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專刊· 原創】姚中秋 |大陸儒學之新氣象 ——《天府新論·儒學卷》（2013～2014）序言

大陸儒學之新氣象 ——《天府新論·儒學卷》（2013～2014）序言

作者：姚中秋

來源：原道25輯

接《天府新論》編輯趙榮華君信，囑為該刊2013～2014年刊發之儒學文章彙編作序。檢視目錄，自己名字數次出現，寫一點文字以襄盛舉，義不容辭。

在接到此信前後，應邀為杜維明先生新著《二十一世紀的儒學》撰寫書評，即發表於《新京報》的《儒家義理是一套世界公民語言體系》，其中兩段，或可表達我拜讀這個文集的心情：百年來，中國學人信心盡喪，在思想、學術上自甘為奴，包括新儒學的諸多努力，也只是身處絕境中的勉強防禦而已，其論述模式不外乎：西方有的，儒家其實也有，只是不夠充分，可在西方刺激發展。姿態如此卑下，其思考也就只是讓儒家向西方靠攏，歷史仍將終結於西方的宗教、價值、制度。儒家內在的偉大價值被取消了，中國之道終究要被拋棄。如此心態，儒學其實難說發展。杜先生則轉奴為主，立足於儒家，觀世界之眾生相，思考普遍的拯溺之道：見世人之迷於物，而提出精神性人文主義；見神教之過於執，而闡明和而不同之大義；最終確立仁為普適價值。儒家內在價值凸顯出來，這價值是普遍的，不僅解決中國問題，更解決世界問題。有如此對世界敞開的天下情懷，儒家才有發展之契機，也才有存在之理由。

在港台新儒家中，錢賓四先生和杜維明先生的經歷、見解較為獨特：

賓四先生完全立足中國學問，而所持之論，無不清明開通；尤可驚異者，先生凡涉西方之論說，無不暗合西方賢哲，而更為平正高明。先生之學，隨時間推移，反而更見其可信、可貴。先生不僅坐而論道，更兼起而行道，在香港殖民地創辦新亞書院，守護和弘揚中國文化。

杜維明先生經歷與賓四先生正好相反：多數時間任教美國名校，與歐美、印度、伊斯蘭世界賢哲廣泛交遊。此亦為行道之方。正是在此廣泛而深入的文明對話中，先生慧眼獨識於孔子之道和中國文化之精微、卓越之處，並堅信，孔子之道實可普適於人類。

大陸新儒學承接了錢先生、杜先生的自我肯定態度，而《天府新論》近兩年所發表的文章，最為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這是這個文集最可注意者。

今日大陸儒學約有兩個源頭、兩種學術範式：第一個源頭是現代新儒學，第二個源頭是康有為的政治儒學，而為蔣慶先生重新揭示。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新文化運動催生中國思想之覺醒，現代新儒學興起，主要表現為援西入儒的哲學構造。只不過，1949年後，此一傳統出現分叉：留在大陸者，被迫退化為中國哲學史，如馮友蘭先生、張岱年先生之學，在學院內根深葉茂。另一支去往港台、海外者，繼續保持哲學樣態。八十年代後，以港台新儒學名義迴流大陸，產生廣泛影響。

此一系統的大陸儒學，上焉者，以西方哲學詮釋儒家思想，下焉者，僅對儒家作哲學史的考察。理論上的關注點是心性；進入現實，所關注者僅為文化。社會、政治、國際等領域的制度，不在其關注之列。

這一關注點受制於其關於儒家於當世之價值的判斷：西方代表了知識、制度的現代、先進，儒家只在心性、價值上略有價值。塑造人間秩序之種種制度，儒家已無力發言，西方所創製者就是中國所當行者。因此，現代新儒學所做的哲學努力是轉化儒家，令其心性之學有助於西式制度在中國落實，所謂「良知坎陷」，所謂「創造性轉化」，所謂「抽象繼承」，無不措意於此。

究其實，在此思考方式中，儒家是文化上的負擔。當然，在解決人類精神問題上，儒家似有可取之處，但在制度上，儒家已屬多餘，甚至反動。而現代新儒學又普遍接受西人看法：制度至關重要，制度帶來一切富強、民主等好東西。這樣一來，總體上，儒家不過是未來即將成立的現代中國的一個點綴，根本無關緊要。儒學於今日要做的工作無非是自我改造，以遷就西人創製之現代制度。至於儒學對於世界，當然全無價值。

儒學之現代史實始於康有為，康氏立足公羊學，接納西學，而發展出儒家現代創製立法之說。但此學長期中絕。蔣慶先生於90年代上接康有為之思想範式，相比於學院主流的狹隘儒家哲學和哲學史研究，不僅極大拓展了儒學之研究範圍，更深層次的價值在於，走出上述範式中儒學自我否定之陷阱。蔣慶先生斷言，儒學不僅有能力安頓心性，更有能力籌劃各種制度。儒學是整全的，因而是自足的。儒學完全有能力在中國完成優良秩序之構建，西學盡可發揮補充作用。

中國知識人在過去一百年積極構造的思想上的主奴關係牢籠，轟然坍塌。因此知識上的起義，過去十年來，大陸儒學界發生了一場精神革命：大陸儒學從自我否定意識中解放出來，確立了自己的主體性。

現代新儒學大約誕生於百年前，於今日，終於漸入佳境。《天府新論》編輯慧眼獨具，近兩年所刊發之儒學文章之作者，基本上出自獲得精神解放的儒學者之手。還有很多儒學者依然在自我否定的框架中苦思冥想，尋找不可能的出路，而這本文集的作者普遍具有了儒家的主體性意識，由此可略窺大陸新儒學之風采。

首先，留心治道，無所不涉。

現代儒學在康有為那裡，主要關注變法、創製。但晚清政治變動劇烈，儒者應對不足，導致儒學與政治逐漸脫節。在晚清立憲和民國成立過程中，儘管有些立憲者有道統意識，儒學本身卻並未有效提供製度方案。大約只有孫中山先生留心於儒家治道之現代構建。

相反，在學界，現代新儒學傳統中的儒學研究就是哲學式研究，或者哲學史式研究。宋明時代的著名儒者，牟宗三先生的思想，被大大小小的學者們，研究、寫作了一遍又一遍，朱子、陽明的一個字、一句話，被反覆考證、解讀。而人們無從知曉，這些不斷重複的探討，意欲何為。

本文集所收論文，雖只有二十餘篇，卻涉及眾多領域，基本上呈現了儒家之學的全貌：從心性，到教化，到政治，乃至於國際秩序。孔子行道天下，致力於重建秩序，由內到外，自近及遠。關乎人間秩序的所有領域，都在孔子關心之列。孔子的思想，是圍繞著治道展開的，是關於人、關於秩序的完整的義理體系。

現代新儒學拱手讓出諸多領域，導致其學問之路越走越窄。晚近十年來，由於政治儒學之興起，儒家進入廣泛領域。大陸新儒學正在收復失地，重建儒學為一整全的義理體系。儘管所持之論容或生硬、幼稚，但全面覆蓋，本為儒學應有之知識形態，儒學不能不走向廣闊的知識世界，探索，冒險。

其次，通經致用，創製立法。

在孔孟荀那裡，在董子那裡，在程朱陸王那裡，儒家之學不是純粹思辨的哲學，也不是尋求救贖的神學，而是成己成物之學。儒者為學之目的，在成就天人之際的良好秩序，贊天地之化育。因而，儒學者不能不有行道天下之情懷，不能不有經世濟民之用心，不能不有創製立法之抱負。

既往哲學或者哲學史形態的儒學，讓儒學者無從切入現實，即便有心，也過於虛玄。由於缺乏足夠具有感召力的現實論述，在大轉型的舞台中心，幾乎不見儒學蹤影。

隨著眾多治道議題的展開，通經致用的儒學品質得以充分展現。由此，儒學者就不再只是書齋里的學者，而具有士君子之人格，敞開了實踐的可能性。由此，儒學得以重新進入中國社會變革的舞台中心。儒學不再只是旁觀大轉型，而是引領大轉型。唯有如此，儒家中國才有可能重現，而這是中國這個超大規模文明與政治共同體命定的生命形態。

再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前面提到，新一代大陸儒家確立了自身的主體，但這絕不意味著，儒家固步自封。儒學從未自我封閉，夫子之教就是「博學於文」。歷史上，儒學的每一次發展，都以吸納、消化新知識為要務：漢代儒學吸納、消化了諸子學；宋代儒學吸納、消化了佛、老之學。但由這兩次歷史經驗也可看出，唯有當儒家立定主體性，才有真正的學習，才有真正的創造。

過去百餘年，憑藉著物質之勢，西學對儒學保持高壓態勢，中國學者震懼之餘，忙於確立西學為信仰。於是，中國學人對西學之理解，始終停留在較低層次，概括西學為若干條簡單的真理，信之不疑，且大膽地以之判斷中國之學、中國之制。人們崇敬西學，反而無心深入了解西學。尤其是在儒學者中，對西學了解始終極為膚淺，比如，在儒學者的論述中，民主、科學兩個詞近乎神話。

然而，晚近二十年，中國學人對西學的理解逐漸加深。伴隨著加深，籠罩在西學之上的神聖光圈消散。過去十年，有一批中青年學者，對西學有深入把握，反而轉回中學，服膺儒學。這些學者入得虎穴，頗得虎子，不再視西學為真理，而以平和心態對待之。

至此時，西學才漸歸正位，那就是「用」。儒學者從來不會自我封閉，但儒學者之博學於文，必堅持張之洞兩甲子前提出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是真正的學，以我為主的學，學的目的是為了豐富儒學，而絕不是為了自我改造，自我否定。

最後，心態從容，天下情懷。

百餘年來，中國人充滿焦慮：中國還能不能生存下去？相應地，儒學者充滿焦慮，其中最強烈的是存在的焦慮：在現代世界中，儒學還有沒有意義？儒學還有沒有資格繼續存在下去？還有沒有可能發揮作用？現代新儒學就是在這樣的生存焦慮中形成、展開的，焦慮心態清楚體現在思想、學術中：學者忙於「開出」，忙於靠攏，忙於論證自身的現代價值。可以說，在過去大多數時間，現代新儒學基本採取防禦態勢。

今天，儒家的焦慮大大減弱。由於立定了主體性，大陸新一代儒學者的心態普遍較為從容。因為議題豐富，儒家的精彩之處逐一顯現，儒學者逐漸具有心性和義理上的雙重自信，不僅能在自足的儒學框架中思考中國問題解決之道，而且能夠從儒家角度評騭西方得失。

由此，儒學者真正具有了天下視野。從根本上說，過去百年的儒學，自我限定於民族主義的心智牢籠中，反覆申明自己的中國屬性，儘管這屬性本身又引發自卑感。儒學者與整個中國知識界一樣把中國特殊化，視西方之價值、知識、制度為終極的普遍性。自我特殊化的儒學者喪失了向來具有的天下情懷，反而深陷逆向普適主義心障中。

大陸新一代儒學者立定主體性後，真正具有了天下視野。儒家之學是整全的，並且是普遍的。中國自身的成長即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就是天下的第一步。於是，對儒家之道化成中國、中國持續成長之歷史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門，而這樣的研究又具有普遍的天下指向。

大陸儒學晚近十年逐漸形成的上述四個特點剛剛顯露，且相當零散，而《天府新論》所刊文章，於兩年當中就相當完整地呈現，可見編輯之有心、用心、盡心。這一冊文章未必有傳世之作，但足以展示今日大陸儒學之新氣象，指示大陸儒學未來發展之大方向。儒學圈內外，可不珍之重之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