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貴凡：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出台內幕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大會最後一天上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出乎意料地在會上作了《關於斯大林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當時為什麼要作這樣的報告？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對斯大林問題持什麼態度？報告是怎樣起草的？報告人是如何確定的？上個世紀90年代下半期，隨著《赫魯曉夫回憶錄》、《米高揚回憶錄》的出版，俄羅斯現代文獻保管中心（即現在的俄羅斯國家現代歷史檔案館）和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保存的有關檔案的解密，俄羅斯學者進行了認真的研究。迄今他們已在《近現代史》等雜誌上發表多篇文章，披露秘密報告出台的內幕。 斯大林去世後，特別是貝利亞被捕後，30年代下半期和40年代初國家安全機關迫害黨政幹部、偽造案件、刑訊逼供的罪行被揭露出來，在廣大群眾中引起極大義憤，受害者家屬紛紛給蘇共中央主席團寫信，要求重新審查歷史上的冤假錯案。1955年秋，蘇共中央主席團責成蘇聯總檢查院處理這類案件，給無辜受害者平反昭雪。蘇聯總檢查院遂會同國家安全委員會重新審查肅反期間發生的一些重大案件，給許多黨政和共青團幹部作出平反決定，並把所有有關材料和文件移交黨的中央檢查委員會來決定被平反者的黨籍問題，最後由蘇共中央主席團對整個案件作出處理決定。 與此同時，蘇共中央主席團收到相當多的材料，談到30年代下半期許多共產黨員和黨的領導人受到政治迫害和斯大林對其應負的責任。看到這些材料，有些主席團委員感到，黨的代表大會即將舉行，在這次會議上，如何對待斯大林時期的政治迫害事件，這是個問題。據米高揚回憶，他曾專門找到赫魯曉夫，單獨同他談這個問題，他認為：「應該找個時候，即使不向全黨，至少也要向斯大林去世後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報告以前的情況。若是我們在這次會議上不這樣做，那麼什麼時候有誰這樣做了，人們理所當然地會認為我們對以前犯下的罪行完全負有責任。」他接著說：「當然，我們是負有一定的責任的。但我們可以說明我們當時的工作環境。如果我們自己主動這樣做了，誠實地向代表大會代表說明事實真相，大家就會原諒我們。至少他們會說，我們是誠實的。而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我們就會身敗名裂」。米高揚建議主席團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研究內務人員委員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文件，弄清所有迫害事件並為代表大會準備報告。赫魯曉夫認真地聽取了米高揚的意見，並表示同意他的建議。 當時蘇共中央主席團大部分委員，已經意識到自己參與斯大林這些迫害活動的責任，擔心有誰查出他們的問題，也怕代表大會詢問他們每個人在組織大規模迫害行動時擔當了什麼角色。米高揚了解他們的心情，所以他又建議，最好先向主席團成員講清迫害情況，不要等別的什麼人做這件事。他認為，主席團成員可以向代表大會代表透露這樣的信息：關於斯大林的罪行情況，他們只是在聽取了大會之前成立的專門委員會的通報之後才知道的。這樣，主席團成員可在某種程度上洗刷自己對30年代血腥鎮壓的部分責任。因為正是他們主動提出了這個問題，所以可以免除對他們的種種指責。 赫魯曉夫同其他主席團成員一樣，不僅希望擺脫自己的責任，而且知道最高黨政領導承認斯大林的罪行，會損害曾長期同斯大林共事並在30年代擔任過政治局委員的現主席團成員的威信，所以他也表示同意米高揚的這個建議。 1955年12月31日，主席團舉行會議，討論了30年代發生的種種迫害事件，但會上談的主要問題，是黨的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大會代表的命運問題。就在這次會議上，決定成立以中央書記波斯別洛夫為首的專門委員會，成員有中央書記阿里斯托夫、全蘇中央工會理事會主席什維爾尼克、黨中央監查委員會副主席科馬羅夫。會議責成該委員會研究有關1935年至1940年間對十七大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以及蘇聯公民進行迫害的各種材料，並向主席團作出報告。 為什麼十七大中央委員的命運如此引起主席團的關注呢？米高揚在回憶錄中解釋說，因為十七大時「在黨員中還沒有迫害事件，在代表大會上沒有反黨集團、沒有意見分歧，黨是團結的」，因此，看看這次大會的代表和選出的中央委員後來受迫害的情況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二十大召開日期的臨近，主席團收到關於斯大林罪行的事實材料越來越多。波斯別洛夫委員會工作很積極，不斷向主席團通報這方面情況。在主席會議上多次有人提出如何處理斯大林的問題。2月1日以前，只是講通報30年代下半期至40年代初對黨政幹部的迫害情況。2月1日，中央傳訊在押的原國家安全部特大案件偵查員羅多斯，此人在回答問題時談道：「有人對我說，科肖爾和丘巴爾（兩人均為政治局委員）是人民的敵人，因此我作為偵查員，應該從他們那裡取得口供，承認自己是敵人。我認為，我是在完成黨的委託。」他的這個供詞令主席團委員們大為震驚，斯大林問題就突出來了。 在主席團會議上，委員們嚴肅認真地討論了斯大林的問題。赫魯曉夫直接向自己的同僚們提出：「我們有沒有勇氣講事實真相？」米高揚、波斯別洛夫和謝羅夫引證具體事實指出，斯大林直接領導了大規模的恐怖活動，向市、州、共和國提出了逮捕名額，並親自批准了「通知單」。赫魯曉夫提議把這些事實寫進報告。布爾加寧、米高揚等表示支持。赫魯曉夫在這裡講的報告是指中央總結報告。報告中含有對迫害手段和對斯大林的評價。 莫洛托夫的發言引起了激烈的辯論。他說，報告中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為偉大領導人和列寧事業繼承者的作用。米高揚第一個起來反對，然後是薩布羅夫反對。後者說：「如果事實確鑿，難道這是共產主義嗎？這不能饒恕。」馬林科夫同意米高揚和薩布羅夫的意見。他認為，提出斯大林問題是正確的，應該向黨說明這一點。布爾加寧也發言表示支持赫魯曉夫。他強調說，在報告中不要過分稱讚斯大林。惟有伏羅希洛夫無條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有條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提出要對事實材料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他們認為，在代表大會上講波斯別洛夫委員會的結論為時尚早。 會議結束時，赫魯曉夫說，應本著黨的利益作出決定。他強調指出：「斯大林曾忠實於社會主義事業，但他做事野蠻，他毀滅了黨。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反覆無常，喪失了人所具有的神聖的東西。」他號召「加強對個人崇拜的抨擊」，清理標語、書籍，學習馬克思和列寧的榜樣。 這是赫魯曉夫首次在主席團會議上，明確而尖銳地談論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說他是大規模迫害活動的組織者。 2月初，波斯別洛夫委員會完成了工作，向主席團提出約70頁的打字稿報告。2月9日，蘇共中央主席團聽取了波斯別洛夫委員會的報告。據米高揚回憶，報告人是波斯別洛夫，報告的斯大林罪行事實令人感到震驚。報告第一部分是蘇聯內務人員委員部關於開展大規模肅反活動的命令。委員會列舉了30年代下半期開展肅反活動所依據的最重要文件，最後得出結論說：「關於內務人員委員部揭露的反蘇組織、同盟和各種中心的案件，都是偵查員對被監禁者採用刑訊手段捏造的。報告列舉了國家安全機關捏造布留赫爾（加侖）、魯祖塔克等案件的種種做法，說粗暴破壞法制的行為在偵查司法機關（包括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的工作中已習以為常。」 委員會指出：「對被捕者的審訊記錄，不斷報送斯大林和一些政治局委員，根據被捕者的口供，一些還在工作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民族地區共產黨書記、邊疆區委書記和州委書記消失了，發生了大量毫無根據的逮捕行動。葉若夫在一些會議上公開聲稱，這是根據上面的指示進行的。」 委員會還指出，主要托派、右派幹部在1935年、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就被鎮壓了，後來同托派、季諾維也夫派和右派進行鬥爭的黨政幹部也遭到了恐嚇。 委員會作出結論說：「由此可見，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最可恥行為，對大量遭受誣告的無辜人們最野蠻的審訊，曾兩次得到斯大林以俄共（布）中央的名義的批准。在我們黨半個世紀的歷史中，有過受到嚴重考驗的時期，但還未曾有過比1937年至1938年毫無道理地實行大規模迫害行動的更為嚴重和更為痛心的時期。」 報告結束後，主席團進行了討論，赫魯曉夫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說：「斯大林作為領袖是站不住腳的。如果他消滅所有的人，那還叫什麼領袖？我們應該拿出勇氣，說明事實真相。我的意見是向代表大會作出說明，要考慮考慮怎麼講，由誰來講。如果不講，那就表明我們對代表大會不忠實。或許由波斯別洛夫起草報告，並說明產生個人崇拜的原因，是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裡，集中在不忠實的人手裡。」 赫魯曉夫在這次會議上提出的重要問題之一，是應在哪裡講斯大林的問題。他當即作出回答說，在代表大會的秘密會議上。他建議給大會代表印發列寧的「遺囑」和「關於民族問題的信」。 莫洛托夫第一個發言。他再次試圖說服主席團委員們，在報告中應有「斯大林是列寧事業繼承者」的提法。他提出的理由是，黨在斯大林領導下生活和工作30年，它實現了國家工業化，在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並使國家發展成了偉大的強國。莫洛托夫指出，對斯大林的態度，可以講搞個人崇拜，但我們也要講列寧，講馬克思。 卡岡諾維奇接著發言，他說：「不能欺騙歷史，事實總是事實。赫魯曉夫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要聽報告，要散發『遺囑』和『關於民族問題的信』。我們要承擔責任，但當時的情況是，我們不能反對。但是，如果我們說同托派的整個鬥爭是沒有問題的，那我們是不誠實的。我同意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見，處理此事頭腦要冷靜。」 布爾加寧基本上支持赫魯曉夫的建議。他認為，在評價斯大林作用時，可以把他的活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35年以前，那時斯大林是「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第二階段是1935年以後，這時斯大林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者了。 伏羅希洛夫發言時很激動，他要求謹慎從事。他講了斯大林同黨的敵人進行的不調和的和嚴酷的鬥爭，他指出：「斯大林在同敵人的鬥爭中是極兇狠的。」 中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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