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教授：學術界荒謬的東西很多 有些人必須戳破他

（王彬彬：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著有《在功利與唯美之間》、《為批評正名》、《文壇三戶：金庸·王朔·余秋雨》、《有事生非》等。）

原標題：王彬彬：有些人必須戳破他

王彬彬不介意別人說他以批評揚名：「批評別人的學術，不必自己一定特別有學問。指責飯店的菜做得不好，不必自己是高明的廚師；指責別人的歌唱得不好，不必自己是帕瓦羅蒂或鄧麗君。我雖然寫了些學術批評，但做夢都不敢自認為是有學問的人。」

文_張瑩琦 南京報道攝影_楊晞

四年前，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在一波巨大的爭論中有些狼狽。他未曾料想，自己會以這種方式「轟動」國際。

爭論始於一篇文章。王彬彬的《汪暉<反抗絕望>的學風問題》最初發表在核心期刊《文藝研究》上，2010年3月底被《南方周末》再次刊載後演變成公共議題，學界如同颳起一陣旋風。國內乃至國外的學者被席捲進來，或站隊發聲，或中立圍觀。

文章指出清華大學教授汪暉的成名作《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多處存在抄襲。國內六七十名學者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調查，緊接著六七十名國際學者聯名擔保汪暉沒有抄襲。王彬彬有些吃驚，「事先，我知道文章會有『轟動效應』，但沒想到『轟動』得如此厲害，更沒想到『轟動』出了國界，『轟動』到了歐美。」

《反抗絕望》是汪暉198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名著。文學教授王彬彬說，不少學生寫論文都會引用這本書，「不看就覺得跟不上形勢」。但他讀了之後很快發現，這本書不但文理不通，還至少抄襲了李澤厚、勒文森、林毓生、張汝倫等四人的五部專著。

四年後，這場風波重回大眾視野。《汪暉<反抗絕望>的學風問題》及後來發表的另兩篇批評汪暉的學術文章，被收錄進了王彬彬的新書《有事生非》里。「這些文章，或多或少給我自己帶來些麻煩，所以名之曰《有事生非》。」

學者丁東形容王彬彬是學界的「獨行俠」，「做事獨來獨往，拒絕拉幫結派；說話快人快語，不願吞吞吐吐；下筆行雲流水，討厭佶屈聱牙。他本來想以一己之力，為端正學風吶喊一聲，收到激濁揚清之效，結果招來無數咒罵。」

同濟大學學者王曉漁回憶起四年前的學界激辯，仍有感慨——聯名擔保的六七十名外國學者，是否真的對照著看過汪暉的那本書？雖與王彬彬素未謀面，但就事論事，他認為王彬彬做得對。

7月11日，南京大學校園外，王彬彬接受了《南都周刊》記者的專訪。「汪暉事件」後，他曾收到過恐嚇信，也接到過謾罵電話，而如今回過頭去看，他搖搖手中的摺扇，表示早已雲淡風輕。他說這件事帶來的麻煩也許存在於晉陞之路，但他幾乎沒申請過課題經費，也不去申報什麼稱號，「不走這條路，不就簡單多了嗎？」

暑期不看世界盃足球，也不去旅遊，王彬彬說自己沒什麼愛好，大部分時間宅在家裡，看看文史類書籍，寫寫批評文章。談及學術界的沉痾，他的語調明顯提了上來——「荒謬」，是他重複最多的詞，「學術界荒謬的東西很多很多」。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北京城裡，上海灘上，冒出一批『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在所謂思想界、學術界、文化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看到他們一夜之間膨化成這樣，我往往目瞪口呆。他們或許以為，這是一個『需要巨人並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但我卻覺得，這是一個不需要妄人但卻產生了妄人的時代。」在新書《有事生非》里，他這樣寫道。

他批大學學術體制弊端：「人文的科研成果，不是以量勝的，一輩子寫一篇真正的論文就可以了，如果寫一千篇全是垃圾，那就沒有意義。」他批研究生招考的條件限制：「邏輯上是荒謬的，北大畢業的（學生）一定就比南大、南師大畢業的強嗎？」

也因批評文化界名流，這些年樹敵不少。王彬彬自評有種不識時務、不會做人、缺乏現實感的「書生氣」，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建軍說，跟王彬彬相識十餘年來，覺得他可愛的細節很多，但不方便告訴記者，因為「可能涉及到批評，總有人要不高興了」。

王彬彬不介意別人說他以批評揚名：「批評別人的學術，不必自己一定特別有學問。指責飯店的菜做得不好，不必自己是高明的廚師；指責別人的歌唱得不好，不必自己是帕瓦羅蒂或鄧麗君。我雖然寫了些學術批評，但做夢都不敢自認為是有學問的人。」

南都周刊X王彬彬

我捅了「馬蜂窩」

南都周刊：「汪暉事件」中，學界只是激辯，最後並沒有實質性的結果。回過頭看，有沒有失落感？

王彬彬：沒有失落，在中國這很正常。我的本意不是要達到現實的結果，是讓人知道有這麼一回事，把真相揭示出來。這個目的已經完全達到了。

南都周刊：你收錄在新書里批評汪暉的三篇文章，都引起了巨大的影響。

王彬彬：這跟上世紀90年代以來汪暉在學術界的地位有關係。他被人稱為學界領袖，地位非常高，如果他是第一名，那麼第二名與他的差距會很大很大。將近十幾年的時間裡，他就是神一般的人物，好像是當代中國最大的一個思想庫，年輕人寫論文，一定要引用他的東西。我後來才知道，很多人內心其實有想法，讀得莫名其妙但是不敢說，有一個原因就是怕人說自己沒學問。所以當大家突然知道這個神一般的人物原來是這麼回事，當然會是一個巨大的衝擊。

這個事情本身也值得學術界反思，整個學術界、這麼大的中國，怎麼會把這樣一個人捧上天？汪暉的文字極其晦澀，而且文理不通，一句話，主謂賓、定狀語就是不通的。

南都周刊：這件事算不算是你學術批評生涯中的重要節點？

王彬彬：那也談不上。這件事對我個人，如果說有什麼，就是可能處境比以前更差一些。因為你捅了一個馬蜂窩以後，得罪了很多過去捧他的人，當中有一些文化界大牌。牽涉到很多利益關係、面子關係，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有些東西很難去確鑿地說，只能說給自己造成很多麻煩，平添很多障礙，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踩到地雷。

大學問家都把話說得平易

南都周刊：在《汪暉<反抗絕望>的學風問題》里，你表達了對文理不通的痛恨，覺得話都寫不通的人沒有治學的資格，為什麼揪住文法這一點？

王彬彬：嚴格來講，語文問題不僅僅是學風問題，甚至是人品問題。一個人寫文章，是要給別人看的，那盡量要把話說得準確。文理基本通順，這是我們對一個完成了高中教育的人的要求，理論上，做到這一點，才是合格的公民。大學問家如果連話都是不通的，邏輯是荒謬的，那還談什麼深刻的思想？

南都周刊：故作晦澀是學術界的通病？

王彬彬：對，就是唬人嘛，忽悠。大學者，大學問家，古今中外，都是把話說得非常平易的。深刻的哲理一定用平常的方式表達出來，因為一個人只有把某種理論某種觀念完全理解透了，完全融進了自己的血肉，才能用很平易的方式表達出來。我們學術界有這種毛病，一定要把話說得越彆扭，就顯得越深奧。我經常舉一個例子，「那是一隻小狗」，大家都聽得懂，但是有人會說，「那是一具狗的幼體」。

南都周刊：為什麼中國的學術界追求這種文風？

王彬彬：我們的學術方式是從西方過來的，中西學術有不同的理路，西方人思考的方式，跟中國人是不同的，比如西方人會認為，邏輯的推演推到極端，可以跟現實沒什麼關係。但是我們中國沒有這種傳統，我們往往把西方純思辨的東西套到中國的現實，這就是荒謬，走了一種極端。

南都周刊：有人說你的很多批評文章里，抓住別人的小錯誤不放，而且也有學者公開說文風是習慣問題，不是學風問題。

王彬彬：我很奇怪，為什麼會有人說這是習慣問題，比如說我有時候喜歡把話寫長一點，有時候短一點，這就沒有是非問題，只有優劣之分，但如果說我習慣寫不通的話，這不是胡扯么，好比說，我就習慣闖紅燈。至於錯誤，人都會犯錯，但得看看這個錯誤是不是你研究範圍內的常識。比如我不是專業的駕駛員，交通標誌可以不懂，但如果我是公交車司機，看不懂標誌，那怎麼行？

專批名家是我的治學方式

南都周刊：你在《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中批評王蒙和王朔深通世故又極為世故，早年寫那篇文章的起因是什麼？

王彬彬：那是1994年寫的，當時就是一種感覺，對那樣一種人生觀念、人生態度提出一些自己的不同意見，主要從作家的角度來講。如果作家過於圓滑，會影響文學創作，因為文學創作需要一種赤子之心，需要作家心靈當中有一塊始終是抗拒世俗的，不然創作的理由在哪裡呢？好的文學一定是反抗世俗的。

南都周刊：為什麼專門批評文化界名家？

王彬彬：我的本行就是文學批評，難道研究對象只能歌頌嗎？那麼多人已經在歌頌他們，為什麼不能有一個人來批評呢？這本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說這個不正常，那就只能說我們整個環境不正常了。這些年來，很多被吹得很響的人，就是學術泡沫。不是說很好很好只是有一些局限，而根底上就是很差很差。一篇文章、一本書裡面，有大量的常識性錯誤，那還能說是一個好東西嗎？我們學術界最近幾十年來就有大量這樣的學者。

南都周刊：因為你批評的都是名家，所以有人說你用這種方式使自己出名。

王彬彬：學術批評本來就是一種治學的方式。再說，我怎麼沒有好好治學呢，又不是主要寫這些東西，還寫了很多其他的。只不過平常我寫了100篇文章，有3篇是罵人的，但別人看來我就只寫了3篇罵人的文章，其實不是這麼回事。以批評來出名是笑話，因為有人要找一些理由來抵抗你，「想出名」是最容易找的理由。

南都周刊：雖然樹敵很多但還是繼續做批評，是專業使然還是基於一種責任感？

王彬彬：要說責任感也可以吧。文化共同體裡面有這麼一些人，其實問題很嚴重，但又掌握很大的話語權，然後被年輕人仿效，你必須要戳破他。

學術界荒謬的東西很多很多

南都周刊：文化批評圈裡，你好像是獨來獨往的，這是刻意為之么？

王彬彬：這是對的，我從來不拉幫結派。因為文化界本來就應該這樣，又不是江湖、黑社會。每個人都可以獨立發表自己的看法。文化事業是個體的活動，不是踢足球、打籃球。如果在觀念上相同，互相見面讚美一下，就已經很好了。

南都周刊：學術界還有什麼問題？

王彬彬：學術界的問題很複雜。主要是在大學。大學的學術體制問題很嚴重，最嚴重的是用理工科的方式來管理一切。理工科我也不太懂，有很多量化的要求，但是擴展到整個文科那就不對了。文史哲，是要在腦子裡消化很久的東西，應用科學就不一樣了，如果是有價值的，早一天表達都是貢獻。人文的貢獻本來就不是立竿見影的，怎麼可以那樣要求呢？

比如說大一點的學校，要求副教授必須有一年國外深造的經歷才可以升為教授，這是條件之一。這針對有些領域可能是對的，比如理工類前沿學科，中國跟西方的差距很大。但是擴展到文學，中國歷史、中國文學還不是全世界最牛，那你不是一頭撞死算了嗎？去外國進修有用，但是不能作為一個必備條件。還有量化的指標、項目，各個校長也沒辦法，因為社會和教育機構在要求他這樣做。這是非常嚴重的。文科，尤其是人文的科研成果，不是以量勝的，一輩子寫一篇真正的論文那就可以了，如果寫一千篇全是垃圾，那就沒意義了。

南都周刊：對此你會感到焦慮么？

王彬彬：中國存在的問題很多，知道了就不要過於焦慮，不然怎麼辦呢？很多事情物極必反，一定要壞到頂點才能改變。一定要走到極端以後，荒謬性充分暴露出來，才有可能有一些改變。中國的問題都是這樣，我覺得這是非常悲哀的。就像我們都在一輛車上，車上的人都知道這個方向是錯的，但沒辦法，一定要開到此路不通為止，才想著掉頭。所以沒必要焦慮，就讓這個車一直開下去好了。

南都周刊：當年為汪暉辯護的人說上世紀80年代學術不規範，現在學術規範了沒？

王彬彬：抄襲問題和學術規範是兩回事，今天的學術比過去規範多了，但抄襲的現象也比過去多得多了，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現在，有那麼多的量化指標壓在那兒，不抄襲，怎麼辦呢？比如我今年必須發表兩篇文章，明年才能升教授，但我實在寫不出怎麼辦呢？過去沒有這種要求，當然抄的動力就沒那麼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