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朕就是這樣漢子

雍正：朕就是這樣漢子

雍正帝朝服像雍正元年五月十七日上諭：「使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山東兗州知府吳關傑把皇上的諭旨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門上，還請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員，一律在官衙的大門上刊刻聖旨。雍正當即給吳關傑潑了一瓢冷水，教訓他：「此等迎合之舉皆不必！」

提起康乾盛世，人們都知道，那是清朝的鼎盛時期。康熙、乾隆這兩位皇帝的豐功偉績也備受讚揚。然而，康乾之間還有一位皇帝是雍正，對於這位皇帝，歷來的評價卻是褒貶不一。

那麼，雍正究竟是怎樣的一位皇帝？他夾在康乾盛世中間，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要實實在在地認識雍正，最好的辦法就是細細解讀雍正檔案。

康熙在晚年，由於「太平盛世」而滋長了政寬事省的思想，這時期他處理朝政的原則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隊伍中，虛詐、迎合、粉飾、浮誇等種種腐敗之風嚴重泛濫，已經直接威脅著「盛世」的存亡。於是，懲治腐敗、整頓官場風氣的重擔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虛假不實的奏報，在封建官場上比比皆是。因為有那麼一種所謂巧於仕宦的官員，往往能通過弄虛作假吹拍阿諛而獲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賞識，從中撈到好處。然而，這一套在以務實精神治天下興邦國的雍正皇帝那裡，卻是行不通的。

且看這樣一種有趣的現象。在清代，官場上流行著這樣一種陋習，各省文武官員剛剛到任時，幾乎都是極力地述說當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過了幾個月，就一定奏報說，通過雷厲風行地整頓，情況已如何地好轉，以此顯示自己的才幹和政績。對這類奏報，雍正說見得太多，都看得厭煩了，他毫不客氣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對大臣奏摺中的浮誇成分，雍正總是毫不客氣地明確指出，並進行尖銳批評。主管河南山東一帶黃河河道的總督朱藻曾奉到雍正這樣一則諭訓：地方上一點小事，「何用如此誇張」，你的奏報往往是虛浮不實，「朕甚不取」，「一處不實，則事事難以為信也」。雍正告誡百官，虛假奏報將會失去皇上日後的信任。

當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員官僚習氣相當嚴重，這些人身居高位，卻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對皇帝指令商議的事件，文武大臣們往往一味附和，並不拿出主見，很難看到直言詳議據理力爭的場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餘年，對朝臣這種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甚至連鍾都撞不響的苟且偷生惡習看得十分清楚，他剛剛即位不久就頒發諭旨，嚴加整飭此風，他毫不客氣地指出：現今朝中九卿大員坐班，每當商議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諉，不發一言」，有的假裝打瞌睡，有的海闊天空地閑談，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時候，便鼓動一兩個新來的科道官員發言表態，然後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圖塞責」。似此朝臣議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不得觀望附和，每個人都要拿出自己的意見。

善於搞迎合把戲的朝臣，除了對皇上的話不敢說半個不字外，還想方設法地討好皇上，但這種人在雍正那裡卻往往討個沒趣兒。山東兗州知府吳關傑曾奉到一道諭旨，內容是令他實心任事，為政勤慎。吳關傑把皇上的諭旨奉為至寶，先是「懸掛堂中」，朝夕瞻仰，後來又找工匠把諭訓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門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聖旨的舉動詳細奏報，說如此「時凜天顏於咫只，勿忘聖訓於須臾，觸目驚心，甚為有益。」極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歡心。吳關傑甚至還請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員，一律在大小衙門的屏門上刊刻諭旨，使聖旨高懸，舉目皆是。雍正當即給吳關傑潑了一瓢冷水，教訓他：你本不是什麼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內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舉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對臣工奏摺中肉麻的稱頌和不著邊際的套話，雍正十分反感，每有這類摺子送達御前，必遭嚴厲痛斥。雍正二年（１７２４）二月，廣東巡撫年希堯奉到雍正一道口傳諭令，教導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堯寫摺子奏謝說，皇上所頒諭旨不僅周詳備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後批道：「寫來套話，何常有一句你心裡的話。」

敢講真話的御史李元直說：現今一些大臣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認為可以，沒有一個敢說不可以；皇上若認為不可以，則沒有一個敢說可以。雍正認為李元直說中了官場要害，把他召入內廷面談。

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大臣自稱「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謙恭的美德。但在雍正看來，內外百官中，這種過分恭順謙虛的言辭，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話。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冬，陝西降雪，巡撫武格沒有及時奏報。當皇帝追問時，武格回奏說「臣等愚昧，實難辭咎。」雍正用硃筆將「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訓斥：朕深惡此等虛詐俗談！若把你這個愚昧之人用為封疆大臣，那麼朕的愚昧又怎樣講？還是誠實一些好，這樣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清代官場上流行著這樣一個術語，叫「名實兼收」。那麼，究竟什麼是「名」，什麼是「實」呢？對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釋：「所謂名者，官爵也；所謂實者，貨財也。」他進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雲名實兼收。」這種名實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誠，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潔無私，實際卻是善於鑽營者。他們對自己應盡的有關吏治民生的職責並不上心，專以逢迎上司為能，甚至暗通賄賂，私受請託，巧吞錢財，很是神通廣大。結果，既撈到了實惠，又博得了美名，實在是名利雙收。相反，那些「樸實無華，敦尚實治」的官員，卻備受壓抑和排擠，由於他們實實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開，到頭來錢財沒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謂「名實」皆無。面對這種吏治敗壞的狀況，雍正嚴加整頓，針鋒相對地提出新的名實觀，這就是：以百姓稱頌為名，以奉公盡職為實。雍正要一改官場上的腐敗觀念，樹立一種新風。

看到雍正嚴懲貪污受賄的官員，有人為迎合皇上，故作「廉潔」姿態，竟連正常的俸祿工資也不要了，想以此換取美名再升高官。對此，雍正很不以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個度，哪有餓著肚子辦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隱，不在分外謀財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說：「沽名邀譽，乃居官之大患」。

雍正朝有個敢講真話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對他很賞識。一次，李元直遞上一道奏摺，他說：現今一些大臣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認為可以，沒有一個敢說不可以；皇上若認為不可以，則沒有一個敢說可以。李元直進而直言，這種陋習在中央六部隨處可見。講這樣的話，固然要有膽量，而聽的人就更需要胸懷。雍正認為李元直「真實任事」，說中了要害，把他召入內廷面談，還一起吃荔枝，鼓勵他以後仍要「盡言毋懼」。

雍正還為文武百官樹立起「公忠誠勤，實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賞識的幾位重臣，如田文鏡、鄂爾泰、李衛等，都是以直言不諱、據實辦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鏡本是一個官位不高的內閣侍讀學士，他引起雍正重視，是在雍正元年（１７２３）祭告華山回京復命時，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鬧災荒財政虧欠的情形一一如實奏報，雍正認為，該員「直言無隱」，「若非忠國愛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調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後的幾年時間裡，官職累遷。田文鏡受寵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朝中大臣商議，要在全國各州縣的大鄉村設立「講約所」，每月初一召集農民宣講《聖諭廣訓》，雍正批示「依議」，令各地推行。接到這一諭令，已任職河南山東兩省總督的田文鏡據實陳奏不同意見，說農事繁忙，按月宣講，實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鄉村遍設講約所，每年費用不下數十萬，實屬浪費。他建議在春仲、秋末、冬初農閑時酌情召民宣講。在這件事上，田文鏡不因《聖諭廣訓》是康熙大帝的聖訓集錦，而把不能如期宣講、難以持之以恆的實情隱瞞下；不因這件事經過朝臣商議已經得到皇帝諭准，而迎合順從。可貴的是，田文鏡以國是為重，坦抒已見，對皇帝已經批准的事敢於說「不」。而雍正欣賞田文鏡，也恰是這一點。在田文鏡的這一奏摺上，雍正揮筆批道：「此奏可嘉處不勝批諭。」欣然採納了田文鏡的建議。

雍正所關注的是文武大員們是否實實在在地幹事，而決不在於密報是否勤，說的是否動人悅耳，用雍正自己的話說就是：「只務實行，不在章奏」，「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

在影視文學作品中經常提到的奏摺，是清代特有的官文書。它始行於康熙二十年前後，當時還只限於極少數親信官員使用，是君臣之間的一種機密通信文書，康熙一朝總共才有137名官員獲准寫摺子。到雍正時，奏摺就作為內外臣工普遍使用的向皇上奏事進言的重要官文書，而日漸確定下來。在雍正朝，有權可以直接給皇上寫奏摺的人多達1000名以上。這樣，雍正幾乎每天都要審批數以萬字的奏摺，他自己就曾說：「各省文武官員之奏摺，一日之間，嘗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親自覽閱批發，從無留滯，無一人贊襄於左右。」奏摺成為雍正了解天下吏治民生的重要途徑。那麼，雍正是如何看待和使用奏摺的呢？

清朝文武大員具呈奏摺，都是專門派家人或屬員赴京，直接送達宮門。一個官員，一年究竟應該奏報幾次合適呢？雍正在給寧夏道員鄂昌的一條硃批中，曾這樣明確指示：遇有應該呈報的事情，就是在一個月內上奏幾次也是應該的；如果沒有什麼可奏報的，哪怕是幾年沒有摺子送來，朕也不會怪罪你的。

有的官員無事找事，頻繁上奏，用意是與皇上聯絡特殊感情，向皇上討好，雍正對這種懷有投機心裡的官員常常予以斥責。雍正三年（１７２５）二月，廣東巡撫年希堯具呈三件摺子，雍正看後發現，折內所談之事早就曾經上報各部了，遂批道：已經報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廣東省內沒事可報而又非找事上奏才好，這麼遠的路途，專門派人送來這等無用奏摺，不知你用心何在？

清代臣工奏事，分為摺奏和面奏兩種。雍正不僅要求百官減免不必要的摺奏，對陛見面奏控制得也很嚴。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十月，貴州巡撫石禮哈奏請陛見，希望當面奏報地方事務，聆聽訓旨，雍正批示：「道路甚遠，不必無益之往來。便再來陛見，亦不過朕批來之旨教勉你耳。若能實力遵行，勝來陛見十次也。」

雍正就是這樣，他考察百官重的是行，而不是言。他所關注的是文武大員們是否實實在在地幹事，而決不在於密報是否勤，說的是否動人悅耳，用雍正自己的話說就是：「只務實行，不在章奏」，「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

雍正認為，地方情況如實上達，是朝廷制定治國安邦行政措施的重要依據。關於這點，他曾對湖南巡撫王國棟說：朕就是有神仙一樣的本事，也不過是根據你們這些地方大吏奏報的情況來料理決斷。因此，他反覆告誡內外百官，務必據實上奏言事，萬萬不可隱飾。

封建官場報喜容易報憂難。雍正要了解天下真情實況，對報喜亦報憂敢講逆耳忠言者多加褒獎。自雍正元年（１７２３）開始，翰林院檢討孫嘉淦屢次上書皇上，直言時政弊端、君王過錯，甚至彈劾皇親。雍正公開表示「服其膽」，對朝中九卿大員說：朕即位以來，孫嘉淦凡遇國事總是直言極諫，毫無顧慮，朕不但不怪責他，反而一再加恩，朕就是鼓勵眾臣直言。

貪官污吏壓榨百姓的慣用手法就是攤派剋扣，岳鍾琪將川陝兩省亂攤亂派的名目進行綜合，共有三十多項，他把這一情況如實奏報朝廷。雍正誇讚岳鍾琪毫不護短，一片苦心，硃筆批示「此奏甚屬公誠」。雍正還指出，不但四川、陝西有亂攤亂派的現象，其他各省都一樣。為此，雍正選派一大批官員調往四川、陝西，讓岳鍾琪堅決果斷地替換各府州縣的不法貪官。

雍正大批選拔新人，保守勢力反對說這些新人經驗不足。對此，雍正形象地比喻說：沒有先學養孩子而後再嫁人的。

雍正指出，當官的若是不干事或幹不了事，人品再好，也不過像個「木偶」擺設，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雍正曾把守國法無過錯的官員分為兩類，一種是聽話順從但平庸無為之輩，另一種是有才幹有主見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見的人。在這兩者之間，雍正的態度十分明確：「去庸人而用才幹。」

雍正認為，為官者干不出成績，不能有所作為，這本身就是失職。他說：「庸碌安分、潔已沽名之人，駕御雖然省力，恐誤事。」對這種官員必須及時調整。湖南巡撫王國棟，為官雖然清廉勤慎，但才識不行，在地方無所作為，於是被雍正調換。在雍正手下，且不說貪官，就是平庸無為的人也難以混下去。

雍正清除貪官庸人毫不手軟，而對有才幹的人卻是備加愛惜的。他常對文武大臣講，凡是有些真才實學的人，因為他們有才識有主見而敢於頂撞，難以駕馭，這些人也有恃才傲物不拘小節的毛病，但治理國家最終要靠這樣的人，對他們應當愛惜、教誨，而決不能因為見解不同就拋棄不用，甚至加以迫害摧殘。

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隊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薦舉人才。可是有的官員忌賢妒能，以還沒有全面看透為理由，拒絕推舉他人。雍正斥責說：若一定等全面看透才推舉，那麼天下就沒有可推舉的人了！雍正曾對廣東總督阿克敦說：用人選官不能先有成見，以前不行的，經過努力改進，可能就行了；以前行的，若是驕傲起來，也就不行了。雍正大批選拔新人，保守勢力反對說這些新人經驗不足。對此，雍正形象地比喻說：沒有先學養孩子而後再嫁人的。意思是說，經驗不足完全可以在實踐中學習。

雍正對地方上的總督、巡撫大員反覆強調，要大膽選用有才幹的人，不能循規蹈矩。他對湖廣總督楊宗仁說，如果遇到有作為的賢能之員，即行越格提拔，不要按資歷升轉。對寵臣田文鏡也談到：朕從來用人，不是全看資格，有時即使官階級別懸殊較大，也是無妨的。更對廣東總督郝玉麟講，在用人問題上，「萬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雍正常常訓導臣工，要因時因事貫徹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登基後的第一年，雍正就命天下文武大員以求實的態度對待欽頒諭旨，他說：朕以吏治兵民為念，凡有濟天下者，必下諭旨，諄諄告誡，對臣工條陳得當者，亦樂為採納。但朕一人所思固難周密，況天下各地情況不一，因此，對平時所頒上諭及經臣工奏請諭令實行之事，如有與本地方本衙門不夠允協妥當之處，可以便宜行事，自加損益，只要把其中的情由據實入告便可。

雍正甚至要求內外大吏，不要因欽發諭旨而影響了自己的主見。這點，他在給湖北巡撫馬會伯的一件硃諭上說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諭，皆因人因事，權宜而發，有合於彼而不合於此，有可行於此而不可行於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隨朕一時諭他人之諭，來惑自己主見」，並進而指出，只有秉公報國，才會有「根本主見」。

雍正認為，凡事不考慮本地實際情況，只知道遵旨而行，並不一定就是好官，這樣的人往往是私心作怪。雲貴總督鄂爾泰對不完全適合本地情況的諭旨敢於變通執行，提出不同意見，雍正稱讚他說：「鄂爾泰是為國家做官。」而雲南巡撫沈廷正則一味迎合諭旨，雍正嚴厲斥責他：「沈廷正乃為沈廷正做官。」

雍正對自己不很了解難以決斷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認，不輕下結論草率頒諭，而是讓熟悉情況的地方官員討論決定。一次，雍正收到一件如何料理台灣事務的奏摺，他看後認為：「其中多有可取之處」。但他並沒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輕易頒旨。雍正把這件奏摺轉給福建總督滿保，讓他與提督、總兵等經辦台灣事務的官員共同商討，選擇其中可行的去辦。

如何對待過錯，雍正有過不少的論述，他常常訓導臣工「過而能改則無過」，「過而不改方為過」。難能可貴的是，雍正對「朕之過」也有一個較為實在清醒的認識，而且，一旦發現有錯，他能夠公開承認並立即加以改正。雍正曾任命一個叫周英的人到西藏統領軍隊，後來發現這個人平庸浮躁，便很坦率地對大臣說：此事用此人大錯了，這實在是朕的過錯。

雍正曾多次頒發諭旨，要求身邊大臣看見「朕的過錯」直接指出，「使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寫一份奏摺，專門給皇上挑錯，並交待說：挑的錯哪怕是不太合適，朕也不會怪罪，但若是瞻前顧後用一些空話來搪塞，卻是萬萬不可的。

雍正作為封建君主專制時代的帝王，能夠坦率地認錯改錯，並一再要求朝臣直言「朕過」，這本身就需要有拋棄虛榮面子的勇氣，講求務實的精神。

（作者：李國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