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傳播：另類的革命

文化創造工具的擴展以及普通人創新能量的釋放，直接促進了現有文化形式的延伸以及新文化形式的產生。網路行動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體裁和儀式的多樣性。這些文化形式是公民行動的工具，也是民眾情緒的載體。它們的重要性正體現在這裡。因為這些文化形式所表達的，最終是普通人的關注與渴望。順口溜是流行的文化形式，視頻、博客和BBS帖子亦然。它們交流的經驗、觀點和價值，往往與官方形式所傳播的不同，所以在大眾形式與官方形式之間總存在著衝突。

　　文化拓展的第三方面是公民話語空間的產生。公民話語空間，是人們能夠表達關注、感受和觀點的地方 。擴大公民話語空間是新公民行動的重要目標。這方面的一個主要成就是對網路空間的社會建構。沒有什麼別的地方，能使網民們如此積極和直接地討論過公共事務，也沒有其它地方每天將那麼多的社會議題帶入公共討論之中。

　　新概念脫胎於新的現實，並進而塑造現實。「話語空間」是與當今中國公民行動有關的新詞之一。其他的例子還有「話語權」、「維權」、「弱勢群體」、「知情權」、「公民權」、「公眾參與」、「草根」、「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其中一些概念，比如「知情權」和「公共領域」，完全是新造的詞或直譯過來的辭彙 。其他詞語使用了過去使用的概念和表達，但老概念轉化成了強調公民參與的新詞。比如，在早期，「基層」是英文詞語「grassroots」對應的中文翻譯。「基層」的字面意思是「基礎」或「基礎設施」，它是一個有革命歷史傳統的詞語。所謂的群眾路線 ，是毛澤東組織工作方法的標誌，其基本思想是黨的聲音必須滲透到中國生活的最基層。新的表達拋棄了「基層」一詞，採用了英文單詞「grassroots」的直譯——「草根」。

　　因此，公民話語空間也是塑造新語言和新身份的空間。在網路空間中塑造的最重要的新身份，也許就是一個最普通的詞——「網民」。網民是指網路用戶，不管是在中文還是在英文，該詞都帶有公民的意思，因為它是由「網路」和「公民」兩個詞合併而成。但在當今中國，平凡的網民等於無畏的、有見識的、激情的以及不容易受騙的人。有時他們被污衊為網路暴民，但歷史上，每當普通人採取什麼行動，他們就被誣衊為暴民。中國網路空間中充滿大量的激進主義，這是事實，但正如我在本書所說明的，網路激進主義者通常是在更激化的社會不公的刺激下產生的。廣受歡迎的《南方都市報》在2008年1月13日有則報道，題目是「誰都別想蒙網民」。這篇報道提到了很多本書討論到的發生於2007年的網路抗爭。該報道認為，這些網路事件有力地說明，在網路時代，網民不會讓自己被人欺騙，因為「壓抑與蒙蔽，只會讓網民的表達慾望不斷升級」 。

　　社會革命

　　傳播革命同時也是社會革命。之所以是社會革命，是因為它的動態過程是社會動態過程，主要行動者是普通人，還因為它最深遠的影響是新社會型構的形成。這場社會變革的革命性，不是因為它發生之突然，而是因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在歷史上少有。網路革命表現了、伴隨著並影響著中國社會所有領域的深刻變遷。

　　傳播革命紮根於當代的社會環境。我們在第一章指出，網路行動是對中國現代性的兩個後果的回應。一個後果是與中國迅速的經濟發展相伴的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發展不會自動產生社會進步，相反，嚴重的社會不公和各種潛在形式的社會不平等，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加劇。現代性的另一後果是社會錯位。社會不公發生在窮人、弱者和無權者身上，而社會錯位在一個急劇變遷的社會中影響到每個人，包括向上流動的和向下流動的人。社會錯位的結果是認同焦慮和危機。因此，網路運動也是認同運動，表現為對社會承認、個人自尊和社區歸屬感的渴望與爭取。

　　毫不奇怪，對正義、認同感和社區的渴望會轉化為交流行為，因為交流的核心是社區，反之亦然 。因此，交流的革命必然是社會的革命。網路的快速發展既是技術的變遷，又是社會的變遷。信息技術的新發展通常會引發社會變遷，社會變遷也會觸發信息技術的發展。新技術的發展同時也在回應社會需求。如果對交流沒有強烈的社會渴望，就不會有充滿活力的、具有參與性的網路文化。社會不僅是信息革命的原因，而且信息革命的動態過程也具有社會性。社會參與從來沒有像它在當今網路中表現的那樣，成為如此重要的技術發展引擎。沒有社會參與，網路也不是今天的樣子。網路參與是一種生產性的活動。難怪網路公司要投入資源、提供免費的博客和在線論壇，因為這些免費的交流空間也是社會與經濟生產的空間。

　　正如與網路相關的文化革命創造了新的文化形式，它的社會結果因此表現為新的社會形式和社會型構的出現。過去十年中的網路交流，創造了很多網路社區。新的社會類型大量湧現，包括公民記者、博客寫手、黑客、網路民族主義者、BBS論壇版主、Flash動畫影片創作者、網路遊戲玩家，當然還包括網路積極分子。公民社團保持積極的網路活動，利用網路宣傳自己的組織，推動社會變遷的事業。

　　這些新的社會形式和社會型構的重要性體現在四方面。首先，它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共和國歷史上，公民的組織化程度一直較低。過去也不是沒有公民的組織化，但是它缺乏合法的和制度化的基礎。今天，公民的組織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化，網路社區是合法的社會型構，而且，網路社區的活動經常延伸到線下。像NGO這類公民社團，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受到各類法規的限制，但它們享有事實上或法律上的合法性，並且享有一定的運作空間。這不是低估它們所面對的政治約束，而是承認新社會形式制度化的重要性。

　　其次，公民組織的規模和範圍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大的網路社區有幾百萬註冊用戶，規模除了小於中國共產黨，比其他任何社會組織都大。網上還有成千上萬的小型社區。社會組織化的範圍也同樣很明顯，網路社區中的成員，分散在不同城市和世界各地。社會互動在很多層面上進行。這一切轉化為社會互動的巨大能量，對任何政治統治者而言，都是必須正視的社會力量。日益加緊的網路控制，部分地反映了國家對這一新社會力量的認識。

　　第三，新的社會型構對他們所代表的價值而言很重要。網路社區的成員不僅對社會現實加以批判，並肯定那些在他們看來已在當代社會遭到破壞的價值，遵循他們所珍視的價值行動。他們表現了高度的公民參與、或者用中國學者的話——「公民性」 。在中國社會深受信任危機之害時，網民之間居然仍能找到信任，頗具諷刺意味。但這一諷刺只是表面現象。事實上，如果交流保持暢通無阻，人們之間就會建立起信任。信任的缺乏只不過是因為交流的缺乏。

　　最後，新形式和新的社會型構代表著公民社會的新發展。公民社會是一個載有價值觀念的概念，但它只是跟歷史本身一樣負載深重。當今中國的歷史發展已經賦予了它新的意義。當「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這些概念在八十年代被引入中國學術話語時，它們還相當陌生。雖然這些詞在西方學界備受爭議，但在當今中國，卻成為學術話語、大眾話語和新聞話語中的關鍵詞。有中國學者指出，隨著公民社團的繁榮，中國已邁入公民社會的門檻 。且不管是否邁入了門檻，我們對網路組織化和網路社區的分析表明，一場社團革命正在發生 。網路社會型構便是這一社團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強調的是，因其開放性和動態性，網路型構總處於不斷建構的狀態。不同觀點以及社會與政治的力量必然會交匯一起，充滿矛盾和衝突。因此，這些社會型構的未來尚不確定，存在著繼續轉型的可能。

　　草根民主實踐

　　由傳播革命引發的文化與社會轉型，都包括了政治動態過程，都產生了政治影響。但是，傳播革命也產生了更直接的政治後果。它影響了國家政治，促進了草根階層和公民政治的產生。因此，在民間，草根階層在實踐和實驗著民主的各種不同形式。因為公民政治的出現與國家權力直接相關，因此有必要先回顧一下網路時代國家權力的演進。

　　我在這方面的基本觀點是，技術變遷使公民行動新的形式和動態過程成為可能，但它也為國家行動者調整和改善管理的制度、觀念和方法提供了機會。這些改進既反映了草根要求民主參與的壓力，也反映了精英階層加緊政治控制的努力。因此，我們看到了在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公民參與方面，有些緩慢而有限的制度建設。雖然政策時緊時松，學界對該進程的原因也有所爭議， 但這的確是整個改革時期持續不斷的進程。網路行動對這一進程的貢獻在於，它給政府以督促，要求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公民參與。雖然進展有限，但值得一提。這方面的一個具體例子，是電子政務。早期電子政務的發展，落後於電子商務和網路公民社會的發展。但是，重大的電子政務項目畢竟已經開展多年，輔之以運動的形式要求各級政府部門建立網站，利用網站公布政府政策，鼓勵公民參與。比如，賀康玲（Kathleen Hartford）對兩個電子政務項目的研究，表明市民能通過市長信箱，促使市政府注意到廣泛的社會議題。這些信箱邀請市民作出反饋，因此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 。

　　除電子政務外，政府還做出了提高信息公開的努力。2007年4月，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這是在中央政府層面上第一個同類法律，旨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獲取政府信息」，以及「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同月，國家環保總局首次頒發了《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要求政府和企業公開環境信息，保障公民獲取與環境相關的信息的權利。幾年來，國家環保總局的官員與環保NGO密切合作，提高有關環境議題決策上的公眾參與。比如，2005年4月，國家環保總局就北京西城圓明園公園湖底保護這一環境項目上的爭議，第一次舉行了聽證會 。在公開聽證之後，政府取消了該項目。此次聽證會得以召開，是因為環保人士發起媒體運動抵制該項目，並要求舉行聽證會。

　　然而，在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公民參與方面的制度建設，遠遠落後於政府加強和改善控制與管理辦法的努力。在這方面，網路控制是國家實驗新的治理方法的新領域。中國的網路管制體制，在短短20年的歷史上，經歷了三個階段。在每個階段，控制方法都變得更精細、更成熟。總體的趨勢是，控制漸漸從依靠強制力過渡到規訓力，從硬性控制過渡到柔性管理。從2003年至今，主導的權力模式是規訓。一方面國家加緊了網路控制，這明顯地表現在自2003年以來頒布的關於網路的新規定。

　　另一方面，國家充分認識到網路經濟具有的生產力，所以不願因採取粗暴控制方法而犧牲經濟效益。官方部門希望同時保持繁榮與控制，正在將控制技術改進為福柯式的生物權力（biopower）。生物權力的本質是利用個體為國家目標服務。它是生產力，因為它使某種知識、主體、和需求的生產成為可能 。這一基於生物權力之上的新制度的核心要素是柔性管理。與硬性控制相比，柔性管理這一從經濟管理借用來的概念，更強調自律、間接指導、有效管理、正面誘導以及依法治理。2004年中共十六大四中全會規定的治理新原則，其實已經體現了柔性管理的思想。近些年的提高自律和文明使用網路的努力，以及通過官方資助的網站讓網民自願檢舉網路侵犯的新制度，也都體現了柔性管理的思想。當權力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power）以自我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的面目出現時，也就是說它們促使主體自願地轉變自身時，它們才是最有效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網路也有可能轉變成權力的技術。

　向更具規訓力的權力模式轉變不僅只發生在網路控制方面。但是，網路作為新的、首要的控制領域，為國家調整和完善整個治理與管制制度提供了策略性的機會。因此，針對網路控制的精湛的方式，也見諸於其他領域，如大眾媒體的管制。

　　權力的不斷進化將使中國的長期革命這一爭取更加開放與民主的社會的努力，成為十分艱苦的過程。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進步的跡象。那麼，中國的網路行動取得了那些政治成果？在中國的長期革命的歷程中，有哪些政治進步的跡象？

　　最重要的發展體現在公民的草根民主實踐。網路行動是中國新公民行動的縮影，也是其中最有活力的支流。在這個意義上，網路行動標誌著草根階層和公民民主的成長。它之所以是草根式民主，是因為其思想與行動的倡議來自公民。它的成長，明顯地體現在思想意識和實踐上。在意識上，主要的發展是公民權意識的提高，以及對權力和權威觀念的轉變。這並不是說這兩個發展只體現在網路行動上，而是說它們因網路行動而得到了深化。爭取公民權的鬥爭，恐怕是自1990年以來公民行動的核心。網路行動在宣傳公民知情權以及加強民眾對公民知情權的意識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言論自由是早期社會運動的主要目標，現在依然如此。信息權，比如公民的知情權，對政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公民不僅要求有權表達他們的觀點，而且要求知曉與他們的利益相關的問題的信息。

　　網路行動提高了民眾的知情權意識。2001年，江西省某農村學校發生爆炸，42人遇難；2002年南京一起食物中毒，40多人死亡。在這兩個事件中，最終因為網路上的曝光和爭議，不得不公布事實。因此有研究者稱，網路已導致基於對新聞和信息集中控制的宣傳模式的死亡 。至於這一所謂的死亡是否真正發生，有待商榷，但顯然，集中的信息控制已經日益難以為繼。

　　負面的經驗也提供了有意義的教訓，突顯了信息權的重要性。在2003年SARS危機以及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危機期間，最初的信息控制加劇了人們的困惑和不安。突發事件後，信息不明，謠言就會四起。信息通暢，反而會防止謠言泛濫。近一兩年官方媒體在對某些突發事件的報道中，比較及時迅速，說明吸取了以前的教訓。最近例子是發生在2013年7月20日首都機場的爆炸事件。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就在微博上做了報道。

　　隨著公民權意識的日益增長，人們對權力與權威的觀念也在發生轉變。在當代中國，權力與權威備受敬畏。在某種程度上，毛澤東和文革期間對官僚機構和官僚權力的攻擊，已經被顛倒了過來，傳統的官本位文化變本加厲地回歸到中國社會。如今官本位的文化無處不在，而且得到官方控制的大眾媒體和文化產業的不斷宣傳。在大眾文化中，美化帝王將相的電視劇和電影，充斥文化市場。它們歌頌權力與財富，灌輸忠君和追隨主子的封建思想。《新聞聯播》式的官方新聞播報，保持幾十年前的模式不變，用大量篇幅不斷報道著處於權力與權威的光環之下的黨政領導。

　　富有幽默和戲謔的網路文化與官本位文化相悖，這種網路文化的瀰漫因此具有特殊的意義。戲謔者不恭不敬，令有權者難堪。在晚近中國文化歷史中，王朔的「痞子小說」所具有的顛覆力來自它的戲謔精神 。網路行動和網路文化，因這種戲謔的精神而富有生氣。如果說王朔的痞子小說在八十年代剛出現時，讀者為之震驚，甚至稱其為異端，那麼同戲謔和不恭敬的網路文化相比，它卻顯得有些靦腆和過時。在中國網路空間中，沒有什麼是神聖的。賣弄權威的行為是網友最喜歡攻擊的目標。這種戲謔的文化不僅局限於網路，而是與當今更廣泛的民眾文化交織在一起。如果說宗教是對外在權力的信仰，我們也許可以說中國只有到現在才進入世俗時代。這一世俗化對政治變遷的影響，只能會慢慢地展現。

　　草根民主擴張的第二個領域是實踐。與日益增長的公民權相稱的，是在公共事務上的各種形式的公民參與的激增。網路行動是這方面的標誌，但在當代生活的其它領域，這樣的例子也很多。從2007年利用手機簡訊動員的廈門PX事件到2011年的大連、2012年的寧波、和2013年的昆明反PX的環境抗爭，都是公民參與的網路行動與線下行動相結合的典型案例。

　　在廈門的PX事件中，市民通過網路討論和街頭「散步」，表達了他們對PX化工項目的反對。PX項目受市政府支持，因此，公眾的反對挑戰了企業和地方政府。PX事件中，市民表現出參加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問題的決策的能力和熱情，這是任何民主實踐中都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廈門的一些居民從網路論壇上得知PX項目，更多人通過簡訊——一條呼籲人們「散步」的手機簡訊——獲知正在醞釀中的示威。廈門大學附近牆上的反PX項目的塗畫，被拍成照片在網上傳播。人們本來可以不參與。而事實是，他們參與了，僅僅是因為看到一條手機簡訊或一則網路帖子。這反映了他們要求控制與自己相關事務的渴望。

　　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十年一直在試圖建立一套法律體系，儘管有些斷續而有限的進步，但這一體系缺乏透明度、責任感和正當的程序。因此，草根民眾越來越依靠抗爭的方式去爭取社會正義公正，也就不足為奇。網路滿足這種社會需求。它為公民發聲、動員以及行動起來反抗腐敗和社會不公，提供了新途徑。通過這些途徑，人們以不請自來的方式參與政治，實踐著自己的草根民主。

　　網路行動代表了人們爭取自由、正義和承認的鬥爭。它表達了他們對基本公民權的渴望，這些權利包括可以對政府政策發表意見、對那些影響他們生活的問題有知情權、團結起來保護公民的利益、公開挑戰權威和社會不公、享受平等和人的尊嚴。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普普通通，並不表達什麼爭取宏大政治目標的崇高願望。但就在這些平凡的鬥爭的背後，流淌著能量巨大的暗流。作為中國新公民行動的一部分，網路行動的沸騰表現出一種革命的衝動。這是另類的革命，它可能沒有以往的革命號角，但未必缺乏革命的力量。

　　（本文摘譯自楊國斌著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in China一書的結論部分，有所刪改。原著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9年印行，中文譯本《連線力：中國網民在行動》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