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建國：反抗者的道德：中英群體性事件的啟示

　　英國出事了，媒體一概名之為騷亂。中國媒體應該有點自主意識，別不動腦子就用翻譯過來的詞，中國人自己發明了一個詞——群體性事件，這不是很好嗎?西方主流媒體儘管有多元化的報道，但在用詞方面，存在某些一致性偏見，尤其是針對底層。卡梅倫之所以能夠大聲譴責這次事件，因為他清楚，自己的立場得到主流社會比較一致的支持。也許卡梅倫是對的。但中國人在還沒有搞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的情況下，用一個中性詞是比較合適的，是中國媒體走向成熟的表現。

　　如果將英國發生的這次事件名之為群體性事件，就可以與中國的類似事件相比較。百度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群體性事件的定義，那個有點啰嗦，簡單一點說，所謂群體性事件，就是短時間內聚集的人群，通過激烈的言語和行為衝突，以表達訴求或發泄不滿，造成一定社會影響的事件。這樣一個定義具有普適性，既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英國。關於這種事件所表現出來的特點，媒體有諸多描述。有點年紀的人感覺這種事件有點散，有點亂，缺乏一致性的目標，缺乏動員性的組織，缺乏持續性的動力。總之，無法跟自己年輕時津津樂道的革命、社會運動相提並論。看來，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現在的年輕人，連搞這種事也搞不出個樣來。

　　老年人說的有道理，但先別忙著指責年輕人，要看看時代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這個變化了的時代，老年人如果變年輕了，是否還能夠把這些事件搞成以前那樣的革命或社會運動?仍然血氣方剛的老年人也許說能，但大多數老年人可能說難。

　　為什麼呢?

　　首先，我們要看到，無論是革命、社會運動，還是群體性事件，都是有一定規模的人採取比較激烈的方式表達訴求或發泄不滿，這是表面現象，背後關鍵的共同點是被排斥者對排斥者的不滿，一般是較低階層的人群對政府表達不滿。

　　媒體報道說，英國這次事件中，有百萬富翁的子女參與，有中產階級的人參與，以淡化「較低階層」、「被排斥」之類的概念。其實，媒體喜歡擺弄那些個別的、特殊的情況，而忽略一般的情況。這次事件的主要參與者仍然是那些處在社會較低地位的族群和年輕人。所以，有學者認為，這次事件的根子仍然是種族和階層矛盾，這種矛盾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被激化了，這是對的。

　　媒體又報道說，這次事件中，參與者襲擊的大多是普通人，而不只是警察，其主要內容是打砸搶。中西方媒體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只要發生這種事件，首先是尋找其打砸搶的特徵。應該說，這個報道是對的。打砸搶是這次事件的一個重要特徵，而且幾個城市都一樣，這說明參與者搶東西不是目的，發泄不滿才是目的。

　　發泄不滿針對政府才對，為什麼針對普通老百姓呢?是啊，這似乎成了世界普遍現象，本來是對政府的不滿，最後都發泄到普通老百姓的身上。這是老一輩革命家和運動家特別不恥的地方。首先我們可以站在參與者角度來思考一下，他們如果能夠有效地針對政府採取行動，想必不會考慮對普通百姓採取行動。但現在的政府與以前革命和運動時期的政府不可同日而語，它們自我保護能力太強大了，經過長期革命和運動的洗禮，它們能夠有效應對和預防各種大規模的暴力與和平活動。傳統的反政府組織和運動難有生存之地。另外，這些參與者絕望地感到，即使對政府造成一定打擊，也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譬如說，那些少數族群的命運，那些失業年輕人的命運，他們的命運受整個社會結構的決定，更換政府無濟於事。他們既無力打擊政府，也無力改變社會結構，只能對代表主導社會結構的象徵物進行打擊。所以，參與者搶劫商場，而且是大商場，不只是為了那些商品，而是認為它們代表了主導性的社會結構。據報道，一名搶劫者則說，LV包代表著富人，應該據為己有，他對此沒有悔意。

　　這是站在參與者角度而做的一種同情式理解，要深層次地解決他們的不滿問題，不僅需要賦權，而且需要賦能。這些人不能只享受西方法律和政策中的政治權利和福利權利，而是需要實現這些權利，讓這些權利變得真正具有意義的能力。現在看來，這個問題，西方社會難以解決。被排斥的人口要體面地進入主流社會，所需要的各種技能很難短時間內輕鬆地獲得。在不改變現有社會結構的前提下，排斥現象將長期存在。大規模地緩解還是可能的，那就是像中國人所說的，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讓更多的人能夠參與到經濟生活當中來。

　　除了賦權、賦能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可能是更重要的問題，那就是賦責。這個就不只是站在參與者的角度來思考的問題，而是站在整個社會的角度來思考的問題。從根本上說，社會就是大家一起過日子的場所，這個場所不應該像某些經濟學者和政治學者理解的那樣，是大家追逐私人利益的競技場，而應該理解為大家相互關懷的共同體。每個人一參與這個社會，首先要做到心中有他人，自己的命運艱難，他人的命運也不易。在此基礎上，才能形成支撐這個社會有效運行的道德之網，它既約束著上層人，也約束著下層人。在維繫這種道德之網方面，英國一向被認為是西方國家做得比較好的。現在看來，桑德爾所說的道德之網分崩離析的現象不僅發生在美國，也發生在英國，應該是西方社會普遍的現象。這個過程是長期的，累積到現在，有點積重難返了。整個西方社會科學界需要反思，尤其是經濟學、政治學教科書需要重新修訂。西方近代以來的經濟學、政治學將道德與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分開，以為是人類的進步，其實是文明的倒退。美國的金融危機實際上是精英階層道德敗壞的危機，英國的這次事件實際上是平民階層道德敗壞的危機。如果將這兩次事件組合起來，就可以印證西方文明的確到了轉折的關頭，需要面對自己的傳統，做一徹底性的反思與重建。

　　回頭再來看看中國。這些年來，中國的群體性事件是當前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顯著現象，不僅數量多，而且規模也不小。人類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政府為了維穩投入了那麼多的經費。英國的事件儘管具有標誌性意義，但在西方國家，這種事畢竟還不是很多。中國群體性事件與英國類似的是，參與者內心大都是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而且通常是藉助一個偶發事件而爆發出來。譬如說甕安事件，就是很多老百姓因對一名女學生死因鑒定結果不滿，聚集到縣政府，結果縣政府被燒毀辦公室160多間，被燒毀警車等交通工具42輛，不同程度受傷150餘人。這種中國式群體性事件與老的社會運動還有一點類似之處，那就是主要針對政府，儘管也發生一些針對普通老百姓的行為。有人評論說：「從此次倫敦騷亂髮動者的表現來看，中國人民倒是有足夠的理由感到驕傲。倫敦騷亂者雖然宣稱對政府不滿，但渲泄對象卻是普通百姓，破壞的多是普通人家的財產，其行為已與普通刑事犯罪無異。而觀之近些年中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群眾發泄的對象多集中於政府以及政府人員本身，要麼是推翻幾輛警車，要麼是燒幾棟政府大樓，很少有波及無辜之舉。從這個意義上講，咱中國百姓要比英國騷亂分子的素質高得多。」(李開盛：《中國可以從倫敦騷亂中悟到什麼 》，作者博客)

　　如果拋開行文中的某種情感意味，這個評論還是比較中肯的。中國的社會衝突儘管表現得比較西方厲害，但中國社會的道德之網還沒有徹底崩潰，中國老百姓心中與人為善的動機還是比較強烈的，尤其是普通老百姓更是如此。這是中國傳統教育積澱下來的效果，儘管遭受歪曲的市場經濟的衝擊，但內核還存在。比較危險的不是中國的平民，而是中國的精英。精英墮落的速度非常地驚人，很多人甚至露出了赤裸裸的流氓和土匪嘴臉。在人類文明中，尤其是在中國文明中，社會的道德之網尤其依靠精英來加以維繫，因為他們佔有了社會更多的資源，更有責任將這些資源運用到有利於社會整體利益的方向上去。如果精英墮落了，平民的道德之網也會跟著潰爛下去，整個社會就會陷入一種暴力循環的無政府狀態。

　　在墮落的精英眼中，平民反而是墮落的一群，平民的道德就是服從，抗爭就是不道德。這種邏輯就是強姦者沒有道德問題，被強姦者反抗就有道德問題。面對不公正的事情，反抗本身就是有道德的行為，但它要受到道德約束，不能對無辜的人發泄不滿。在中國的眾多群體性事件中，人們發泄不滿還是有所節制的，他們希望改變社會不公、消除政府腐敗，而又無能為力，但很少有針對平民百姓而任意地打砸搶。流氓無賴在民間有很多，但受到道德輿論的一致譴責，在群體性事件中沒有多少生存空間。不少領導在解決群體性事件時，總是指責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其實，大多數情況下，指責者本身是別有用心的。其實，任何群體性活動，都有個別人或少數人起主要作用。這些人的品性往往決定著整個活動的品性。正常的群體性事件中，那些帶頭的人常常是有公心，能服眾的人。將這些人妖魔化，會導致整個社會公共道德走向崩潰。

　　有沒有不道德的群體性事件呢?當然有，但像英國這樣的事件在目前的中國比較少見，因為他們針對的不是施害者。所以說，如果老一輩革命家或運動家就這一點指責群體性事件，那麼他們是對的。

　　現代化是一股巨大的魔力，將大批大批的人從傳統的社區趕出來，驅使到完全陌生的領域，傳統的道德開始逐漸消解。然而，無論社會怎麼變，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現代社會有必要通過道德和制度的重建，保護好這顆仁心，讓它生長出對他人的關懷，對社會的責任，這是中西方社會之共同急務。研究發現，國家與社會生活中，以公共利益為指向的一種公開辯論制度，是維繫公共道德的重要支柱。國家議會和基層議事會在維繫公共道德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那些私人的算計，包括個人盤算和少數人的密度總體上起著敗壞公共道德的作用。 議會和議事會制度的衰落是西方公共道德解體的一個根源，對這個社會起支配作用的是那些關起門來密謀的人。據唐德剛的研究，中國漢代地方和基層政治中，有德性的人公開議事的制度也很發達。在國家層次，朝廷會議儘管是在君主的主持下召開的，但大臣們也是可以公開地辯論的，辯論的共同根基是國泰民安。現在，這種公開的辯論在中國也很少見了，大家在談論著如何博弈，如何擺平，如何搞定。

　　在當前的中國，儘管在老百姓的內心中，傳統道德仍然在起作用，但在很多讀了一點書的，反而認為傳統道德是現代民主生活的障礙，他們像一些固執的現代化學者那樣簡單地認為，現代的出現就意味著傳統的消失。這是一種很可怕的思維。

　　如果沒有了傳統道德，有什麼力量可以保證現代人從心裏面認為故意殺人是不對的?有什麼力量可以促使現代人從心裏面認為應該為社會盡一份責任?

　　記得在延安參觀途中，有一位搞藝術的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群眾也是有弱點的。」在精英的眼裡，平民不是好東西，在平民的眼裡，精英不是好東西。在老天爺的眼裡，大家都有可能變成魔鬼。而對精英的壓迫，平民有理由反抗，但反抗者的道德約束究竟在哪，從何而生呢?

　　反抗者的道德也許會發生一些變化，其合理的界線難以說得清楚。譬如說，偷搶商場，在傳統中顯然是不道德的。但如果反抗者把它當作改變社會的一種象徵，而臨時性地使用，是否具有討論的價值呢?我無從回答。但如果對無辜的人施暴，人之為人是永遠也不能接受的。這也許是反抗者的最底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