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術界的三堂女權課

?編者按：

是不是有幸運又努力的成功女孩在，就說明女權問題只是「你不行而已」？

歷經美國學術界的三次「衝擊」，寧鳴擲地有聲地給出了新思索：女權運動不是要幫個別女性攀爬社會階梯，而應剖析現存不公，重塑公平、開放的遊戲規則。地位相對優越的女性尤其不能獨善其身，忘記對更廣泛正義的追求。

北窗（微信號：lightthere）

文 / 寧鳴

在此，我想與大家分享我成為女權主義者的經歷：怎樣的認知陷阱讓我一次次忽略女性受到的廣泛傷害、背負的沉重負擔？怎樣的機緣開啟我對性別不平等的知覺？我如何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以及一個怎樣的女權主義者？

一. 變化伊始：學術圈中女孩沉寂？

我是幸運的，在出生長大的過程中，家庭和睦，身邊的家庭中也鮮有家庭暴力的出現。雖然我也曾困惑，為什麼爸爸少做家務，為什麼身邊的女性長輩大多是「主內」的能手，但無論童年還是青少年時，我都覺得女孩優秀出眾不輸男孩，而且以為，「重男輕女」這些女權問題，都將隨著老一輩的局限和偏見一起漸漸淡去。

就這樣，一直到我大學畢業，我作為女生的優越感從來沒有遭遇過挑戰。在我就讀的經濟學專業，女生依舊成績最棒，處事沉穩，最後在保研、出國、就業方方面面勝過我們級的男生。當時不太知道教授們的研究工作做的究竟怎樣——因為我本來對經濟學也並沒太大興趣，我們經濟系的女教授們至少在教學能力、受學生歡迎的程度上不亞於男教授們。她們要麼氣度優雅、要麼幹練爽快的講颱風姿我至今記憶猶新。

這種狀況在我進入哲學系讀研究生時起忽然發生了急劇轉彎。周國平說女人學哲學既誤了哲學也誤了女人，這話在我身邊的哲學圈裡好像沒人當真，又像人人都信。一方面，在課堂上、讀書小組中男生們似乎顯得更學術，發言自信、說話擲地有聲；遇到異議，不折不饒跟人爭辯。相比之下，女生髮言少、說話聲音小、往往剛開了個頭就煞了尾；遇到了反駁，多不再回應。另一方面，職業楷模——教授們幾乎全是男人，往講台上一站，光芒萬丈似的，博古通今、幽默有趣。女教授屈指可數，不到教員總數的十分之一，平時也少聽同學們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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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術朋友中男生多於女生，我開始隱隱約約地羨慕哲學功底比我好的男生們，自然也崇敬那些學術領袖般的男教授們。但我並沒有意識到女生們在學術上的相對沉寂是一個群體性問題——系裡生態氛圍、整個學科過去一貫的男性主導等原因所造成的問題，而將之歸結為每個人的偏好、選擇（比方說，XX對學術沒太大興趣是因為她本來打算讀個研就工作），覺得只是恰巧跟我同學的女生們更多選擇了不走學術道路。

直到進入了美國一所大學的博士項目，我才對哲學這一學科領域中性別問題日益自覺，進而開始關注更普遍的男女不平等問題。先從哲學系這個小小的生態圈說起。

我們系在美國哲學系中算規模不小的，但女教授也是屈指可數，約十分之一；在研究生中女生的比例大致在25%；這跟在國內讀碩士時所見的狀況相差不大。跟那時不同的是，在我目前所在的系裡，男女數目懸殊的現狀是一個大家都有意識並且非常關切、試圖改變的問題。如何建立一個開放、友好、讓少數群體——包括女性、LGBT、少數族裔等——都感到受歡迎並獲得平等支持的學術環境，是幾乎所有人的共識，也是大家在正式的系裡討論、茶餘飯後的非正式溝通中常常談到的問題。正是因為大家總在說，我這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後知後覺者才慢慢被啟蒙。

入系以來有三件事情帶給我特別的衝擊。

第一課：從私怨走向公共空間

我入系的那年我們一共招了四個博士生，除了我是女生，另外三個人都是男生。所有的新生都必須在入系的第一個學期修習「一年級討論課」。這門課由兩名教授開設，新生必須上，也只有新生才能上。給我們這一級新生上課的兩名教授都是男士。於是，每次上課六個人圍在一個圓桌邊，只有我一個女生。教授和同學們都很友好，不知道是我的英語乏力，還是我的亞裔身份，還是性別原因，我總是感到很壓抑，發言不多。上課還好，課間更尷尬。他們站在一塊聊天，我不知道把自己往哪放好。

有一次我跟一個高年級的女同學提到這件事，她說：「無論別的因素是不是相關，教室中嚴重的性別不平衡絕對是讓你感到困難的原因之一。」她那年也是作為當年唯一的女生進來，上「一年級討論課」時跟我一樣憋屈。

考慮到還有很多與性別有關的議題，她跟一位女教授商量了一下後邀約我們系的所有女生和女教授一塊在這一位教授家一邊喝茶、吃早餐，一邊聊女生的處境和性別平等問題。比如，女生們有沒有受到充分的學術指導？有沒有遇到教授講帶性別歧視的笑話？如何能改變目前我們系男女生數量懸殊的局面？招生過程中有沒有隱形的性別歧視？那些更好地維持了性別平衡的學校有什麼值得我們借鑒的策略嗎？當一個年級的新生中只有一個女生時，能否保證至少安排一個女教授來帶「一年級討論課」？甚至：是否可以要求教授們上課時避免總是用棒球、橄欖球之類的相關經驗來類比講解哲學問題？當一位教授這樣做的時候，不玩、不看這些運動的同學，尤其是女生和外國同學就像是誤入了一個充滿濃重性別、文化排他性的粉絲俱樂部。

這次探討能帶來怎樣的實質改變還需以觀後效，但它帶給我即時、強烈而持久的衝擊：這是第一次我和這麼多帶著自己的經歷、問題和建設性意見的女性開誠布公地討論作為女性可能遭遇的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方式。它讓我意識到女性個人體驗的公共性。太多時候我們都把委屈咽在肚子里，甚至老以為是我們自己的錯——我們不夠優秀、不夠努力。這樣以來，對女性整體的不公總被誤解成私人問題。我們的沉默無心地成了維繫男女不平等的幫凶。

從私怨走向公共空間，是我成為女權主義者過程中學到的第一課。

第二課：別讓美德傷了自己

如果說我的女同事們給我上了重要的第一課，我的第二課來自一位男教授。我們系每個星期有一次茶話會。全系的教授和博士生們聚在我們的學生活動室，喝茶吃甜點。

和許多國家一樣，美國大學師生聚會對在活動室或老師家中

一次平常的茶話會上，我和一位教授正在聊天。他掂了掂他身旁桌上的電開水壺說：「沒水了。我還想泡杯茶。」他一邊說話，一邊拿起水壺，意在去飲水機那邊接水。因為我站的位置離飲水機更近，我順口便說：「我來接水吧」，並伸手想去接過他手裡的水壺。

可是他非常大幅度往後一躲，擲地有聲地說：「讓我告訴你，絕不要給男教授沏茶。」

我當時一愣，不知道說什麼好。他一邊走過去接水，一邊撿起我們剛才在聊的哲學話題繼續說下去。我後來反覆咀嚼他說的這句話，一開始挺不解，覺得他反應過度、小題大做，後來才慢慢意識到他所點出正是女性常在不知不覺中矮化自己的現象：同樣都是一個系裡的學術同仁，燒水沖茶的往往是女人，聚會最後收拾殘局的往往是女人，甚至平時負責聯絡、組織社交活動的往往也是女人（這一觀察主要來自我自己和我身邊朋友的經驗，也許不具有代表性；樂見有統計研究不支持我們這些基於個人經驗的泛化判斷）。

一個女人不知不覺地這樣做著，以為是出於自己的善意、以為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次、兩次……直到自己習慣於為別人服務。當很多女人都這樣做的時候，這些看似無關緊要、自願為之的事久而久之又變成了女人該做的事：做飯、洗碗、關愛老幼、照顧丈夫、上司還有別的同事。我不是說人不應該給予關愛、幫助（有時真的是舉手之勞）。如果男人女人、夫妻同事之間能在生活、社交細節中互助互愛，那自然是最佳平衡點。然而當女性已經被熱心助人、善於關愛的性別刻板印象綁架，當男性傾向於單方面接受關愛和幫助而不做出與之匹配的回報，女性的美德便成了傷害自己的利器。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追求的次優平衡點，便是每個人承擔起照顧自己的責任，並在必須分擔的事務上通過一套開誠布公的程序公平分配責任，比如照顧老幼和組織機構中的社交生活。如果不如此，女性將很難避免滑落回由男女刻板形象支撐著的不平等困局，即便在對男女平等的追求有著相對高的共識的學術圈裡。教授的話讓我警覺性別平等的戰場絕不僅限於制度、法律等宏觀層面；它在社會組織的方方面面，在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因為男女等級已被漫長的男權統治刻入我們的骨髓。

我所經歷的這兩課讓我自覺反思日常生活和職業領域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因為在政治觀念上我認同自由-平等主義傳統，這樣的反思讓我自然而然地認同追求男女平等的事業，這也便是我所理解的女權主義的事業。

第三課：要改變規則，而不是成就個別幸運兒

我所經歷的第三課進一步推促我去思考女權主義的訴求和路徑。幾位女哲學家針對目前哲學界性別不平衡、不平等現狀，開設了一次為期三天的專題研討會，旨在為哲學領域正在成長中的女博士研究生提供支持。與會者包括老中青三代、學術成就令人矚目的10位女學者和30來位來自美國和歐洲哲學博士項目的女研究生。會議內容分為學術論文討論和職業技能指導兩部分，包括如何選題、如何在會議上展示自己的研究、如何發表論文、甚至如何談判工作條件等。會議向我展示了女學者們各不相同、又都令人讚歎的學術稟賦和風格，也為我提供了完整細緻的職場信息。

參加完會議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興奮不已，情不自禁地逢人便贊。直到一次在跟系裡一位教授聊起這場研討會時被潑了冷水，我方才更冷靜地思考哲學行業更深層的問題。

那位教授說：「我非常支持男女平等的事業，但我不是很認同這次研討會這樣的方式。這樣的研討會儘可能地使男女平等的訴求去政治化，在完全接受現有的遊戲規則的前提下幫女生們熟練這個遊戲規則，成為其中的勝利者。可是這個遊戲規則本身就是對女性、黑人等少數群體不友好甚至具有排斥性的。現在分析哲學最高大上的分支是形而上學、認識論，玩模態邏輯和其他種種形式語言。這使主流哲學圈不僅對女性、黑人等少數群體切身關注的社會、政治、倫理問題完全沉默，甚至在學科內排斥貶低女性主義、種族研究，泛而言之整個政治哲學。

真正要讓哲學成為一個包容、支持女性和其他少數群體的學科，進而讓哲學重新成為對真善美的追求而不是淪為形式語言遊戲，我們需要做的不是幫助幾個女生在現有的遊戲規則下成功，而是改變現有的遊戲規則。」

我由衷認同這位教授的話。通過他的視角重新審視這場研討會，我發現這場研討會、以及研討會組織者們幫助女生在現有規則下獲得成功的宗旨在目前的情境中依然是有意義的——讓更多的女性能在現有規則下獲得了成功、成為了能夠影響和改變規則的人，這本身可能推動更深刻、廣泛的變革。但教授的話警醒了我：女權運動不是要幫個別女性攀爬社會階梯；它是一種旨在全面分析、解剖現存規則的種種封閉性和不公平，進而重塑公平、開放的遊戲規則的努力 ；處在目前社會階梯中相對優越地位上的女性（某種意義上都是先前女權運動的受益者）尤其不能獨善其身，忘記女權主義對更廣泛的正義的追求。這種追求最終甚至不僅僅是為了所有女性的平等權利；它也是為了所有受壓迫、被邊緣化的人群的平等權利。這便是我信奉的女權主義。

我在美國哲學圈中所經歷的一系列女權主義討論和行動讓我成為了一個女權主義者。當我帶著這種自覺回頭審視我直到大學畢業對男女平等所持的樂觀信念，我驀然發現，大學畢業十年，很多我在中學、大學欽佩仰慕的女生們都已經放棄了對自己事業的追求。有的雖然有一份工作，但覺得丈夫的才是事業，自己的不過是生計；有的甚至已經成了全職太太。最讓我憤懣的是，很多我的朋友、跟我一樣受過高等教育、當年意氣飛揚的女生們甚至也在生育上表現出重男輕女。生了兒子的媽媽往往有意無意流露出一種驕傲，彷彿她們受到了上天的特別眷顧。大家遇到孕媽媽往往開玩笑地猜測：「你看，肚子形狀是這樣，肯定懷的是個男孩」，知道這是句讓聽者開心。更有甚者試圖通過「科學生兒法」（比如調節體內的酸鹼平衡）來控制孩子的性別。

一封「二胎若不是男孩則同意離婚」保證書

為什麼這些生活在北京、上海，在高大豪華的寫字樓工作的女性仍然持有幾十年前我那不識字的農村奶奶所持的觀念？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既生氣又不解。慢慢的，我不再責怪她們。當她們面臨沉重的「玻璃屏障」，在事業上不能前進時，退卻和把希望寄托在一個靠譜的男人身上幾乎是最明智的選擇，而親身體會了身為女性的種種劣勢後，自然又會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受女性身份的拖累，這便造成了對男孩的偏好。

如我一開始所說，我過去認為保護女性人權與性別平等是兩個可以相互獨立的問題。人權是一種絕對權利：例如，如果你做一份工作，老闆拒絕付給你他所陳諾的工資，即便他這樣對待所有人，即便所有的老闆都這樣對待所有的員工，這絲毫不影響你對憑藉有效合約要求你應得報酬的權利——也就是說你的權利的有效性不建立在任何人的相對處境上。與此相對，平等是一種相對權利：例如，如果說你做一份工作，老闆付你2000，你覺得合理所以接受了，然後你發現另一個人做一模一樣的工作、做的絲毫不比你好，只因為他是老闆的朋友，老闆給了他4000，你的絕對權利沒有受到影響，但你的確招到了不公對待。人權與平等權的確在概念層面構成兩個獨立的維度。

保護女性人權與性別平等，這二者的概念獨立性極易掩蓋它們在現實層面的關聯。我過去便受到了這樣的誤導。女性遭遇「玻璃屏障」後落回重男輕女的俗套這一現象，才讓我深切意識到二者之間錯綜複雜的現實聯繫，它尤其讓我認識到，只有實現了男女在方方面面的實質平等才能長遠有效保障女性的種種絕對權利。性別不平等的土壤自然滋養對女性的輕蔑、忽視、甚至各種重男輕女的迷信。雖然保護女嬰、女孩，防止家暴是女權主義最為緊迫的任務，但女權主義最根本的任務是性別平等。我們必須要有跟男人數目相匹配的女政治家、律師、科學家、學者、藝術家和職場領袖，要有同等的被自幼鼓勵培養，同等的就業、晉陞機會，同工同酬……我們才能消除制度上、文化上、職場上、家庭中對女性的貶低、漠視和更惡劣的對待方式，才能具有真正有力的臂膀保護女嬰和女孩。

因此，女性的權利不僅僅是人權；沒有女權——與男人平等的權利，以及相應而來的權力、自信和尊重，便沒有女性的人權。

注:本文經作者寧鳴授權刊載，有所刪節。首發於女權之聲（微信號：genderinchina），為「我如何成為女權主義者」系列徵稿之一。版權依法歸作者及相關機構所有，轉載敬請聯繫。

天空海闊，她是顏色一樣的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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