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賴特：分析哲學：一個批判的歷史概述（上）：哲學在線

馮·賴特：分析哲學：一個批判的歷史概述（上）作者：chun文章來源：社會科學論壇199909/10點擊數： 285更新時間：2004-7-7 【哲學在線編輯】【原刊頁號】42～47【譯者】陳波【編者按】馮·賴特（Gerog Henrik von Wright,1916～）是當代著名的芬蘭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在劍橋大學的教授職位繼任者，其三位遺囑執行人之一，後任赫爾辛基大學教授，美國康奈爾大學無任所教授，芬蘭科學院研究教授、院長等職。其研究領域涉及歸納邏輯、哲學邏輯、倫理學和一般價值和規範理論、行動理論、人文科學方法論、文化哲學、心智哲學、維特根斯坦研究等，是道義邏輯之父。先後用英語、德語、芬蘭語、瑞典語等語種出版專著、論文集30多種，其中有些著作又被譯為法語、俄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日語等語種出版，其學術研究的特點是融通分析哲學和歐洲大陸哲學。他是哲學邏輯和維特根斯坦研究方面公認的國際權威，但其思想卻具有濃厚的人文主義意味，特別是中晚期更是明顯偏向人文主義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產生了廣泛的國際性影響，並給他帶來很高的國際性聲譽：先後被授予14個博士或名譽博士學位，是15個國家、地區或跨國科學院的院士，並曾任國際哲學學院主席，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聯合會邏輯、方法論和科學哲學分會會長。1989年，美國《在世哲學家文庫》出版了《馮·賴特哲學》卷。在當代世界哲學舞台上，馮·賴特發揮了廣泛而又重要的影響。一我們世紀的哲學主流之一，被稱之為「分析的」，是這個時代最典型的精神風潮。它也是己最廣泛地席捲了整個地球的潮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與給當代文明打上最深烙印的兩大勢力——科學和技術結盟。我意識到我的評價中的主觀性因素。毫無疑問，它受到我的經歷和個人口味的雙重影響。在下面的文字中，我將試圖給它以理性的辨明。我將憑藉考察這一運動的歷史起源以及一開始就隱含在它本身之中的某些相互衝突的傾向的發展來做到這一點。從較廣的視野去看，分析哲學繼承了歐洲的啟蒙傳統。把也許是它最偉大的代表人物伯特蘭·羅素比作伏爾泰，並不是毫無道理的。不過，當分析哲學最早出現在哲學舞台上時，它是與也植根於啟蒙傳統的另一思想潮流相對抗的。這就是哲學中的唯心主義傳統。與過去決裂的里程碑是摩爾的《拒斥唯心主義》，它出現於1903年。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數十年間，當這一新哲學在廣闊的戰線上取得突破時，它自稱是思想領域的一次大變動，一次深刻的革命。這段時間距現在已經很久遠了。在本世紀後半期，分析哲學已經獲得作為一個確立或公認的思想傳統所具有的典型特徵。它特有的外觀已經消退；它日漸增多地成為折中的。它的身份似乎已受到誤入歧途的威脅。與此同時，這一思潮已經發生變化。由科學和技術所代表的合理性形式，由於它對社會和人的生存條件的反作用，已經變得成問題了。分析哲學，本身是能夠通過科學取得進步這一信念的產物，似乎內在地不可能對付這些問題。任務不得不留待其他類型的哲學去完成，後者不同於分析潮流，且常常對它持批評態度。二在它的身份認同危機的混亂情景下，把分析哲學置於歷史的批判的審視之下是適宜的。還未曾有人完整地撰寫這一運動的歷史。由於它日漸增多地分叉或分枝，識別出它的最本質特徵並把這些特徵與後來疏遠其起源的添加區別開來，試圖這樣做是切中要害的。在邏輯實證主義戰前的喉舌即期刊《認識》中，有兩篇論文對於我們目前所從事的事情來說是重要的。一篇是由魏斯曼寫的，題目是「什麼是邏輯分析？」。作者寫道：「哲學和科學是人的心智的兩種根本不同的態度。——科學的心智尋求知識，即真的、與實在一致的命題。在較高的層次上，它上升到理論形式。——通過哲學人們能獲得日漸增多的內在清晰性。哲學推理的結果不是命題，而是對命題的闡明。」（註：Waismann,P.265。）在這些話語後面有一種觀點，即在一方面是哲學、另一方面是科學之間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所表達的正是這種觀點，並且他始終堅持這一觀點，儘管他的哲學後來經歷了許多變化。這種看法從一開始就在我思考哲學的方式上打下了烙印。不過，對於所有那些自稱為分析哲學家的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情形並非都是如此。在具有這一稱謂的哲學家中間，如魏斯曼所區分的，代表著兩種理智態度——它們有時公開對抗，有時結成非反思的聯盟。因此之故，幾乎從一開始，分析哲學就潛藏著矛盾，最終這些矛盾變得公開化，由此破壞了該運動的統一。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在《認識》雜誌戰前最後一卷兩篇論文中的第二篇，其題目是《邏輯實證主義和劍橋分析學派之間的關係》，作者為麥克思·白拉克。值得稱讚的是，它第一次試圖使人們注意到新哲學的雙重根源以及它們的獨有特徵，一個根源在維也納，另一個根源在劍橋。該作者還意識到在分析哲學家中間很流行的對哲學本質的兩種態度之間的對立。三思想史上的重要潮流經常幾乎同時發源於知識界的幾個不同角落。我們已經指出，這種說法對分析哲學運動完全成立。不過，為刻畫起見，這樣做是有益的，即把該運動的實際誕生定位於某個確定的時間和地點：世紀之交的劍橋，並把兩個傑出人物即伯特蘭·羅素和喬治·愛德華·摩爾視為它的創立者。這兩位哲學家是相互影響和相互激勵的。正是年輕一歲的摩爾，促使羅素背叛了康德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並開闢了通向新的哲學台階的道路。與此同時，這兩個人又是很不相同的。這一運動中的許多內在衝突都可以追溯到這兩個人之間的分歧——包括由魏斯曼所區分的那兩種理智態度之間的衝突。人們可以說，羅素在哲學中所追求的是不可動搖的真理性知識。這一說法對於他早期所從事的邏輯和數學以及後期對付休謨關於歸納的懷疑論的努力來說都是成立的。在這方面可以恰當地把他與笛卡兒相比較。像那位法國哲學家一樣，羅素先是在數學中看到了無可置疑的知識的典範。但是數學中的證明開始於公理，而它們是可以受到懷疑的。這一洞見把羅素引向了邏輯。如他在幾部自傳之一中所證實的，他於1900年參加在巴黎召開的國際哲學代表大會，這件事對他後來的發展至關重要。（註：Russell, 1944, P.12：「1900年是我理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我參加了在巴黎召開的國際哲學代表大會。」）在那裡他見到了皮亞諾，並結識了數學基礎研究的義大利學派。這次會見的長期成果是對於邏輯的下述貢獻——先是在《數學原則》中，然後是在與懷特海合著的《數學原理》中——它們是這門學科的歷史上位距前列的貢獻。作下述反思也許是無用的，但與此同時又是誘人的：假如不是由於羅素對邏輯所做的貢獻以及他把邏輯看作哲學的本質，（註： Russell,1914,P.42。）邏輯是否還會具有它在本世紀毫無疑問所具有的那種中心位置？首先，新邏輯會一直為數學家而不是為職業哲學家所關注。例如，有誰會認識到19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是耶拿的一位數學教授？羅素慷慨地說，（註：Russell,1914,P.7。）弗雷格是第一個用邏輯分析方法去處理哲學問題的人。根據僅在本世紀後半期所實際發生的那些進展，把弗雷格看作分析哲學的「發現之父」——但把羅素看作弗雷格的追隨者，而不是把弗雷格看作羅素的先驅，這將是不適當的。而且，假如沒有羅素，人們是否會被誘使賦予弗雷格這種地位，是很難說的一件事。羅素對確實性知識的追求把他帶到了邏輯。在為數學提供基礎方面，邏輯是最不易受到攻擊的科學。並且由於構成哲學的核心，它允諾歸根結底要賦予哲學以科學的確實性和精確性。在他的那本比其他任何書都更好地反映了這種態度的書即《我們關於外間世界的知識——作為哲學中科學方法的一個領域》中，羅素寫道：「自古以來，哲學就比其他任何學問分支作出了更大膽的斷言，但獲得了較少的成果。我相信，結束這種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況的時機現在已經到了。」（註：Russell,1914,P.13。）在一篇寫於本世紀20年代的論文中， 他說哲學「本質上是一門科學，它區別於特殊科學之處僅在於它所研究的問題的普遍性。」（註：Russell,1928, P.71.他繼續說，「新哲學認為， 所有的知識都是科學知識，有待用科學的方法來確證和證明。」）從魏斯曼所作出的區分的角度看，羅素代表著心智的科學態度而不是哲學態度。對於大多數仍然自稱「分析的」哲學家來說，這同樣的說法也是真的，至少我相信是如此。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希望把魏斯曼的區分視為不適當的簡化，或者甚至看作是完全的誤解。四羅素一直追尋確實性，摩爾則認為他已經佔有了它。在他著名的論文《捍衛常識》中，摩爾列出了大量他認為他確實知道的東西。例如，他是一個人，他有身體，他從來不曾到過月球，世界在他出生之前已存在了相當相當長的時間，如此等等。關於這些真理的知識，既不是哲學反思也不是科學探究的結果。所談論的這些真理是「常識」，但它們隱含著重要的哲學結論。摩爾有身體這件事蘊涵著存在物質的東西。摩爾由此認為，他能夠證明外部世界獨立於他的意識而存在。在他的另一篇著名的論文即他於1939年在不列顛科學院所作的講演中，他以手勢的形式給出了證明，他舉起他的兩隻手，以使他的聽眾確信它們代表著外部世界的兩個事物。正如維特根斯坦曾注意到的，惟有具備摩爾的嚴格和理智水準的哲學家才能向一個學術團體提出這樣的「證明」，而不使自己顯得荒謬可笑。摩爾的「證明」當然不是證明。但人們可以說，它表達了對於哲學問題的某種態度，對這種態度我本人表示同情，並且從維特根斯坦的思維方式中也可以知道這種態度，儘管具有不同的偽裝。人們可以試著把這種態度描述如下：必須把下述哲學觀作為荒謬或無意義的加以拒斥，它們否定我們以及哲學家們在不作哲學思維時也會認為理所當然地存在著的事物。這種觀點的例子有：不存在一個獨立於我們的心靈的外部世界；或者，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是物質的；或嚴格說來，人們不能確實地知道任何東西；或者，沒有人能夠以與他實際的行動方式不同的方式行動。這些是由哲學上的唯心主義者、唯物主義者、懷疑論者和決定論者所主張的論題。既然它們與我們在日常生活和日常話語中所確知的東西相衝突，它們就是反常和乖戾的。照其原樣，即使不經論證，它們也必定被拒斥。存在物質的對象，但也存在不同於物質對象的東西，我們「確實知道」相當多的真理，或者我們即使不是總是、也是經常地能夠以不同的方式行動——所有這些，以及某些哲學家質疑的許多其他東西，都必須作為事實加以接受。不過，關於此類問題的哲學化並不因此走向終結。摩爾對此是完全清楚的。不過，問題不是與常識意見和陳述的真有關，而是與它們的意義有關。它是否意味著存在一個獨立於我的意識的外部世界，或者意味著我有自由意志？回答這些問題就是分析的任務。這裡模仿摩爾的一個例子是誘人的。摩爾說他知道母雞下蛋。（註：Moore,　 1905, PP.65ff。（參看此文重印於Philosophical　Studies, 1922.））他一點兒也不懷疑情況不是如此。 但他不能構想出母雞下蛋意味著什麼。摩爾在哲學方面的相當大部分的分析工作在於，努力闡明物質（物理）世界中的事物和事件，如母雞下蛋，是如何與我們關於它們的知覺（感覺材料）相關聯的。不過，他的思維的這些方面眼下並不與我們相關。真理問題和意義問題之間的區分，對於理解不僅為摩爾哲學而且為整個分析哲學所特有的東西是至關重要的。分析在哲學中所設定的任務就是闡明語句（陳述）的意義。不過，即使被分析的陳述的真或假並不是不確定的，人們仍然有權去問他對它們的分析是否正確。是什麼東西決定這一點？分析的本性和分析結果的正確性就是一個哲學問題。我並不知道它的解決方案，在本文中我本人也不打算去探究這個問題。（註：在我的「思想自傳」中，我已努力這樣去做。見von Wright　1989, PP.42—54。但我很不滿意我在這個問題上達到清晰性的嘗試。）五羅素和摩爾都強調他們哲學的「分析」性質。（註：這種說法對於他們年輕的同時代人弗朗克·蘭姆塞也成立，其證據見Ramsey 1991 中的大量段落。）羅素似乎是第一個把邏輯分析說成一種「方法」的人。（註：參看Russell,1914, P.7以及其他各處。 ）在他後期的一本自傳中，他寫道：「自從我拋棄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以來，我一直尋求通過分析去解決哲學問題；並且我仍然相信，惟有憑藉分析才能取得進步。」（註：Russell,1959, P.14.）他說， 由此達到的進步「與伽利略在物理學中所引發的進步屬於同一類型」。（註：Russell,1914, P.14.）不過，羅素並沒有過多地論及新方法的本性和特點。他對這方面的問題並沒有什麼貢獻。摩爾更多地意識到這裡的問題所在。（註：參看兩篇論文《什麼是分析？》和《分析的辨明》，見Moore 1966。）但是他關於它們所必須說出的話語並不是非常透徹的。他的著名的例子「兄弟是男性同胞」很好地說明了分析，即把一個概念剖析為它的各個構成要素，但這完全缺乏哲學意味。在已提到的魏斯曼所寫的那篇論文中，我們讀到：「分析意味著分解和拆卸。『邏輯分析』由此看來意味著：把一個思想拆分成它的終極邏輯構成要素。並且這裡我們全都太容易想到來自其他領域的類比：正像物理學家透過光柵分解白光——化學家分析一種材料——一樣，人們大致也可以這樣去設想哲學家的事情，他的任務就是揭示思想的結構，顯示它的邏輯構造。」羅素著名的有定摹狀詞理論經常被引證為哲學上有意義分析的範例。（註： Ramsey, 1931, P.263：「——哲學的範例，羅素的摹狀詞理論」。）讓我們這裡打量一下這一理論。如所周知，根據羅素的理論，語句「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的意思與「存在一個x使得x是威弗利的作者，並且對所有的y而言，如果y是威弗利的作者，則y等於司各特。」從這裡我們能夠學到一些什麼呢？首先，一個具有簡單的主謂語法形式的語句能夠具有複雜得多的邏輯形式，一個語句的語法構造並不必然反映它的邏輯結構。其次，邏輯上重要的概念可能暗含在一個語句中，而不作為該語句的詞語出現。於是在語句「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中隱藏著存在（「有」）、全稱（「所有」）、條件性（「如果一則」）以及同一等概念。分析使這些隱含的構成要素顯現出來。我們這裡對羅素的理論打算去解決的那些哲學問題不感興趣，也對他所建議的分析是否正確這個問題不感興趣。關於這同一論題存在著相互競爭的理論。我們這裡對羅素的分析感興趣，僅因為它是一個給人留下極深印象的例子，說明了什麼是一給定語言表達式的邏輯語法。作為這樣一個範例，它還極深地影響了那位哲學家，在使羅素和摩爾所代表的新的哲學方式成為一場世界範圍的運動方面，他比其他任何人都作出了更多的貢獻。六沒有人能夠否認，同時作為《邏輯哲學論》和《哲學研究》的作者的維特根斯坦，對於分析哲學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性。至於是否能把維特根斯坦本人正確地稱為分析哲學家，這幾乎是另一個問題。人們可以這樣談到《哲學研究》：對於典型的「分析」探究來說，它的精神是陌生的甚至是帶有敵意的。相反，《邏輯哲學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分析哲學思潮的極品，特別是按這一思潮在羅素那裡獲得的、後來由維也納學派成員所進一步發展了的形式。後期維特根斯坦表現出同摩爾的某些相似。我以為，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的基本問題是這樣的：語言記號如何能與世界處於意義關係之中？或更簡短地說，語言是如何可能的？答案是維特根斯坦把語言看作實在的圖象的觀點。維特根斯坦所謂的基本語句由名稱組成，名稱代表著世界中的事物，語句中名稱的相互關係描畫著那些事物在一可能事態中的相互關係或排列組合。基本語句之外的所有有意義語句都是基本語句的所謂真值函項。事物是這個世界的實體。事物在事態中的可能關係和名稱在有意義語句中的可能關係構成世界的邏輯形式，即本質。於是語言的本質和世界的本質是同樣的。維特根斯坦的觀點預設了對於—語言的語句的雙重分析。首先，人們必須能夠把基本語句分析、分解為名稱，名稱在語句中的連接對應於事物在世界中的排列。其次，人們必須能夠用基本語句的真值函項的形式展示所有其他的有意義語句。在《邏輯哲學論》發表前後不久，羅素在著述中對語言以及世界的邏輯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還為自己的觀點鑄造了一個生動的名稱邏輯原子主義。邏輯原子論的看法是許多冠以分析哲學之名的學說所特有的。人們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本質性地屬於這種思維類型的。這並不衍推接受語言的圖象理論，後者對後來的發展發生了相對小的影響。（註：一個例外是芬蘭哲學家司滕紐斯（Erik Stenius），他用有意思的論證捍衛了語言的圖畫論的某個版本。參看Stenius 1960.）在《邏輯哲學論》中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的特點在於，人們不能給出基本語句和名稱的例證，因此也不能給出世界中事物的例證。這一特徵是與這部深刻的「形而上學」著作的其他特徵相關聯的。不僅邏輯形式經常為語言表面的語法形式所掩蓋，如羅素的摹狀詞理論所表明的。在原則上還不可能在語言本身內描述這種形式。維特根斯坦的理想語言因此被恰當地叫做「絕不—絕不—語言」（never－never language ）。（註：　 Black　 1964, P.11.白拉克還把它叫做「逃避—語言」（lingua abscondita），同上。 ）語言邏輯的「晶體結構」在有意義言語中顯示自身，但不能說它具有這種或那種形式。維特根斯坦在他的書的前言中說，哲學問題源自於「誤解我們的語言的邏輯」。當人們清楚地把握了這種邏輯，如同它在語言的有意義的使用中顯示自身，哲學問題就會消失。哲學問題於是都是偽問題。它們不能被解決——只能被消解。在哲學中，人們不能提出他們可以用論證來支持或反對的論題。例如，存在一個外部世界，嚴格說來就不是一種人們能試圖用唯物主義的論證來捍衛或者用唯心主義的論證來反對的立場。七《邏輯哲學論》的作者認為，他已經一勞永逸地處置了哲學問題。在完成他的書之後，他抽身隱退於理智的孤獨。從哲學角度說，劍橋是該書藏身的地方。要不是該書落入莫里茲·石里克和他在維也納的某些同事之手，這種情形也許會持續更長得多的時間。1922年，石里克應邀從基爾（Kiel）來擔任一度為恩斯特·馬赫所佔據的維也納哲學教授席位。圍繞石里克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到20年代末，他們發表了名為《科學的世界觀——維也納學派》的宣言，從而成為一個為更大範圍的公眾知道的學派。該學派的成員並不是「純粹」哲學家，　 而是全都一直還在某一個特殊的學科領域內工作。　 （註：Wi【關鍵詞】enchaftliche Weltauffassung,P.13. ）他們在哲學中共同持有一種基於科學的反形而上學態度。在這方面他們在歐洲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在布拉格、萊姆堡（Lemberg）、華沙以及中歐的其他大學城鎮， 包括柏林，也存在著具有類似的科學——哲學傾向的學派，並且在學派之間還有活躍的相互接觸。在他們反對唯心主義的戰鬥中，劍橋分析家們把他們自身看作是世紀之交哲學中其他新實在論思潮的同盟軍。另一方面，維也納學派的成員則把自身看作是19世紀實證主義（特別是它在馬赫那裡所獲得的、因而是其感染上觀念論而不是實在論的形式）的追隨者和繼承人，特別是在其初創時期，該學派的哲學立場可以刻畫為實證主義加上由新邏輯創造的工具。這兩者的結合也反映在「邏輯實證主義」這一名稱中，它成為這一運動的標籤，特別是在英語世界中。這一名稱並不是該學派本身的發明。它似乎起源於在斯堪的那維亞出版的兩本書：埃諾·凱拉的《邏輯新實證主義》（1930）和佩策爾（Ake Petzall ）的《邏輯實證主義》（1931）。分析哲學的劍橋變種有雙重的根源，一個源於摩爾，另一個源於羅素。人們能夠從起源於維也納的那個運動中識別出類似的二元論，該運動有兩個最傑出的代表人物——石里克和卡爾納普，後者在許多方面都是羅素工作的追隨者和繼任人。他本人必定已非常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石里克則更近似於摩爾，但他首先是受到了維特根斯坦的影響。他稱維特根斯坦是「邏輯領域內所有時代最偉大的天才」。（註：根據凱拉與筆者的口頭交談。）他這樣談到《邏輯哲學論》：他堅定地確信，它是迄今為止我們時代的哲學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他補充說，「我堅定地確信，這本書是我們時代最有意義的哲學著作——就真實性而言，難以估量這些觀念的範圍：任何經理解之後真正採納這些觀念的人，從哲學角度說，必定因此是一個變化了的人。這些新的洞見對於哲學的命運絕對是關鍵性的。」（註：見 Waismann　1976（死後出版）一書的序言，P.20f。也見Schlick 1979, P.136。）石里克從維特根斯坦那裡接受的，首先是把哲學看作活動的觀點，活動的目的在於使句子的意義清晰。在《認識》創刊號上他的開篇論文《哲學的轉折點》中，石里克寫道：「哲學闡釋命題，科學證實它們。在科學中我們關注命題的真，在哲學中我們關注它們實際上意味著什麼。」（註：Schlick 1929, P.8.英譯見Schlick 1979, P.157.）把真理問題與事實問題區分開來，這一區分也標誌著科學和哲學之間的區分，與魏斯曼所作的區分是同樣的。後者在他發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論文中表達了這一區分，當時維也納學派已不再存在，其成員也隨風四散了。這些區別直接起源於維特根斯坦，但人們也可以在其中識別出摩爾聲音的遙遠迴響。當哲學使問題消失不見時，哲學活動就達到了它的終點。與各門科學不同，既然哲學沒有它自己獨有的題材，它的問題的消失就意味著它本身的消失。於是，由石里克在他的論文中所宣布的哲學中的轉折就是哲學的終結。石里克本人用許多話語說出了這一點。他的論文中經常被引用的結論性句子是這樣的：「到那時，將不再需要談論『哲學問題』，既然所有的問題都將被哲學地處理，即是說，用一種清晰而有意義的方式來處理。」（註：Schlick 1929, P.11.英譯見Schlick 1979, P.160.）卡爾納普也一度認為，傳統意義上的哲學正在走向終結。它的位置將由「科學的邏輯」來取代，他指出，後者與「科學語言的邏輯句法」是一回事。（註：Carnap 1934, P.iii-iv ：「哲學可以用科學的邏輯來代替：科學的邏輯只不過是科學的邏輯句法。」）但與石里克和維特根斯坦更為一致的是，他還曾指出，哲學不是一個體系或理論，而是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就是邏輯分析。（註：Carnap 1931, P.237。）它給我們產生一些句子，它們談論那些作為分析對象的句子。前者屬於元語言，後者屬於對象語言。元語言規定對象語言的句子要有意義就不得不遵守的規則。他因此與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的下述立場拉開了距離：人們不能有意義地談論語言。他接受了羅素在他給維特根斯坦的書所寫的序言中嘗試性贊成的一種觀點，即存在語言的邏輯分層。這一見解也與希爾伯特所作出的數學和元數學的區分相關。語言一元語言的區分在分析運動中可以稱之為邏輯構造主義的一支那裡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支區別於另一支，更適合後者的是「邏輯分析的」這個詞。邏輯構造主義（在邏輯本身之外）的萌芽可以在羅素的幾本著作中找到，其中有《心的分析》和《物的分析》。在前一本書中，他偶爾非常接近於馬赫和邏輯實證主義的立場。構造主義早期的高峰是卡爾納普的《世界的邏輯構造》，它出版於1928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這部十分優秀的著作對哲學後來的發展並沒有產生太多的影響。（註：最接近於卡爾納普在《世界的邏輯構造》中的工作的也許要算Nelson　Goodman 1951。凱拉對有關實在的邏輯構造的那些問題進行了相當不同於卡爾納普的探索。參看我的論文《埃諾·凱拉的一元論》（1990）。）借用卡爾納普的說法，（註：Carnap 1931, P.238。）分析方法的「否定的使用」是用來摧毀形而上學並把它從哲學中驅逐出去。這種十字軍東征似的討伐行動是該運動的邏輯實證主義階段最典型的特色，並且按它的代表人物的意見，在當時哲學的一般情形之下，這種行動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註：carnap 1931, P.238，「在當前的歷史情景之下是必須的和重要的」。）熱情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冷卻下來。仍可稱為分析哲學支脈的某些後來的發展，甚至已進展到支持驚人思辨因而在這種意義上具有「形而上學」特徵的見解。我將在後面回到這個話題。隨著納粹的興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終爆發，維也納學派以及中歐的具有邏輯——分析趨向的相關學派迅速而殘忍地走向終結。由於宣揚「進步的現代」精神，這種哲學被選做迫害的靶子。幸運的是，它在奧地利、德國、波蘭的相當大一批信奉者在盎格魯—撒克遜地區找到了避難所。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逐漸在其主人國家的哲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我發現，分析哲學在戰後回到歐洲大陸的進展是驚人的遲緩。在德國，一個奧地利人沃爾夫岡·斯太格繆勒為之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他的祖國，維也納學派的遺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似乎絕滅了。在它被驅逐和返回的那段時間內，分析運動本身已經經歷了很大的改變。八在維也納學派發表它的宣言的同一年，維特根斯坦回到了劍橋。在30年代，他在這裡發展了一種「新哲學」。我不打算描述它。我們感興趣的是它對分析運動的影響。後期維特根斯坦的思維方式與羅素的有根本性區別。這兩個人之間的個人關係也冷淡下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那段時期內，羅素把維特根斯坦的發展看作一種墮落，把他的影響視為哲學方面的危險。維也納學派的《科學的世界觀》總是不合口味且令他討厭。但他也通過他的《邏輯哲學論》極大地強化了這同一種精神。在他開始作為哲學家的新生涯之際，他的思考就其主題而言，是與在維也納正在進行的工作密切相關的。（註：關於這一點，參看Wittgenstein 1967。 ）詳細闡明這些細節，對於哲學思想史家來說是一個誘人的任務。維特根斯坦在其所謂的「中期」的大部分著述仍有待發表。維也納學派和30年代早期的維特根斯坦儘管在精神上不一致，但在氣質上兩者仍有值得注意的類似。根據摩爾的一個說明（當時他出席了維特根斯坦的許多講演），維特根斯坦急於強調他的方法的創新所在。他說，它將在哲學中引起一場革命，這場革命可以與伽利略在物理學中引起的革命或由於拋棄前科學的鍊金術在化學中所引起的革命相比擬。（註：Moore 1954－55, P.322（參看Moore 1959。 ））已經達到思想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的類似感覺，也是由維特根斯坦引起的第二次劇變的特色。它以「日常語言哲學」而著稱。由這場新運動的倡導者們所撰寫的一本小冊子題為《哲學中的革命》。在某些方面它確實可以與約二十五年前維也納學派的宣言相比擬。雖然這第二次革命是由來自劍橋的火花點燃的，但它在牛津才燎原成一場大火。我本人可以清晰地回憶起這一點。戰前我曾短暫地訪問過牛津，當時唯心主義傳統在那裡仍很強大。我第一次見到了阿爾弗里德·艾耶爾，他在那裡看起來像一隻不為人熟悉的當地鳥。維特根斯坦近似於神秘人物；羅素和摩爾在牛津只有很小的影響。當我八年後回到這個地方時，我所面對的是一種完全變化了的情形。維特根斯坦的名字掛在每一個人的嘴上。不過，不是作為《邏輯哲學論》的作者，而是作為藍皮書和棕皮書的作者，並且作為一個有影響的教師。一些有特殊地位的人出席他在劍橋的講演。對於這種氛圍的變化，比任何其他人都作出更多貢獻的牛津哲學家毫無疑問是吉爾伯特·賴爾。艾耶爾的《語言、真理和邏輯》一書，也許是曾經寫過的對於哲學中的邏輯實證主義和經驗論運動的最好的半通俗闡述，它在戰前已出版一些年，但據我判斷，它在劍橋的影響一直不是很強。戰後，艾耶爾移居倫敦。如「日常語言哲學」這個名稱所表明的，分析思維的新變種並不過多地訴諸邏輯或科學的哲學。在這方面，它與羅素和邏輯實證主義者所代表的思想類型明顯不同。它更多的近似於劍橋分析學派的第二位創始人摩爾的思想方式。（註：當然也有差別。也許人們可以說，他可能在那裡發揮的影響被維特根斯坦在牛津的思想氛圍中所激起的狂熱所遮蔽了。）像摩爾一樣，牛津分析家們感興趣的是語言表達式在其日常用法中的表層結構，而不是去用邏輯工具把數學和科學思維的深層結構「形式化」。如此關注日常語言在哲學上怎麼可能是重要的甚至是有意思的呢？新運動的批評者否認哲學能夠這樣發展，並嘲弄新思潮的主張將導致哲學的完全平庸化。羅素就是這樣一位批評者。事實上，回擊不相干的指責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人們也許可以這樣回答：為了具有哲學意味，對日常語言的關注必須旨在解決某些已公認的構成哲學問題的難題和謎團。這一條件明顯為吉爾伯特·賴爾的理應著名和有影響的著作《心的概念》所滿足。若要說的話，它的題材是「哲學的」。它處理心智現象的本性，並批評他所謂的關於「機器中的幽靈」的笛卡兒神話。探討該問題的新方法或方式在該書前言中描述如下：「構成本書的哲學論證並不打算增加我們關於心靈的知識，而是要校正我們所具有的知識的邏輯地圖。」哲學的任務不是去發現新的真理，而是要闡明（舊的）意義。也許對於後代來說，哲學家約翰·朗格肖·奧斯汀會作為戰後牛津哲學最具原創性的代表人物突顯出來。在他那裡，情形是更為複雜的。他於1960年去世時相當年輕。我願把他稱為這種新形式的經院哲學的精妙博士，若對細節作必要的修正，則可以把他與六個半世紀以前的另一位牛津哲學家相比擬。在探察語言用法的概念陰影方面，奧斯汀是罕與其匹的大師——我想說，在這一技巧方面他甚至勝過維特根斯坦。不過，在奧斯汀那裡，他對語言的概念觀察是否總是與哲學相關，這一點並不總是清楚的。奧斯汀本人把他的分析活動說成是語言現象學的開端。這本身不是哲學，卻是哲學的許多副產品之一，是「一門真正的、綜合性的語言科學」。（註：Austin 1956, P.132. ）它的起源類似於許多其他科學的起源，如17世紀的物理學或19世紀的心理學和社會學。在他那篇富有特色且有措辭巧妙的標題的論文Ifs and Cans（《假如和能夠》）中，奧斯汀寫道：「於是，憑藉我們能夠藉以擺脫哲學的唯一途徑，即把它踢到樓梯上去，我們將使我們自身從哲學的又一個部分中脫身（仍將有足夠部分的哲學留下來）。」（註：Austin 1956, P.132. ）——人們應該把這些話語與石里克關於哲學轉折點的那篇論文的結語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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