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為何多大師？

07-29

民國出大師，這是當代中國人都不得不承認的事實。為什麼民國會出那麼多的大師，而當代中國卻出不了大師呢？究其原因，應該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上的原因

第一，政府對教育的高度重視是大師誕生的根本原因。民國政府自始至終都將發展教育和文化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任務來進行。當時教育科（局）是縣級地方政府四大職能部門之一，教育費所佔財政支出額有的高達40%以上,就是抗戰那樣艱難的時候，民國政府還是將教育發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幫助學校西遷，並全力提供各種條件，恢復和發展教育科研。民國時期每個縣最少有一所國立中學和小學，私塾等民辦教育發展到了空前的程度。幾乎村村都有私塾。國立學校教師都是本地方知名的文化人士，有的甚至還有留學的經歷，他們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鍾，使中國文化在西洋文化深度影響的環境下，仍然以完全獨立的姿態發展。從而為大師的誕生提供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第二，政府對教育發展的開放態度為大師的誕生提供了良好的自由空間。民國在教育發展上的開放度是空前的，除了政府不干預校長治校外，一個重大的特徵就是，鼓勵中國學校與外國學校加強交流，盡量選派優秀學生留學西方發達國家，並允許外國人在中國建立學校，與中國學校公開競爭，通過競爭來加強本國學校的自我危機感，進而努力改進自己的教育教學方式，吸引人才來提高競爭力，形成了不以學歷論英雄，只以才學擇英才的選人用人機制，使梁漱溟、錢穆、沈從文、齊白石........等眾多的平民文化精英得以進入大學殿堂，自由而充分地發揮自己的學識和才能。從而為大師的誕生營造了廣闊的自由空間和發展環境。

第三，政府對知識分子的重視是大師誕生的精神力量。在整個民國，政府對知識分子是十分重視的，無論是在政府還是在其他國家部門中任職的，都是有一定文化知識的人，大學教師、政府官員具有留學經歷的隨處可見。充分體現了文化治國的理念。所以知識分子在政府眼中是十分有地位和受尊重的。越有知識和能力的人就越受政府和單位的重視。通過努力學習進入上流社會，獲得崇高地位是民國知識分子追求的夢想。從而激發了留學生踴躍歸國效力和知識分子積極致學的空前潛力，造就了一大批知識精英和大師人物。

二、社會上的原因

第一，社會的民主性，使人民千百年來受束縛和壓抑的思想獲得了空前解放，這種現象在文化教育上的體現就是思想上的百花齊放。民國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型政府，雖然它的民主性十分有限，但它對封建專制的廢除，使人們的思想一下獲得了空前的解放，在政治體制變革的基礎上，一些受西洋思想影響的人開始在中國宣傳新文化、新思想。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自由、博愛成為當時最時髦的口號和政治、學術訴求。許多知識分子，將西方自由的學術風氣和思想方法引入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和改造，使死氣沉沉的中國文化環境突然活躍起來，以前許多人們不敢涉足的領域，民國的知識分子們開始去探索和研究，如：社會學、文化學、歷史學、哲學、民族學、民俗學、方言學、金文學、甲骨文學等.........從而形成了特立獨行的文化學術氛圍。他們對文化學術研究領域的創新和彌補，最終造就了其大師的地位。

第二，對知識分子的尊重是整個社會的基本道德。民國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道德行為。這除了歸功於民國是知識分子締造的外，另外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民國社會還充分接納了前清的知識分子，並對他們採取了十分寬宏的態度——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如：蔡元培、辜鴻鳴、楊度........等。這些人儘管對民國沒有多少好感，但他們將其淵博的學識奉獻給了民國社會，並以畢生精力培養了一大批知識精英，使民國教育和文化大放異彩。

第三，蔡元培、胡適、張伯鄰、馬相伯........等教育領導者寬大仁厚的胸懷、淡泊名利的思想、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精神，將一大批國內外飽學之士聚集在中國教育文化系統，並給他們提供良好的學術自由和生活待遇，從而使這些人一個個成了名震中外的大師。如：陳獨秀、李大釗、徐悲鴻、周樹人、周作人、傅斯年、梁實秋........等。另外，學者們剛直不阿的性格，使民國時期的文化人始終保持著一種「不求聞達」、「寧折不彎」的清高姿態，這種性格有力地堅定著他們治學的方向而不受干擾，也是這種性格使政治人物和社會人士對他們敬畏三分，從而成就了他們的文化造詣。

三、人文上的原因

第一，研究方式方法的改進，促進了學術大師的成功。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人們對傳統文化有著特殊的感情。所以在學術研究上也形成了與西方各異的的學術方式和特徵。民國以前，文人學士對學術的研究，重點放在修身養性和齊家治國上，雖然著述較豐，但各成一家，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到了民國，隨著西方學術研究方式方法的傳入，學術研究的系統化已經成為學術發展的主流，系統理論上的空白，使致力學問的人很容易獲得成果，甚至連李宗吾等非專業人士都成了名噪一時的厚黑學大師。

第二，民國時期，雖然自然科學有一定發展，但在中國還沒有形成主流學術，中國傳統文化仍然是大學教育、乃至整個社會，以及學者們研究和發展的重點。傳統文化研究成果對社會的影響力大大高於自然科學成果的影響力。儘管當時翁文灝、竺可楨、朱家驊、矛以升......等自然科學家對中國的貢獻無與倫比，但其知名度遠不如傳統文化大師們。雖然他們堪稱大師的大師，但他們並沒有大師的名分。人文科學的一枝獨秀，進一步彰顯了傳統科學家們在社會上的形象和影響力。

第三，知識分子對學術研究的痴迷精神使民國人文科學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民國，知識分子除了具有良好的致學環境外，他們潛心致學的精神是現代文化人所不能比擬的，許多人為了學術研究幾乎到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程度。如：陳寅恪、顧頡剛、剪伯贊、朱自清.......等。社會對學術成果的重視也達到了極高的程度，使他們的學術成果能夠迅速地得到承認與傳播，並獲得豐厚的待遇和社會地位，促進了學術研究的發展。他們用自己對學術的熱愛和豐碩成果，填補了中國學術上的不足，豐富了國家文化寶庫，使中國文化教育發展到了一個絢爛繽紛、豐富多彩的時代。廣泛傳播的成果使他們成了社會上與眾不同的大師，廣受民眾推崇與尊敬。

第四，自由、開放和發達的文化媒體為學者們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全方位的傳播平台，為大師的誕生開闢了廣闊的成功之路。在整個民國，新聞媒體的發達是空前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比我們今天還自由開放。當時建立報館、期刊社、文學社、戲劇社........等是十分自由的，根本不需要政府批准，幾個文化人聚在一起就可以開辦文化傳媒社，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快在社會上傳播開來，有的還被改編成劇本在各大劇院上演，從而使學者們的大名在社會上迅速傳揚。同時，通過這些文化傳媒獲得信息和社會動態是當時人們了解社會和外界的最佳途徑，所以這些文化傳媒的經濟效益很好，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不但很容易找到向社會發表、弘揚的平台，還能夠獲得豐厚的經濟報酬，從而更加進一步激發了他們學術研究的積極性。在發達的傳播平台和認真奮發的致學精神的作用下，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大師的位置亦迅速得以成就。

四、認識上的原因

第一，環境認識誤差。大家都認為民國時期到處都是大師，但大家忽略了一個現實——社會環境。在民國38年中，我國是一個文化差距極大的國家，能進入學校的人少之又少，能讀高中、大學的更少。絕大多數國民是文盲。因此，在知識分子稀少的年代，誰要是稍為有點文化，就成了有學問的人，能夠寫出文章在報刊上發表的人就成了知識名人，其文章能在社會上流傳並獲得好評的人自然就成了大學者。所以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煉成一個大師，比在文化普及率達99%的今天要容易得多。再則，民國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都剛剛開放的時代，被壓抑了幾千年的人民突然一下思想解放了，發現社會上有人發表了鼓吹新事物、新思想的東西，如嚴冬里的太陽，自然深感新鮮而大加呼應，該作者也就名揚天下。從《狂人日記》和《新青年》里的許多文章可以看出，這些文章之所以出名，並不是它的文筆有多好，而在於其敢於說出大家都想說但都不敢說出的話，一石激起千層浪。所以民國時期的大師，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思想的解放。

第二，學科視野誤差。我們現在所崇尚的民國大師，基本上是人文科學領域的名人。在人文科學完全佔領人們思想的年代，很少有人去關注，甚至不知道自然科學的發展。人文科學在當時的研究陣地——大學，成為主流學科，一旦有了成就，就成為教學內容來加以宣講，而後再通過學生、傳媒來傳播，一傳十十傳百，成果收穫者就成了有口皆碑的大師。文化人對大師的首肯，更加豐富了大師的形象和魅力。由於社會的無知和冷遇，在當時，自然科學很難取得著名成就，就算個別人取得了較大成就，由於專業的限制，人們也不甚了解和推崇。所以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共同發展，甚至大有超出人文科學發展的今天，人們將更多的心思去關注自然科學，對人文科學的關注度已嚴重退化，從而也就看不到該領域的大師。

第三，評價標準誤差。由於文化普及率和學科視野的差距，使人們產生了對大師評價標準的不同。民國時期的大師由於上述原因，一般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所以當時的人對他們的評價標準就是看誰的成果新鮮、有影響力，能否獲得社會的廣泛推崇。只要你在某一領域取得了成就，並被社會廣為傳播，你就是著名的文化人，就是大師。我們當代學者其實也在自己研究的領域收穫不少，但由於學科領域需要彌補的空間越來越小，且在相同領域研究的人又越來越多，水平相差也不是很大，取得著名成就的機會和影響力相對前輩來說亦越來越小，其學術影響力亦因之差距較大。加上平均學識能力和水平大大超出民國時期，就算你的成果並不比民國時的大師們差，但你在我的心目中並不能算大師，因為我的學識並不比你差。學者們互不承認、甚至相互抵觸的心態進一步使社會產生了民國多大師，當代無大師的感覺。

第四，社會心理抵觸誤差。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利益追求已經成為當代人實現人生價值的基礎。人們將主要精力用來關注經濟發展，很少有人關注學術進步。無論是學者還是教授，真心實意做學問的人越來越少，有的甚至放棄自己研究了一輩子的專業而進入名利場，以擴大自己的名氣。有的甚至不懂裝懂地在民眾視野中作秀，引來社會一片罵聲，使本來高尚的形象一下子變得污穢不堪，當然也就不可能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大師了。另外，隨著自然科學成為生產力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社會總是將自然科學成就看成是科學研究的最大成功。而意識形態的差異，自然科學在我國的成就很難獲得西方的承認和推廣，在大師標準已經上升到世界級的今天，我國自然科學家的知名度與西方自然科學家相比，自然也就小，在人們心目中也就不可能算得上大師。

第五，功利主義影響。由於利益驅動的影響，經濟建設成了全國人民的核心追求。許多不學無術之輩在市場經濟大潮中一個個腰纏萬貫，有頭有臉，有的甚至在社會上呼風喚雨。學問在社會中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東西。這使專心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變得十分的憋屈，在改變社會現實又無能為力時，就只有順應潮流，利用身上的那點知識去市場交易，使奉行了幾千年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信條一夜間「頓悟」為——如何將學問變成錢才是體現自身價值的最有效途徑，從而使純真的學問變得功利和銅臭味十足。學者成了商人，學識成了商品，許多本來可以成為大師的學者失去了成為大師的機會。大師完全被淹沒在市場的浪潮之中。

無論怎麼說，民國多大師是民國文化教育發展的成就和特徵。這些大師的出現，豐富了我國近代文化教育史，也為我國後代樹立了良好學術研究榜樣。當代大師的缺失，並不能完全歸究於學者致學思想的浮躁，而在於社會對知識價值的正確對待。如果當代社會的學術價值恢復到民國時期的程度，大師的回歸一定不會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