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館:::

首都博物館副館長 高凱軍首都博物館為迎接新中國誕生六十周年而製作的「多彩中華」 展覽即將開幕了。為了幫助觀眾對多彩中華的深入了解，這裡就中華民族起源、形成的自然和歷史背景及其主要發展趨勢和相關概念問題，作如下一些概括性的介紹，並以此文來迎接和紀念中華各族人民的偉大節日。中華大地的外部屏障早在石器時代，中華民族的遠古先民就生息、繁衍在亞洲大陸中、東部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環境之中。由於中生代燕山運動和新生代喜馬拉雅運動等大陸板塊運動，造就了自「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向東南沿海呈階梯式傾斜的地貌。最高一級階梯青藏高原，由極高山、高山和大平原組成，海拔平均高達4000—5000米。青藏高原的外緣至大興安嶺、太行山、巫山和雪峰山之間為第二階梯，由昆崙山、天山、阿爾泰山環抱的塔里木盆地、准格爾盆地以及蒙古高原、黃土高原、四川盆地、雲貴高原組成，海拔在1000—2000米。從這裡往東至海是第三階梯，由東北平原、華北平原、淮河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其間的丘陵和山地組成，平均海拔500—1000米。①（圖1）

圖1.中國地勢圖（引自周立三主編《中國農業地理》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21頁，圖2-1）這裡東濱大海即世界上最大的海域太平洋，近海包括今天的鄂霍次克海、韃靼海峽、日本海、渤海、黃海、東海和南海。中國歷史文獻中雖然留下了一些關於秦始皇派徐福渡海求仙丹、東晉法顯東渡、唐朝賈耽「通海夷道」、元朝遠征日本和爪哇以及明代鄭和下西洋等航海活動的模糊、零碎的記載，②但總體說來，在近代航海業興起以前，大海成了中華民族同外界交往的天然阻隔。陸地的情況更複雜一些。東北的外興安嶺和大、小興安嶺一帶，山巒重疊，遍布原始森林，地處北緯50°—55°的寒帶和寒溫帶，古代人跡罕至，直到遼金時期，女真人才把北部疆域擴展到外興安嶺一帶。北方是呈荒漠、戈壁和草原景觀的蒙古高原，薩彥嶺、唐努烏梁山、貝加爾湖一帶屬北緯55°上下的高寒區，不具備農業甚至牧業的發展條件，因此，這裡成了中華先民向北發展的極限。西北聳立著帕米爾高原、阿爾泰山、天山、昆崙山等連綿巨大、常年積雪的山脈，阿爾泰山和昆崙山之間有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和塔克拉瑪干沙漠，沙漠和山地之間有少量的綠洲和草地，歷史上被內地人視為畏途，直到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以後，才逐漸開闢了一條與中亞乃至歐洲通商的「絲綢之路」。西南與今天的尼泊爾和印度之間橫著擁有世界最高峰的青藏高原，從西北向西南聳立著喀喇昆崙山、喜馬拉雅山、岡底斯山、唐古拉山、巴顏喀拉山等巨大山系，這些至今也是陸路通往西方無法逾越的巨大屏障。與青藏高原相銜接的雲貴高原分布著橫斷山、高黎貢山、怒山、烏蒙山以及怒江、瀾滄江、金沙江等流速湍急的江河，呈山川縱橫態勢，同樣構成了東西陸路交通難以逾越的障礙。（圖2）

圖2.中國海疆和主要山系示意圖（引自任美鍔《中國自然地理綱要》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11頁）這種因海上一面受阻、陸上三面屏障所導致的相對封閉的地貌特徵，對中華民族的發展造成了正負兩方面的影響：正面影響是，在古代，域外民族的重大軍事行動無法染指這一地區。如，著名的馬其頓皇帝亞歷山大的遠征軍，長驅萬里攻佔了伊朗、印度，卻未能越過帕米爾高原；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國，也未能進入帕米爾以東。這就給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獨立發展提供了近兩千年的寶貴時間，使中華民族得以形成了華夏—漢族這個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主體族群和主流文化，中華文明也因此成了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負面影響則表現為，這種封閉式的地理環境使古代的中華各族難以選擇外向型發展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閉關自守的保守觀念。從歷史上看，除了北匈奴、西突厥、契丹的一部分（西遼）迫於漢、唐和金朝的強大軍事壓力以及蒙古早期的四大汗國出於對外擴張的目的而通過漫長、艱難的西北和中亞通道走出了這一區域之外，絕大多數部落或民族都選擇了內向發展的方式，很少再有民族或部落，集團式地離開這片故土。誠然，今天的華僑、華裔已遍布世界各地，據國務院僑辦政策研究室估計，大約有三千多萬人，③但總體說來，移居海外的華人仍只佔中國總人口極小的一部分。中華各族發展的內陸條件中華各族之所以主要選擇了內向發展的方式，不僅是受到東亞大陸外向天然阻隔的限制，也與這一封閉區域內部的地理特點密切相關。一方面，這一地理單元地域廣大，內部阻隔較小，給中華各族提供了廣闊的迴旋餘地和族群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便利條件。就面積而言，這一區域有一千多萬平方公里，南北跨緯度約50°，東西跨經度近70°，比整個歐洲還要大。這裡地勢多變，資源豐富，在古代，人口和資源壓力較小的情況下，生存環境的選擇具有較大的空間，因此似乎也沒有必要非得向外發展。這和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各國形成鮮明對比。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之所以較早成為中世紀以來的世界航海先驅，採取了不斷向海外掠奪、貿易或殖民擴張的發展方式，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他們的國土狹小，資源匱乏，當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最瘋狂的階段，國內資源已不能滿足需求，對國內工人階級的壓榨也已達到了極限，於是，他們把貪婪的目光投向海外。從內部交通條件來看，這裡雖然呈階梯地勢，也有眾多的山河阻隔，如祁連山、賀蘭山、陰山、黃河、長江、秦嶺、淮河、巴山、蜀水等等，但是，跨越這些障礙比起向蒙古高原以北、帕米爾高原和青藏高原以西、雲貴高原以南以及煙波浩渺的太平洋以東發展的困難要小得多。所以，相對說來，給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帶來了便利。這些構成了中華各族做出內向發展選擇的重要依據。另一方面，這一地理單元內的自然條件的差異導致了具有內向凝聚力的民族分布格局。地處這一區域中、東部的黃河與長江中、下游流域，分布著低山、丘陵和面積遼闊、土壤肥沃的平原。這裡江河、湖泊密布，降雨充沛，氣候溫暖，資源豐富，有利於古代農業的起源和發展。所以，中華遠古祖先都十分嚮往這裡，石器時代特別是新石器時代的主要文化遺存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青蓮崗文化、屈家嶺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裴里崗文化、磁山文化等都分布在這一地區，使這裡形成了史前兩大交相輝映的農耕文化圈，即長江中下游流域的稻作文化圈和黃河中下游流域的旱作文化圈，成了華夏—漢族起源、發展的搖籃和中華民族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地區。隨著華夏—漢族人口的增長和資源壓力的加大，從春秋、戰國開始就不斷向周圍擴張。周圍受自然條件限制而相對落後的少數民族或者被強制同化於漢族，或者被排擠到生存條件更加惡劣的山區、高原或者氣候寒冷的邊疆地帶。秦、漢時期，漢族逐漸佔據了年均400毫米雨量線以內的地區，即黃河、長江中下游流域及其以南的宜農地區，形成了以漢族農耕文化為中心，以周邊少數民族的游牧、漁獵和原始農業文化為邊緣的民族分布格局。（圖3）

圖3.中國濕潤帶與乾燥帶示意圖（據李潤田等《中國資源地理》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25頁圖3-4改制）這種分布格局導致了漢族和周邊少數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因為，少數民族已經被排擠到了邊疆地區，進一步外向發展有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所以，通過互市貿易、朝貢賞賜、戰爭掠奪等多種途徑從漢族地區獲取農業和手工業產品以彌補自身經濟生活的不足成了他們唯一的選擇。特別是北方少數民族面臨因周期性氣候波動以及由此產生的嚴重生存危機的時候，向內地尋求生存之路的願望就更加強烈。歷史上多次發生的北方少數民族內遷，如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所謂「五胡」、遼金元時期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明清時期的滿洲等，很大程度上都是這種原因造成的，這也是他們對黃河、長江中下游流域經濟發達地區保持持久向心力的根本原因。少數民族內向發展的選擇與中華各族融合的歷史趨勢中華各族在獨特的自然條件基礎上形成的民族分布格局和內向發展特徵，必然導致各民族之間的密切接觸、交往和融合。從歷史發展角度看，這種融合的主要趨勢和最終結果是以漢族為核心的多民族共存和進一步融合。中國政府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是：大陸人口：126583萬口（不含港、澳、台地區），其中已識別並確定下來的有56個民族，占上述總人口的99.94?（當時還有0.06?的未能識別並確定為何種民族的人群），其中漢族佔91.6?，55個少數民族合計佔8.4?，總稱為中華民族。④從歷史發展和民族認同的角度看，今天的中華民族不僅應該包括已經回歸祖國的港、澳同胞，還應該包括台灣同胞和具有民族認同感的海外華僑、華人。⑤漢族和少數民族的人口比例為什麼如此懸殊？這是因為除了近三千年來華夏—漢族自身人口的自然增長之外，更主要的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眾多少數民族的融入，從而不斷地改變著中華核心民族華夏—漢族的民族構成，春秋戰國時期蠻夷戎狄的融入，使華夏族發展成了漢族；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的「五胡」和南方蠻、僚、俚等族與漢族的融合，形成了早期的中華民族；遼金元明清時期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族的漸次融入，使中華民族進一步發展壯大，成了今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其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是：不同的民族在共同地域內的長期密切交往、雜居生活的過程中，居於落後、少數的民族無論是作為被統治民族還是作為統治民族，最終都必然融合於處於先進、多數的民族。這條規律或可歸結為「先多」效應。華夏、漢族、中華、中華民族人口變動概況族稱數據採集時間主體民族人口（萬）少數民族人口（萬）所佔比例華夏戰國時期4，000？？%？%漢族公元157年5，649？？%？%中華公元755年5，292？？%？%中華民族公元2000年115，95010，63391.6%8.4%資料來源：見上述及作者《論中華民族—從地域特點和長城的興廢看中華民族的起源、形成和發展》（將由文物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的有關章節。從華夏—漢族方面看，自夏代開始，華夏—漢族以黃河中下游流域為中心的向周邊擴張和北方少數民族的南下就不斷地交替進行。漢族及其前身華夏族最早佔據了黃河中下游流域，此後逐漸以武力兼并、移民、推廣郡縣制等形式進行擴張，先是長江流域、東南沿海，然後是河西走廊、西域和雲貴高原，最後是漢族遍布了中華大地的每一個地方。由於漢族人口眾多，經濟文化發達，加上秦漢王朝對當地民族採取強制同化政策，逐漸同化了相當數量的氐、羌、巴、蜀、楚、吳、越、哀牢等民族，使漢族於擴張發展空間的同時，由於在「先多」效應推動下，不斷地同化少數民族，人口也越來越多。到兩漢時期達到六千萬左右。在此後的三國、魏晉、隋、唐、宋、明等漢族王朝統治時期，對少數民族的同化過程仍在規模不等地繼續進行。從少數民族方面說，自東漢，特別是魏晉以來，隨著氣候的轉寒，北方和東北的少數民族出於謀求生存、發展或者反抗中原王朝民族壓迫的原因，屢次突破秦漢以來中原王朝所修築的長城防線，南下掠奪、內遷或者靠武力入主中原，在這裡建立政權或王朝，如五胡十六國、北朝、五代、遼、金、元、清。儘管匈奴、鮮卑、羯、氐、羌、沙陀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民族的上層程度不同地實現了逐鹿中原的夢想，當上了統治者，有的還曾對漢族採取過野蠻、殘酷的強制同化政策，如金、清王朝強制推行的「剃髮易俗」、元朝的「四等人制度」等，但是，由於他們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後，人口也佔少數，最終都程度不等地融合於人口眾多、文明程度較高的漢族。這樣，漢族分布的地區更加擴大了，人口也急劇增多，再加上民國和新中國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最終形成了上述那樣比例懸殊的民族人口結構，使漢族成了中華民族當中人口居多數的主體族群。晚清以來，鴉片戰爭的炮火打破了中國的國門，粉碎了清政府「天朝大國」的幻想，迫使中國進入了基本上由民族國家組成的充滿競爭的國際社會，也喚醒了中華各族共同的民族意識，即對中華民族作為政治整體和民族整體的廣泛認同，強化了中華各族在歷史上形成的內在凝聚力。在這種凝聚力和認同感的推動下，中華各族人民歷經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不懈努力，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實現了民族平等，把中華各族真正整合成了穩定的政治整體和多族群統一體，即中華民族，造就了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從而為中華民族進一步融合與發展和以應有的尊嚴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儘管中華各族之間，特別是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在經濟生活、語言、文化、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差別還會長期存在，但是，從發展的角度和長遠的觀點看，隨著族群間相互交流、互助合作與互相融合的加深，這些差別也會逐漸縮小，總的趨勢是逐漸加快中華各族一體化的進程。新中國建立六十年來，在黨和政府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不斷加大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援助力度，使這些地方的交通、教育、文化、醫療等基礎設施都有了巨大地改善，少數民族的生活水平也有了空前提高，縮小了同漢族地區的差距。與此同時，也有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成員通過上學、參軍、經商或進城務工等方式從邊疆進入內地，很快都學會了普通話和各種專業知識，在接受漢族文化和生活習俗的同時，帶著他們本民族優秀的因素融入了主流社會。華夏、漢族、少數民族和中華民族概念的演變從華夏、漢族、少數民族和中華民族概念的演變也可看出中華民族融合與發展的歷史趨勢。中華民族是近代以來在世界民族國家觀念影響下產生的概念，它所指的是在境外民族國家環繞的國際背景下，自古以來就生息、繁衍在中華大地上的具有內在凝聚力的多民族統一體。梁啟超先生在1922年撰文指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一觀念浮於其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一員也。」⑥所指的是當時中國境內所有的民族。這可能是首次將「中華」與「民族」連在一起用的先例，反映了在近現代民族國家林立的國際背景下，中華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中華民族一詞在英文中，被譯為：The Chinese nation 。 「nation」一詞含有國家和民族的雙重涵義，如：The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The Scottish nation （蘇格蘭民族）等，反映了中華民族作為政治整體和多族群統一體的基本內容。儘管中華民族作為近代民族概念，產生、確立得較晚，但它的雛形早在唐代就已形成。如唐太宗在總結其民族政策成功經驗時曾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云云。」⑦這裡將「中華」與「夷狄」對舉，用的自然是民族概念，所指的是當時居住在中原地區有文化的民族，即以漢族為核心融合了北方的所謂「五胡」即匈奴、羯、鮮卑、氐、羌和南方的所謂蠻、僚、俚等少數民族而形成的新的族體，即中華民族，而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漢人」或漢族了，故而，此時唐太宗稱「中華」而不稱「漢」。從中可以看出，歷史上華夏、漢族、少數民族和中華民族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隨著民族融合的逐漸深入而發生的相應變化和少數民族人口逐漸減少而漢族、中華民族人口逐漸增多的歷史脈絡。唐朝以後入居中原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滿洲等少數民族無一例外地都接受了中華文化，不斷地壯大著中華民族。據史料記載，有一次，遼道宗令漢人儒士為他講解《論語》。當講到「夷狄之有君」句時，儒士怕有忌諱，想一帶而過。道宗說：「上世獯鬻、獫狁，盪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然後叫儒士繼續講下去。⑧遼道宗所說的「中華」與唐太宗所說的「中華」，雖然都是指中華民族，但後者又增加了契丹等新的民族成份，內涵更加豐富了。金代女真統治者不僅接受了中華傳統語言文化，而且進一步試圖統一全國，做中華正統皇帝，如海陵王完顏亮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說過：「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以為正統」、「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⑨元、清兩朝的蒙古和滿洲統治者在同一全國之後，也都以中華正統自居，接受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民族。邊疆少數民族這種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一直傳承下來，即便在元、清王朝滅亡以後，也是如此。如民國初年，眾多愛國蒙古王公得知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等宣布「獨立」的消息，就立即在綏城（今呼和浩特）召開緊急會議，通過決議並鄭重通電聲明：堅決主張捍衛領土主權，珍視漢蒙團結，認同中華民族，擁護中華民國。⑩華夏、漢族、少數民族和中華民族概念的演變族稱時代主體民族及其成分少數民族華夏東周夏、商、周三族周邊的蠻、夷、戎、狄漢族兩漢華夏＋秦、楚、吳、越等北方的五胡和南方的蠻夷等中華唐代漢＋北方的五胡和南方的蠻夷突厥、契丹、靺鞨、室韋、南蠻等中華民族近現代由多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漢族55個少數民族華夏、漢族、少數民族和中華民族概念的演變恰好反映了中華民族是幾千年來華夏—漢族與周邊少數民族交流、融合以及相互之間取長補短、求同存異的必然產物，也是中華各族經濟、文化的精華與共性的結合體。從長遠的觀點看，雖然中華各族在語言、宗教信仰和習俗等的差異性還會長期存在，但這種差異性會在不斷密切的民族交流中日益趨同，共性和認同意識則必然與日俱增。因此，中華各族與中華民族的關係是共性和個性的關係，是具有差異的不同族群與這些族群因諸多方面的共性和共識而結成的多族群統一體的關係。這樣，就可以消除人們在處理中華各族與中華民族概念邏輯關係問題時所遇到的困惑了。

①參見任美鍔主編《中國自然地理綱要》（修訂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8—13頁；周立三主編《中國農業地理》，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20—21頁。②參見上海海事大學、中國海洋學會等編《海洋—我們民族留下的記憶》，海洋出版社，2008年。③據作者2009年2月18日電話諮詢，目前移居海外的華人總數尚無確切統計，這個數字是國務院僑辦政策研究室根據有關材料的大致估計。④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33頁。⑤據統計，截止2006年中期，香港總人口：485.7萬人；澳門總人口：49.9萬人；台灣總人口：2287.7萬人。參見《中國統計年鑒》，統計出版社，2007年9月，第925、977、1002頁。⑥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載《飲冰室文集》專輯，第11冊。⑦《資治通鑒》，卷198，貞觀二十一年（647）五月條。⑧《契丹國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又《松漠紀聞》卷上。⑨《金史》卷八四，《來辱盌溫敦思忠傳》、卷一二九，《李通傳》。⑩該通電的原文是：「蒙古疆域與中國腹地唇齒相依，數百年來，漢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西盟會議始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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