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你們就沒有他們 （電影《竊聽風暴》）劉瑜

《他人的生活》情節已經眾所周知：1984年，東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監聽一個劇作家Georg，結果他不但沒按計劃搜集該作家的反動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愛情和勇氣所打動，最後背叛組織暗中救助了他。

帶著清晰的問題意識再看第二遍，我遺憾地發現，導演其實根本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壞人」並沒有「變好」，他簡直從來就是好的。電影開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過監聽搞倒某政敵時，他就問：「難道這就是我們當初為什麼加入組織？」一個竟然追問為什麼的人，怎麼可能是一個好的秘密警察。在聽Georg彈貝多芬時，他竟被感動得淚流滿面。一個追問為什麼的人，以及一個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該片最大的問題似乎並不是「壞人」怎麼變成「好人」，而是「好人」怎麼能允許自己做那麼多年的「壞事」。Wiesler在成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勞模。如果他可以勞模20年而不羞愧，那麼他應該也可以這樣勞模下去；如果他會那麼輕易被監聽對象所打動，那麼他也不可能這樣勞模20年。

電影里真正的「壞人」似乎只有兩個，一個是部長Hempf；另一個是警察頭子Crubitz。區區二人可以對這麼多人的命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原因就在於「他們」把「你們」也變成了「他們」。他們以保衛國家的名義吸納了無數秘密警察，他們發展藝術家中的內奸，他們逼迫Christa告密，他們讓Georg們保持沉默……如果沒有「你們」，「他們」什麼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們」又是誰呢？「你們」可能周末帶孩子去父母家盡享天倫之樂，「你們」路上看到車禍可能會打911幫助呼救，「你們」可能看到電視劇里壞人欺負好人時氣憤填膺，然而你們在做著這一切的同時，也會象Wiesler那樣爬到別人的樓頂閣樓上——當然不僅僅閣樓，還有胡佳陳光誠鄧玉嬌等人家門口以及報紙雜誌和「各大網站」的字裡行間——說：看，這個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國的自殺率來做文章，把他給抓起來！

「他們的信念是什麼？」有一次我試圖和一個朋友討論這個問題：「他們怎麼說服自己，一個人把一件事情誠實地說出來，就應該被『抓起來』？」真的，他們是怎麼說服自己的？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喪。他們怎麼能夠在竊聽騷擾跟蹤襲擊迫害誠實正直的人之後，一轉身，對自己的孩子說：孩子，你要做一個好人。

那個朋友說：「不需要信念，就是個趨利避害的本能」。

我還以為道義感羞恥感內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這個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拒絕被徹底機器化，羞恥感猶存。電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憐，一個人住冷冰冰的單身公寓，在電梯里被小孩子當面罵成「壞蛋」，招來的妓女甚至不願意多停留一分鐘。而現實生活中，那些變成「他們」的「你們」，可能過得比誰都好：他們在飯桌上談笑風生，在親友中春風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們」還在趨之若鶩地變成「他們」。

如果該電影展示的是1984年東德現實寫照的話，那麼5年之後的巨變一點都不奇怪。當電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啞口無言時，只能說這個社會已經「變心」了。事實上從故事情節來看，當時東德的控制手段已經貧乏到完全依靠脅迫：聽不聽話？不聽我就讓你沒飯吃。當統治者的統治手段已經貧乏到僅剩脅迫時，它就氣數將近了。我們從小就說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也許歷史唯物主義偶爾也會走神，物質基礎也會被上層建築拐跑。至於上層建築又是如何變心的，那個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麼突然從「他們」轉變成「我們」的，電影沒有說清，我沒有找到答案，看來還得接著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