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貝托，你一定是帶著微笑走的

埃科2007年3月在北京同他的中文譯者和出版者的合影。自左至右為:雷娜特，劉月樵，郭世琮，沈萼梅，埃科，李婧敬，庄靜君，馬里奧，趙武平。攝影田湘如趙武平翁貝托認為他到中國來，　「不是尋找獨角獸，而是努力理解龍的習性和語言」，希望自己面對中國文化，能夠「遵循一種完美的、民主的文化人類學的原則:了解別人並非意味著去證明他們和我們相似，而是要去理解並尊重他們與我們的差異」。(一)沒有任何徵兆，我的斯柯達，一周內連出了兩次異常:電瓶故障，遙控鑰匙失靈……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我有點忐忑。帶著疑惑和不安，周六上午十點過後，我開車來到離家不遠的一個維修點。那裡往南過一個路口，再向前走幾步，就能隔江望見後灘的蘆葦，翠竹，和香樟。「電池用完了，」年輕的技師隨意撂出一句話，忙碌著連頭也沒抬。還沒來得及回話，一條手機上的消息，就已讓我的心猛然一沉:幾個小時前，也就是歐洲時間周五晚上，翁貝托·埃科去世了。翁貝托，不在了?沒錯。他在家中故去，死於癌症。我黯然想起一句老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那是上年紀人歲末年初最忌諱的心理暗示，而他上個月剛過八十四歲生日。難道馬可波羅把這讖語，也從中土傳到了他的國家?我記得，翁貝托在北大講過，他也贊成說義大利麵條，是大旅行家帶回的禮物。我不願相信，他竟然去了另一個世界，而他又是那樣一個罕見的寫作超人，———彷彿渾身是勁，從來不知疲倦，周周有專欄，年年出新書。不是說他還有新書，要在五月問世嗎?況且，他交來的作品，還有六部等待出版:緊趕慢趕，也才只出了七部。當初，為迎接他的上海訪問，提前趕出　《波多里諾》，編輯、校對和出版部門四位同事，和我在一個弄堂里逼仄的小公司，緊張地隨排隨校，整整忙了一個通宵，———那已是九年前的事了。性急的翁貝托，也許實在等不及了。(二)去年在私下裡，我還開玩笑說，那些詞條式的稱呼，像小說家，語言學家，哲學家，符號學家，還有知識分子，其實沒一個適合他。憑我的直覺，像他這樣並世無兩的智者，———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巧辯能言，詩文兼善，應是希臘神話里的人物，跟大英雄赫拉克勒斯一般，身上有一半神的血統，是一個「半神」，一個「火焰光芒萬丈的大彗星」。要不然，誰能相信，他半輩子專攻中世紀之學，年近半百才半路出家，竟能以一部　《玫瑰的名字》名動天下，譯成四十三種語言，在全世界行銷逾千萬;之後每過若干年，隔三岔五，就又有新的長篇，接連寫出六部，也部部暢銷，———說來也是奇怪:有怨言嫌他把理論強行和故事嫁接，下筆駁雜玄虛，毫無幽默之趣;也有嘲諷誣他不識小說門徑，敘事滔滔不絕，根本不諳簡約之道。然而，誰也奈何不得，無法阻擋他的流行。他還在周刊上開專欄，一寫就是三四十年。自六十年前，出了第一部專著　《聖托馬斯美學問題》，他以後探討符號學，批評理論，和歷史研究的專論，還有諷古喻今、褒貶時政、調侃時尚的隨筆，加起來竟有六十餘部。我一度有過錯覺，以為死亡與他無關，雖然早就領教過他的「我們如何笑對死亡」。他這篇詼諧的妙文，給我的印象，就是在彌留之際，他一定會帶了微笑，———坦然的，和藹的，調皮的，乃至狡黠的微笑，「堅定自己的信念，聽候上帝的召喚，愉快地離開人間」:「當感到自己的大去之期不遠時，不妨堅定地相信，這世界上充滿了混蛋　(五十億人口)，那些在舞廳里瘋瘋癲癲的男女青年是混蛋，那些自以為揭開宇宙奧秘的科學家是混蛋，那些妄圖以一劑良藥治療社會百病的政客是混蛋，那些只知道炒作花邊新聞的媒體是混蛋，那些生產污染性產品的企業家也是混蛋，———這麼一想，難道不會覺得，死亡是一個讓你脫離這個混蛋世界的，極其幸福而輕鬆的時刻嗎?」然而，翁貝托畢竟是死了。然而，四個月前，我還在法蘭克福，同老朋友馬里奧·安德烈奧賽談起，如何再請翁貝托和夫人雷娜特重訪上海，———上一次白玉蘭怒放的早春三月，在博物館一樓大廳，看過陳列的青銅器收藏，他不肯接著參觀了。「你們要是高興，繼續看去吧，我下回再來。」他對馬里奧和雷娜特說，口氣固執，絲毫不容分辯。他是大胖子，在過道邊的長凳上一坐，龐大的身軀儼然一座巨塔。他似乎再也不想動彈了。可是，哪裡還有下回?(三)我真有點不安了。因為一直記得，他囑託我的一件事，至今也沒幫上忙。那是二OO七年三月三十日，臨近午夜時分，他給我發了一個郵件:親愛的武平，剛剛接到你們精美的禮物。順便提一句，要是能再給我說說，這個文獻上的內容是什麼，我會非常高興受教。那天晚餐時候，你們總裁給我們介紹過，可我顯然沒記住所有細節。這幾天就寄上一本我的　《在超現實中旅行》，你在第二五一頁上面，能看到我討論中國如何接受安東尼奧尼電影的文章。雷娜特會在這本書的裡面，夾入一些照片。再次感謝你在我們到訪中間給予的協助，感謝你所有的同事，還有你們總裁，諸位讓我們這次短暫的停留，成為一個難忘的經歷。你的，翁貝托這裡說的禮物，是告別時候，送給他的紀念品。那是一部珍貴的明刻　《宋書》　中的一頁，經過精心裱褙之後，裝在一個別緻的玻璃框之中。聽說是件「五百歲的文物」，他頓時兩眼放光，連聲稱善，說一定要親自帶回。積藏古籍善本、珍稀手稿乃至殘本散頁，一向是他熱衷不倦的癖好。但等到第二天早上，離開錦江飯店，就要前往浦東機場的時候，他忽然意識到隨身攜帶偌大一個玻璃物件，恐怕無論如何也上不了飛機。於是，無奈之中，只好托我通過郵局，寄到他的家裡。那一天，晚上在綠波廊設宴，談起城市的演變，陳昕總裁對客人說，大家中午去的陸家嘴，是近十年發展起來的上海;出版社所在的福州路，則是過去一百年的上海;而飯店外面的城隍廟，則是七百年上海的縮影。在贈送禮物的時候，又介紹說是取自有五百年歷史的木版印刷古籍，上面文字記載的是一千四百多年前一個朝代的史實。翁貝託身為史學家，自然對這頁故紙興趣濃厚。但沒想到他回國後，竟仍惦記著要我說明，那些文字到底是說什麼。這下可真是難住我了，———看不見實物，怎可能說得清楚，那劉宋史書一頁，內容究竟為何。至於他自己那本書的事情，則是他們離去前一天的傍晚，走在城隍廟人群熙攘的街道上，雷娜特問我是否聽說，安東尼奧尼一九七二年在此地為紀錄片　《中國》　所取的鏡頭，後來成為中方指控他代表蘇修、美帝國主義和法西斯，用電影瘋狂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證。翁貝托不經意地插了句話，說他針對那件事寫過一篇　《論闡釋，或者，成為馬可波羅的難度》，收在一個文集當中，到家後會找出寄給我看。「安東尼奧尼反華電影」事件的來龍去脈，我雖然有所了解，但卻並不清楚片子一九七四年在威尼斯雙年展上遭禁的那一晚，翁貝托正好也在首映現場。不過，我猜他應該不會明白，這場莫名其妙風波的真實起因，卻是某著名物理學家「上書」的惡果。他對安東尼奧尼「醜化」新中國社會的指控，恰好被江青等人拿來用作道具，製造出「批林批孔運動」中一幕鬧劇，不光在中意兩國間引發外交風波，也激起義大利知識界以意識形態和藝術自由為話題，展開一場曠日持久的辯論。親歷其境的翁貝托，自然也參與在內。一九七七年夏天，他在　《電影季刊》　發表文章，以符號學家和文化評論家的身份，結合對電影語言表達手法的分析，既道出了安東尼奧尼身為西方導演在封閉而又極度敏感的中國左右為難的苦衷，也解釋了藝術作品處於世界上兩種不同文化之中，自然會受到「人類學和符號學」的價值判斷，也難免被另一文化所誤讀，曲解，甚至拒絕。他儘管理解中國人當時的心態，但卻不能認可粗暴強加給導演的那些罪名。他堅信安東尼奧尼不是任何一方的「御用宣傳家」，更與法西斯風馬牛不相及，畢竟安東尼奧尼作為勇敢的反法西斯藝術家，在義大利盡人皆知。後來，翁貝托也還說過，自從馬可波羅訪問中國以來，無數嚮往中國，熱愛中國文明的歐洲人，即所謂的「中國愛好者」(Sinophiles),無論是虔信的耶穌會傳教士，還是「最後一個文藝復興人物」基歇爾，和近代大哲學家萊布尼茨，或者其他的後繼者，都希望接近中國文化，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進行交流。但他們努力的目標，並不容易實現;在新時代做馬可波羅，同樣面臨風險和困難。(四)雖然不曾當面問過，但我在心底以為，翁貝托也是一位真誠的「中國愛好者」，一個想真正了解當代中國的馬可波羅。一九九三年夏天，經過廣州、西安，蘭州，敦煌，吐魯番，走了絲綢之路在中國境內的一段之後，翁貝托和一批歐洲學者來到北京，在題為　《他們尋找獨角獸》　的報告中，他對兩種不同文化的相遇和衝突，描述了三種可能性:征服，———結果要麼是教化，要麼是毀滅，比如歐洲文明同非洲和印第安文明的關係;文化掠奪，———像古希臘戰勝古埃及後，對後者文明的兼并和吸納;交流，———互相影響和尊重的雙向溝通，如同歐洲和中國最初接觸的情形;「馬可波羅時代以來，尤其是利瑪竇時代，兩種文化就在交流各自的秘密。中國人從耶穌會傳教士那裡接受了歐洲科學的很多方面，同時，傳教士又將中國文明的方方面面帶回歐洲」。翁貝托認為他到中國來，「不是尋找獨角獸，而是努力理解龍的習性和語言」，希望自己面對中國文化，能夠「遵循一種完美的、民主的文化人類學的原則:了解別人並非意味著去證明他們和我們相似，而是要去理解並尊重他們與我們的差異」。在同樣場合，關於歐洲命運和前途，以及巨大的移民潮，翁貝托也有驚人預言:「我這次有幸走了絲綢之路，在新疆看到佛教、道教的廟宇旁邊有清真寺。我想到了二OOO年後，歐洲各國會像新疆一樣，在巴黎，柏林，羅馬，那個時候的清真寺會比現在多得多。」翁貝托目光如炬，近乎當代先知。但其言其行，卻又似對牛彈琴:「新的歐洲後現代的民主思想，應該建立在承認各個種族、民族的權力，他們能在任何地方自由活動，也就是說，不僅要尊重他們的思想，而且接受有不同文化和語言的民族，這就是二OOO年歐洲應該做的事情。但是現在可以說，歐洲已經天下大亂。」可惜，這個混蛋的世界，永遠不懂他的忠告。如今，歐洲湧來更多難民，極端宗教恐怖活動也不消停，這世界哪裡還有太平?難怪他要趕緊抽身脫離。在冥冥之中，我彷彿望見他，正帶了一絲微笑，絕塵而去。二〇一六年二月廿六日凌晨，埃科先生辭世第七天，記於打浦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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