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story︱近代上海的母親：新女性也要做好媽媽

國民母親擔重任「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在傳統中國文化中，「嚴父慈母」是理想的教養模板，母親多承擔哺育的責任，管教則往往歸於父親，加之「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母親的文化素養並不是考量女性的重點。然而近代亡國滅種的危機，使「慈母」這一傳統女性形象被「國民母親」所代替。晚清精英男性創辦的刊物《女界鍾》稱婦女為「國民之母」，身擔養成國民品性的重責，國家興亡「匹婦亦有責」，這一職責是愛國救世的公德，而非守身如玉、相夫教子的私德。女性生育的目的不單意味著家族香火的延續，更重要的是為國家培養健全的小國民，使我中華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1898年梁啟超發表《倡設女學堂啟》中就提到興辦女學可以達到「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保種，婦道既昌，千室良善」的目的，將女學作為保種保國的前提與國家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在這一言論風潮下，1907年清廷頒布《奏定女學堂章程》，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女子公立學校，並提出了「女子教育為國民教育之根基」的口號。這種觀念不僅承接明清時期女學的傳統，又適應挽救民族危亡的現實目的，因而得到官民響應，一時間私立女校不斷湧現，甚至出現官民爭相送女子出洋學習師範的現象，女子教育規模由點到面，蔚然成風。無論是傳教士設立的教會學校，還是開明紳士開辦的務本女塾，抑或是官方欽定的女子師範學堂，在開設物理、數學、化學等西式科學之外，均設有家政或育兒學，旨在女子學成後進入蒙養院或各級學堂做女教師和保姆。

開創近代教育史上女子執掌校政先例的呂碧城（1883—1943）雖然新女學打破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鉗制，但也因工具化女性而遭到知識女性的抵制。時任天津北洋女子公學總教習的呂碧城就認為養育子女本就是女性天職，比天職更為重要的是女性自身成為國民的一分子，這類「乳媼學堂」只不過是「製造奴隸之學堂」，「國民之母」不過是「乳媼及保姆」。呂碧城敏銳地指出男性對女性提出的「國民之母」不過是相夫教子的傳統女性工具論在近代民族國家框架下的變體而已，與女性主體意識的發展和女性權利的獲得根本毫無關聯。無論如何，女性憑藉著「母親」這一身份獲得接受高等教育和外出工作的機會，可謂近代女性解放的一大進步。家事職業兩不誤隨著女性教育事業的發展以及社會輿論的開放，從事社會事業與職業工作的女性比率與範圍大大增加，這些受過良好新式教育的婦女脫穎而出，男性也希望自己未來的配偶分擔經濟壓力，同時要求負擔「服務社會兼理家」的雙重責任。婦女家事職業兩不誤的心態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觀念。

民國北平育嬰堂中的育兒師（《良友》1936年5月刊）對於沒有結婚和生育的女性來說，她們在工作上的精力和時間和男性較為平等，一旦這些女性做了母親就不那麼輕鬆了。家庭與職業的激烈碰撞不僅消弭了婦女職業思潮中所強調的獨立精神，也使得婦女從此不得不面對職業與家事的雙重負擔或兩難抉擇。事實上，新增一個母親的身份意味著女性要肩負起工作、家務、育兒三重壓力，育兒甚至比其他兩者更為費時費力，因此如何調試新母親與幼兒的教育關係成了重要的時代議題。雖然在1930年代已經有人提出家庭教育本身也是一門間接職業，鼓勵女性將「妻職母職發揚光大」，政府應當予以補貼，但主流觀念還是將養育幼兒當作女性的天職。城市一般家庭的女性雇不起保姆，小家庭又缺乏長輩幫襯，因生育放棄工作的女性並不在少數。

豐子愷作品：《三年前的花瓣》《糖湯》《初步》如果說知識女性還能夠將辭職的選擇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話，那麼底層婦女就必須毫無退路地承擔三座大山的全部重壓。社會經濟體制的轉型迫使她們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在工作與家庭間疲於奔命。在左翼作家和女性主義者的筆下，常常能看到在家庭和工廠間疲於奔波的女工，她們四點起床料理完家事後匆匆趕去工廠，忙到九點才能下工。回到家意味著一個新的戰場：「嬰孩在啼哭，甚至塗得滿身的屎尿，忙著給嬰孩洗滌、餵乳、燒晚飯、洗澡，吃過晚飯，又要洗衣服、做針線，像這一類的瑣碎例事，每天總要忙到很晚，才得睡覺。睡下去身旁左右是孩子，你吵他鬧，餵乳、拉尿，整夜難得安眠，翌晨三四點鐘，又須起身。」母親成為最辛苦的職業，隨著生育的持續，就這樣循環往複，「決無安閑希望」。緊跟潮流學新知隨著學科分工的專業化以及育兒專家的出現，專業的育兒報刊和書籍以其先進的理念和科學的態度迅速贏得母親們的青睞，並因此流行開來。翻開這些雜誌，就會發現做一名社會期待的模範母親是一項巨大的挑戰：首先，要具備數學、化學、物理、生理學等等一系列科學常識，在了解嬰兒生理特徵與發育變化的基礎上，用複雜的公式精心計算出嬰兒身高、體重、胸圍等等的「生長指標」；其次，掌握營養學知識，懂得區分維生素A到E的功能，並迅速在一堆食物中快速分辨出含鈣量最高而灰分較少的品種，在眾多的廣告和醫師推薦中挑選最合適的新鮮牛奶和奶粉；同時還要具備西醫常識，了解發熱、貧血、痙攣、百日咳等一系列常見病症和預防措施，不至於在孩子急病時手忙腳亂；最重要的一點，是母親要親力親為，日常照料絕不該假手於奶媽和保姆。通過灌輸科學知識以及養育實踐中的操作技巧，用新學說將婦女「從牙齒武裝到腳底」，成為一名合格的科學母親。

民國畫報上的奶粉廣告，好媽媽應當為孩子選擇一罐好奶粉（《良友》，1927年8月刊）科學育兒導致科學話語佔主導地位，傳統養育知識被貶抑，從祖輩處習得的經驗全部被廢棄，新母親只能夠轉投權威晉陞的育兒專家的懷抱，但有時科學經驗並不符合實際。民國上海女作家蘇青就抱怨自己按照西方育兒常識的規定嚴格按照每隔兩三小時餵奶，結果孩子因肚子餓「哭聲愈來愈高，晝夜不停」，已經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在僕婦王媽的勸說下將科學授乳間隔時間「打了七折」，這才止住孩子哭聲。在餵養第二個孩子時，蘇青按照西醫的囑託每天都要吃牛奶、雞蛋、魚肝油這些近乎奢侈的補品，此外還根據中醫所說額外添加紅棗湯、桂圓湯、胡桃茶、參須汁等補湯。結果，孩子吃得太多太雜導致便秘，又請外國醫生來給她看病，折騰一圈孩子反而瘦弱了。學習一套全新的科學系統已屬不易，科學常識還時時更新，令許多母親不知所措。《婦女雜誌》中收錄的一封讀者來信就表達這種焦慮感：面對五花八門的育兒學說，這位新母親學也學不過來，還沒弄明白一種，新一種又流行起來，「德國、日本、美國的還沒學完，又來了蘇聯的，真不知該聽哪一種了」。這些由男性精英操控的育兒文本挾科學話語和民族主義而來，與社會所討論的強國保種、全盤西化、揚棄舊傳統等宏大議題相契合，生硬的理論並不完全適應中國的日常經驗，過分趨新導致與本土育兒實踐分離，亂花漸欲迷人眼，反而給母親們造成困惑，新母親們在新舊中西之間上下求索，不停地尋找著適合自己孩子的養育方式。不能輸在起跑線優質的教育資源在任何時代都是稀缺品，因而西學早教這一新興的教育風潮註定只能為中產以上家庭的孩子所享受。如果一個母親能夠和宋氏三姐妹的母親一樣，教孩子們掌握數學、基督教教義、彈奏西洋樂器和美式烹調，那麼她就是這個時代的最佳母親。除了上層家庭的示範作用，大眾媒介也是傳遞模範媽媽形象的重要渠道。這些新學說對傳統家庭教育方式採取了完全拋棄的態度，各式外國幼兒教育法被作為先進和科學的新知識引入介紹。雖然各說頗有抵牾之處，究其本質，都針對傳統母子關係中上下層的隸屬關係予以批評。和社會的其他層面的問題一樣，新式教育家們為育兒開出了「民主、平等」的藥方，在顛覆「君臣父子」的倫理關係的同時將母親置於家庭中心地位。圍繞著新的核心關係，家庭教育的主角讓渡於母親，而母子的關係的要義在於互相的尊重與平等，保護幼兒好奇心的萌發，讚美而不是呵斥幼兒，多帶幼兒參加各種競賽以提高幼兒的自信心和人際交往能力。這些提倡平等的育兒理論都是以兒童中心主義為視角展開論述，在承認兒童的特殊性的基礎上，新母親必須拋棄以往的陳舊經驗，不斷學習新的科學知識，俗語所說的「子不教，母之過」反倒成了一種霸權話語。激進的幼教理念將教養幼兒的責任全部歸之於母親：「如果一個不具備近代學前教育思想素養的母親來養育子女，其結果是無法挽回的糟糕……嬰幼兒到十二個月時，應當奠好訓練品性的基礎，自然這全部是母親的責任。」而且這「不單是個體的影響，甚至於影響到整個國民群的體格」。這些輿論增加了近代母親學習新知的壓力，彷彿沒有及時跟上最新的科學方法就是一種錯誤。

「首都第二屆嬰兒健康比賽」，圖為一歲組第一名何潔苑小朋友和母親（《良友》，1930年6月刊）合格的母親不僅要關注兒童的心理和成長規律，還要考慮替孩子選擇一技之長，切莫走上和國家一般落後就要挨打的老路，學好外語就是一項秘籍。開埠後外僑紛至沓來使上海漸成華洋雜居的國際都市，日益擴大的外貿和外事來往使得外語成為覓得良好職業前景的捷徑，洋務官員和開明人士因此督促子弟學習外語。于右任曾批評上海人的實用主義說：「上海人家庭中舊習慣，每教其子弟幾句洋文，足以應對西方人。」在上層社會的示範作用下，中產階級家庭開始將幼兒送入社會上開設學習英文的培訓學校。這些學校鼓勵學齡前兒童及早報名，宣稱「穎悟幼童，半載即能通曉」。《申報》上就記載了一位洋行職員回憶母親牽著他奔波於英文學校和弄堂之間的幼年時光。這些額外的培訓班加重了家庭的經濟負擔，也對母親的時間和精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位初為人母的民國女性（席齡西）追求近代化的焦慮使社會精英們渴望從舊的土壤中盛開出全新的花朵，培養出全新的小公民，這一重任自然就落在了母親的身上，社會期望母親成為全知全能的多面手——「搖搖籃的人——母親，就是管理天下的人。」知識精英給廣大母親們饋贈一頂崇高的桂冠，然而背後卻需承受職場與家庭的雙重壓力，年輕的母親們由此陷入「密集母職」的陷阱之中——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艱辛的勞動、持續的情感以及高昂的金錢將兒童培養成社會所期望的樣子。好媽媽既能做丈夫、孩子的賢妻良母，擔當國家的國民之母，又要做潮流中的摩登主婦，知識全能的科學母親，這些多元一體的形象實際是投射了男性精英對國家危機的不安和焦慮。無論放眼過去還是未來，母親這一角色永遠背負著時代的重任。參考文獻：柯小菁：《塑造新母親：近代中國育兒知識的建構及實踐（1900-1937）》，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南鋼：《上海家庭教育的近代變遷》，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余華林：《娜拉出走以後——論民國時期女性職業與家事問題》，《清帝遜位與民國肇建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2012年，第738-7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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