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文學，展示了一個「病態」時代

　　矛盾的自我

　　諾貝爾獎對於莫言來說是一個意外收穫，對於當代中國文學來說，也是如此。面對這樣一個突如其來的喜訊，公眾的反應首先是——震驚。這一點倒與本雅明所說的那種現代主義藝術的美學效果相一致。在各種場合下，關於莫言獲獎的議論沸沸揚揚，莫衷一是。由震驚而混亂，由混亂而譫妄，乃至歇斯底里，凡此種種，或可視作當下中國文化的荒誕的「現代性」諸徵候。

　　在一個重商主義盛行的時代，倒是利益上的考量多少顯示出某種理性。出版界的反應很迅速。莫言獲諾獎，給奄奄一息的國內文學出版業打了一支強心針。據說，由此帶動了股市文化板塊的上揚。人們在莫言身上看到了巨大的商機。在莫言的故鄉，我們可以看到諾獎效應延伸的強度。當然，這跟文學關係不大。大到當地政府撥款種高粱，小到參觀莫言舊居的遊客拔蘿蔔，一種一拔，大小有別，但動機無異——無非是想借光。

　　文學界的反應相對要遲鈍一些。儘管莫言早已成為當代文學研究著作乃至許多碩士或博士學位論文寫作的對象，但這些學術性的評價大多停留在當下幾十年的文學史框架內，很少有人會用一種世界性眼光來面對這樣一位作家。因此，學者專家們在面對獲獎一事作出回應時，除去祝賀讚美的禮節性套話之外，涉及專業性的評價，大多不得要領。

　　莫言的獲獎，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下漢語寫作的版圖，也對文學史寫作和文學教育的框架性，構成了某種程度上的衝擊。語文出版社中學語文教研組就表示，莫言作品已經確定將被收錄在高中語文選修課程中，選中的是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高校文學史教材編寫方面也迅速跟進，表示要修訂《中國現代文學史》，有關人士表示，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將因為莫言獲獎而改寫，「在文學史教材中，目前只有曹禺、巴金、老舍和魯迅是專章介紹，現在加入了莫言，他代表了我國現當代文學的最高成就」，將莫言的介紹、評價立為專章。文學史教科書本就是一份文學權力「封神榜」，莫言藉助瑞典學院的冊封，終於登上了本國文學寶座，與魯迅、沈從文、老舍等現代文學大家共享文學偶像地位。

　　與此同時，質疑之聲也此起彼伏。互聯網永遠是一個意見交鋒的地方，除了一般意義上的「贊成與反對」之外，針對莫言獲獎事件的爭議，主要集中在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方面。在反對者看來，莫言的官方身份（作協會員、副主席，以及曾經的軍人身份）引人注目，以致引起了人們對其政治立場的懷疑。特殊的官方身份很可能與一個作家應有的自由精神和獨立立場相悖，況且，至少在公開場合，莫言幾乎沒有表達過對社會不公的直接抗議，相反，他還捲入了一場令人不解的「抄寫」風波當中（抄寫《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場怪異的「抄寫」風波，被認為涉嫌向權力獻媚。以現代知識分子的標準來看，這是一種十足的道德「鄉愿」和精神「犬儒」。這一點，被視作作家的道德污點，也被認為與諾貝爾文學獎的偉大傳統相悖。人們可以舉出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米沃什，甚至赫塔·米勒來作證。因此，如果不是外界誤判了莫言的價值的話，那麼，就只能歸咎於諾獎委員會偏離了諾貝爾以及文學的精神傳統。支持者則強調文學的特殊性，並指責反對者沒有好好閱讀過莫言。如果很好地讀過莫言的作品的話，就不難發現，在莫言的筆下，充滿了尖銳的現實批判性。文學家可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傳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和道德觀念，而並非要直接介入現實的政治行為；文學的現實「介入性」是以作家本人的獨特的個人經驗和話語風格來實現的，以話語層面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來對抗現實政治的簡單粗暴和專斷。

　　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所謂「魔幻現實主義」（Hallucinatory Realism），「在莫言那裡，既是美學策略，也是政治策略。莫言的文學以其內在的複雜豐富，來反抗外部的簡單粗暴；以其悖謬，來抗拒政治權力對文學的直接徵用。」當然，我本人並不屬於「贊成」與「反對」兩派中的任何一方，我更願意關注作家，尤其是像莫言這樣的作家，其內在的多面性和複雜性。如果說，贊成與反對的意見所描述的都有其合理性的話，那麼，這很可能就是莫言的全部，一個矛盾的自我。他身上的這種矛盾性，也很可能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精神徵候。

　　境外反應一派迷亂

　　至於境外的反應，同樣也顯得一派迷亂。海外媒體和讀者對於當代中國文學本就所知甚少，莫言一出，媒體無所適從。各種報道更多地集中在莫言獲獎的文化意義與作為「經濟巨人」的國家形象之間的關係方面，這也表明，海外對中國的認知，更多地集中在中國的經濟成就方面。人們總是從自己熟悉的東西上去尋找新事物的認知參照物。至於莫言獲獎與國家經濟成就之間的關係性質究竟為何，解釋則各有不同。一種觀點認為，這是經濟繁榮、大國崛起在文化方面的指標（這一點，深合國內朝野上下之心）；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這是文化人在抵禦物慾橫流的時代的艱難努力的見證。

　　事實上，除了專門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漢學家（這樣的人本來就少，而真正的文學行家就更少得可憐）之外，很少有海外輿論能對莫言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我們甚至可以在那一份水準平平、充滿隔靴搔癢的套話的諾獎頒獎辭中，看出西方世界與現代漢語文學之間的隔膜。馬悅然認為「莫言獲獎與其是否在體制內無關」、「評選諾貝爾文學獎的惟一標準就是文學質量」……但他的看法並不值得特別關注，因為瑞典學院的意見就是他的意見，只需看諾獎頒獎詞即可。而被稱之為「顧大炮」的德國漢學家顧彬先生，貌似行家，也常有驚人之語發出。他在莫言的問題上，也放了一炮，指莫言「講的是荒誕離奇的故事，用的是18世紀末的寫作風格」，「他只敢進行體制內的批評，而不是體制外的批評」……但在他的這一番看上去十分犀利言辭中，偏見與卓識參半，盲目與洞見並存，或多或少包含這跟馬悅然的立場刻意的針鋒相對。

　　海外主流文學界對莫言及中國當代文學所知甚少。雖然早在2005年，美國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就曾在《紐約客》撰文論及莫言，但通篇看下來，無非是概要地介紹了一下《豐乳肥臀》的主要內容。當然，以厄普代克的文學地位，介紹一下對莫言來說就已經是很高的獎賞。

　　對莫言盛讚有加的，當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據稱，他就是莫言獲獎的提名者之一，而且，很顯然，是起重要作用的提名者。在某種程度上說，大江在文學上的貢獻與其說是獲得諾獎，不如說是他推薦了莫言獲獎。可是，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卻對莫言獲獎表示了極度的不滿。相關報道語焉不詳，也沒有證據表明米勒對莫言的作品有多大程度上的理解，我們所知道的是，米勒的批評主要是出於道德義憤。至於批評的合理性理由，並不難猜測，應該跟前文所提及的反對者的意見差不多，只不過在她的言論環境中，她的表達更為直截了當。我理解這位前羅馬尼亞作家的情緒，但我懷疑她的資訊來源的可靠性，也懷疑媒體傳播的準確性。

　　當下季節里的暴風雪

　　著名文學雜誌The Kenyon Review刊登了一篇署名Anna Sun（孫笑冬）的評論文章《莫言的病態語言》（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算是一篇較為專業的莫言評論。孫女士在文章的開頭引用了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戈醫生》中的一段話作為自己文章的題記，其用意無非是說，這個時代的粗鄙化使得文學話語的複雜性和精神深度消逝殆盡，言辭變成了赤裸裸的語義直陳，如同這個時代的慾望和心思一樣。

　　孫笑冬寫道：狄更斯、哈代和福克納這些偉大的小說家，面對嚴酷的人類生存條件，而莫言的作品缺乏像作家所具備的重要東西：美學信念。這些作家的美學力量是火炬，照亮了人性的黑暗和痛苦的真相。莫言的工作不乏人工技巧的光澤，在他的幻覺世界，卻沒有照亮混亂現實的光芒，並由於缺乏整體的美學考慮而致混亂和失敗。打開他的作品的任何一頁，都混雜著鄉村土語、老套的社會主義修辭和文學上的矯揉造作，令人驚訝的平庸。莫言的語言是重複的、粗鄙的，大多缺乏審美價值。相反，倒是葛浩文的翻譯，使莫言的作品顯示出某種光芒，使之看上去貌似高爾基或索爾仁尼琴。莫言的語言是驚人的和引人注目的，因為它是患病的。它脫離了中國文學數千年傳統中的優雅、複雜和豐富，脫離了屈原到李白、杜甫，再到蘇軾，再到曹雪芹所建立起來的偉大傳統，是一種病態的現代漢語。莫言的作品其實是社會主義美學的產物。病源在於長期盛行的工農兵的政治語言。但沈從文、老舍、冰心、錢鍾書等，則逃脫了病態的感染。這也就意味著，莫言並未盡到一個作家應盡的職責——捍衛母語純潔傳統。

　　孫笑冬是一位年輕的華裔學者和作家，她對古典中國和當代中國文學的狀況有充分的了解，尤其是對當代中國的文學語言狀況感觸更深，這是通常意義上的「漢學家」難以體會到的。但在我看來，孫女士只說到了漢語文學語言的美學意義的一個方面。她本人的美學立場本身就帶有嚴重的偏執性。由此聯想到此前不久風靡一時的作家木心。木心的語言由於與二十世紀後半期的漢語環境相隔離，因而較為完好地保存有民國時期語言的氣韻。這一點，被當下的文藝界人士所追捧。但木心是一個孤立的個案。木心的價值在於其作為一個業已消逝的語言和美學的「標本」意義，就好像一枚被農夫遺忘在樹枝末梢的果實，在美學的嚴冬里散發著光輝。它的存在，不能證明時下是碩果累累的深秋。

　　莫言的語言則不同。它不是一個孤立於世外的美學風景。它是當下季節里的一場暴風雪。它與現實之間的關係是短兵相接的白刃戰，在一場混戰當中，旁觀者往往難以分辨出對立的雙方。孫笑冬的描述是準確的，在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的一開頭出現的農村生產隊隊長訓話的場面，這個能說會道的農民，一張嘴便是連篇的諺語、順口溜和粗俗而俏皮的罵人話，其間還夾雜著一些歪七扭八、半通不通的官方辭令：領袖語錄、上級指示、報刊社論的言辭等等，以顯示自己不同一般的身份。但是，這種夾生的官腔、雜湊的語言，非但不能令人生畏，反倒叫人覺得好笑。在這種戲謔性的「模仿」中，包含著莫言小說的一系列風格學秘密。莫言在語言上的價值，恰恰是他的那種刻意製造的混亂、蕪雜、重複和陳詞濫調，或者說，孫女士所說的「病態的」語言。這一點也正印證了普魯斯特所說的，「美好的書是用某種類似於外語的語言寫成的。」

　　莫言的文學確實是「有病的」，它是一個有病時代的病毒攜帶者。它以自身的免疫力，存活在這個時代。這是莫言一代人的宿命，也是他們的價值所在。但它與傳統的中學語文教育理念和旨趣，也就是與那種玻璃暖房裡的潔凈和茁壯背道而馳。莫言在一篇寫中學生的故事《歡樂》中就曾無情地嘲諷過中學語文教育。而現在，中學語文教育趨炎附勢，瞎湊熱鬧，遲早要陷入自尋煩惱的尷尬境地。

　　（實習記者顏志華、陸詩麗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