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道明：粵港澳大灣區的政治意義

07-29

編者按

從改革開放「三來一補」算起，廣東與香港、澳門的合作，即將進入「四十不惑」之年。歷史節點在前，粵港澳合作又迎來新的升級。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其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這是「粵港澳大灣區」首次寫進政府工作報告。

如何看待粵港澳大灣區寫進政府工作報告的意義？如何看待粵港澳大灣區在我國經濟發展、「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戰略意義？對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廣東省政協常委、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莫道明。

莫道明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是中國進一步融合世界、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一次實驗。這將豐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同時還能帶動「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廣。

另一種形式的自貿區

21世紀經濟報道：如何評價粵港澳大灣區寫進政府工作報告的意義？

莫道明：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全球化進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設立深圳特區、加入WTO，在擁抱全球化中探索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即便是在全球化在國際上受到考驗的此時，中國作為全球化進程中獲益最大的國家之一，繼續與國際接軌也是必須的。不過，雖然中國積极參与全球化，和國際上其他國家相比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目前，中國的發展處在轉型升級的瓶頸階段。中國幅員遼闊，囊括的差異性與多樣性較大。

因而，中國新一輪的對外開放面臨的新課題是：如何進一步全球化，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如何在與國際的交流中反思當下發展模式可能面臨的問題，學習西方先進的管理經驗以及為社會經濟服務的體系。這一過程，如同30多年前設立深圳特區一樣，需要有一個開放的載體，有一個改革的試驗田。

國際上比較通用的參與全球化的措施是設立自貿區，中國也在進行由經濟特區向自貿區的轉變，粵港澳大灣區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自貿區。目前設立的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的粵港澳地區無論是社會制度還是經濟形態，都是複雜的、多元化的。如果中國連粵港澳大灣區的市場都不能統一起來，不能促進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中國就更不可能應對全球市場。這是因為，在海外市場、在未來「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廣中，中國不僅要應對西方國家的價值觀，還要應對中東世界的價值觀，應對各種經濟體制、各種文化背景的合作夥伴，其多元化程度遠比粵港澳三者之間要複雜得多。這將進一步深入全球化試驗，同時還將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提供一大實踐經驗。

帶動「一帶一路」

21世紀經濟報道：粵港澳大灣區最早是在《共建「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中提出來的，如何看待「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帶一路」、中國對外開放中的定位和功能？

莫道明：除了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提供實踐經驗，粵港澳大灣區還起著帶動「一帶一路」的作用。如果把粵港澳大灣區分離開來，各區域的經濟體量並不足以稱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但經過整合為一體的「大灣區」就能達到相應的經濟體量。其次，灣區內資源的整合也會使得各城市之間由競爭關係變為協同關係，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大灣區的整合也是為將來避免「一帶一路」中可能面臨的文化衝突問題進行準備。香港作為國際自由貿易港，整合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可以學習香港在經濟與社會中的管理體系與服務經驗。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還可促進港澳與內地間的認同融合。比如，香港、澳門的生活壓力大，但為什麼來廣東、來內地安居就業的港澳青年人卻相對較少？從純技術的角度來講，內地城市的社會管理和經濟服務能力，與香港、澳門有很大差距，因而得不到港澳年輕人的認同。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有助於解決港澳青年北上的社會問題。而處理好內部的文化協調問題，粵港澳聯手走向「一帶一路」就更有底氣。

學習港澳的現代服務

21世紀經濟報道：改革開放以來，香港、澳門一直被稱作內地對外開放的「窗口」，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到要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港澳的獨特優勢體現在哪裡？如何看待香港、澳門在對外開放新時代的功能？

莫道明：港澳的獨特優勢除了其服務體系外，還主要體現在其經濟要素流動的高度自由性及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系。經濟要素的流動體現在全球都可以在港澳無障礙投資促進其資本流動，香港與大多數國家都有護照免簽協議，人員流動頻繁。另外，高度自由開放的社會氛圍使得信息流動及獲取更為順暢，香港的貨物清關比較簡便也有利於商品流動。而香港長期進行國際貿易活動，在相關法律體系上也可以為內地提供印證的參考。

過去30多年，港澳優勢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是，過去內地從港澳「引進來」的，更多的是先進的生產技術、先進的企業管理經驗；而在當前進一步參與全球化的背景下，內地更應該關注香港、澳門先進的社會管理經驗以及國際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

獨特的中國模式

21世紀經濟報道：世界有三大知名灣區，紐約灣區靠港口貿易起家，舊金山灣區除了貿易還有科技創新，東京灣區則強調的是製造業的創新。最早提「灣區經濟」的深圳，更想做「中國矽谷」，矽谷所在的加州，又是在舊金山灣區南部。粵港澳大灣區的模式更像哪個灣區？還是說粵港澳大灣區應該走獨特的「中國模式」？

莫道明：粵港澳大灣區實際上更趨於一個獨特的「中國模式」。

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以及東京灣區不同的是，粵港澳大灣區並不是在同一個政治經濟體制下運行的。以下三個不同之處決定其獨特性：

首先是政治制度的不同，內地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而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奉行自由經濟，這和內地存在較大差異。這也就是說，之前的三個灣區可以整體作為自由港，但粵港澳大灣區不能整體是自由港，而是要探索一種模式，發揮香港、澳門自由港的作用，運用於整個灣區經濟的發展。

其次是法律體系的不同，內地和澳門實行的是成文法的大陸法系，香港實行的則是依靠慣例判決的英美法系，這之間有很大的不同。

再次是行政體系的不同。這些因素都決定粵港澳大灣區是一種新的探索，而不能照搬三大灣區建設的國際經驗。

我曾經向廣東省政協提過建設「環珠江口灣區」的建議報告，同時還以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的名義向中央政府提過相關的決策參考報告。在「環珠江口灣區」的報告里，我的建議是「三步走」：第一步是廣東自貿區+港澳，也就是前海、南沙、橫琴+香港、澳門，這五個點剛好在珠江口形成一個環狀，這一步要利用廣東自貿區的制度創新優勢，對接港澳，把港澳的專業服務、法制環境學過來；第二步是珠三角九座城市+港澳，也就是小的「9+2」，將港澳的優勢擴及珠三角；第三步，複製推廣到內地泛珠三角九個省份，也就是大的「9+2」。可以說，這個「環珠三角灣區」概念，與後來的「粵港澳大灣區」並無本質區別。不過，國家高層命名為「粵港澳大灣區」，應該有所考慮，具體應該怎麼做，還需要高層加緊研究，並編製規劃。

不必糾結核心城市問題

21世紀經濟報道：粵港澳大灣區有三個大的超級城市，香港、深圳、廣州，最近對誰是龍頭、火車頭、核心城市的討論絡繹不絕。怎麼看這些城市的競爭？誰應該是核心，或者說這個灣區應該有多個核心?

莫道明：其實不應該過分看重這些城市誰是核心的問題，準確來說應該是灣區中各大城市的結構升級的側重有所不同。論經濟體量，香港比廣深要大，但廣深不可能在經濟體制上與香港同步；但若是其他城市引導香港，則更顯得頭重腳輕。所以，這個粵港澳大灣區的主導權，放在哪座城市，都有其他城市不服，因而更需要強調城市之間的協調合作。粵港澳大灣區是規劃而成的產物，所以它的發展建設也應該是在國務院的調度統籌下按照各個城市的在規劃中的定位來進行資源配置。一定要說粵港澳大灣區有個核心的話，那應該是北京的中央政府。

21世紀經濟報道：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東京和舊金山灣區，僅略少於紐約灣區，但從具體的城市看，目前廣州、珠三角還集聚著大量的製造業，有些觀點認為深圳、廣州對周邊城市有明顯的「抽血效應」，如何評價這一觀點？

莫道明：深圳、廣州對周邊城市有一定的資源吸引作用，但並不是完全的「抽血」，這是優勢資源的自由流動分配的結果。從存貸比來看，廣深的存貸比相對較高，說明資金更集中於這兩個城市是符合實際的。

至於珠三角其他城市存在低端製造業較多的問題，需要看到經濟的轉型、社會的轉型需要有一個過程。特別是對珠三角地區這樣的全球製造業中心之一來說，其轉型升級是有成效的，但不是一日之內就能轉過來，其過程必然是緩慢的。不過，珠三角的轉型升級是不是可以更快一些呢？我認為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這需要加強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過往國內城市的轉型升級，很多都強調所謂的第三產業佔比和產業結構優化。但美國現在提倡製造業回歸的行動又讓很多人不解。我個人認為，珠三角地區不同城市製造業的轉型升級可以有不同模式。比如，廣州、深圳兩個超級城市可以分別依託商貿優勢、科技創新優勢提高服務業的佔比，而這兩個城市的製造業可以向周邊城市轉移，形成相對清晰的產業梯隊。又如，深圳、東莞這一對曾經都是做加工貿易的城市，現在的情況就很不一樣，深圳現在更多以金融服務、科技創新為主，做總部經濟，而東莞、惠州則要接受深圳一些因成本抬升而轉移的製造業。由此，東莞的製造業得到增強，而深圳的科技創新則有更多的發展空間，而深圳的科技創新、金融服務又會服務東莞、惠州這些城市。

因此，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推進，城市之間的配合、協同效應將會增強，珠三角地區的製造業也將進一步發展。

＊本文系《21世紀經濟報道》對莫道明教授的專訪文章。編輯：IPP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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