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本，普惠天下的學術公器

07-29

如果說拓本是金石與紙墨的天作之合，那麼歷代拓工、藏家、學者，便是這段姻緣的撮合者和見證者。拓本雖是一種高冷、小眾的收藏，甚至被譽為難以貼近的「墨老虎」，然而它對古代文化傳承的貢獻，卻厥功至偉。

金石研究必從解讀此石開篇

在2016年兩場拍賣會上，有兩件拓本出盡風頭。一是6月13日在廣東拍賣的《漢萊子侯刻石》初拓本，從200萬元起拍，最終以2070萬元（含傭金）收官，成為碑拓拍賣史上的傳奇。一是11月13日在北京拍賣的《周毛公鼎六名家題跋本》，從140萬元起拍，以1138.5萬元落錘，創吉金拓本拍賣的最高紀錄。

在藝術品拍賣已進入「億元時代」的今天，以千萬元成交似乎並不值得過多關注，然而對曲高和寡的金石拓本收藏，仍是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

兩件拍品均非唐宋舊拓，面世均不過200年。《漢萊子侯刻石》刻於王莽天鳳三年（16年），至清嘉慶二十二（1817年）被偶然發現，之前無人知曉。西周《毛公鼎》於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陝西岐山出土，咸豐二年（1852年）由魯籍收藏大家陳介祺購藏後，始有拓本問世。

《漢萊子侯刻石》原立於山東鄒城市卧虎山下，現藏於鄒城博物館。石表面看並不起眼，不過是一塊長79厘米、寬56厘米、厚52厘米的天然長方形青灰色岩石。刻字一面經過加工，刻有邊框。框內7行，每行5字，總計35字。石右側有滕縣老人顏逢甲記述發現經過的題記：

嘉慶丁丑秋，滕七四老人顏逢甲、同鄒孫生容、王補、仲緒山得此於卧虎山前。蓋封田贍族，勒石戒子孫者。近二千年未泐，亦無知者，可異也。逢甲記，生容書。

舊刻新篇——萊子候刻石拓片（供圖/廣州崇正）

此石發現時已歷世1800春秋，然字跡完好，刊石如新，讓這位見過世面的74歲老人頗覺詫異。對刻石上35個古拙的字體，歷來評價不一。清代書家方朔認為，此刻「以篆為隸，結構簡勁，意味古雅，足與孔廟之《五鳳二年刻石》繼美」。清代金石學家馮雲鵬則認為，「此石雖非後人偽刻，亦系當時野制，無深長意趣」。當代歷史學家郭沫若對此石評價甚高，認為是「從篆到隸過渡的里程碑，世所罕見，金石研究必從解讀此石開篇」。

一紙輕盈之厚重

創造拍賣奇蹟的《萊子侯刻石》是初拓本。一般而言，初拓本字跡完整，字口清晰，最接近原物，價值較後拓、新拓本，要高出許多。

在此石發現後第三年，拓本已在世面流傳。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嘉定人瞿中溶獲見拓本後，寫出《萊子侯贍族戒石》的初釋文章，收入《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中。之後，翟雲升《隸篇》、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等清代著錄，均收錄此刻。

清代藏書家、金石學家沈樹鏞(1832—1873)有幸成為初拓本的收藏者，並於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及同治三年（1864年）題寫二跋，與趙之謙、胡震等好友分享。沈樹鏞酷愛碑版，在同治二年（1863年）藏宋拓《熹平石經》，不久又獲孫承澤藏《熹平石刻》殘字，遂將其書齋命名為「漢石經室」。同治十二年（1873年）病逝後，所藏碑版陸續散失，僅《老殘遊記》作者劉鶚所得的沈氏舊藏，即有漢碑50餘種，六朝造像70餘種，唐碑100餘種，宋碑300餘種，不愧為實力派藏家。

20世紀70年代，這紙遞經名家收藏的舊拓，轉至前中共領導康生手中，這位精於鑒賞的當代藏家如獲至寶，愛惜之意溢於言表：「萊子侯石刻，結體挺勁，字形古雅，雖刻於天鳳三年，實仍為西漢文字，極可珍貴。」他邀請力挺此石的郭沫若撰書題跋，又在舊拓下方手錄清代瞿中溶的考釋文字，落款是：「一九六三年建國十四周年紀念，假日錄金石文論以作忝考。康生書，時年六十有五。」

縱觀康生、郭沫若等題跋，除簡述刻石來源、拓本流傳外，均偏重於文字釋讀、字義考證，這正是宋代以來金石學的基本功。

之後，這紙舊拓又成谷牧（1914—2009）「九藤書屋」的至寶。歷經近200年的輾轉遞藏，《萊子侯刻石》拓本上的舊題新識，墨色生香；「沈氏金石」「樹鏞」「康生」「郭沫若」「戲墨」「曼生」等18方朱印，宛若琳琅。這一紙輕盈之拓，因承載了諸位鑒藏家的頂禮膜拜之心和殫精竭慮之思，而格外溫厚。

南有西泠

北有萬印

與漢代「野刻」相比，西周毛公鼎為典型的廟堂重器。該鼎是為周文王的兒子、周宣王的叔公毛公所鑄，近500個篆書文字，洋洋洒洒記錄了毛公輔佐周王，後來獲得天子賞賜一事：「用作尊鼎，子子孫孫永寶用」，意寓子孫後代銘記、感念先祖的功德。在清代大收藏家陳介祺去世後，毛公鼎被陳氏後人轉授兩江總督端方，並與同為西周的大盂鼎和大克鼎一起被譽為晚清「海內三寶」。如今，也是台北故宮的鎮館之寶。

毛公鼎能躋身於國寶的行列，是因為鼎壁上數量可觀的銘文。中國古代傳世寶鼎為數不少，無論尺寸、輕重還是紋飾，毛公鼎都不算出眾。它高53.8厘米，口徑47.9厘米，重34.7公斤，與赫赫有名的後母戊大方鼎133厘米的個頭和875公斤的份量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毛公鼎質樸的外形和單調的紋飾，也使它在中國青銅大家族中，毫不起眼。然而鼎上497字的超長銘文，奠定了它在青銅國度中的霸主地位，也因而成為舉世無雙的瑰寶重器。

小物重器——毛公鼎拓本的木板刻原拓

（供圖/濰坊市博物館）

古代以祭祀為吉禮，故稱銅鑄之祭器為「吉金」，以後又作為鐘鼎彝器的統稱。創造吉金拓本拍賣紀錄的《周毛公鼎六名家題跋本》，為杭州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吳隱（1867—1922）的舊藏，由陳介祺監拓。

在傳拓發展史上，陳介祺是無法繞開的重要人物。甚至有人評其為古今第一人。

陳介祺（1813—1884）字壽卿，號簠齋，晚號海濱病史、齊東陶父。他富收藏，精鑒賞，因藏古印近萬方，定齋名「萬印樓」,自號為「萬印樓主人」，被金石學界譽為「南有西泠,北有萬印」。陳介祺不僅藏古、鑒古，也致力於釋古、傳古，尤擅墨拓技藝，凡其手拓，人爭收藏，著有《簠齋傳古別錄》，專門介紹拓片技法，有門徒無數。

作為文人兼金石學家的代表，陳氏傳拓講求精雕細琢，愛惜古刻，要求拓工無論露天捶制，還是室內摹拓，均要精緻、細巧、輕盈、潔凈。拓工張子達精於仿繪畫拓法,他用濃淡墨拓制《曹望憘造像》，頗得意趣。陳氏深知其秉性，雖然技術高超，但卻是「聾甚，又多疑，又能使氣，又私拓，又不惜護（卻未損），非有人監拓不可」。拓工呂守業，陳介祺稱讚他「從容細緻，為之不受迫促，一紙須他人數紙工夫，勿輕視之」。徐鳳歧精於裝裱,陳氏所有拓本的裝制都出自他的手,備受陳介祺賞識和尊重。

吳隱所藏毛公鼎拓本，為陳氏晚期傳拓風格。拓上有吳隱邀請的六位友人的題跋，分別為1910年吳昌碩、張祖翼跋，1911年陸恢跋，1917年吳臧龕跋，1919年褚德彝跋，1920年王國維跋。六跋內容各有特色：吳氏偏重於訓詁考釋，張氏考毛公身世及周王賞賜、鑄鼎年代，陸氏闡長篇銘文之精義，吳臧龕以七言詩代跋，褚氏重音讀正誤，王氏述三代冊命之傳承。合起來，竟也是一部研讀毛公鼎的小別冊。而無一例外的是，六跋對陳氏傳拓之翠墨精捶，不吝讚美之詞。王國維寫道：「此鼎器小而字多，故拓墨不易，余見秦中舊拓與端氏所拓此鼎皆不佳，惟陳氏拓最精。」

村野簡刻與廟堂長銘可等量齊觀

無論從年代、史料價值還是傳奇經歷，《漢萊子侯刻石拓本》似乎都不是《毛公鼎拓本》的對手。毛公鼎拓本拍賣前，也曾被寄以厚望，認為在體裁、跋語等諸多方面，不讓「萊刻」，或可創金石碑帖成交之新高。然最終成交價卻有較大差距。這不禁讓人疑惑，一紙漢代「野制」，為何具有超強魅力？

清人龔自珍有兩篇闡述金石功能的名作，一是《說宗彝》，他將三代青銅器概括為祭器、養器、享器、藏器、旌器等19種功用，比如「古之旌器也，君公大夫有功烈，則刻之吉金以矜子孫」。一是《說刻石》，歸納了秦漢以來碑石的9種功能，主要為帝王功德、國家征戰、工程建造、保存典籍，所謂：「帝王有巡狩則紀，因頌功德，一也……遭經籍潰喪，學術岐出則刻石，主於考文，九也。」此「九者，國之大政也，史之大支也」。

顯然，《萊子侯刻石》並不包括在「國之大事」的刻石九事之中，而是鄉里、宗族等民間層面的世俗刻石，但龔自珍並未小覷，他認為「祠墓之碑，一家之事，又非刻石倫也」，但「宜更專以言者也」。不過對於需要「專以言者」的內容，龔自珍並未展開討論。

這個謎題其實已被當下的拍賣市場所破解，那就是，在金石學術發展史上，村野簡刻與廟堂長銘，可以等量齊觀。《萊子侯刻石》的價值，不僅僅限於是書法史上從篆向隸過渡的遺物，還裹藏著萊子國被滅500年後的繁衍生息的線索。

萊子國位於膠東地區，大約經歷了夏商周三代，西周時屢屢受到新興國家齊國的侵逼，後被齊國所滅。1969年，在萊子國都城遺址今龍口市歸城發現的兩尊青銅器——啟尊和啟卣，記錄了萊子國國王啟曾跟隨周昭王南征楚國、最後戰敗的歷史。銘文透露了一個信息：萊子國當時是一個強國，可以隨時參與周王的國事。

公元前567年，萊子國滅亡後，部分貴族被遷到今滕州西南的泥梨城遺址附近，公元16年，萊子國一貴族為族人分封土地，並派族人儲之良為特使，召集一百餘人舉辦了大型的封田祭祀活動。為告誡子孫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封地，特意請人撰文立石，故有萊子侯刻石。刻石隸刻7行，行5字，計35字：「始建國天鳳三年二月十三日，萊子侯為支人為封，使偖子良等用百餘人，後子孫毋壞敗。」可謂祖訓。

人人漢魏

家家金石

吳隱舊藏《周毛公鼎六名家題跋本》的題跋人之一王國維（1877—1927），是最被人所熟知的學者，他所倡導的「二重證據法」既是對傳統的總結，也啟迪未來。所謂二重證據法，即紙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材料的相互印證，這被公認為一種科學的學術正流。

其實，這一方法也正是傳統金石學家所看重的。金石學可謂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它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著錄和考證其上的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因為北宋統治者獎勵經學，提倡恢復禮制，這就形成了對古物進行收集、整理和研究的熱潮。金石學也可謂與古器物收藏相伴生。

清賞有佳——用拓片製作的扇面（供圖/李緒傑）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經學家劉敞出任永興軍路安撫使，長安有很多古墓荒基，經常有古物出土，他將搜集到的先秦鼎彝11件古器，請工匠摹勒刻石、繪像，撰成《先秦古器記》，提出研究古器可使「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簡單的說，就是糾正諸儒之謬誤。所以後來的金石學研究，對經史禮制的考釋探原，一直是重要內容。

同時，對刻石拓本的收藏，也促成金石學中石刻部分的發展。這其中也有幾位大家：歐陽修（1007—1072）編著有《集古錄跋尾》，收錄了周秦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400多篇，除銅器銘文20多篇外，其餘均是碑刻題跋。宋代著名詞人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1081-1129），著有《金石錄》30卷，前10卷錄所藏金石拓本名目計2000種；後為題跋20卷，凡502篇，注重援碑證史，以考訂周詳著稱。

宋人心心念念於金石及拓本之搜集、考證、傳布，正如王國維所言，是「賞鑒之趣味與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與求新之念，互相錯綜」的結果。趙明誠、李清照的故事，正是對這一結果的詮釋。

鶴鳴九皋——古琴拓片（供圖/李緒傑）

繼宋代之後，清代金石學再度因鑒賞與研究的交融而成就斐然。清中期乾嘉學派興起後，銘刻拓本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識文字源流、訂經史訛闕已蔚然成為專門學問，碑拓與歷史互證的方法日臻成熟。清人王芑孫曾描述了這一景象：「比自考訂之說興，人人漢魏，家家金石。」何至以如此？錢大昕道出其中奧秘：「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展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金石學遂成一代顯學，碑帖拓片與善本古籍和青銅器，被視為頂端收藏。

嵩洛訪碑——清代學者黃易《嵩洛訪碑廿四圖》（吳大澂臨本，供圖/匡時國際）

從珍稀甲骨到

學術公器

傳統金石學並不局限于吉金和佳石，凡錢幣、印章、封泥、甲骨，均在包涵之內，傳拓之法，同樣可施之於上。

1899年殷墟甲骨出土後，王懿榮率先收藏。翌年，八國聯軍入京，王氏死難，其所藏甲骨部分千餘片轉至好友劉鶚手中。劉鶚(1857-1909)，字鐵雲，號老殘，博識多藏，自名其室為「抱殘守缺齋」。他的著作除小說《老殘遊記》為世所知外，尚有《鐵雲藏龜》《鐵雲藏陶》《鐵雲泥封》等金石佳作。接手王氏初藏的甲骨後，劉鶚又陸續購得4000餘片，成為當時最著名的甲骨收藏家。1902年，金石學家羅振玉在劉鶚家初見甲骨，嘆為「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揚、許諸儒所不得見」，力勸劉氏編印成書。《鐵雲藏龜》在第二年刊行於世，以拓片形式，將劉鶚所藏1058片甲骨文字精品，公之於眾。

甲骨傳拓，較之金石傳拓，屬於精細作業，技術要求更高，能親見實物和拓本的學者，範圍極其有限。《鐵雲藏龜》是首次將私人收集的甲骨公諸於世，將少數學者觀賞摩挲的珍稀「古董」，變為天下公享的學術公器，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功德無量。

甲骨重光——商代《王賓中丁·王往逐兕塗朱卜骨刻辭》背面拓片（供圖/微圖）

在《鐵雲藏龜》面世時，攝影術已傳入中國半個多世紀。同是在1903年，王少山在天津開辦「工藝照相傳習所」。攝影雖可同樣復現文物上的文字，但攝影與文物的「隔空」性，效果遠遜於傳統摹拓的真切感。故在傳布甲骨文時，中國學者、藏家毫不猶豫地採用最傳統的方式。

藉助《鐵雲藏龜》拓本之刻印，甲骨文研究後來成為學術通途。晚清經學大師孫詒讓(1848—1908)在獲觀千餘甲骨瑰寶後嘆曰：「蒙治古文、大篆之學四十年，所見彝器款識逾二千種。大抵皆出周以後，賞鑒家所櫫楬為商器者，率臆定不能確信。每憾未獲見真商時文字，頃始得此冊，不意衰年，睹茲奇蹟，愛玩不已，輒窮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後復重者，參互審繹，乃略通其文字。」

孫詒讓精研古文字學四十年，所見帶款識西周青銅器不下兩千種，至暮年始見較青銅銘文更早的殷商文字，被他視為幸運，更為奇蹟。

學術佳侶——金代尚書禮部牒文經幢拓片（供圖/戎國新）

約1600年前，因傳布儒家典籍，紙墨與碑石開始相知相戀。移至文宋時代，禮制復興、藝術昌榮，紙墨與金石進入蜜月期，相伴迎來古器物收藏熱、金石學誕生、雕版印刷的繁榮。物換星移，千年長相廝守，紙墨不僅與碑石、吉金，舉凡一切帶文字的古物，包括甲骨、印章、封泥等，都相濡以沫，古器物拓本已成普惠天下的學術公器。在攝影、複印技術普及的當今，具有東方工匠精神的傳拓技藝，仍在書寫傳奇。

（本文刊發於《中華遺產》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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