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中西文化之爭

在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之下，現代中國人究竟能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呢？還是必須向西方文化認同呢？……不可否認，以思想界的大趨勢說，向西方文化認同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終於取得了主導的地位。……

錢先生曾說，他一生都被困在中西文化的爭論之中。這是大可激人深思的自白。他又說：「余之所論每若守舊，而余持論之出發點，則實求維新。」換言之，他的基本立場是要吸收西方的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認同。這和陳寅恪先生所謂「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是完全一致的。……主流派的中國知識分子或認同於北美的西方文化，或認同於東歐的西方文化，都能勇往直前，義無反顧；他們只有精神解放的喜悅而無困擾之苦。但是像錢先生、陳先生這樣的學人則無法接受「進步」和「落伍」的簡單二分法，他們求新而不肯棄舊……

由於社會進化論和實證論長期以來支配著中國史學界，幾乎已成為牢不可破的天經地義，西方認同論在文化爭辯中終於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在這一學術空氣下，中西文化的差異已被理解為社會進化階段的不同，即中國尚停滯在「中古時代」而西方則已進入「現代」階段。……中西文化的爭辯最初起於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但最後卻得到了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中國的前途只有認同於現代西方才有出路。……這應該怎樣理解呢？我想一部分原因是由於概念上偷梁換柱的成功。「西方」不再是一個地理名詞而是「普遍」的代號，「現代西方」則象徵著「普遍的現代性」。通過這樣的轉換，認同「西方」變成了認同「現代」。這是「現代化」一詞取代「西化」而普遍流行的一個主要根據。民族文化的意識不能容忍「西化」，但卻會為「現代化」所激動。而且「文化」既已退居於「殘餘的範疇」，中西文化異同的辯論也隨之而失去了意義。社會結構和經濟形態的徹底變更才是「現代化」的首要任務，這是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完成的。晚清以來，中國人的強烈的民族文化意識並未消逝，但是在最近幾十年中這股巨大的動力已不再追尋中國文化的認同，而集中於推動「革命」。中國「革命」之所以歸宿於文化領域也是事有必至的。「革命」的挫折必須歸罪於它的障礙物，在一切有形的障礙都不復存在的情形下，文化的無形阻力自然便成為「革命」的主要敵人了。這是中國在本世紀從「文化認同」轉為「文化否定」的一條主線。

然而在本世紀即將落幕的前夕，西方學術思想界卻發生了一個值得注目的大轉變。不但社會進化階段論和實證論已開始受到嚴重的挑戰，五六十年代盛行一時的「現代化理論」也已失去了它的光彩。……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劃分既不能再根據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也不能根據「先進」、「落後」這些源於西方中心論的概念。在二十世紀走到盡頭的時候，我們又重新發現「文明」、「文化」這些「過了時」的老觀念仍未可盡廢。

——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自序》

錢穆（1895—1990），史學大師、國學大師。曾任北大、清華、西南聯大教授，創辦新亞書院。著有《國史大綱》《國史新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研究法》等1700餘萬字的史學和文化學著作。

本微信專事摘錄 錢穆先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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