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關於《蒙古秘史》的研究狀況

《蒙古秘史》是13世紀時，以畏吾兒體蒙古文書寫的，記載蒙古族古代歷史的珍貴文獻史料。其畏吾兒體蒙古文原文早已佚失，流傳下來的只有明代以漢字音寫蒙古語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從研究蒙古族歷史文獻學角度來講，《蒙古秘史》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視的。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專門研究《蒙古秘史》的「蒙古秘史學」。尤其在東洋史的研究及世界漢學的研究領域，《蒙古秘史》的研究，具有著一定的重要意義。　　日本學者研究《蒙古秘史》，首先是以翻譯為主要途徑的。不同時期出現了根據不同版本而翻譯的譯註本和音寫本。 自本世紀初開始，日本學者對《蒙古秘史》進行了翻譯並加以研究。早期的研究是屬於抄本時代的研究。 明治三十年，即1901年，文廷式據其抄本多錄一部《元朝秘史》贈給內藤湖南，1902年，內藤湖南發表了《蒙文元朝秘史》一文，載於《史學雜誌》第3編第3號。成為日本研究《蒙古秘史》的開端。後來，內藤湖南又抄一部文廷式抄本給那珂通世，那珂通世以此為底本，進行翻譯，1907年出版了其不朽的譯註本《成吉思汗實錄》，大日本圖書，（1943年新版，築摩書房，又增加了各種索引，文獻目錄、及其他附屬文獻）。那珂通世以淵博的歷史學知識，嚴謹的態度，把握全書的問題所在，進行了詳細的書志學的解說。那珂通世的譯註本是日本最早的全文譯註本，對推動《蒙古秘史》的研究作出了偉大貢獻，為日本蒙古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40年代以後，日本學者對《蒙古秘史》又進行了大量的翻譯工作。與其他國家的研究相比，日本是《蒙古秘史》譯註本最多的國家。 1941年，小林高四郎以葉德輝及四部叢刊本作為底本，翻譯了《蒙古秘史》，由生活出版社出版。小林高四郎的譯註本，只能說是一般人士便於理解，易懂的，對蒙古的一般性的了解有所幫助（愛宕松男評《小林高四郎譯註〈元朝秘史〉》，《史林》第25卷第3號）。此外，這一時期的譯註本，還有山口修的《成吉思汗實錄》（1961年，築摩書房版），原山煌評價此書為通俗性讀物。還有岩山忍的簡譯本《元朝秘史—成吉思汗實錄》（1963年，中央公論社版，未說明底本）。但這三種譯註本都不及那珂通世的譯註本。　　這一時期，日本學者對《蒙古秘史》也進行了畏吾兒體蒙文還原工作，服部四郎和白鳥庫吉對《蒙古秘史》的還原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1939年，服部四郎與都嘎爾扎布合撰《蒙文元朝秘史》卷一，（文求堂），從語音學的角度對《蒙古秘史》進行了研究，在《蒙文元朝秘史》卷一序中，就漢字音譯《蒙古秘史》的底本問題提出了新觀點。據他研究漢字音譯《蒙古秘史》的原本是以八思巴文本為底本的。1943 年，白鳥庫吉對《蒙古秘史》進行了音譯，並出版了《音譯蒙文元朝秘史》，（東洋文庫叢刊8）。白鳥庫吉的音譯本是以葉氏觀古閣刻本為底本，對《蒙古秘史》加以準確的校訂，以羅馬字對原文進行音譯，加以對照。在對漢字進行校訂的同時，以認真對照蒙文音譯為宗旨，開創了新的譯寫模式，形成了獨家譯法。同時，這部音譯本也是《蒙古秘史.》最早的校勘本。　　80年代以後，日本學者對《蒙古秘史》的翻譯，取得了豐碩的成績。村上正二和小澤重男的譯註本的出現，成為日本《蒙古秘史》翻譯史上最輝煌的成果。同時，在這一時期，日本學者對《蒙古秘史》的研究，也步入了向多元化方向發展的趨勢。 村上正二的《元朝秘史—成吉思汗傳》（平凡社，全三卷，分別在1970年5月，1972年4月，1976年8月出版），是以四部叢刊本《元朝秘史》12卷本為底本，參照葉德輝及蘇聯的藩克福的15卷本，對《蒙古秘史》進行了全文的譯註。村上正二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從歷史學角度，對《蒙古秘史》進行了大量的譯註，為《蒙古秘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此譯註本不僅是在日本《蒙古秘史》翻譯史上，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在世界《蒙古秘史》的研究中，也具有著很大的影響。原山煌在《元朝秘史—成吉思汗傳—村上正二譯註》(《東洋史研究》第34卷第4號)一文中，對村上正二譯註本進行了高度評價。並指出村上正二的譯註本，在進行大量的歷史學譯註方面、日譯本方面第一次用「節」的概念、對韻文部分的處理、對《蒙古秘史》的史料性質的見解、隨處插畫圖和地圖等方面，都比以前的譯註本優秀。 小澤重男的全譯本《元朝秘史全釋》（上，中，下三卷，風間書房，1984年，1985年，1986年出版）和《元朝秘史全釋續考》（上，中，下三卷，風間書房，1987年，1988年，1989年出版）。此六本的完成，成為日本《蒙古秘史》研究史上的金字塔。意味著《蒙古秘史》譯註業這一偉大工程的完成。《元朝秘史全釋》和《元朝秘史全釋續考》除了有《元朝秘史》的原文和譯註之外，還附有《元朝秘史蒙古語辭典》，畏吾兒體蒙文還原文等。此外，《元朝秘史全釋》上冊，對八思巴字蒙文進行還原，成為其特點。在《元朝秘史全釋》下冊及《元朝秘史全釋續考》上、中、下冊中，分別加入了《蒙古秘史》原文的旁譯和總譯、羅馬字轉寫等部分。並在《蒙古秘史全釋》下冊，附有三篇論文，《蒙古秘史全釋續考》中冊和下冊，分別附有兩篇論文。此次譯註本的完成，是通過譯者40 多年來，對《蒙古秘史》語言學方面的研究為基礎，對《蒙古秘史》所進行的純語言學角度的譯註。 《蒙古秘史》的翻譯工作絕非是件易事，《蒙古秘史》是以漢字音寫蒙古語而寫成的，再加上，中世蒙古語的研讀本身具有著一定的難度，凡此種種為《蒙古秘史》的譯註及還原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度。但日本學者以驚人的毅力，完成了全書的譯註工作，作出了巨大貢獻。 此外，日本學者對《蒙古秘史》的語言學及文獻學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績。對世界《蒙古秘史》研究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日本學者對《蒙古秘史》語言學方面的研究論文最多。其中，首推被稱為《蒙古秘史》語言學研究第一人的小澤重男成果最多。就語言學方面的研究論文達20多篇、專著也有兩部。小澤重男在東京外國語大學時，以《蒙古秘史》作為學習蒙古語的教科書，40多年來一直從事對《蒙古秘史》的語言學方面的研究。1968 年，出版了《古代日本語與中世蒙古語若干單詞比較研究》（附有《元朝秘史蒙古語語彙索引》，東京，風間書房）。1993年，又出版了《元朝秘史蒙古語語法講義》（附有《元朝秘史蒙古語辭典》，東京，風間書房），由動詞論、實詞論、虛詞論、語法論四部分組成。此外，小澤重男關於《蒙古秘史》助動詞方面的研究論文很多。小澤重男對《蒙古秘史》的語言學研究，具有研究深入，成果諸多等特點，為研讀《蒙古秘史》及中世蒙古語提供了便利條件。 服部四郎的《<元朝秘史>中標寫蒙古語的漢字之研究》一書，成為研究《蒙古秘史》表現蒙古語的漢字研究的舉世無雙的偉業。首先考察了漢字的讀音，然後從音韻學角度，對如何以漢字標寫中世蒙古語進行了研究。 日本學者對《蒙古秘史》文獻學 方面的研究，也是成果諸多。關於文獻目錄的研究有 榎一雄的《元朝秘史關係文獻簡目》，附錄於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實錄》（1943年新版）。1951年，又做了《增訂〈元朝秘史〉關係文獻簡目》，載於《東洋學報》第33卷第3、4期。原山煌的《元朝秘史有關文獻目錄》（1978年，東京日本蒙古學會），收錄了中西文、日文、蒙文及俄文有關《元朝秘史》研究論著、書評、介紹等目錄。 日本學者研究《蒙古秘史》文獻學方面的專著，較有影響的有小林高四郎的《元朝秘史研究》（1954年，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和小澤重男的《元朝秘史》（1994年，岩波書店）。前者，是日本早期具有世界影響的文獻學方面的研究著作，由序說及正文十一章構成。就《蒙古秘史》與《聖武親征錄》等其它史料的關係問題、《蒙古秘史》的成書年代、書名和作者、以及漢字音寫年代、及漢語語法、漢譯底本等謎多問題，進行了語言學、歷史學不同角度的考究。後者，是根據前人的研究，總結各家觀點的研究著作，由序及正文九章構成，是作者多年從事《蒙古秘史》研究的精華之作。就《蒙古秘史》的書名和作者、成書年代、漢譯年代、以及版本等諸多問題進行了研究。指出對《蒙古秘史》原書名的研究，是研究《蒙古秘史》的首要問題，對《蒙古秘史》的作者和成書年代的研究，是研究《蒙古秘史》的最大問題。並提出了要以《蒙古秘史》的旁譯和總譯的研究，作為今後的主要研究對象。 《蒙古秘史》文獻學研究方面，一直以來存在著諸多的謎。例如《蒙古秘史》的書名及作者、成書年代、漢字音寫本底本及漢譯年代等。 關於《蒙古秘史》的書名問題，有幾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在此書開頭的元朝秘史卷一之下以小字所記：「忙豁侖紐察脫察安」（即「元朝秘史」）為原書名。這一觀點，已成為世界各國學者公認的觀點。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此書第二行的「成吉思合汗納忽札兀兒」（成吉思皇帝的根源）為原書名，小林高四郎持這種觀點。他在《元朝秘史研究》一書第五章中，根據「成吉思納忽札兀兒」，提出了此書原名應為《成吉思汗源流》的觀點。小澤重男則否定以上兩種觀點，他在《元朝秘史》（1994年版）中，指出此書原來沒有書名。認為「忙豁侖紐察脫察安」是後來譯者所加，「成吉思納忽札兀兒」為第二行整個句子的主語，而不是原書名。 關於《蒙古秘史》的作者問題，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一部分學者認為《蒙古秘史》是由一人撰寫的，有些學者則認為《蒙古秘史》不是由一人撰寫的。德國學者海涅士早已提出《蒙古秘史》的作者為「失吉忽禿忽」的觀點。小林高四郎在《元朝秘史研究》中，例舉《元朝秘史》第260節中，與成吉思汗三個兒子朱赤、察合台、窩合台征服烏爾根赤城之事相關的內容，否定了《蒙古秘史》作者為「失吉忽禿忽」這一觀點。小澤重男認為《蒙古秘史》是由若干人撰寫的（這種觀點首先是由內蒙古大學學者亦鄰真提出），正卷部分是由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人或是與他們親近的人寫成的，尤其應是太宗窩合台的近臣。續卷部分是由成吉思汗第四子脫雷、及其後裔孟哥、忽必烈的親近之臣（《元朝秘史》第七章，1994年版）寫成的。 《蒙古秘史》的成書年代問題，是爭議最大的問題。根據《蒙古秘史》書末所記載的：「召開大忽里勒台，在鼠兒年七月，在客魯漣河闊迭額阿勒的朵羅安勃勒答黑、失勒斤扯克兩地之間駐紮行宮時修撰完了」 ，根據這鼠兒年七月，提出了幾種觀點。　　首先，1240年說，是史學界公認的說法。日本學者那珂通世、岩村忍、服部四郎等人持這一觀點。植村清二和小林高四郎則認為《蒙古秘史》的成書年代應是 1228年。1931年，植村清二在《關於〈元朝秘史〉編後語的疑問》（《史學雜誌》，第42卷第7號）一文中，發表了1228年說。1955年，在《元朝秘史小記》（《東方學》，第10卷）又提出了《蒙古秘史》的正卷卷一至卷十是1228年寫成的，續卷卷一和卷二是1257年完成的這一觀點。小林高四郎根據多年的研究，在《元朝秘史研究》中進行總結，基本上持1228年說的觀點。小澤重男在《元朝秘史》（1994年版）中，提出了正卷卷一至卷十是1228年完成的，續卷卷一、卷二是1252年寫成的新觀點。村上正二和岡田英弘持1324年說的觀點。這一觀點首先是由村上正二提出的，但最初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進行論證的是岡田英弘。他在《元朝秘史的成立》(《東洋學報》第66卷，1985年)一文中，圍繞洪吉拉特部在元朝的活動情況進行探討，提出《蒙古秘史》的著書年代為泰定帝即位的第二年，即 1324年的說法。 　　關於《蒙古秘史》的漢字音譯問題，日本學者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了研究。一是對《蒙古秘史》漢字音譯原本問題的研究，二是對《蒙古秘史》漢字音譯年代的研究。一直以來《蒙古秘史》漢字音譯底本為畏吾兒體蒙文原本說，是學術界公認的。服部四郎在《蒙文元朝秘史》卷一序文中，從語言學角度進行研究，對《蒙古秘史》漢字音譯畏吾兒體蒙文原本說表示懷疑，提出了《蒙古秘史》漢字音譯原本是從八思巴字原本轉寫的這一新觀點。於是出現了關於《蒙古秘史》漢字音譯本底本為八思巴字原本說與畏吾兒體蒙文原本說之間的激烈爭論。1940年，小林高四郎在《讀服部四郎、都嘎爾扎布〈蒙文元朝秘史〉》（載於《蒙古》第92期），對服部四郎的觀點進行了反駁。同年，服部四郎也發表了《關於<蒙文元朝秘史>卷1—答小林高四郎》（在《蒙古》第93期）一文，與小林高四郎進行辯論。此後，小林高四郎發表了《再論〈蒙文元朝秘史卷一〉——答服部學士指教——》（在《蒙古》第94期）一文，服部四郎發表了《再答小林高四郎》（《蒙古》第95期）一文，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小林高四郎在《元朝秘史研究》中，又專設一章探討《蒙古秘史》漢字音譯原本問題，從語言學研究的角度否定服部四郎的八思巴字原本說，指出八思巴字原本說成立的難點，肯定畏吾兒體蒙文原本說，並對1941年由前蘇聯學者科津提出的《蒙古秘史》原本是以漢字標寫蒙古語的這一說法進行了批判。認為成吉思汗時期，蒙古人沒有直接以漢字標寫蒙古語的習慣，官方文書是以蒙古語書寫，然後譯成漢文，或直接以漢字書寫。村山七郎在《關於〈元朝秘史〉的漢字轉寫原本的諸見解》（載於《亞洲語言研究》1951年）中，在否定服部四郎的八思巴字原本說觀點的同時，表示贊同小林高四郎的畏吾兒體蒙文原本說的觀點。小澤重男在《元朝秘史全釋》（下）中，表示贊同《元朝秘史》漢字音譯底本為畏吾兒體蒙文原本說的觀點，在《元朝秘史》（1994年版）中，通過對《蒙古秘史》與《蒙古黃金史》的語言比較及蒙古語特點等方面的研究，否定了服部四郎與科津的觀點，進一步明確了認為畏吾兒體蒙文原本說的觀點是可信的這一態度。 關於《蒙古秘史》漢字音譯年代問題，日本學者主要是從《蒙古秘史》音譯年代和《華夷譯語》的成書年代的先後問題著手研究的，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那珂通世、內藤湖南、服部四郎、石田干之助等認為的《蒙古秘史》的漢字音譯在先的觀點，另一種是小林高四郎和村山七郎所持的《華夷譯語》的成書年代為先的觀點。關於《蒙古秘史》的漢字音譯年代，大體上，認為是明朝洪武初年，由太祖編修史書之臣所譯。《華夷譯語》有甲、乙、丙三種本，這裡提到的主要是指成書於明朝洪武15年（1382年）的甲種本。根據《明實錄》第一卷，第四十一條記載：「命翰林院侍講火源潔等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製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源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物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複朔漠、皆能通達其情」。據這裡的「復取元秘史參考」幾字，那珂通世在《成吉思汗實錄》序文中指出：《華夷譯語》取元朝秘史為參考，對蒙古語的音和意都進行了漢譯，因此，首先對《蒙古秘史》進行了漢字音譯，並對詞語及段落，進行了漢譯（旁譯和總譯）。其目的不是為了理解歷史，而是為了理解蒙古語。所以那珂通世認為《蒙古秘史》的漢字音譯早於《華夷譯語》的成書年代。小林高四郎在《元朝秘史研究》中，將《元朝秘史》漢字音譯年代與《華夷譯語》的成書年代進行比較，斷定《元朝秘史》的漢字音譯年代為明朝洪武22年（1389年）到明朝洪武31 年（1398年）之間。並認為《元朝秘史》的漢字音譯者，也許是翰林院侍講火源潔、馬沙亦黑等。村山七郎在《關於〈華夷譯語〉與〈元朝秘史〉的成立先後問題的解決》（《東方學》第22號，1961年）一文中，也認為是《華夷譯語》的成書年代要早於《蒙古秘史》的漢譯年代。關於這一問題，小澤重男在《元朝秘史》（1994年版）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據他看來，解決《元朝秘史》的漢字音譯年代和《華夷譯語》的成書年代問題，是確定《元朝秘史》漢字音譯年代的關鍵所在。他認為《元朝秘史》是在編修《華夷譯語》的過程中，進行漢字音譯的，《元朝秘史》的正卷卷一、卷二是與《華夷譯語》的語彙部分一起進行漢字音譯的。並指出自己的觀點，雖與小林高四郎的觀點（認為《元朝秘史》的漢字音譯年代為明朝洪武22年以後，到明朝洪武31年之間）是相同的，但在論證過程中，提出了新的見解。小澤重男對《元朝秘史》的漢字音譯者，認為自己證據不足，因此，不能指定為何人，只能作為今後研究的問題。 關於《蒙古秘史》的版本問題，日本學者最感興趣的是原山煌。《蒙古秘史》有兩種不同版本。十二卷本抄本和十五卷本抄本。這兩種版本在內容方面，沒有差別。前者，將《蒙古秘史》的內容分為十二部分，後者，將《蒙古秘史》的內容分為十五部分。《蒙古秘史》十二卷本，普遍以四部叢刊本和葉德輝本為底本。十五卷本，主要以原蘇聯藩克福本為底本。學術界研究、翻譯《蒙古秘史》，通常是以十二卷本為底本，這一版本錯誤少一些。原山煌在《關於〈元朝秘史〉十五卷本抄本 —對陸心源舊藏本的檢討—》（《東洋史研究》第42卷第1號，1983年）一文中，對十五卷本抄本，尤其對蘇聯藩克福的十五卷本抄本進行了介紹、加以對照，並指出了異同點。 總之，日本學者著手研究《蒙古秘史》，研究時間比較早，研究具有深度，而且成就突出。值得一提的是，僅小澤重男一人，就有研究專著十一部，研究論文二十多篇，尤其，他在1994年出版的《元朝秘史》，稱得上是二十世紀《蒙古秘史》研究的總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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