望里，他肯定是想到了死，想到了以死相抗相爭、以死抒冤抒憤。不然，他就不會讓肩上的那塊百十斤重的條石砸在自己的身上。不然，從昏死中醒來的昌耀就不會嗷嗷地慘叫著拒絕搶救。

與此同時，無罪的孔孚正在山東的膠河勞改農場背負著重罪的枷鎖倍受凌辱。這個小時候就失去了右手的詩人，以一隻手放養著156隻羊。為了給羊飲水，他要用一隻手將灌滿水的木桶從井中提起，拽一截繩，用腳踩緊，再拽一截，常常是一桶水提上來，汗水已經濕透了衣裳。他的愛，都傾注給了羊。羊落進冬日的河裡，他會急得帶著棉褲就下到冰水裡，用他那惟一的手將落水的羊一隻只抱出。他知道，無助的羊落在冰水中受罪的滋味，他寧可自己受凍也不能讓無助的羊遭罪。守夜人因為睡著而讓人偷走了5隻羊，這個「偷」名只有落在「右派」的頭上。那就挨打吧，被吊起來毒打。「數得好好的，一隻也不少」，一遍遍地辨白只能引來一遍遍的毒打。

經過了畜牲不如的煉獄，兩位詩人的身心都已是傷痕摞著傷痕了，身心摞滿著傷痕的詩人，還要經歷漫長的諸如職稱、住房、孩子就業、自己銷書等等瑣屑而又卑微的生計的困擾。當他們晚年又同罹癌症折磨的時候，我們似乎又看到了那個與中國知識分子形影不離的獰笑著的宿命。

連宿命都要驚詫的是：他們竟於宿命喘息的短暫時刻里，讓源於苦難的詩句噴發成兩條再也不會幹涸的詩的大河。《大山的囚徒》、《慈航》、《山旅》、《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個孩子》、《青藏高原的形體》、《斯人》、《燔祭》、《哈拉庫圖》……這是從青藏高原奔騰而下並帶著青藏高原的洪荒與沉重的詩的河流；《春雷》、《春雨》、《春風》、《海情》、《夏日青島印象》、《天街印象》、《釣魚台小立》、《高原落日》……這是從中國山水中潺湲而出並帶著中國山水的寂寞與自由的詩的河流……

《孔孚集》與《昌耀詩文總集》，就這樣崛起在中國新詩的原野上，突兀，醒目，令寂寥的中國新詩陡增了豐富與分量。孔孚與王昌耀，也就成了五四以來中國新詩史上的真正的詩人，繼艾青之後寥寥可數的大詩人。「聲音有些痛苦/但很響//它告訴人們/雨就在路上」

兩位新詩史上的大詩人，雖然同是在喑啞了半生之後的1979年才開始了火山爆發一樣的噴發，但是他們的噴發卻是那樣的不同，一個濃烈如酒，一個香醇如茶，一個是波浪濤天，鋪采摛文，一個是春雨滲地，含蓄淡遠。一個是用了加法還不夠，還要用乘法，才能將內心裡那青藏高原一樣巨大厚重的情感抒發出萬一；一個卻是用了減法還嫌贅，還要用除法，才能讓宇宙這詩歌的殿堂容下自己窵遠空靈而又熱烈高潔的詩心。

昌耀一生中重要的詩篇幾乎都是長詩，而孔孚一生都沒寫過一首長詩。昌耀寫於1979年的《大山的囚徒》，以「我是大地的士兵/命運，卻要使我成為/大山的囚徒」起頭，便開始了大山也阻斷不了的、長達500多行的跌宕起伏的奔瀉；而孔孚寫於1979年的《母與子》，則只有4行，「見到海/眼淚就流出來了//我怕是海的兒子/淚水也鹹鹹的呀」，開始，便是結束。兩顆同樣痛苦同樣愛著的靈魂，就這樣迥然不同地唱著各自的歌：《慈航》400多行，《山旅》200多行，《聽候召喚：趕路》200多行，《一個中國詩人在俄羅斯》200多行，直到生命行將中斷的1999年，還寫下了200多行的《20世紀行將結束》這樣的長詩，這是昌耀。300首詩沒有一首超過15行，甚至是越寫越短了，少到一首隻有兩行，這是孔孚。不僅行數少，而且每行的字數更少，如那首著名的《大漠落日》，只有兩行，每行只有一個字：「圓/寂。」昌耀正好相反，不僅詩行如排浪般繁複，每行的字數也越來越如驟雨般密集，超過50字的詩行屢見不鮮。瞧他的《秦陵兵馬俑館古原野》就有這樣九十多字的詩句「你沒聽到那乘銅馬車依然金光閃爍，銅色的汗氣在太空橫貫為一條環形帶，銅的嘶鳴、銅的輪輻與十六銅蹄依然在御道日夜馳驟不歇，依然在衝撞你的胸襟，轟擊你的腦門，踐踏你的心肝肺，而使你，兩眼頓生輝煌？」而在《內陸高迥》中，竟然出現了173字的長句。

不僅形式，詩歌所反映的內容上也有著根本的差異。

青藏高原，高原上的人民，與高原、高原人民融為一體的自己苦難的人生，構成了昌耀詩歌的主題。是青藏高原無邊的洪荒和它那亘古不磨的美，是高原人民原始而又無邊的慈愛以及他們從容面對一切苦難的自信與力量，點燃起了昌耀那閃電一樣明亮而又深銳的詩心。因為他領悟並讓自己的生命里熔冶進高原與高原人民那不老的原質，他才有了這樣蒸騰著原始原生意味的詩歌；這片高原與高原上的人民，也因為有了這樣一個仁義而又摯忱的知已，也才破天荒露出了他們那如青海湖一樣波光搖曳的詩意。

而山水，祖國的山水，則是孔孚詩歌的全部了。孔孚在《贈錢鍾書》之二的詩中這樣說，「除了風月/我還有什麼呢」？我們不是可以這樣形容宇宙嗎：除了風月，它還有什麼呢？孔孚曾經說過他是一個「淚人」，他的詩，好多是和著淚流出的。這個從苦難磨難的熬煎中活出來的人，竟讓自己從苦難的束縛里掙脫出來，展開著愛的翅膀，在神州的山山水水間自由自在地飛翔開來。這一飛不要緊，哪一處山水還不流動起無盡的靈性情感？這一飛，還將中斷了近一個世紀的中國山水詩的詩脈續接上了。豈止是續接，更是一種超越，後人不是要在謝靈運、王維之後，還要記得並喜歡孔孚的詩章嗎？

就這樣，兩位不可模仿、也不能重複的真正的詩人，就從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逼近了那個「羅馬」——心性自由解放的最高境界和詩歌藝術的最高境界。

是什麼讓他們殊途同歸的？是對於自由靈魂的自由歌唱地追求。

越是苦難的命運殘酷地如影相隨，越是有種種的枷鎖糾纏不休，他們越是讓心靈的自由與解放，當作他們一生惟一的追求。而詩歌，則是他們完成、達到這一人生追求的惟一的過程與歸宿、途徑與目標。

他們在詩歌的創作中，享受著心靈得到自由與解放的舒暢、歡忻、幸福，也讓詩歌成為他們自由心靈所結晶出的人世間最為耐磨的寶藏。

雖然，即便在他們的生存狀態得到根本改善的八九十年代，他們依然是世俗生活中的不如意者，不僅是高傲的詩心與瑣碎甚至灰色的生活有著深刻的矛盾，就是在主流或者時髦的詩壇上，他們也因為不為任何「潮流」所左右的特立獨行，和所創作詩歌的非凡的審美價值以及對於人類精神的獨到的領悟與穿透，而使自己處於一種孤立孤獨的尷尬境地。

但是他們有著相同的自信，並在自信中堅定地一步步向前、向更高處走去。

1997年4月27日凌晨1時20分，72歲的孔孚在濟南山東師範大學的家中沐浴罷，從容地迎接著死亡。三年之後的2000年3月23日清晨7時，65歲的王昌耀從西寧人民醫院病房三樓縱身跳下，勇決地沖向死亡。孔孚回顧自己創作生涯時說「始於自由，到做宣傳工具，又回到自由」。昌耀在與孔孚的通信中，曾說過這樣的話：「加纖塵於我有時也會感到其重如磐……但我無悔，仍安於我所追求的狀態『自由地表現自己』。」而今，是任何「纖塵」也已經無法加之於他們身心之上了。兩位中國新詩史上的大詩人，均在自己生命的最後，站在詩歌成就的當代峰巔上，獲得了心靈的徹底的自由與解放。

這種精神與藝術上最高追求的趨同，當然也會帶來兩人的諸多不謀而合。

孔孚有八首寫沙漠落日的詩，皆是精品，其中有一首這樣寫：「兩個火人/都老了//笑笑/分手。」王昌耀也寫過大漠落日：「大漠落日，不乏的僅有/焦慮。枕席是登陸的/碼頭//心源有火，肉體不燃自焚/留下一顆不化的顱骨/紅塵落地/大漠深處縱馳一匹白馬」——一個說自己是太陽一樣的「火人」，一個稱自已如太陽一樣「自焚」。

他們都寫過陝西兵馬俑。「是卵黃的土地。卵殼破碎/未及熟化的秦始皇馬兵呈綽約可辨的雛形/與卵黃的土地永遠凝結為混沌一團/誰也撥（應為剝）離不開……一千年往後，十萬年往後/與我一瞬息的印象將同樣長久。」這是昌耀的詩《秦陵兵馬俑館古原野》中的片斷。孔孚《兵馬俑一號坑即景》只有四句：「走了兩千一百八十五年/看到了太陽//有人在耳語/傳來那個人的腳步聲。」——兩位詩人在各息的詩中，同樣指向了一種滄桑與永恆。

陽剛之美，是他們的詩的共同特色。這種陽剛之美既來之於他們那思接古今、情動山河的底氣，也來自於對於歷史與自然的洞察。孔孚這樣寫春水：「它走來了/一路打掃著敗葉腐草」（《春水》）；他說「掬一捧陽光咽下/寂寞的心一陣通熱」（《過錦陽川》）；他說「那微顫著血絲的聲音/把整個黎明染紅」（《金雞井》）。這種陽剛之氣，不僅通體透著太陽的光芒，甚至能夠讓人聽到巨大銅鐘的轟鳴。昌耀在《答記者張曉穎問》一文中，這樣深情地說：「青海的大自然，青海壯美的山河，也給我的詩注入了一種陽剛之氣。」就在光明的潮訊鼓潑而來、整個大自然都為紅日的登壇而準備好盛大的儀仗的時候，「我已不屬於這個黎明/我是不可贖身的『奴隸』/我是不可赦免的『罪人』」——但是儘管如此，詩人還是「我怎能不讚美/生命的頑強/那應是——/貼附在碾盤下的麥粒/在霉濕的空氣里/抽出的芽葉！」（《大山的囚徒》）

即使在形式上，昌耀也有著像孔孚一樣精彩的短制，如《斯人》只有三行「靜極——誰的嘆息//密西西比河此刻風雨，在那邊攀緣而走/地球這壁，一人無語獨坐。」

孔孚在《求索》一文中說：「我是一個好流眼淚的人。」昌耀在給張玞的信中說：「我是憂鬱的。我總想著哭。」是自己的苦難讓他們看清了祖國與人民的苦難，看清了像自己一樣或者比自己更深地生活在艱難之中的小人物的苦難，這是悲憫的淚水。但是他們的淚水更多的則是因為感動，因為苦難中的愛，因為寂寞中的美。就因為有了這種巨大的悲憫，他們才能夠將愛的豐碑化作不朽的詩章留贈給他們的祖國與人民。「不見那澗綠水/我釣秋風//多想撈起那個冤魂/垂一條思念的繩」（《釣魚台小立》）——這哪裡是孔孚在為被大禹冤殺的龍而呼喊，他分明是在為半個世紀里，不，是整個人類歷程中所有被壓迫、被冤屈、被侮辱、被壓抑的靈魂在吶喊、翻案，並向他們投以綿綿不斷的思念。

是的，最顯示著他們相同之點的，也許還是愛。有對山水、對人民之愛，也有愛情之愛。

對於女性，他們都有著由衷的欣賞與讚美。生於儒家發祥地曲阜而且又是孔子後裔的孔孚，可以這樣寫武則天「找我的腳是徒勞的/我向青天獻我的乳//秋風/牽白雲來吧//我的胸谷/要建一個湖//我就是我/大宇宙的情婦」。而對於女性的描述，也成了昌耀詩歌中最為生動的部分之一。他讚美女工「綺麗的視線」，他讚美草原背水女「金子般的心懷」，他讚美叩響在人們心中的舞女的腳步使「春的原野一時瑞雪紛紛/化作釀蜜的春水」，他讚美那個散發著皮革、草與馬的氣息的藏族母親「壯實的肢體本身就是一幢動人心魄的建築」。

最為動人的，當然還是愛情。幾乎苦了一輩子的昌耀，因為詩和曾經的苦難，先後獲得過「S·Y」和修篁兩個女人的愛。雖然他像愛他的詩歌一樣發瘋地去愛，衝動而瘋狂，但是悲苦的宿命註定了這愛的沒有結果。孔孚也有男女之愛，只是他的愛也與他的詩一樣，與昌耀迥然不同，衝動但卻理智。雖然濃濃的，但是表現出來卻是淡淡的。他與她同看伊犁落日，「整個過程，我們都不說話。可我聽得到她的心跳。」況且，有了在這樣高的境界上對於山水的愛，也讓情愛無處紮根而成了曇花一現般的虹。但是，愛，到底也是詩之永恆的主題，愛情的燃燒不光讓他們的生命綻放出奇異的光芒，也在他們的心上結出了洇暈著溫暖與浪漫情致的詩篇來。《一片芳草》、《致修篁》等二十首詩，在《昌耀詩文總集》里是佔了相當的分量的，而他在臨終前病榻上寫下的生命里最後一首詩《一十一支紅玫瑰》，則是他愛情的絕唱了：「姑娘啊，火紅的一束玫瑰為何端只一十一支/姑娘說，這象徵著我對你的敬重原是一心一意。」而孔孚在給辛冠潔的信中則直言不諱地說：「沒有這樣一位纖塵不染，若水月觀音，柔情脈脈的青年女子老叩我的心扉，我是寫不出《伊犁河落日》組詩來的。也寫不出《帕米爾》並其他西部日落的詩。」他的這十幾首詩，尤其是《伊犁河落日》，特別的美麗——「噗喇在錫伯族人的漁網裡了/濺黃錯一身胭脂」（之一），「風吹白髮/半遮紅顏//淡紫色的嘆息/你來得太晚」（之二），「還有好多路要走/回眸看橋頭那隻痴蝶//潔白的羽翼/如今盡血」（之三）。

Part 5共同指向心靈解放的迥異的詩章（下）

畢竟，他們的性格與他們詩趣詩風都存在著巨大的不同。王昌耀首先認識到了這點。

1985年，王昌耀委婉但卻明確地拒絕了孔孚參與建立「新隱逸詩派」的邀請。他在答覆孔孚的信中，誠懇地敘說了自己拒絕的理由——「我總覺得我們在文學氣質與作風方面各自有較大的差異」（9月15日信），「我願意多操幾副筆墨，您不太感興趣的『焦墨』、『潑墨』我還時愛弄弄，有點葷素不拒」（8月26日信）。

一個是藝術派，一個是人生派；一個是興趣派，一個是現實派；一個冷，「一種淵默的冷」（孔孚語），讓靈魂沉潛進山水的靈魂之中，一個熱，蒸騰著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煙靄；一個如南宗畫簡遠高逸，一個似北宗畫堆金積粉。一個要反叛傳統「載道」的桎梏，說「『載道』的十字架是太沉重了，詩背不動」，一個卻「我至今仍保留著對於『文以載道、詩以言志』古訓的敬重，主張每一位詩人在其生活的年代，都應是一部獨一無二的對於特定歷史時空做能動式反映的『音樂機器』」

孔孚將無量的人生濃縮成一字千言的藝術珍品，昌耀則將藝術揮灑作波瀾壯闊的人生畫卷。

「1、沒有風/海寂寞得難受//我要死了/眼睛望著天空 2、有塊雲打個旗語/鬃毛又在抖動」，這是孔孚的《寂寞的海》。兩千多年來，半個世紀來，知識分子是寂寞的，人民是寂寞的，雖然他們的嘴啞著，但是他們的心卻活著，他們的心裡藏著萬里的波濤，他們的手上握著扭轉乾坤的力量。

「她從娘家來，替我捎回了祖傳的古玩：/一隻銅馬墜兒，和一隻從老阿婭的妝奩/偷偷摘取的『乾隆通寶』//說我們遠在雪線那邊放牧的棚戶已經/坍塌，惟有築在崖畔的豬舍還完好如初/說泥牆上仍嵌滿了我的手掌模印兒/像一排排受難的貝殼/浸透了苔絲」，這是昌耀的《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個孩子之歌》中的片斷。一個受難遭罪的詩人，怎能不將這方高原和這方高原上這個女人給他的溫暖，點點滴滴都銘刻在心上？他又怎能不讓萬般的柔情，一股腦兒地奉獻給這方高原和這方高原上的人民？在這裡，字字句句都浸透著愛的人間煙火！

在中國新詩史上，儘管他們同是叛韻的有力的主張者和成功的實踐者，但是最能反映他們差異的，卻恰恰是語言。正是他們以各自獨樹一幟的詩歌語言，為中國的詩歌藝術做出了經典性的貢獻。

昌耀的詩歌語言古奧澀凝，有些許文言的味道，更帶著青藏高原蒼茫原始的野性，也帶著這片高原上土著民族原始的生活成色。當然，這一切無不是與作者那蒼涼古樸的胸懷相撞擊而迸發出的巨流，一如火山爆發，隆隆地噴射著、奇異地奔涌著。只有也是在苦難中腌泡過而又有著慈悲的胸懷，才可不被其裹挾而去，才可在夤畏惕厲之時也點爆自己的「火山」，與他一起隆隆地噴射、奇異地奔涌。難怪昌耀在《艱難之思》一文中這樣公然表白：「我欣賞那種汗味的、粗糙的、不事雕琢的、博大的、平民方式的文學個性。」

《慈航》幾乎就是他以「平民方式」為榮的宣言：「再生的微笑/是劫後的明月/我把微笑的明月/寄給那個年代/良知不泯的百姓/……大自然寵幸的自由民/是我追隨的偶像//——眾神！眾神/眾神當是你們！」

這些詩句，只能是王昌耀式的詩句—— 「聽古城牆上泥土簌簌剝落如銘文流失於金石」（《凶年逸稿》）；「種子的胚房在喧嘩」（《春雪》）；「高山的雪豹長嚎著……那靈巧的身子有如軟緞/只輕輕一抖，便躍抵河中漂浮的冰排/而後攀上對岸銅綠斑斑的絕壁」， 「美麗的琵琶犁有如驚蟄的甲蟲扒開沃壤/在春雪裡展翅」（《山旅》）；「鹽湖終被銀月貶作一溜細長的銀蛇而消遁」（《去格爾木之路》）；「橋墩在中流以山峰的姿態振響夜色」（《詩章》）；「視野平闊/白楊亮出一瞬囂叫的旗幟」（《幽界》）……

與昌耀不同甚至相反，「高、淡、白」則是孔孚詩歌語言的獨有特色。高是指意境與境界；淡是隱是簡，通過隱秘與用簡達到樸素而又深厚的淡；白則是指千錘百鍊後的純粹、純凈，是經過文人苦心經營而後達到家常話一般的純。像《一朵小黃花》，只有四句：「礁石上一朵小黃花/羞澀地低下了頭//大海把它別在衣襟上/小黃花笑了。」昌耀的詩，有相當文化素養的人也會常常感到閱讀的困難，難進其門，有如讓山擋著的海，只有翻過山才能看到洶湧澎湃的海。孔孚的詩，則是大敞著門，誰都可以進。只是他的門不只是一扇兩扇，得要靜下心來慢慢地品咂，才有望打開無數扇的門，這時，你才會欣忭地看到一個連閱讀者也參與其中的大千世界。如他的《天街印象》：「1、樓不見頂/街懸在半空//雲和人/在一起行走/ 2、我追一片雲/跑到一家商店裡去了//躺在牆上一幅潑墨山水半腰/還動呢。」

莊子有言：「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孔孚與王昌耀，正是以其各自不可替代的惟一性，而讓寂寞的中國新詩足音跫然。

除了寫詩，孔孚還有書法的愛好，不學任何人，只讓手隨著意馳騁。謝客，清心，潔手，凝神，蓄力，而後便是江河撲地般衝激而去。九五年九月三日起，他閉門揮灑了四十天、一百多幅。這時他已經癌症纏身，但他卻暢意地揮灑著，吐血了，用素潔的手絹擦試一下再寫，那幅寬四尺半、高八尺的書法作品上，至今還濺著他的血，在神采奕奕的「踏月」二字間。

這個將大宇宙裝在胸中摶虛玩味的人曾說過「我真地想飛」，他的書法，不也是一種飛嗎？個中不正透露出他對於完全自由的渴望嗎？他與昌耀在詩歌創作上能否走得更高更遠，關鍵就在各自的心靈獲得了多少解放、多少自由。而他們的局限恰恰也在這裡。

孔孚耽于山水，昌耀囿於時代。

當山水給了孔孚寫作與思想的廣闊空間的時候，也同時給他划起了一個沒能逾越的界線。尤其是他在這個界限之內，又於「減」與「無」的美學追求之中、因度的把握而頗費躊躇的時候，無形中就為自己的詩歌創作設置了界中之界。一個像他這樣對於人生時代和詩歌理論都有著透徹洞察與研究的大詩人，為這個「界」以及界中界所局限，當然是令人惋惜的。

揮金如土固然是一種浪費，惜墨如金不也是一種浪費嗎？

昌耀稱自己「從創作伊始就是一個懷有『政治情結』的人……幾疑心自己天生就是一個『左派分子」，並稱自己「是一個可笑的理想主義者」。正是這種「理想」、「革命」、「政治」情結，在某種意義上消磨或減弱了他靈魂的自由歌唱，令原本潑辣犀利的詩筆，少了對於社會的批判，有時會顯得滯鈍，甚至出現偏差。

1959年3月，還是戴著腳鐐的「右派」的昌耀，寫下了《哈拉庫圖人與鋼鐵》的長詩，對大躍進中的大鍊鋼鐵發出了這樣的讚美「好美好美啊，哈拉庫圖人澆灌的花朵」，並於1991年還在留戀鍊鋼時的「詩意的節奏」（《工廠：夢眼與現實》）。1961年，正是中華大地一片饑饉的時候，昌耀《鼓與鼓手》一詩卻這樣寫：「咚咚的鼓點/是我們民族的笑聲啊！」1988年，當是神壇坍塌、人們在開放之風地吹動下醒悟到人的尊嚴的時候，昌耀卻詩《燔祭》中真誠地感到了「偶像成排倒下」時「空位的悲哀」。而他寫於1993年的《毛澤東》，還有著這樣的詩句：「信仰是至上之然諾，一種獻身，構合成力/假如毛澤東今天從長眠的宮寢啟程/我不懷疑天下的好漢仍會隨他赴湯蹈火/因為他——永遠在前面/因為他，就是億萬大眾心底的痛快。」就是在他1998年寫的《一個中國詩人在俄羅斯》中，我們也能夠品到這種因為「偶像成排倒下」所產生的深深的憂傷。

好在昌耀那巨大的藝術才能要大大的大於這種時代局限，還有他那幾乎伴隨了一生的痛苦經歷以及他心頭上對於他的人民、他的祖國、他所患難與共的青藏高原的深深的熱愛，都使他將這局限沖得七零八落，而且給我們留下了厚重精美的精神文化遺產。

是自由的心靈與心靈上的摯愛，是巨大的藝術才能與罕見的詩篇，讓我們、我們的子孫感動不已，並為我們做出了解放與自由的榜樣。

讓我們記住他們的愛。「是的，將永遠、永遠——/愛的繁衍與生殖/比死亡的戕害更古老/更勇武百倍！」——王昌耀《昌耀詩文總集·慈航》。

讓我們記住他們與他們的詩。「人死了，詩照樣可以活下去。」——孔孚《孔孚集·幾個詩的問題》。（寫於2003年10月、11月，改於2004年9月，再改於2016年4月9日）

作者：李木生，中國著名作家，二馬看天下特邀專欄作家，二馬中國夢精神家園教育資源群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