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中國華盛頓」的第一天

共和第一日，卻是有法不依的第一日。無論革命者、保皇者、都按需自取，隨時毀約，動輒亂法。袁世凱之困即是共和之困，抉擇容易，嘗試卻難。

「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為親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在深夜發往南方的一份電報上，他簽下「袁世凱真」4個字。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凱像往常一樣，6點鐘起床洗漱，6點半吃完一大海碗的雞絲湯麵,然後開始了這一天的公務活動。他前一天深夜發出的電報，此刻已經唐紹儀轉給了孫中山。在接到這一電報後，孫中山起草了給袁世凱的急電稱：「現即報告參議院，提出辭表，推薦執事。」

進退

「這是最後一手了。詔書一下，清朝的天下就只限制在紫禁城裡頭了。」

2月12日清晨，在袁世凱開始一天的晨課的時候。民政大臣趙秉鈞、度支大臣紹英、陸軍大臣王士珍、海軍大臣譚學衡、學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郵傳大臣梁士詒、工農商大臣熙彥、理藩大臣達壽等，連同四個侍衛武官，共14人，親歷了帝國最後一刻的政務交接。

以護衛身份親歷此事的唐在禮回憶顯示，整個交接過程相當平靜、快捷。袁世凱則未親歷這一場面，自從丁字街遇炸未中以後，他就奏請清廷給假，允其在私邸養病辦公，不入朝。當天胡惟德代表他入朝，並帶領大臣鞠了三個躬，以此新禮節替代此前二百多年的磕頭禮。

在拿到溥儀的退位詔書後，胡惟德率大臣退出宮門，上了馬車，直奔石大人衚衕外交大樓而去。袁世凱在上午，即已拿到了退位詔書，亦得到了諸人彙報早朝之情況。

對於清室之退位，袁世凱似頗有愧疚之感。吳瀛《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中記稱：袁在清皇室優待條件之末有一個親批，「先朝政權未能保全，僅留尊號，至今耿耿，所有優待各節，無論何時，斷乎不許變更，容當列入憲法。」

退位詔書當日電傳南京臨時政府。

在宣告一個朝代結束的357個字中，最關鍵的卻不到六十個字：「……袁世凱前經咨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查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

葉恭綽在其筆記中記載稱：「遜位之詔，張金坡（錫鑾）早令人擬一稿，同人嫌其冗長，交與余修正。余以為時尚早，密藏衣袋中（時重要文件不敢置家中，多放在衣袋。有一次夜間收到解款數十萬匯單，余亦置衣袋中，不敢告一人也。）至十二月二十日前後，方擬動筆，而南方已擬好一稿，電知北京（此稿聞系張季直、趙竹君二公所擬）。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豈不懿歟』四字，聞系某太史手筆，余甚佩之。」

在葉遐庵為「豈不懿歟」四個字叫好不迭的時候，南方的胡漢民卻暴跳如雷。這份詔書的主導者正是胡漢民，執行者是張謇，留日才子楊廷棟起草初稿，張謇再潤色修改，最後由唐紹儀發電報給袁世凱。胡漢民在其自傳中稱後來「59字」系袁自行添加，而一旦公布則為時已晚，清朝遺言「無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

唐在禮在50年後回憶此事，則提供了另外一種解釋：「傳聞最盛的是南方張季直與趙竹君所擬之稿，用電報傳遞至京，後經汪袞甫、徐世昌等修改。惟稿內原無『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等語，隆裕閱後再三斟酌，認為：『這樣下詔豈不是把天下雙手交給革命黨了嗎？如果他們一翻臉，我們母子怎麼活下去呢？』因此她兩次提出要『由袁世凱組織共和政府』。因此，就來往商量了兩趟，才由袁叫人添寫了這個句意。當時關於詔書的傳聞是不少的，究竟如何，很難確定。」

時過境遷，唐在禮當無需再為袁世凱粉飾。隆裕固有此意，袁世凱也就順水推舟，只是將此一黑鍋全部扣在袁世凱的頭上，可能就未盡如實了。

在西方觀察者的眼中，「最後一詔」的意義亦極為重大。2月13日，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給外交大臣格雷寫信說：作為統治中國二百六十七年，而且它早期的皇帝們曾使中國達到空前興旺發達狀態的一個王朝的最後法令，這道告別諭旨是具有某些歷史興味的。不過，雖然為準備這個諭旨盡了很大的努力，但很顯然，該諭旨的起草人在宣布把古老的帝國變為新生的共和國時，感到了某些困難。

……最初由南方各省發出的實行共和的呼籲，在北方各將領的奏摺中得到了反響，直到最後它終於成為全國的普遍要求。朝廷不想從自私自利的動機出發，阻撓國民的意願；隆裕太后遵循古聖先賢關於天下為公的遺訓，將統治權交還國家，並且正式宣布贊成共和。

「第二天，北京城各家報紙就把詔書的全文發表出來。老百姓歡天喜地地拱手相告：『換了朝代了，這是共和的天下了，這樣就用不著打仗了！』」唐在禮如此記述當日北京的反應。在上海望平街報館薈萃之地，這一詔書被書之牌上，懸掛門外，引來數萬群眾聚集熱議。在南京，英國駐南京領事偉晉頌注意到，除官方人士外，似乎對諭旨沒有任何興奮情緒，若干時候以來人們便已期待著它的頒布。

一直在為袁世凱忙碌奔走，周旋於隆裕、諸大臣、南方政府的郵傳大臣梁士詒此刻已經心疲力竭，「退位詔下，一睡兩日。」

總統

2月12日，袁世凱署名的「真電」傳至南京臨時總統府。

「現在統一組織，至重且繁，世凱亟願南行，暢聆大教，共謀進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如林，須加部署；而東北人心，未盡一致，稍有動搖，牽涉全國，諸君皆洞鑒時局，必能諒此苦衷。至共和建設重要問題，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應如何協商統一組織之法，尚希迅即見教。袁世凱真。」

袁世凱兌現了自己的承諾，現在輪到南京臨時政府做出回應了。

此前，一直在謀劃成為未來共和國之當家人的袁世凱，對孫中山突然搶位「臨時大總統」相當惱火。唐德剛在其著述中戲稱，這相當於本來到手的金牌，現在卻要變成銀牌了。

「若南方能舉袁氏為全國大總統，則彼此當息干戈，永歸於好，而袁氏亦必儘力脅迫清帝退位，誓守共和，為民國謀幸福。但如南方不允所請，則彼等當為袁氏效死，決不遷就，以示釁由我啟，占彼無罪。」1月27日的《時事新報》以袁幕內線披露如上消息。

1月28日，孫中山就在《大陸報》做出回應，稱「本總統甚願讓位於袁，而袁已允照辦，豈知袁忽令南京臨時政府立即解散，此則為民國所萬難照辦者。蓋民國之願讓步，為共和，非為袁氏也！袁若願儘力共和，則今日仍願相讓。」

不過，同一天孫中山發出的電報中又痛責袁世凱：「今以袁世凱一人阻力之故，致令共和之目的不能速達，又令清帝不能享遜讓之美名，則袁世凱不特為民國之蠹，且實為清帝之仇。」

但孫中山之出任「臨時大總統」，並組閣臨時政府，搭建參議院等一系列舉動，都意在率先搭建一個共和政府的雛形，使袁世凱絕了保皇立憲的想法。在上任後，他接連發出三道電章，都聲稱只要袁咸與共和，則總統之位定當相讓。孫中山之真實意圖，則在於把袁拉向共和陣營。

他在《民立報》上公開解釋自己的意圖：「文等所求者，傾覆滿清專制政府，創立中華民國也。清帝遜位，民國統一，繼此建設之事，自宜讓熟有政治經驗之人。項城以和平手段達到目的，功績如是，何不可推誠？且總統不過國民公僕，當遵守憲法，從輿論。文前茲所誓忠於國民者，項城亦不能改。若在吾黨，不必身攬政權，亦自有其天職，更不以名位而為本党進退之徵。」

2月13日，孫中山向參議院辭職，並咨文參議院：「此次清帝遜位，南北統一，袁君之力實多……且袁君富於經驗，民國統一，賴有建設之才，故敢以私見貢薦於貴院。請為民國前途熟計，無失當選之人。大局幸甚。」

但是，對袁世凱應當在哪裡辦公，則在參議院會議上引發了截然不同的爭論。袁世凱在「真電」中表達了不願前往南方的意願，而如何組織政府、定都何處成為南北激辯的焦點。議員谷鍾秀、李肇甫等力主建都北京，投票結果以20票對8票的多數，決議定都北京。

在2月14日參議院會議上，第一次投票表決定都何處時，參議院以多數票通過臨時政府設於北京。據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吳玉章回憶：參議院議決建都北京之後，孫、黃「當天晚上把李肇甫找來大罵了一頓，並限次日中午十二時以前必須複議改正過來」。吳遂找黃興商量，請延緩時間。黃說：「過了十二點如果還沒有把決議改正過來，我就派兵來。」吳只好製作「總統提請複議咨文」，並通知所有同盟會議員，「必須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意見投票」。15日複議時，「陸軍總長黃興以兵臨議院，警衛森嚴」。卒以19票對8票之多數，決定臨時政府仍設南京。（吳玉章《武昌起義前後到二次革命》）

一年之後，袁世凱依樣畫葫蘆，在北京以軍隊圍逼國會通過新憲章，並投票選舉其為大總統。

但臨時大總統，這一暗中協議已經決定授位於袁世凱的頭銜，則無可更改。2月15日，南京參議院舉行總統選舉會，以十七票（全票）補選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並在通告袁世凱的電文中稱他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

「值得說明的是，此地的下層人士中，通常談到孫文博士是新皇帝，他們不了解總統這個專門名詞，認為它只不過是更高頭銜的一個委婉的說法。」英國駐南京領事偉晉頌注意到了民國初年民眾對於「總統」這一名位的看法。事實上，在北京、天津及帝國更多的地區，人們總是直接地將之翻譯為：「袁世凱要當皇帝了」。

隨總統一職附贈袁世凱的禮物還有三件：（一）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二）辭職後，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就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員乃行解職；（三）臨時政府約法為參議院新定（按此時《約法》還未成立頒布），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章程。

但袁世凱絕不是任人擺布的隆裕太后，而這樣的安排甚至故意忽略了袁在清朝退位詔書中所加進去的「59字」。

當臨時政府派出專使蔡元培、汪精衛北上迎接袁世凱南下就職時，袁氏用楊度計，嗾令曹錕所部2月29日在北京上演嘩變事件，焚燒東安門及前門一帶，於是袁氏借口北方大局未定，不得不賴已坐鎮。

此事在南方政府引起一場混亂，據民國元老居正回憶，蔡元培、宋教仁迎袁南下就職未果，回南京向其黨人復命，時同盟會成員多主張統兵北上制袁，宋陳述反對意見。「宋言未畢，馬君武大聲叱宋曰：你為袁世凱作說客，出賣南京。照著宋面一拳，宋左眼受傷流血。孫公喝馬君武曰：汝太粗生，須得向鈍初賠禮。馬君武聽命，近前與宋握手。宋曰：我眼痛，不好動手。孫公曰：茲事體大，改日再商。相率退出總統府。」

3月2日，南京參議院最終同意袁世凱於北京就職，但為了限制袁的權力，經過仔細籌劃，孫中山在袁組閣之前公布了《臨時約法》，企圖以法律來約束袁世凱之新政府。對於袁世凱來說，總統之位並不易與，他之心事其來有自，這一條文對他事實上毫無意義。

西方報紙的觀察者相當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帕特南·威爾分析稱「他準備將某種自己一無所知的政府形態投入試驗。我們饒有興味地注意到：直到生命的終點，他始終堅持認為自己的權力來自那幾份最後的詔書，而絕不是來自他和南京政府之間的協定，正是後者制定了所謂的《臨時約法》。」

共和

在南方的治政者看來，1912年1月1日成立的臨時政府已經意味著共和開始。

但對於北方，尤其是袁世凱來說，2月12日，才是真正的「共和第一天」。因為在這一天，清帝在退位詔書中授權他「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

共和的第一日，即是共識破裂的第一日。

對於共和體制，袁世凱既不熟悉，也不信任，作為晚清改革最重要的推行人之一，十多年以來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只不過，對於君主立憲，各方想法不一，漢族大臣和康梁等人傾向的是英式君主立憲，而攝政王等滿清貴族們則希望得到的是日式集權式的君主立憲。

在共和前後的博弈中，用盡公開博弈、私下密謀、互相妥協之政治手腕，卻絕少立法依法之共識。

「在同我的會面中，袁世凱用很強硬的語氣說，他將與共和政體不共戴天，因為他深信共和只會導致國家的分裂和毀滅。他問我是否能夠指望外國干涉對他的支持。我說，這種干涉，如果奏效，顯而易見將意味著強使這個國家分為兩半，他將會認識到那是一個多麼嚴重的任務。」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在發給英國外交大臣葛雷的報告中說，他回應袁世凱的話是：「我們樂於見到一個強大而統一的中國，無論它採取中國人民所希望的什麼政體都行。」

在南北議和階段，段祺瑞曾派靳雲鵬去北京試探袁，「代表第一軍聯合各鎮，要求共和」。天津防務大臣接段電後，冒冒失失跑到北京向袁請示，袁很生氣地說：「第一軍給你的電，我怎麼能知道。共和！共和！你什麼時候聽我這樣說來？」曹錕則一直到最後才恍然大悟地說：「我實在不知道宮保是主張共和的，早知道的話，我向娘子關進兵算是幹什麼呀！」

張國淦的一段記憶更令人玩味：「袁到京，主張擁護君主，絕口不言共和，至各處通電到京，則言『本人地位但知擁護君主到底，絕對不能贊成共和，不過世界既有共和學說，亦不妨研究。』此時汪兆銘已經開釋，乃約汪到錫拉衚衕談論，汪每晚飯後七、八時謁袁；十一、二時辭出，初只言共和學理，談至三夜，漸及事實，汪言：『如須繼續談去，請求再約一人。』袁問何人，汪以魏宸組相對，袁許可。次夜汪魏同謁袁，於是討論中國於君主共和何者適宜，魏善於詞令，每以甘言餌之，袁初尚搭君主官話，連談數夜，袁漸漸不堅持君主，最後不言君主，但言中國辦到共和頗不易，汪魏言：『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不可。』袁初謙讓，後亦半推半就矣。」（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

何為共和？袁世凱心中並無答案。

1912年秋天，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顧維鈞歸國出任袁世凱的內閣秘書。他在晚年的回憶錄記述道：我記得我和袁世凱有過一次談話，那時我向他報告我和英國公使關於西藏問題的會談情況。報告完畢後，我自然起立告辭。但他讓我稍待，要和我談話。他向我提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共和國，像中國這樣的情況，實現共和意味著什麼。

顧維鈞相當詳細地為袁世凱介紹了羅馬共和國的起源，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基礎，美國自由共和的觀念。

「共和的含義是什麼？」袁世凱顯然想直接找到答案。

顧維鈞回答稱：「共和這個詞的意思是公眾的國家或民有的國家。」

袁世凱顯然並不認可這種說法，他認為「中國的老百姓怎能明白這些道理，當中國女僕打掃屋子時，把臟物和臟土掃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關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潔，大街上臟不臟她不管。」

顧回答稱：「那是自然的，那是由於她們無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們也一定愛好自由，只是他們不知道如何去獲得自由，那就應由政府制定法律、制度來推動民主制度的發展。」

袁世凱又問：那會需要多長時間，不會要幾個世紀嗎？

「時間是需要的，不過我想用不了那麼久。」顧維鈞回稱，他們兩人的談話就此結束。多年以後，顧維鈞回憶往事，感慨道：「袁世凱不懂得共和國是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共和國為什麼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體優越。他的統治越來越趨向恢復帝制，保持舊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國需要什麼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來他根本沒有實現共和或民主的願望。」

對於實用主義者袁世凱來說，其所關注的重點只是如何統治，而非治世。但袁世凱亦確有通過此種了解來實現其治術的願望，但那的確需要一個世紀的努力。

民國報人何海鳴刊登在《民立報》上的一篇分析報道，則基本上代表了南方革命者對於袁世凱咸與共和的期望；「對於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也，雖知袁氏之為人反覆，然亦自解慰曰：如許頭顱生命購來之共和，終不致任袁氏破壞之。政府者國民之政府，決不致為袁氏所把持，於是亦坐視眾人贊同之。洎乎今日袁氏、黎氏之罪狀，日不絕書於本報。驚武昌之殺氣，嘆燕京之妖氛，設使當日有見及此者，竊知我國民雖肝腦塗地，亦不願革命之事如此草草了結，貽後無窮之禍也。」

「袁總統可與為善，絕無不忠民國之意，國民對袁總統萬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訐，使彼此誠意不孚，一事不可辦，轉至激迫袁總統為惡。」孫中山後來向同盟會諸人如是表示，于右任則將之解釋為「袁氏可為善，勿逼他為惡」。

但從2月12日之後的一系列逼宮、謀反、刺殺、約法事件，都使雙方向反方向開始運動，共和初始，共識即告破裂，二次革命、袁氏稱帝的此起彼伏都有跡可尋。到最後連袁世凱都對「共和」感到了失望，他在之後的一次演講中痛陳：「共和國以人民為主體，人民大多數之公意，在安居樂業。改革以後，人民受種種刺激，言之慘然。余日望人民恢復元氣，不敢行一擾民之政，而無術以預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引為憾事者也。余願極力設法使人民真享受共和幸福，以達於樂利主義之目的。」

帕特南·威爾由是感慨道：在中國歷史的這一重要時期，自始至終，你都會留有這樣的印象；一切彷彿像做夢一樣，轉瞬即逝的情緒衝動，取代了某些更為堅實可靠的東西。密謀和反密謀此起彼伏，而且是如此迅速，以至於它們的精確記錄就像「編年史」本身一樣，令人昏昏欲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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