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何亞非：世界政治經濟雙雙進入「新常態」

我們生活的世界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從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兩股力量的持續博弈，到世界經濟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進入長周期性低迷，金融風險有增無減，許多國家強烈地感受到了國際局勢的錯綜複雜、動蕩多變。

這既引發許多發達國家政治生態的劇烈震蕩和社會階層的分化割裂，又導致全球化出現嚴重的「分叉」（bifurcated）發展現象，即全球化繼續推進的同時，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力量在各地興起，並成為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

德國的民粹主義勢力抬頭

從歷史維度看，面對國際秩序的嚴峻挑戰，我們應該如何認識這個風雲激蕩的新世界和全球化新時代呢?如果不從戰略層面把握歷史的大勢，我們觀察世界、迎接挑戰、解決難題難免會出現偏差和失誤。

從歷史的維度看，「超長19世紀」（the long 19th century）的「全球變革」（global transformation）開啟了近代全球化和「現代化」（Modernity）進程，萌發某種國與國之間「治理」的概念與實踐，但那實質上是歐洲主導的「中心-邊緣」不平等、不公正的國際體系和「殖民」治理，根本算不上「全球治理」。

20世紀人類經歷了兩場世界大戰和數十年兩大陣營怒目而視的「冷戰」。二次大戰後國際社會汲取歷史慘痛教訓，建立了以聯合國及其安理會為核心的國際安全體系，以及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之前為關貿總協定）為基礎的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維持了長達70多年的世界和平和經濟繁榮。

二次大戰後這輪全球化如火如荼，勢不可擋，席捲全世界，特別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逐步深入參與，從而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治理。然而，國際秩序，無論是政治秩序，還是經濟秩序，還是圍繞「中心-邊緣」的國際體系運轉，也就是以美國和歐洲為中心，廣大發展中國家處在邊緣地帶。全球治理基本上是「西方治理」，其他國家「被治理」。西方制定國際規則，其他國家遵循和服從這些規則。

20世紀後半期和進入21世紀以來，原來的「邊緣」發展中國家綜合力量不斷上升，世界力量平衡出現了歷史新變化，全球治理也開始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

世界變化日新月異，技術革命、文明衝突、貧富矛盾、非傳統性安全問題，各種矛盾、問題和思潮在全球化助推下，在社會和國家內部以及國家之間產生了巨大的碰撞與內外張力。一方面，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另一方面，地緣政治矛盾升級，全球性挑戰不斷湧現，國家利益與國際社會利益的錯配和衝突時常發生。無時無刻不在的高度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催生了國際秩序的大變化、大動蕩、大調整。這已經成為世界政治的「新常態」。

世界經濟經過幾十年的迅速增長，舊有發展模式的動能已經耗盡，新的增長「發動機」尚未產生，原有國際合作模式以及與「中心-邊緣」國際體系相配套的貿易、金融體系，無法適應全球化新時代錯綜複雜的局面，漏洞百出，問題成堆，各國經濟普遍進入調整、轉型的艱難爬坡階段。世界經濟也就此進入長周期性緩慢增長的「新常態」。

面對世界政治經濟雙雙進入「新常態」，主要大國和地區因國際地位、歷史傳承、經濟力量不同，所做出的反應和戰略應對均有很大差異。

美國作為國際秩序主導者和「中心-邊緣」國際體系的繼承者，目睹世界力量格局的巨大變化、全球治理從「西方治理」轉向「東西方共同治理」，產生了強烈的「戰略焦慮」和不安。美國面臨內外雙重衝擊，國內社會裂縫加深，全球控制力下降，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力量上升和全球化新時代來臨表現出本能的抵觸情緒。美國一段時間以來十分糾結，不少精英嘆息美國主導的秩序和體系開始崩塌。美國對外政策搖擺嚴重，既做全球戰略收縮、回歸孤立主義傳統，又試圖通過修改國際規則、加強軍事力量，來維護其世界霸權地位。

特朗普政府放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廢除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的承諾，對外政策的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色彩漸濃。美國對內政策被黨派政治和社會分裂纏住，動彈不得，特朗普上台後政府運轉遲遲未能恢復正常，高官任命一波三折，奧巴馬醫改法案被廢，「美國第一」從競選口號變成政府指導思想，但國內治理無起色，特朗普的支持率創歷史新低。

特朗普的上台被認為是美國和全球民粹主義興起的結果

美國2016年大選其實就是這些深層次矛盾激化的表象和預兆。特朗普入主白宮後美國尚處在政策重新審議階段，但迄今未見美對外戰略混亂有明顯變化。

歐盟內外交困，一體化進程遭受嚴重挫折，受「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思潮影響，許多歐盟國家政治極端化導致反歐盟、反全球化、反移民等現象此起彼伏，社會分裂嚴重。金融危機陰影始終沒有散去，歐元存續問題、歐洲經濟「南北分化」、移民危機、恐怖襲擊等，就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直懸在歐洲國家的頭上。歐洲作為全球治理的「特區」和「先行先試地區」前途未卜，令人擔憂。

歐盟在對待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上，遠比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反應積極，凸顯了歐盟急需自救自助、突破困境的現狀。大西洋那邊靠不住，歐盟得有兩手準備。事實上，歐洲在工業革命前後與東方的聯繫是十分緊密的，雖然那是一種居高臨下、帶有濃厚殖民色彩的聯繫。

現在時代變了，國際規則和秩序也隨之發生變化，歐洲畢竟歷史積澱深厚，「春江水暖鴨先知」，多多少少走在西方國家的前列，願意與中國、印度、印尼等發展中國家開展相對平等的合作。

日本在全球地緣政治中始終唯美國馬首是瞻。在新世紀美國推行新保守主義主導的「亞太再平衡」、「轉向亞洲」戰略和「離岸平衡」政策背景下，日本右翼勢力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們掌握政權後，鼓動走「正常大國」道路，希冀重新當亞洲的「領頭雁」。但是，日本曲解了中國發展壯大對世界和平與經濟增長的貢獻，對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和實踐視而不見，一心拉住美國的「虎皮」作大旗，選擇了一條與中國對立、爭奪地區領導權的錯誤道路，而不是與中國互利合作的雙贏道路。東亞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事實上與美、日明裡暗裡聯手對付中國的地緣政治圖謀有很大關係。

殊不知今日之中國已非昔日之中國。「百年恥辱」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中國不會找別人的麻煩，但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意志堅如磐石。

俄羅斯在經歷了冷戰的慘痛失敗和長期西方戰略擠壓後，呈現強硬反彈，外交進取性和進攻性都在增強，在烏克蘭和敘利亞等地緣政治的博弈中始終保持主動，出其不意，全球戰略地位正在恢復。雖然，由於油價的下滑和世界經濟環境惡化等因素，俄羅斯的經濟發展遭遇一些「逆風」，但總體向上的勢頭顯而易見，作為世界力量重要一極的地位不會動搖。

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隨著整體實力上升，「抱團取暖」，利用金磚國家機制、上海合作組織、二十國集團（G20）等區域和跨區域組織，加強發聲，增強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和決策權，並堅定不移地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現有國際體系和全球化進程。

在世界政治經濟雙雙進入「新常態」的歷史時期，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和全球性大國，在幾十年快速發展和國內成功治理的基礎上，正在積極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深入參與全球治理，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在盡自己的力量，提供體現中國思想的全球公共產品，繼續做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繼續為國際秩序的調整、為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完善做出自己的貢獻。

首先是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積極推進改革開放，繼續鞏固自身的穩定與發展，實現經濟的順利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中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穩定在年均30%以上，是名副其實的全球經濟增長「風向標」。2016年中國主辦G20杭州峰會，推動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發展問題、基礎設施建設等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議題，凸顯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其次，中國積極發揮全球性大國的引領作用，在全球治理方面創新改革，既維護現有體系穩定運行，又提出「中國方案」，為解決全球化出現的難題和挑戰，出謀劃策，給出了充滿正能量的答案。

我們來看一下近年來中國深入參與全球治理的脈絡：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倡導「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中國並牽頭建立了配套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目前與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協議」的國家和國際、地區組織已達68個，到今年底，亞投行成員將達77個，遍布五大洲。

中國多次對外宣示，堅定不移地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主義，在脫貧、婦女、維和、發展等諸多領域給予實質性的支持。中國2016年作為G20主席國主辦了杭州峰會，就世界經濟發展和全球治理創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方案。

中國在對外交往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國際關係民主化和建立全球夥伴關係網路的思想，倡導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國家不論大小貧富，世界的事情需要在平等基礎上由各國商量著辦。這與西方建立在意識形態對立、以排他性軍事同盟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2017年初，習近平主席進一步升華了中國對全球治理思想的貢獻，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和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提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及其實現路徑，希望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經過發展戰略對接、文明交流融合、經濟緊密合作，最終形成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思想和理論高度看，習近平主席在黨的十八大後提出的一系列創新全球治理的中國思想和中國方案，已經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和高度重視。

「任爾東西南北風，咬定青山不放鬆。」在世界政治經濟進入複雜變化的「雙新常態」和全球化進入新時代的今天，中國的擔子更重，責任更大。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中國將不辱使命，繼續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經濟增長、改善全球治理，做出自己的努力。

作者：何亞非，察哈爾學會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外交部原副部長、國僑辦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