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先啟後的＜文賦＞|辭賦資料庫

承先啟後的＜文賦＞ 林鐘勇一、導言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中國文學批評的昌盛時期，前有曹丕的＜典論論文＞開導，後則產生《文心雕龍》、《詩品》等系統的文學批評專著產生，而在此之間有著承先啟後的樞紐位置的，則不得不推陸機的＜文賦＞了。陸機，字士衡，吳群華亭人（今上海松江）。祖陸遜為吳國丞相；父陸抗居職吳國大司馬。年少時襲父親之蔭為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乃退居舊里，與弟雲閉門勤學，積十一年，名譽遍布京華，於是被征為太子洗馬，與弟陸雲入洛陽，曾任平原內史，世稱「陸平原」。司徒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以文錄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系蹤張、蔡。成都王穎起兵討伐長沙王義，任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兵敗被殺。＜文賦＞之所以會在此時被創作出來，其實有它的時代背景，從內緣來看，陸機生存的年代正當西晉太康時，承繼著先秦、兩漢著作風氣的影響，當時的文人多喜著作，陸機自是其中之一。從自己實際的創作經驗，知道行文的困難──「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進而了解別人創作的用心──「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陸機就是靠著這直接、間接的經驗寫下這篇有系統的文論。再就外緣因素來說，＜文賦＞的產生亦受當時大環境的影響。魏晉承繼秦漢的著作風氣，加以經學衰微，一般士人多好著述，諸如曹丕的＜典論論文＞、王肅＜正論＞都是，＜文賦＞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篇著作。再者，漢代士人清議時政，發展到魏晉，清談盛行，而談辨的主題主要在玄學、才性、言意、文學體用等論題，影響＜文賦＞重視聲律；並且在重人物品鑒及才性名理，例如：劉邵＜人物誌＞、鍾會＜四本論＞、《世說新語》的出現，對＜文賦＞的「情性說」不無影響。其次，魏晉以來，樂府、五言詩興盛，各種體裁運用日廣，因各文體顯現出不同的內容形式，「文體論」因此產生。而魏晉文章趨於華靡，重駢儷、用典，文章流於有文無質，有志之士欲振靡風，文論著作乃日出，加以秦漢以來，諸子詩賦作品無不美其文彩、相互爭奇，對於創作方法與修辭技巧有很大影響，＜文賦＞中對駢偶音律的重視必由此出。其他或因各文體、各代作家古今變異的跡象，啟示了＜文賦＞通變的原理；或對於古今沿變有敏銳的觀察與批評，故產生「反模擬、貴創新」的意見；或是君主的提倡，莫不受時代刺激與其時代背景息息相關。故以下就針對＜文賦＞正文，一一剖析，俾使能對＜文賦＞的論文主張及承先啟後的重要性，作一詳盡的闡釋。 二、＜文賦＞的創作論＜文賦＞使用的語言是抽象的、暗示的、象徵的，但是對於文章的創作則有許多突出的見解。第一段首先披露寫作的動機為何，以下分別對文章的作法、要素、技巧、評斷等，做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文章創作的原因，是作家受到外在刺激及前人啟發要求，在外在物、內在意的表現要求下，而開始的。主要的課題有： （一）創作準備與構思創作之前的準備工作應是如何的呢？＜文賦＞中提到：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創作前應在生活上培養對外物審慎觀察的能力，進而能應物而發「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在學養上則應從典籍中吸取內在高潔的情思，藉以培養自己的創作意念，並且從中得到外在優美文辭表達技巧，即能達到「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以便在創作構思時，將這些情思技巧融入自己的情思之中，表現出來。創作過程的中心要素是構思，構思有利於解決文意物的矛盾，其過程可分為三大階段，首先應做到「皆收視反聽，耽思旁訊」即專心一致，去除干擾。構思與觀察不同，它必須在心靈上清純靜慮無雜質，從精神上獲得虛靜專一，則思慮始能深邃高遠，情境才能表現於文思之中，當你將精神集中於一個主題時，外物無法干擾，你就可以廣泛的去思維，所謂「磬澄心以凝思，眇眾慮而為言」，於是便可以「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意即「想像」的產生，故構思的第二個歷程就是要能「精騖八極，心游萬仞」、「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蓋文章雖貴在取材現實，然若無想像力的組織與鍛煉，一味以實際經驗為之，勢必流於平凡庸弱，故必待想像予以補足。構思至想像似乎已成，但此時還未能下筆，因為想像雖然已經包含文意的要旨，但仍屬簡單、抽象的輪廓，要到意立時，方才能將構思轉為詳盡的實構，故構思的第三階段為「立意」。「意以稱物」的境地逐漸在腦海中呈現、活動起來，於是「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高遠的愈進，深邃的益美。立意要能深廣，不僅要精，而且要多，凡是相關的問題都要涉及。更進一步將準備涵養的典籍資料予以運用融入至文思之中，至此意與辭交互融合，便能「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方才可以下筆創作。 （二）布局組織及用詞: 進入正式的文章寫作，首先要面對的就是謀篇布局與譴詞用句的問題。在謀篇修辭上，陸機以為要「或因枝以振葉，或淞波以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意即無論是意（理）是文（辭），都必須要審慎安排，要以理為根本、以辭為枝葉、以情為精神。就形式的修辭上，要能「抱景者咸叩，恨響者畢彈」，掌握被描繪的事物它的形象及聲音，再將其加工聯繫，令百義而一意，在運用修辭時更要注重美感呈現，所謂「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綉，凄若繁弦」「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就內容而言，應以「理」為根基、以情為精神，因為文章創作乃是一種由無到有的過程，全賴作者的心（即文「思」），因心生情，所以情實在是文章的精神，若無情感則會「六情底滯，兀若枯木」，故文章寫作須「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其情感必須要內外一致。再就譴詞用字來說，寫作文章時要重意文句的鍛煉，重視作文的技巧，於是＜文賦＞接著提出五要及五病，所謂五要是指創作時應注意到音韻和諧、知所剪裁、建立主旨、力避襲舊，還要保存佳句。立意最美的是要合神理，而神理要高妙，必須要靠音節上的工夫，所以作文首先要重視音韻的問題，音調不能一成不變，但也不能毫無節度，因此必須要注意和諧度，故作文首要注意音韻和諧；再者，次序舛誤會妨害辭意，欲使「辭」「理」融洽須「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截，固應繩其必當」，予以剪裁令文辭組織與思想理路相合；次序義理既已剪裁適當，但若「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則文章之美不復存矣！故需「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主旨既明，聲色又美，但若襲陳言，則文章便失去活力，故「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衍義，亦雖愛而必損」必須「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餘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未振」要發古人之所未發，言前人之所未言；至於佳句是妙手偶然得到的，它能造成「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為避免文章流為平庸、增加全文的光彩，應保存佳句，適時的予以運用。再就文章五病來說，＜文賦＞提及：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跡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弦么而征急，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治：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弦之清泛。雖一唱而三嘆，固既雅而不艷。才能淺薄者容易語意貧乏，內容單調枯寂無味，而篇幅短小不能有所接應產生共鳴，有如「偏弦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故為文者應先去枯寂之病；欲矯枯寂之失乃力求豐富，語意上雖有接應，但自己的功力卻不夠，缺乏組織條理不能協調一致，以至於美句與失敗句相雜，故有繁雜之病；第三個弊病為空虛之病，蓋欲矯繁雜之失既有功力，但若無義理情愛，作品易「猶弦么而征急，雖和而不悲」流於遊盪空虛不足以動人矣。但若一昧力求虛靡，雖情感奔放卻過於放浪無所節制，作品易流於低俗而格調不高，產生不雅之病。文章既雅，但若雅正樸質過了頭，無所文飾，便會落入言外無味、枯槁呆板沒有價值，故文章應忌的第五病為過質之病。 三、＜文賦＞的特色（一）內容與形式兩全漢以前的文章重視內容，陸機以為「理」雖重要，但是形式上的音律修辭亦不可偏廢，也應論究。＜文賦＞依其換韻的情形，主要可分為二十個小節，最長的小節二十八句，最短的有六句，每節以六言為基調，配合其他四言、長短句，以工整的駢賦形式組成 ，由＜文賦＞的這些特點可知，陸機的論文主張有駢偶的特色；再者文中亦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可見他已經注意到「韻」「合」的問題，意即「同聲相應」、「異聲相從」；「前有浮聲」、「後需切響」，不過須注意的是，他講的韻律是自然的，且已重視其中的協調性，要求「音聲迭代」、「凄若繁弦」、「音泠泠而盈耳」雖無一定的規則可循，低隨著情質的變遷，作適當的分配「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而納泉」。＜文賦＞亦以為每個人的情性都不同，在體物時便有異，寫作時選用的文體假會有所不同，呈現出來的文章風格自然會有所不同，按陸機的分法，文體可分為十類。蓋文體雖眾，但應辨別其中得失，知道何種文體適合何種情感的表達。 就內容上說，文章若空有形式若無情感，則會「六情底滯，兀若枯木」，文章寫作應「遵四時以興嘆，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芬芳」也就是要因物感發生出的一種感情、藝術創作的衝動。（二）想像的重要與靈感的提出創作構思時想像是十分重要的，這是＜文賦＞提出的，而陸機也將靈感的來去做了一種形象的描述：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任何藝術創作在面臨組成作品時，都必須有靈感方能下筆，陸機在這方面也有獨到的見解，靈感可謂動之極，不過在動中有靜，如「應感之會，通塞之際」中，「通」為動，「塞」為靜。又如「識夫開塞之所由」、「行猶響起」、「來不可遏，去不可止」狀其動；「藏若景滅」、「六情底滯」、「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狀其靜 ，而靜強化動。 「應感」（靈感）是不可強求、非人力所能及的，當它不來時你怎麼也求不到，也就是上文所說的「去不可止」、「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餘力之所戮」，一但它到又是「來不可遏」、「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事實上，創作實在是一種複雜的過程，靈感的生滅，受許多因素影響，是很難說明白的，姑不論陸機的對錯，他承認自己無法理解這個問題來由，只道出自己經驗感覺，與視靈感為神靈之神秘說，是不同的，提出靈感這個問題，實在是一大發現。（三）主通變言創新＜文賦＞中提到「放言遣辭，良多變矣」、「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說明創作規律是難以捉摸的，不易說明多變的，但是，他要求應掌握其中變化的規律，即是要「達變識次」。文章多變是因為客觀事物複雜所造成的，所謂「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面對這些多姿的客觀事物，固守刻板是無效的，必須靈活運用「因宜適變」，故為了「期窮形而盡相」，不妨「雖離方而遁圓」，由於重視通變故主張創新。再者，陸機並沒有把變化說得不可捉摸，在變化之中仍有其不變者，所以他在講完十種文體後說明「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但創作規律畢竟是複雜的，所以他說：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弦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亦非華說之所能精。也就是說在細微處唯有靠親身的實踐才能體會。（四）才與學的並重陸機一方面注意到「學」的重要性，如上所述的創作論，即是可透過「學」的工夫獲致。尤其他在文章創作的準備工作時，認為應吸收典籍的養份以發為文章；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才」的問題，他在文中說道：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鑰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啿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雖自謙自己的文章為「庸音」，但也可以從中看出天才的因素。 四、＜文賦＞的承先啟後陸機的＜文賦＞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是篇十分突出的著作，在此之前從未有一篇專論文學技巧的文論，即使之前的＜典論論文＞，也只是從時代社會等外部著眼考查，而＜文賦＞則完全集中在創作活動的內部問題，開啟之後討論文學理論的專門著作，如《文心雕龍》、《詩品》的產生。至於在＜文賦＞之前是否有其他人的觀點影響著它呢？我們說是有的，一種文學觀點的產生，很少能不受前人及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的。＜文賦＞主要的觀點，可以說是文質並重的，這被後來《文心》所採納，如：＜誇飾篇＞云：「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泰甚，使誇而有節，飾而不誣」；＜通變篇＞也說：「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檃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故以下分成內容、形式二點來歸納出＜文賦＞觀點的承繼與影響。 （一）就內容上講＜文賦＞在文章創作開始構思時提到要「收視反聽，耽思旁訊」，就是說要專心一致，心無旁鶩，此來自於《老子》的「致虛極，守靜篤」（十六章），《莊子˙達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的境界，由這裡可看出道家思想對後世文學創作理論的影響，＜文賦＞中許多關鍵詞句也是取自老莊的，只不過＜文賦＞將老莊的藝術境界落入實際的創作理論 。蓋老莊之學，至魏晉而大盛，諸如最早的何宴、王弼的注《老》、《易》，至阮籍《達庄論》、稽康《養生論》向郭庄注等，終究成為魏晉的玄學，＜文賦＞中有「佇中區以玄覽」，「玄覽」之詞，玄學中亦有之，只不過玄學是貴「無」的，是重意輕言的，而＜文賦＞則看重文辭在創作中的「有」，這一點是要加以區分的。想像論的開發萌於老莊的玄靜論，至王充《論衡》中嘗以「准況」稱之，以為「聲聞於天」，已非人耳目之所能及，乃詩人不實的誇張，這就是「准況」，即想像也。後來阮籍認為現實中的形象、聲音都不是最完美的，言外之意，最完美的形象聲音只存於現實之外，必須透過想像，才能呈現出來 。陸機承繼這些看法，加以擴展到文學創作的理論之中，所以是有所承，亦有所創的，後世《文心雕龍》受其影響，尤以＜神思篇＞最多。＜神思篇＞主要敘述創作活動中想像的神奇作用，不過它進一步把想像理論化，如「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里」；陸機＜文賦＞的想像著眼於作者自身內部活動，而《文心》則從內在精神與外在事物的相互作用的角度予以說明。此外，＜文賦＞的注重「玄靜」，但玄靜只是想像力的出發點，而＜神思篇＞則曰「陶鈞文思」，是要作者像製造陶器般，用虛靜來鍛煉自己的精神活動，可見是相當積極的，這都可說是受到＜文賦＞的啟迪。就靈感說而言，＜文賦＞說道：「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天機」一詞本於《莊子˙大宗師》：「其嗜欲深者，其天機也淺」及＜秋水篇＞：「今予物於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莊子》的「心齋」說，有助於靈感的出現，但不是靈感。天機即是精神順著自然活動的運轉，當天機運轉時，思惟紛至沓來，但是天機若枯竭，則思慮困頓。靈感說亦被劉勰所吸收，＜神思＞有云：「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言「樞機」之通塞，與＜文賦＞相同，不過《文心》提出更具體促成精神活動的方法，有「虛靜」、「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及「尋聲律以定墨」。到後來唐皎然《詩式》：「有時意靜神正，佳句縱橫，若不可遏，宛如神助」蘇軾亦說：「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及明謝榛《四溟詩話》：「詩有天機，待時而發，觸物而成，雖幽尋苦索，不易得也」，均是說明靈感的情況。苦吟詩人的苦，都是靈感稍縱即逝所造成的，不過，最早將文章創作靈感提出，＜文賦＞功不可沒。創造說的興起，在陸機之前有王充，他在《論衡˙超奇篇》中云：「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以為各人有各人的個性，不應該抹殺個性以遷就古人，所以反對摹古，言外之意就是注重創造。陸機承繼之，作更生動的描述，一方面影響後來韓愈「詞必已出」「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踏前人一言一句」（＜南陽樊紹述墓志銘＞）以及清李漁《閑情偶寄》「立主腦」、「脫窠臼」理論的產生；另一方面，陸機主張「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吸取前人的養份作為已用的創作準備，甚且說「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相信對江西詩派「奪胎」、「換骨」、「點石成金」等理論，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就情感說而言，先秦以來，由於受到儒家溫柔敦厚「詩言志」的影響，如《孟子˙萬章篇》「以意逆志」《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詩言是其志也」大抵緣事而發 。在《禮記˙樂記》及《毛詩序》雖有提到情，但仍與「志」並列，且以「志」作為主導，這種情形至漢末開始變化，到了魏晉，詩人要求將詩歌與其他作品劃清界限，曹丕「詩賦欲麗」是專指形式的，而＜文賦＞首標「詩緣情而綺靡」，開啟了我國緣情的詩觀，後世文論，如《南齊書˙文學傳論》：「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文心˙明詩》「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詩品˙序》「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皆由＜文賦＞中來。要求詩歌要注重情感，積極面上擺脫儒家的傳統的約束；消極面上則助長了浮靡的風氣。 （二）從形式上說＜文賦＞中論布局修辭，以為要「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謂應掌握所描寫事物的形象聲音，使得其誼，並且又曰：「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影響後來的「元嘉文學」風氣，並且也是《文心雕龍》＜麗辭＞＜誇飾＞二篇之由來，不過，劉勰所論較詳，一方面重視文辭與義理的調配，另一方面又能兼顧到文學情境的完成。 曹丕首倡文氣說，同時又以音樂比喻「父兄不能以移弟子」的氣及作品「清濁有體」的氣，提到聲律現象的「清濁」，所以由文氣是內容的聲律看來，文氣說實乃音律說的前驅 。文氣是最自然的音律，而音律乃最具體的文氣，而稍具體的文氣是「體勢」，然「文氣與「體勢」雖暗指音律，乃是不可捉摸的自然音律，非有規則可循，有規則可循的人為音律，則創始於沈約。故＜文賦＞的音律說實屬居於二者之間的過度說法，一方面以音樂為喻，如「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在文章創作時十分注重音調與內容的協調；另一方面又要求要「凄若繁弦」、「音泠泠而盈耳」的自然音律。影響所及，開啟「永明」文風，後來《文心雕龍》有＜聲律＞：「凡聲有飛沈，響有雙迭，雙聲隔字而每舛，迭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揚不還」莫不從＜文賦＞中來。再就文體論而言，文體的論述在《後漢書周榮傳》中陳忠＜論詔令＞即曰：「古者帝王有新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將文體初分為「言」「辭」二種。至漢末蔡邕，分天子令群臣之文為策書、制書、詔書、戒書四類；群臣盧天子之文為章、奏、表、駁議四類，蓋名目雖多，均屬詔令奏議。韻文則以蔡邕＜銘論＞最早，然均論其制度，未論其作法與價值。及至＜典論論文＞四科說，始論及體性；桓范＜序作篇＞＜贊象篇＞＜銘誄篇＞，詳於闡明各體的文學方法，大抵為曹丕「書論宜理，銘誄尚實」的擴大。之後有傳玄的「七」論＜連珠序＞的連珠論。陸機承繼以上這些文體論，進一步作了更精密的十分法，並且詳加說明，後來的《昭明文選》三十九類、任昉《文章緣起》八十四類、姚鼐《古文辭類纂》十三類等等，莫不與＜文賦＞的十分法相仿，並影響到後來總集的分類，如摯虞《文章流別集》、李充《翰林集》。與後世文體論相比，唯傳狀序記不列其中，對後來「文」、「筆」之分，有啟迪的作用。 其他方面，如＜文賦＞的兼重才與學，主要來自《莊子》與《典論》。《莊子》注重後天的修養工夫，無論耇僂丈人承蜩，或是庖丁解牛，均要經過一番修養工夫、練習之後才能達到，這是＜文賦＞「學」的來由 ；＜典論論文＞主張「文以氣為主。…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弟子」這卻是「才」的來由。＜文賦＞中「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芬春」四句，實為山水詩文最初最高的理論。尤其是「遵四時以嘆逝」一句，因時序而感慨生命的短促，實為晉人虛無求仙的動機，而遊仙詩為山水文學的濫觴，故＜文賦＞實開後世山水文學的先鋒。 五、結語＜文賦＞是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闡述文學創作論的著作，＜典論論文＞亦論文，然多品才性，＜文賦＞則側重於創作的心理，這無疑是由作家心理轉變成創作心理的發端。再者＜典論論文＞仍保有儒家載道的文論，而＜文賦＞在論及文的作用時，雖然也說「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濟文武將於墜，宣風聲於不眠」，但較＜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一段，言切而深。不過就文學而言，真正擺脫儒家附庸，純文學獨立發展的代表作，則不得不推＜文賦＞了。運用系統的、科學的方法，從自己與他人的經驗累積中尋求問題，諸如構思的提出、靈感與想像的論述，「緣情」的看法等，都是＜文賦＞的獨到處。沈德潛：「＜文賦＞雲『詩緣情而綺靡』言志章教，惟資塗澤，先夫詩人之旨」；紀昀＜雲林詩抄序＞：「自陸平原緣情一語，引人入歧，其究乃至於繪畫橫陳，不誠已甚與？」（《紀文達公遺集》）。而＜文賦＞的比喻生動，將抽象的過程用形象的事物來說明，如在寫感應一段時，即使用許多生動的比喻，實是＜文賦＞一大優點。至於缺點方面，重視修辭技巧「尚巧」、「貴妍」，有助於形式主義的興起；對文學的作用，因襲前人之說，沒有提出自己新的觀點，且因受賦體限制，網目不夠明晰，《文心雕龍》評其：「巧而碎亂」「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均是針對此點發論的。不過，不管如何，＜文賦＞對創作藝術的體認，論創作過程的美妙，不僅僅只是承繼前人理論，而是有更進一步的開拓，影響後世文學與文論甚巨，實在有重要的關鍵轉折地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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