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面人」楊登瀛的傳奇人生

「兩面人」楊登瀛的傳奇人生 2009年11月2日，民革南京市委組織文史工作委員會委員前往「廣東山莊」調研視察，在視察過程中筆者驚異地發現「民國一代名諜」鮑君甫的墳冢。鮑君甫何許人也？他在1930年至1931年期間，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局前身）駐滬特派員，是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一員得力幹將。然而，他卻在背地裡幫助共產黨，還幫過共產黨的大忙。但令人驚奇的是鮑君甫並不是共產黨人，更不屬於共產黨的情報人員，有刊物稱其為「中共特工」，與「龍潭三傑」錢壯飛、李克農、胡底並稱為「四傑」是不嚴謹、不準確的。鮑君甫僅是一個「兩面人」而已。何為「兩面人」？即一面做著國民黨當局的官，一面又幫共產黨的忙，兩面討好，兩面得益，誰也不得罪。對於這樣一位曾經幫過共產黨大忙的「兩面人」，我們不應該忘記，應該為他留下應有的一筆。 中統幹將八面風光 鮑君甫，廣東中山人，1893年生，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精通日語。1919年回國後在上海發展。五卅運動中，他結識了青幫中人、洋務工會負責人楊劍虹，因兩人是同鄉，漸成莫逆。1928年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增設採訪股，組織部負責人陳果夫、陳立夫有意拉攏青幫力量，即指派時任調查科主任的張道藩動員楊劍虹擔任採訪股總幹事（股長），楊劍虹上任後便拉鮑君甫入伙。然而鮑君甫入伙卻不來南京，還打著調查科的旗號周旋於上海的警察局、警備司令部、市黨部、市法院及租界巡捕房、日領館和青幫等各種勢力之間。1930年，調查科擴大活動範圍，為廣集情報，先後向上海、武漢和開封派出特派員，並配有隨員和電台。此時楊劍虹因青幫內部爭鬥自殺身亡。又因鮑在上海有廣泛的人脈關係，遂被徐恩曾任命為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有了名頭的鮑君甫在上海灘更是如魚得水，遊刃有餘，逐漸成為上海灘上擺得平、玩得轉的名人。 自楊劍虹自殺後，痛失「師長」的鮑君甫遂改名為楊登瀛，至於為何改名還要換姓，可能是為了紀念這位有知遇之恩的「師長」吧，這也說明楊登瀛是一個極重感情、極重江湖義氣的人。公共租界巡捕房頭目蘭普遜在與其打過多次交道以後，深知楊的能量和與各方面的關係，公開宣稱「國民黨方面，我只認楊登瀛說話」，以拉近與楊登瀛的關係，可見楊在上海灘的影響力。楊登瀛取得調查科駐滬特派員名義後，搬進北四川路的一幢洋房。有人事後了解到共產黨還送了一輛小汽車給他。徐恩曾到上海時就喜歡住在他家裡。楊登瀛非常神奇，每次搜查共產黨「窩點」時，都能查到一些「情報」，還能夠將中共刊物《紅旗》、《布爾什維克》等，甚至逐期將中共中央發給各省委的《通告》送到調查科，這些《通告》都是中央下達的一些工作方針、政策或對形勢的分析，而不是對某一項工作的具體指示。但這足以引起徐恩曾的重視，每次必抄報陳立夫和蔣介石，並深得他們的信任和賞識。 不僅如此，楊登瀛還能弄到一些托派刊物送到調查科。楊每次懷揣情報「碩果」到南京來，徐恩曾都要指派總幹事張沖、特務組長顧建中殷勤招待，請楊到安樂酒家、世界飯店等高檔大飯館吃飯。家父張國棟1928年5月進入調查科，與其同事4年。據家父晚年回憶，他曾多次應張沖和顧建中的邀請作陪，在與楊登瀛推杯換盞、觥籌交錯之間，楊常常是滔滔不絕，喜形於色。 為除掉中共叛徒 他提供機密情報 早在鮑君甫尚未改名、混跡上海灘時，曾結識了一位名叫陳養山的至交。楊劍虹拉其入伙時，他徵求陳養山的意見。這位陳養山表面上是混跡江湖之人，但實際上卻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屬於江蘇省委領導。陳養山將此情況彙報後，中共江蘇省委便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說明有這個關係，可茲利用。不久，中央特科情報科長陳賡（化名王庸）找陳養山談話，了解具體情況。在向中央負責人周恩來彙報後，周認為：鮑君甫在政治上雖不甚可靠，但在隱蔽戰線的鬥爭中確實需要這樣的「內線」，並決定留住這條「內線」，必要時，由陳賡單線聯繫並掌控。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時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軍事部長楊殷、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及江蘇省委軍委幹部邢士貞、張際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閘路經遠里12號開會。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駕著幾輛「紅皮鋼甲車」悄然而至，開會人還沒反應過來，全副武裝的巡捕、包探已沖入房內，將包括彭湃在內的開會人員全部逮捕。敵人「登樓捕人如預知的一樣」，中央斷定：黨內一定出了叛徒。 叛徒是誰呢？為此陳賡找到楊登瀛，經其一番「打聽」，原來是一個名叫白鑫的中央軍委秘書，早在一個月前就通過其弟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秘密自首，白鑫叛變的理由是他的一個親屬背叛革命被發現後由彭湃批准將其槍斃了，因此懷恨在心。再經中央查證，楊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周恩來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價，全力營救彭湃等人並儘快除掉叛徒白鑫。陳賡再次與楊登瀛聯繫。楊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門水仙廟偵緝隊拘留所轉送龍華上海警備司令部。」於是中央特科全體出動，隱蔽在轉送的必經之地——楓林橋畔。遺憾的是敵人提前解押轉送，中央特科的武裝劫車功敗垂成。 為了儘快除掉叛徒，陳賡繼續與楊登瀛接洽。楊告訴陳賡：「白鑫就像不敢見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飛路和合坊43號（今淮海中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范爭波的家裡，有一群保鏢護著。南京方面已給白鑫一大筆錢，他將於11月11日去國外避難。」獲此消息的陳賡率領特科立即行動。 那天下午，先有兩輛國民黨方面為轉移白鑫的小車駛來，停在范爭波家的後門口，范家用人開始往車上搬行李，接著白鑫被眾保鏢簇擁著走出，離第二輛車僅幾米處時，特科隊員突然神兵天降。一直就在驚疑恐懼之中的白鑫見狀拔腿就逃，並拔出手槍試圖反抗，但機警勇猛的特科隊員很快就將其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號門前。 「他對我黨的貢獻頗大」 自從中共叛徒白鑫被剷除以後，中共認為楊登瀛（鮑君甫）「告密」的情報不僅重要而且準確，為了更快、更安全、更方便的與楊登瀛取得聯繫，中央特科先後增派了連德生（曾赴蘇聯接受過特工培訓）和一個化名安娥（女，真名張紅惠，又名張式沅，後成為田漢夫人）的地下黨員與他單線聯繫。 上世紀50年代初，時任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陳賡為鮑君甫出具過的一份證明中稱：「據我所知，鮑確系1927年起即與我黨發生關係，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繫，在此期間對我黨貢獻頗大，我被捕時曾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與我同獄……」時任司法部副部長的陳養山也於1952年出具過一份證明：「鮑君甫在大革命後對我黨的保衛工作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救出了許多我黨的負責同志……」從當年的歷史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楊提供的情報是多麼的及時和準確。 1928年秋，上海警備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共產黨地下機關正在某處開會議事，上海警備司令部立即會同租界巡捕房幫辦譚紹良帶領巡捕前往抓捕，恰巧那天楊登瀛在巡捕房辦事，便隨同前往，親眼目睹7名共產黨人被捕。事後楊「告密」陳賡，叛徒戴冰石被及時清除。 又一次，中共叛徒顧某正在上海警備司令部討價還價出賣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傳部長李立三的回報問題。楊登瀛獲此情報後立即「告密」陳賡，叛徒顧某立即命歸西天。 1929年初，中共叛徒陳慰年待價出賣黨內機密文件，為楊登瀛獲悉，他先用兩根金條穩住陳慰年，隨後「告密」特科，叛徒立即被懲處。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委常委任弼時被捕，楊登瀛向巡捕房謊稱任是自己的手下，後來說項成功，僅一個月時間，任弼時就走出監獄。 1930年，從蘇聯回國的中共叛徒黃弟洪，原本被安排到江西蘇區任職，他竟致函蔣介石，表示要「歸順黨國」，並企圖以出賣與中共中央負責人周恩來見面的時間、地點為籌碼，提高自己的身價。楊登瀛獲此信息後及時「告密」特科，黃弟洪被清除。 同年秋，中共山東省委某負責人到上海開會被捕，隨即叛變。警備司令部通知楊登瀛前往協助會審，楊立即「告密」特科，會商後派中共地下黨員劉鼎以楊所請專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證實此人身份、叛變行為後，由特科領導的「紅隊」將其懲辦。 1931年，中共中央委員、共青團中央書記關嚮應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並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還有不少機密文件。因巡捕頭目蘭普遜不識中文，便找到楊登瀛，楊遂「告密」特科，陳賡提議由楊介紹前述的中共地下黨員劉鼎扮成「中共文件專家」到巡捕房鑒定文件，劉鼎藉機將其中的機密文件換出，由此巡捕房失去關嚮應的「罪證」。幾個月後，楊登瀛請律師出面將關嚮應保釋，出獄後，中央安排關嚮應進入湘鄂西根據地任湘鄂西軍委主席兼紅三軍政委。 一個與共產黨毫不相干的人，只因受了共產黨的恩惠，就多次冒著生命危險向共產黨「告密」，除了說明他重感情、重江湖義氣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有一顆同情共產黨、同情革命的心。如果沒有楊登瀛將情報及時送出，如果讓叛徒們的陰謀得逞，那麼，共產黨中央及所屬各機關將會被嚴重破壞！所涉及的領導人就會慘遭殺害！那麼，中共的歷史就有可能被改寫！ 楊登瀛被捕以後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旋即叛變。這個大叛徒由於工作關係，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絕大部分機密，當然也知道楊登瀛向中共「密告」的情況。顧順章叛變的電報從武漢發出後，首先由中共潛伏在調查科主任徐恩曾身邊的共產黨員錢壯飛截獲，錢立即轉報中央，千鈞一髮之際，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黨中央及所屬各機關平安脫險，只有極少數機關遭到破壞。楊登瀛雖不是共產黨人，但陳賡還是找到楊登瀛說：「此地不能久留，我們在上海的機關大都已經轉移了，你快想辦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楊登瀛卻說：「我哪兒也不去，就呆在家裡！」楊不相信顧順章能斗得過張道藩。陳賡說：「實在不想離開上海，那就要有一個思想準備——萬一顧順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別的一句話也不要多說，今後共產黨一定會得天下，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就在這天早晨，徐恩曾帶領大批特務從南京趕到上海，大肆搜捕共產黨人。當天下午，楊登瀛作為一名「告密者」同樣遭到逮捕。 該案中錢壯飛的出現，使得調查科徹底破壞中共中央的企圖化為泡影，但對於陳立夫、徐恩曾來說，中共「間諜」就隱藏在自己身邊，還擔任要職，真是奇恥大辱！頓足捶胸之後，他們採取了一系列的「隱瞞」措施，正在焦頭爛額之時，又被捅出一個通共「告密」者，而這個通共「告密」者楊登瀛還是緣起陳果夫、陳立夫籠絡青幫並由張道藩引進的「人才」。大叛徒顧順章早已將楊的「罪行」和盤托出，這對陳立夫、張道藩、徐恩曾等人又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商議之後，張道藩以「情報販子」「曾經有功」親自出面保釋，徐恩曾一路綠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半年多後楊登瀛被寬釋，為了表示痛改前非，楊登瀛改回原名鮑君甫。從此鮑君甫牢記張道藩、徐恩曾的「教誨」，「老實做人」，徐恩曾給他安排了一個首都反省院副院長的職位。但徐恩曾並沒有放鬆對他的監視，從此鮑君甫風光不再。 七七抗戰爆發，特工總部（由調查科發展而來）西遷，重獲「自由」的鮑君甫留在了南京。南京解放時，鮑君甫已非常潦倒，靠擺煙攤維持生活。 1951年「鎮反」高潮過後，南京市人民政府發出布告：「凡在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機關任過職的，一律到公安機關登記。」鮑君甫認為自已曾為共產黨做過事，沒有去登記。結果期限一到，鮑君甫立即被逮捕。審訊時，鮑君甫講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間為共產黨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陳賡和陳養山的證明以後，南京市人民法院對鮑進行了從寬處理。1956年3月，南京軍區專程派人送鮑君甫去北京，鮑見到了陳賡、陳養山、安娥等人。見面之後，他們「希望給鮑一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從此市公安局每月給鮑家發放100元生活補助費。 回南京之後，鮑君甫於4月22日給安娥寄去一信。現摘錄如下：「式沅同志：握別以來瞬已三周，我於四月二日晨安抵寧後即晚舊疾複發，現仍在時止時發，以至稽延奉書甚引為歉。這次在京蒙賡兄的多方安排，能與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處非筆能宣。回思昔日舊雨都能表見在時代尖端，能不愧煞！並承老友們的沖襟容納涵蓋多方至渥，蒙黨和政府的優遇，五內交縈，愧慚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贈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誼隆情何以回報？惟有決心黽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遠不遺，尺素時惠，即無任感禱之至，肅此略布謝忱並致敬禮。」 鮑君甫先後育有2子4女，長子早逝，次子國良；長女瓊音，次女雪波，三女小萍，小女美雲。由於陳賡、陳養山、安娥等人的關照，鮑君甫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見肘。一年冬天，實在冷得不行，鮑君甫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僅傾囊相助，還不時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誼令鮑君甫一家感動不已。至1963年他們之間還時斷時續地有著信件來往，但到了這年的下半年，田漢不幸慘遭迫害，鮑君甫與安娥的通信中斷。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燒到了鮑家，鮑君甫被幾個自稱為「專案組」的人帶往北京，從此再沒有回家。難能可貴的是，在「專案組」的淫威下，鮑君甫堅決拒絕提供有關陳賡、陳養山的「黑材料」，表現出一個尊重歷史、敬畏歷史的人應有的可貴品質。1969年鮑君甫去世，享年76歲。 萬東 鐘山風雨 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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