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斷裂社會」中的知識分子|文化|北京文藝網

許紀霖

剛剛過去的20世紀，是中國歷史上變動最激烈、最起伏動蕩的歲月。短短的一百年，經歷了大清王朝、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朝代，從政治軍事到社會文化，都發生了此前數千年從未有過的大變局。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這是一個大時代。

　　在這樣的大時代里，一切都在變，都在時代的海嘯中被淘洗了一遍。那麼，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人，他們經歷了一些什麼樣的變化呢？簡單地說，他們面臨著從古代士大夫到現代知識分子的大轉型。這一大轉型，既是一次思想史意義上的價值轉變，也是一個社會史層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轉換。關於前者，我在2000年編選的《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中，已經有所闡述，而本書的編選，則側重於後者，從知識社會史的角度來研究這次大轉型，以及在大轉型過程中社會政治與文化思想的互動。

　　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以士大夫為中心的四民社會。四民社會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說，乃是一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士農工商這四大階級，形成了以儒家價值為核心的社會分層。與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社會不同，四民社會的等級分層，是上下之間有流動的社會分層，作為社會中心的士大夫階級，通過制度化的科舉制度從社會中選拔精英，保證了精英來源的開放性和競爭性，也維持了社會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穩定。

　　士大夫階級，在古代中華帝國，是帝國王權制度與社會宗法制度相互聯繫的中樞和紐帶。其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士大夫階級所信奉的道統――儒家價值觀既是帝國官方的政治意識形態，也是宗法家族社會共同的文化傳統；其二，士大夫階級（亦稱為士紳階級）一身兼二任也，在朝廷輔助君王統治天下，在鄉野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領導民間。以士大夫階級為重心，古代中國的社會與國家渾然一體，表現出有機的整合。

　　明代以後，這一以士大夫為中心的四民社會慢慢發生了一些變化，隨著江南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商人的地位開始上升，雖然還是在士之下，但已經在農工至上。到了晚清，由於鎮壓太平天國和抵抗外國列強的需要，出現了地方士紳領導的私家軍，本來一直被壓抑的軍人集團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漸漸成為左右中國政局的重要力量。伴隨著軍人和商人地位的上升，士農的位置急劇滑坡，特別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在激烈的社會大動蕩之中，四民社會逐漸解體。

　　不僅四民社會解體了，而且士大夫階級也被徹底顛覆了。一百年前的1905年，科舉制度正式宣告廢除，自此，士大夫階級失去了其制度化的再生機制，只剩下其無形的靈魂，不復其有形的軀殼。士大夫階級沒有了，然而讀書人還是存在，他們搖身一變為現代的知識分子。晚清的知識分子與傳統的士大夫相比較，有諸多的不同。首先是知識結構變化了，從四書五經變為亦中亦西的新學，從倫理政治的規範性知識變為應用性的自然知識；其次是知識的空間變化了，從過去的私塾、書院變為中西混雜的洋學堂，到民國以後又變為西方式的以學科化為中心的學校體制。最後是讀書人的出路變化了，不再是像過去那樣仕途一條路，他們與國家的制度化聯繫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被切斷了，知識分子不再是國家精英，他們成為了自由浮動資源，開始流向社會：軍隊、商業、金融、實業、媒體、出版業和學院，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會正式結構的邊緣和外圍，成為國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現代知識分子所處的社會，不再是一個以讀書人為中心的四民社會，而是一個無中心的「斷裂社會」。所謂「斷裂社會」，有兩方面的涵義，其一是國家與社會的斷裂。士大夫原來扮演著將國家與社會一體化的樞紐功能，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士大夫階級瓦解了，國家與社會之間再也無法建立起制度化的溝通，二者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斷裂。精英流失到民間，流失到社會各個領域，導致國家統治集團的非精英化。軍人干政，武人弄權，大批邊緣人物藉助槍杆子和私人關係，進入從中央到地方基層的各級統治機構，導致政治黑暗腐化。國家權勢與散布在社會的商業精英、知識精英和媒體精英發生了日益嚴重的緊張和衝突，最後在分崩離析的大亂局中，邊緣知識精英領導農民，進行了一場由上而下的社會大革命，建立了新的國家政權。

　　「斷裂社會」的第二個涵義是社會各階層的斷裂。在原來的四民社會中，以士大夫階級為核心，士農工商之間存在著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和上下流動的有機聯繫。到20世紀以後，隨著士大夫階級的消亡、農民階級的凋敝以及商人和軍人地位的上升，階級與階級之間斷裂了，社會不再有中心，彼此之間也缺乏制度化的有機聯繫。這種「斷裂社會」表面看起來是一個現代的多元社會，因為現代性的本質就是分化，社會分化為不再有中心的多元社會。但「斷裂社會」與此的最大區別在於：在多元社會中國家與社會之間、各個領域之間以及各個階級之間，存在著基於合理的分工和分化基礎上的有序聯繫，而分化了的秩序又是被制度化了的。但在「斷裂社會」之中，社會各個階級和階層之間，由於缺乏公共的價值觀和制度基礎，無法形成有序的聯繫，也缺乏穩定的制度化分層結構，而是呈現出一種無中心、無規範、無秩序的離散化狀況。

　　在這樣一種「斷裂社會」的亂局之中，知識分子與國家和社會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呢？在傳統社會中士大夫階級與國家和社會的有機聯繫，如今都崩潰了。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得現代的知識分子與國家不僅失去了內在的體制關聯，而且對國家產生了強烈的疏離感。另一方面，大批知識精英離開家鄉，離開鄉村，進入都市，又意味著他們脫離了傳統的民間社會，失去了自己的血緣、地緣和文化之根。在傳統中國，士大夫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樞，如今他們不僅疏離了國家，而且也遊離了社會，成為無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不過，進入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知識分子，雖然失去了土地，卻獲得了天空，那就是現代社會中屬於知識分子的知識空間：學術社群和文化傳媒。學術社群以大學為中心，輔之以基金會、學術社團和同人刊物。它們屬於知識的生產領域。而文化傳媒則屬於知識的流通領域，由報紙、雜誌和出版業組成。無論是學術社群還是文化傳媒，這些相對獨立的知識空間都是古代中國沒有過的，或者說不曾以建制化的網路規模出現過。這是現代知識分子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空間。儘管如此，學術社群也好，文化傳媒也好，它們都不再是社會的重心所在，與此同時存在的，還有以市場為核心的商業社會和以權力為核心的國家系統。事實上，隨著商人和軍人地位的上升，國家和市場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已經遠遠超過學院和傳媒，並且權力和資本的力量也不斷滲透到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領域，使得其無法保持應有的自主性。

　　當知識精英有了自己的小社會學術社群和文化傳媒時，也使得他們失去了與國家與社會的有機聯繫。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關係變得象徵化和符號化，只是以知識的符號形態影響社會，通過抽象的話語方式啟蒙民眾。知識分子與社會特別是鄉土社會這種的象徵化的聯繫，背後所缺乏的，正是過去士大夫階級那種制度化的淵源。而抽象的話語一旦匱乏建制化的基礎，就會變得無足輕重。現代知識分子不僅不再是社會的中心，反而在「斷裂社會」中愈趨邊緣。

　　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使得知識分子內部也發生了斷裂。一部分知識分子，從梁啟超、嚴復到胡適、丁文江、張君勱、張東蓀，懷著傳統士大夫的夢想，力圖通過言論和知識的力量，重返社會的中心，並希望將社會與國家通過西方式的改革，重新整合起來。而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從章太炎、孫中山到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則利用「斷裂社會」的縫隙，自居社會的邊緣，反叛體制、反叛主流，在社會建制之外發動革命，導演了20世紀兩場轟轟烈烈的政治大革命和社會大革命。最後，草根政治戰勝了士大夫政治，邊緣知識分子戰勝了學院知識分子，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建立起來了，在這樣的列維坦裡面，不再有社會，也不再有知識分子。

　　直到20世紀的最後二十年，當社會重新從國家中解放出來，知識分子也重新從邊緣走向了中心，但很快地，一個世俗的工商社會崛起，使得知識分子重新邊緣化，重新變得微不足道。這一次，他們不是被國家顛覆，而是被社會本身顛覆了，確切地說，是被市場社會埋葬了重返中心的夢想。

　　無論重返中心，還是落入草根，都不過是傳統士大夫的迴光返照，所謂的縉紳或游士只不過是士大夫精神的兩面而已。從傳統士大夫走向現代知識分子，所要引入的，卻是現代社會的公民意識。公民意識，不可能產生於四民社會，也難以在「斷裂社會」中蘊育，它需要的是健全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而這些正是知識分子社會轉型的制度化平台。

　　2005年元旦於麗娃河畔

註：本文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編者序。

　　（編輯：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