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拐點到來：用工荒蔓延全國-20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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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易斯拐點到來：用工荒蔓延全國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19日 00:09 華夏時報

　　劉易斯拐點到來！

　　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在人口流動模型中提出。

　　缺人！東莞模式亮紅燈

　　本報記者周開平東莞報道

　　2月16日，雨後的廣東東莞霧氣濃郁。

　　已經快到元宵節，製造業發達的各個鎮區還很冷清，工廠旁的不少小賣部和快餐店大門緊閉，街上行人寥寥可數。

　　《華夏時報》記者在東莞的各個鎮區走訪多日，招工方的熱情和工人的冷淡是鮮明的缺工現狀寫照。記者在五金廠聚集的清溪鎮重河社區鹿鳴路看到，每家工廠都打出各具特色的招工廣告，卻連詢問者也久盼不來。

　　曾經彙集了來自全國勞動力的東莞，工人在一年一年地減少。2007年東莞官方數字顯示有1200萬外來工，這也成為高峰「絕唱」，此後再無官方數據公布。

　　多位受訪的企業高層和勞務市場專家都坦承，中國工業勞動力過剩向短缺轉折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形成，但代工企業的應對卻別無他法。「完全沒有辦法，只能尋找其他出路。」東莞大朗鎮的一家制衣廠老闆何建晨顯得悲觀。

　　工資是用工短缺的焦點矛盾。在東莞智通人才市場，找工作的湖南永州小伙劉全文說：「月工資低於2000元是沒人願意做的。」而老闆何建晨卻說，「工資年年漲，工人還不滿意，企業已經不堪重負了。」

　　東莞10000多家中小企業，都身陷這樣的矛盾中。如此之下，東莞經濟發展開始急劇減速，「元氣」大傷。

　　收入還沒漲

　　清溪鎮鹿鳴路，利豐五金廠的廠門口，招工廣告上可以看出，現在的「920元/月」是由「770元/月」更改而來，從下個月開始，負責接待應聘者的門衛，可能要將它改成「1100元/月」了。

　　這三個數字，是東莞最近4年的最低工資標準。本報記者梳理數據發現，從2005年開始，東莞五次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上調的幅度也越來越大，第一次只上調了36元，而最近一次上調最高為180元。

　　在東莞更為流行的是工資承諾：「保底工資1150元/月」或者「月收入可達1500元-1800元」。

　　但多數工人並不敢貿然相信這樣的承諾。「一定要看清楚，實際上有這麼高工資的大多數都是沒假放，一天加班4個小時，而且還要扣除住宿和伙食費。」劉全文說。

　　站在智通人才市場的企業宣傳欄前，劉全文隨手指著東莞南城白馬榮科電子廠的招工廣告說：「上面寫著月均收入2000元，要拿這一收入，肯定要加很多班，而且最下面寫了不包食宿，一扣除就少了。」

　　事實上，在許多工人給出的「評級」里，白馬榮科電子廠的待遇，已經算得上是中等偏上了。

　　東莞近年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事實上，工人收入幾無增長。增加保底工資後，有些工廠加班時間增多，有些工廠不再食宿全包。

　　東莞智通人才市場高級經理蔡小梅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也表示：「工資基本由市場決定，最低工資標準只是一個最低保障：漲工資最先受惠的應該是管理、研發、技術層，現階段普通工人工資整體上也確實沒有多大提升。」

　　微薄差價的對峙

　　東莞6年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期間，有兩年是中斷的。2007年，東莞的最低工資擬提升至720元/月，結果未能成行。其外2009年東莞沒有提出漲工資。

　　2007年工資未漲，原因之一就是私營企業主的反對。而2009年，則是東莞經濟最灰暗的一年，政府也出於企業的經營狀況而暫停漲工資。

　　以代工為主的東莞企業正在持續經受用工成本的壓力，彷彿是沒有休止的漲薪開始讓企業老闆也露出悲觀的情緒。

　　「工資肯定要漲的，預計大概漲10%。」何建晨說，「漲了就可以保證維持工廠不停工的工人數量。」何建晨的制衣廠一直採取代工模式，去年的原材料上漲、加上每年10%—20%的工人工資提高，已經讓他對這一行業近乎「絕望」。

　　「利潤越來越微薄」、「工人越來越難管理」等煩心事已經讓何建晨開始另尋出路，東莞那家高峰期有200多工人的工廠不再是他惟一的事業。

　　儘管各行情形有差別，但佔據東莞根基的電子、制衣製鞋、五金等代工中小型工廠，幾乎大同小異。本報記者2月16日在東莞最大的人才市場智通人才市場調查發現，幾乎各行對普通工人開出的「價碼」相差無幾。

　　事實上，多數工人在找工作時不斷反覆斟酌比較的，也就是200-300元/月的空間。在劉全文看來，每月多出的300元，就可能是今年年底能帶回老家的存款。

　　但多數工廠要多支出這筆錢，卻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國內最大的諮詢管理公司正略鈞策諮詢管理公司合伙人孫宇去年年底做過相關的調查，他說：「這些代工工廠利潤本來就低，有些工廠工人動輒數千上萬，用工成本增加會成放大效應。代工企業確實沒辦法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資。」

　　外來工大撤離

　　劉全文在找一家「好廠」，但東莞絕大多數都不符合這個「標準」。

　　清溪鎮一家代工以色列生產太陽能熱水器的工廠，到2月17日已經招聘了8天，「只招到了四五個人，還都是老員工帶來的。」該工廠的市場總監陸玲說。年後，這家工廠原來的工人60%沒有回來報到。

　　「儘管招聘情形要到元宵節之後才有定論，但老闆已經注意到今年可能更差，開始急了。」陸玲說，「前兩天工廠已經派人前往人才市場和人流較多的街邊招聘了。」

　　劉全文開出的條件是「能拿到手的工資至少2000元/月，加班不能太多」，這幾乎是大部分外來工的基本要求。

　　在東莞生活了十多年的薛力同說：「來東莞的人越來越少了，最近這幾年就更加少了。年紀稍微大一點的寧願回家做點小生意，年紀輕的不少去了工資相對高、管理相對規範的江浙一帶。」事實上，東莞的工資水平，也已經競爭不過近旁的深圳和廣州。

　　根據東莞市春運辦最新統計的數據顯示，節前春運期間，東莞共發送旅客350.9萬人，但節後11天迴流旅客只有160萬人。外來工人正大面積逃離，接踵而至的就是經濟發展的困境。

　　發展亮黃燈

　　16日上午11點的智通人才市場內，已經有招工企業留下空空蕩蕩的桌子和招聘廣告，早早離開。「來的人不是很多，再等下去也沒意思了。」一家企業負責招聘的人士說。

　　這是這家東莞最大的人才市場節後第三場招聘會，用工市場好時接踵摩肩的盛況已經不復存在，一些企業開始主動和應聘者搭訕：「靚女，坐下來聊啊。」

　　蔡小梅認為，用工轉折點出現在金融危機的2008、2009年，「外來工忽地少多了。」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工廠倒閉，提前回家的很多外來工沒有再回到東莞。事實上，這只是引燃了導火線，用工緊缺在此之前的2005年已經顯露了。

　　東莞的用工短缺和GDP增長減速時間點出奇吻合，而且越短缺減速越快。改革開放後，東莞一直保持著近20%的GDP增長速度。2005年開始，東莞經濟增速開始減慢，2007年用工短缺比較明顯時，東莞GDP增速已經降至了20多年來最低點。

　　2009年年初，東莞政府定下保十的目標，最後剔除物價上漲因素，GDP只增長了5.3%。去年GDP增長10.3%，今年的計劃目標為8.5%。

　　東莞的經濟發展和外來工的數量交集在一起，因為人數的劇減，東莞數年前按照當時情況建設起來的公共設施、服務業也可能淪為空架子。在東莞各個鎮，隨處可見美麗的綠化帶下，寬闊的高級別公路只有一兩輛汽車在行駛。大型的城市廣場上，也人跡寥寥。

　　工人逃離之後是工廠的動搖。據本報記者在東莞採訪獲悉，不少老闆在嚴峻的經營壓力下，對原有工廠的發展動力逐漸消退，開始尋找賺錢較快的房地產等項目或者把工廠搬離東莞。

　　最新統計顯示，最近兩年佔據東莞經濟半壁江山的港台企業就減少了5000家，數年間建起的大量廠房，也空置得越來越多。

勞動力短缺時代來臨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19日 00:09 華夏時報

　　用工荒蔓延全國勞動力短缺時代來臨

　　本報記者吳麗華實習記者李凈謙北京報道

　　2月17日，元宵節，作為湖北一家建築工地的項目經理，王軍卻無心過節。

　　元宵節一過，春節就正式結束了，王軍所在的工地也要正式開工，他卻在為招一個保管員發愁。

　　保管員的工資已經加到了一個月2000元，之前招到幾個工人仍然嫌工資低，自由活動時間少，沒幾天就走了。

　　王軍告訴記者，他所在的湖北宜昌，往年很少為招人發愁，常常會有人自己來工地問需不需要招人，今年卻反了過來，讓地處中部小城的他也體驗了一把「用工荒」。

　　憂慮的人不僅僅是王軍，北京洗車店的張老闆也在為招工的事情發愁，年前幾個員工結完工資後就辭職了，最近自己在網上登了招聘的廣告，也在一些車站貼了小廣告。但是打電話來詢問的人並不是很多。

　　從湖北到北京，招工難只是這個用工旺季的一個縮影，在長三角、珠三角甚至中西部地區，用工荒正在蔓延，往年似乎無限的勞動力在這個春節變得異常的緊缺。

　　《華夏時報》記者春節後多方採訪獲悉，用工荒已不是往年單純的民工荒，也不是僅在沿海製造業聚集地的局部現象，而是出現在多個行業，幾乎遍及全國各地的普遍現象。

　　從企業家到普通工人，從經濟學家到政府官員，似乎正形成這樣一個共識：期盼已久也爭論已久的劉易斯拐點這次真的來了，接下來就是，這個以廉價勞動力吸引全球目光的製造業大工廠要迎來一個新時代，一個勞動力不再廉價的時代。

　　從「找工難」到「招工難」

　　2月16日上午，在北京六里橋東公交站，23歲的謝吟拒絕了一位招工者開出的月薪3000元的銷售工作，「工資太低。」謝吟給出了拒絕的理由。

　　他告訴記者，在建築工地打工的他一個月工資已經達到了3500元，工作條件也不錯，不過這樣的工資和待遇在剛來北京時他想都沒想過。

　　5年前18歲的謝吟和老鄉一起來北京打工，「那時候的工資是1000元多一點點，吃的住的都很差，但還是堅持過來了。」

　　謝吟告訴記者，那時自己的想法是，有打工的地方就行了，至於工資總比在家種地強多了，即使這樣，當時的工作還是老鄉介紹的，工作不好找。

　　5年後，23歲的謝吟顯然底氣足了許多，他告訴記者，不再那麼沒有選擇，工作要自己喜歡，干著舒服才可以。同是在六里橋東公交站，那些來「湊熱鬧」的招聘人員相比之下卻沒有了底氣。

　　上述招工者告訴記者，這幾天一直在六里橋周圍轉悠，招聘的是推銷員的工作，「3天內，工資已經從之前的2000元漲到3000元了，但是還是很難招到人。」

　　在六里橋公交站周圍，有著同樣遭遇的人還有不少，他們手裡拿著「高薪招聘」的牌子，看到拿著行李像是找工作的人就上前搭訕，但大多會碰一鼻子灰。

　　一位陳姓招聘人員稱，他被公司派來招聘房地產推銷員，工資最低是1500元，推銷一套房按千分之三提成，對招聘對象沒有嚴格要求，而且還安排帶薪培訓。

　　即便如此，幾天下來他只招到了7個人，大多數人都覺得工資太低，或者表示自己不太適合這類的工作。

　　六里橋臨近蓮花池長途汽車站，很多外地來京打工人員都會在這裡下車，不少招聘企業都會在這裡派出招聘人員，或者貼出招聘信息。但是，記者觀察發現，在六里橋附近的多個公交站，雖然來來往往有很多拿著行李的外地返京人員，但是公交站台、廣告欄等地的招聘信息，很少有人問津。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本報記者，在民營企業發達的溫州地區，很多企業因為民工荒開不了工，據他調研，目前溫州地區開工率不到50%，溫州地區製造業工人缺口保守估計達到幾十萬人。

　　目前溫州地區地方媒體的廣告大部分都是招聘信息，沒有實力的小企業則在火車站、汽車站設置招聘點「搶人」，更有甚者，企業開出多輛大巴車去勞動輸出大省直接拉工人。

　　招工難問題同樣出現在珠三角地區，官方數據顯示，深圳用工缺口20萬人，中山用工缺口是5.6萬人。即使傳統的勞動輸出大省四川、湖北、河南等地也出現了招工難的的問題。

　　勞動力相對短缺時代

　　原來等著農民工主動上門的企業，為什麼大範圍地遭遇「招工難」？

　　急著招人的王軍認為，最直接的原因還是工資問題，以他所在的宜昌來說，物價上漲很厲害，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急著招人的他決定「先看看情況，實在不行就只有先加工資」。

　　這一點與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曉蕾的觀點不謀而合。她指出，用工荒意味著勞動力短缺或者說勞動力供給不足，但是根本問題還是價格。

　　左曉蕾撰文指出，如果企業換一個思路，月工資2000元招不到人，那月工資3000元呢，甚至3500元呢？

　　另一個現象則解釋了那些不願再廉價出力的工人去了哪裡。「我在家裡種地的收入也不比出遠門打工少賺多少，當然就不會為了那麼點錢拋妻離子地去當『外地人』了。」一位春節後回北京轉了一圈沒找到滿意工作的山東農民正準備返回老家謀生計。

　　「不漲工資就招不到人」、「勞動力市場出現短缺」，隨著用工荒愈演愈烈，人們發現目前中國出現的勞動力供給不足越來越像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提出的「劉易斯拐點」。

　　有專家則明確表示劉易斯拐點已經來臨。渣打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王志浩和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甚至認為，中國在幾年前很可能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

　　在劉易斯的理論中，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過剩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在勞動力從過剩逐步轉向短缺過程中，由於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工業部門的工資出現拐點。

　　我國在過去民工勞動力一直供大於求，大多數農民工就像前文所述謝吟一樣「有打工的地方就行」，現在隨著特定的背景因素的變化，如果不漲工資就招不到人，出現用工荒。城市勞動力短缺、工業部門工資上升開始大範圍出現，理論中的劉易斯拐點似乎正在中國經濟呈現。

　　王志浩指出，中國的人口結構正在轉變，而且沒有迴轉跡象。我們還不確定是否可以宣布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時代已經終結，但毫無疑問中國的工資水平存在明顯上漲趨勢。

　　高善文則通過研究指出，在2007年前後，中國的勞動力供應曲線開始變得向上傾斜，且穿過了農民工為維持必要生計所需要的一個工資水平，農民工工資定價方式由生存需要所決定，轉化成為由邊際產出效率所決定。

　　這一結果無疑和「劉易斯拐點」理論中的描述非常吻合，而且確實，在過去的幾年中，農民工工資上漲幅度不大背景下，沿海企業招工難問題逐步顯現，用工荒開始蔓延，今年更是擴展到中部傳統的勞務輸出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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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調查：民工大省也招工難

　　本報記者楊仕省四川報道

　　富士康在成都招工40萬，結果卻是四川的農民工應者寥寥。

　　此前多年，一向以輸出勞務而聞名的四川，如今卻也出現了用工荒。名企富士康在民工大省都招不到人。當地政府不得不啟動「非常手段」：官方出面，將富士康招工指標分配到各市州。

　　《華夏時報》記者了解到，春節前，四川省緊急召開「富士康招工指標分配會議」，18個地級市、3個自治州的4544個鄉鎮、239個街道辦事處，各有領取分工指標。

　　「旺蒼縣分到的富士康用工指標為1004人，要求最遲在6月底招聘到位。」旺蒼縣勞動社會保障局一位官員說，春節上班的頭等大事，就是催著各鄉鎮要招聘人數。

　　不要以為這只是個案，位居西南部的重慶、貴州、雲南等地和四川一樣是往年的勞務輸出大省，今年和四川打包計算，估計勞工短缺的數量至少在200萬以上。

　　產業轉移下的用工缺口

　　近幾天，四川省職介中心主任吳江每天都要接到近10家省外勞動部門或企業的用工函電。「現在是外省和本地的用工需求都很迫切，各地都在想辦法招人，競爭很激烈。」

　　成都市人才市場策劃發展部的陳維昭對記者分析：「這兩年，四川外出務工的人員迴流越來越多，這本來可以緩和當地用工荒的，但本地企業對於用工的需求增長更大。本地招工難也已經不再是個別現象。」

　　有專家據此估計，西南地區用工缺口在200萬左右。這與前兩年廣東用工缺口差不多。

　　成都市就業局相關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如果在四川招不夠，不排除將到省外去招聘。

　　有專家稱，這與中央近年持續地推出惠農助農政策、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四川重建不無關係。

　　「現在農村種地，取消了農業稅，國家還給予補貼，收入增加了，農民的日子好過了。」四川籍農民何雨說，很多地方在城市的周邊搞建設，租用農民的土地，使得農民的收入比在沿海當清潔工高出幾倍。

　　何雨說，十年前的農村，要拖兒帶女地到外省去找苦工養家；現在他不用去外省打工了，縣裡基礎水利項目正缺人，目前他正負責召集農民修水庫。

　　承包水利項目的四川宜賓興文的楊華軍，去年在貴州萬山特區實施的10多個水利工程項目，投資620萬元，他帶了上千人前往貴州黃道鄉、敖寨鄉等地包工興修水利。今年春節，他又招聘了接近2000名農民工，趕往雲南尋找水利項目。

　　按照成都市金牛區勞動保障局相關人士預測，西南部還要向東部輸送用工，估計占整個西南部用工的40%左右，而水利這塊用工估計在30%左右，剩下的就是西南部的企業用工，因此招聘存在缺口。

　　「去年之前，西南部轉移的產業少，同時水利這塊也是空白，這部分人就填補了沿海的用工空缺。」四川社科院的專家分析。

　　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

　　四川蒼溪縣的年輕人劉少華告訴記者，他的父母在沿海打工有10年了，賺來積蓄，已在他們村建了小樓房，過上了不錯的生活。

　　「現在已不想離開家，就想留在自己的家鄉創業。」劉少華說，現在他自己在家鄉的小鎮上開了一家小超市，紅紅火火的，自己還買了一輛雙排的小貨車運貨，僱傭幾個營業員。

　　與劉少華一樣，金融危機後，東部產業轉移西南部後，大批70後、80後帶著技術的民工返回家鄉，有的開了服裝廠，有的搞電腦維修，有的貸款做生意。而這些企業的開張，同時又吸引了更多的打工者靠攏。

　　不到30歲的成都市民張佳佳很自豪地說，幾年前，她是四川輸出沿海的第一批勞工，自去年回家之後，自己把幾年攢下來的錢，在成都火車站租了一個門面，開了一家內衣店，如今的收入不菲。

　　「員工的工資是計件算，多勞多得，每月下來一個員工平均工資4000多元，過年的時候還發2000元的獎金。」張佳佳說。

　　同樣，家住四川廣元旺蒼國華鎮的60後向紅思對記者表示：「我的兒子是80後，之前就在廣州打工，這兩年我把這幾年打工的積蓄給兒子買了一輛車，跑一次20里地拉客，可以賺到50元錢，一天下來有500元錢的毛收入。」

　　向紅思說，自己老了，現在跑不動了，但政策好，一個農戶可以貸款5萬元，於是自己在當地小鎮里做點小生意。

　　更想在家門口掙錢

　　用工荒蔓延到西南部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在四川，一大批災後重建項目，吸引了更多的農民工。僅旺蒼縣境內的攀鋼、達鋼兩個重點項目，就吸引了周邊50%的用工問題。

　　「儘管工資比沿海稍微低一點，但是這些家長不僅可以照顧好孩子上學，而且離家很近，條件也不錯。」當地一位政府官員說，很多農民工希望找到新的歸宿，畢竟在外頭還是有擔憂的。

　　西南地區的鎮城鎮化速度加快，吸引了很大一部分農民工回家。2009年的一項調研顯示，當年在東部打工的工人，月收入比西南部相差5%，而在五年以前，則高達15%。

　　四川廣元旺蒼東溪鎮的胡林說，他在廣州搞建築已經12年了，學到不少技術，如今他在自己的家鄉當上了包工頭，業務繁忙，手下有工人1000多人。

　　「比在廣州3000元的工資多了一倍。」胡林說。

　　從去年春節後，胡林承包了廣元的蒼溪、元壩、旺蒼等地農民工災後重建的房屋，他說他的年收入現在是6萬左右，而他的工人差不多年薪都在4萬左右。

　　中國社科院勞動與社保中心副主任張翼認為，前幾年只是在沿海一帶爭奪用工，如今東中西部都拉開搶奪戰，原來只是大城市民工短缺，現在中小城鎮的建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招工難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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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浙勞資博弈苦尋平衡點

　　本報記者張漢澍應遼產上海浙江報道

　　在上海的郊縣經營著一家農用品加工工廠的老闆章工正在焦急地招人。

　　根據章工最初的想法，兔年初七那天要準時開工。但令他尷尬的是手下幾十個工人中90%並沒有回廠的跡象。

　　「2000元包吃住是我這能給出的最高待遇了。」章工對本報記者說。就在這兩周，他已經委託了數家勞務中介公司幫助其招募工人，但從當下的結果來看效果並不算好。

　　而就在上海這座城市的另一端，來自山東聊城的老周同樣在焦急地尋找著合適的工作。記者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在上海火車站北廣場參加上海閘北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舉辦的一場外來務工人員招聘會，「現場招聘的崗位大多是2300元左右，不包吃住，我想找個3200元上下的。」

　　浙江飛龍電氣有限公司董事長鄭堯存則對《華夏時報》記者講了這樣一個現象，往年春節後，火車從金華到溫州，車廂里都站不下，現在到溫州的火車一路開過來，車箱里的人越來越少，到溫州就基本沒人了。

　　「今年用工荒會特別嚴重。」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對本報記者直言：目前溫州缺工在70萬-80萬人左右。

　　工人要漲工資，企業又苦於利潤空間不大。勞資博弈背後，由於許多勞動密集型企業競爭力和利潤的不斷下滑，如果勞動力成本快速增長加速了企業的破產，眾多打工者的未來同樣不會樂觀，由此勞資博弈似乎已陷兩難。

　　勞動力不再廉價

　　為「爭奪」勞動力，上海一些企業在春節後派遣近400輛長途大巴奔赴安徽、江蘇、河南、湖北等地，到家門口接回農民工。

　　章工顯然不具備這樣財大氣粗的實力，「我現在只能帶著剩下的幾個工人親自下車間幹活。」面對眼下的窘境，章工顯得很無奈。

　　而無奈的還有上海斑邦實業有限公司的總經理伊洪，這是一家以生產條碼設備和射頻電子標籤為主營業務的製造企業。「眼下我們這個行業很多公司的生產線都沒法開動，一條較長的生產線需要100多個工位，如果停一天就是幾十萬的損失。」伊洪能給工人的工資僅為1500元。

　　上海市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副主任趙建德對外介紹說，今年上海初步估算用工缺口約為20%。

　　而在打工者方面，老周對記者說：「找工作我現在也急，現在每天沒有任何收入，回上海好多天了，開銷光出不進，但薪水太低的話也沒幹的積極性。」

　　據浙江恆一氣動有限公司董事長朱樂飛介紹，恆一的普工工資一般都在3000元以上，年底還有一定的獎金。

　　上海富宇勞務服務有限公司招聘部的一位負責人向記者表示：「儘管我們預計元宵節過後打工者返滬的規模將更大，但是由於勞資雙方在薪酬價位上的區間落差很大，估計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才能達到新的平衡狀態。」

　　但記者調查發現，上海並非所有行業都面臨用工荒。在一些利潤充足、平均工資較高的行業，勞動力的招募並不成問題。2月17日，上海寰洋國際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許超聲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船舶領域目前沒有發生招工難現象，因為包工頭利潤比較高，即使是船上的油漆工，收入也都在3000元以上。

　　同樣，規模較大的企業在招工上也會更容易些。人民集團人力資源中心主任朱為民對本報記者稱：「春節後老員工返工率達80%以上，用工缺口並不大。」但朱為民也承認，現在溫州的工資再不漲，就很難進一步吸引到人才了。

　　浙江奧康鞋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趙樹清介紹，企業員工流失率只有2%-3%。但在周德文收集的數據里顯示，浙江的返工率可能普遍減少兩成。

　　漲薪空間受限

　　一面是勞動力越來越貴，另一面企業漲薪幅度又受限於利潤空間。周德文從中看到了兩難。

　　人民集團董事長鄭元豹告訴本報記者，他的企業工人工資去年漲了20%左右，今年還要漲。談到不斷漲薪的原因，鄭元豹稱，現在農業也發展了，很多工人在家裡就能賺到錢，不給更多誰還出來？

　　趙樹清稱，奧康公司去年工人工資也漲了20%以上。

　　上規模企業有漲薪能力，像中小企業老闆章工就覺得有些力不從心了，「現在基礎原材料、土地廠房租金什麼都在漲，工廠的利潤率只有將近5個百分點，而工人的成本已經超過40%，沒有利潤我拿什麼去給他們漲工資？」

　　這並非個案。由於缺少定價權和議價能力，國內勞動密集型企業普遍利潤微薄。僱傭廉價勞動力，靠數量擴張來獲取利潤成為了這類型企業主要的增長方式。

　　正略鈞策諮詢發布的《2010中國薪酬白皮書》中指出，受人才供給減少和高等學校毛入學率上升的雙重影響，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在2008年時開始顯現。

　　在鄭堯存看來，劉易斯拐點的確已經出現，現在不僅僅是漲工資的問題，原來這些人要外出打工，現在在自己家門口也能賺到錢，原來欠發達地區進入發展階段，也需要勞動力，造成勞動力輸出形成本地化。這和趙樹清的觀點如出一轍。

　　周德文分析，今年訂單有，但利潤很薄，企業不敢貿然加薪；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後，用工荒問題不是企業自身能夠完全解決的問題，也不是簡單加點薪就能解決的問題。

　　2月16日，華東師範大學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徐長樂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依靠廉價勞動力發展的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勞動密集型企業必須做出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注重科技進步。」

　　但是升級轉型又談何容易，伊洪對此非常著急。他對記者表示，企業也不想再靠粗放式的勞動密集型模式繼續經營，但是無奈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十分有限。「我們生產的條碼設備和射頻電子標籤都是仿照國外的技術，但是海外的科技指標已經可以做到30米外的識別，而國內最多只有60厘米。我們的平均利潤也就7%。」

　　伊洪說他不是沒想過給員工多發點工資，但是那樣企業就得破產，到時候大家誰都沒飯吃。

　　歡迎用腳投票

　　本報評論員李愛明

　　年年用工荒，年年招人難。

　　今年用工荒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從過去的東部沿海蔓延至內地，從局部地區蔓延至全國，甚至傳統意義上的勞工大省安徽、河南等也出現了數以十萬計的勞工缺口。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變化，它意味著廉價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的確一去不復返了。

　　我們認為，這一重要變化意味著經濟學上的劉易斯拐點已然到來。

　　所謂劉易斯拐點，意指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到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這一理論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在人口流動模型中提出。

　　簡而言之，在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漲工資也會有源源不絕的勞動力來爭搶工作機會；在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後，是工作求人，老闆要是不漲工資就難以找到需要的員工。

　　在用工荒現象愈演愈烈的近幾年，關於劉易斯拐點的警示不絕於耳。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就提出，我國的勞動力正由過剩向短缺轉變，拐點將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確切的時間可能是在2009年。儘管由於其後突然爆發的金融危機，大量加工企業訂單減少，使得用工荒的現象有所緩和，但是勞動力短缺的長期趨勢並沒有因此而發生本質變化，眼下全國各地的用工荒即是明證。

　　不可否認，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獲益的「人口紅利」正在枯竭。過去一過春節，廉價工人從五湖四海源源不斷涌到珠三角的情景已成記憶，「東莞塞車，全球缺貨」的驕傲也許很快就成為絕唱。因此，我們認同社科院關於劉易斯拐點實際已經到來的判斷。

　　問題是，如何認識來勢洶洶的用工荒？

　　我們認為，一方面，不應迴避中國30年的發展過程中，勞動回報率與資本回報率的巨大落差，目前的民工荒其實是市場進行的自我糾偏。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重要輪子是靠廉價勞動力推動的。在此意義上，用工荒可以解讀為「廉價勞動力荒」。說白了，民工過去可以忍受很少甚至不參與經濟紅利的分配，但是，在就業機會大量增加的現在，民工不僅有權而且主動要求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否則就用腳投票，離開企業。

　　在此意義上，用工荒也可看做「民工權利荒」，實際反映的是權利和制度的短缺。用工荒，「荒」的其實是價值，「荒」背後其實是一種勞動力市場價值的自我糾偏，是對過去需要補償的勞動力價值進行滯後的買單。

　　另一方面，農民工用腳投票，對於加速產業升級有著比政府有形之手積極引導更為直白和有效的力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本屆政府一直提倡和引導的，但是由於金融危機導致的「保增長」等原因，政府在實際執行層面的工作還有待加強。更關鍵的是，政府從上而下的推動總是不如市場自我進化的力量更為有效。

　　縱觀中國30多年的改革路程，中國諸多產業都是從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發展起來的。大量加工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更是盈利水平低下，如果不剝削廉價勞動力的人工成本，則難有利潤可言。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珠三角和長三角大批企業倒閉，就與盈利水平低、抗風險能力弱緊密相關。而用工荒迫使企業不得不提高用工價格。這種外力逼著勞動密集型企業轉型，提高產業附加值、創新能力和抗風險能力。從這種意義上講，用工荒對中國產業轉型不僅是一個預警，更是一次難得的機遇。畢竟，無形之手總是比有形之手更聰明，也更有效。

　　可以斷定，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終結後，國內勞動力市場將開始進入存量勞動力競爭時代。在勞動力增量受限的情況下，各產業必然要在既定勞動力中展開競爭，勞動力價格的提升將成為必然。這對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將是最大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