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金石錄 

——讀《1996-2012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菁華》

熊長雲

（《中國文物報》，2013年4月5日）

金石學是傳統學問中的精尖之學。資料難得、文字難辨、史實難考，為金石學研究設立了層層門檻。解決三難，需要金錢、閑時和學問，故而金石學也被認為是一種「學富五車的優雅」。金石拓本迎合了文人士大夫好古、賞古的文化需求，不僅為學術研究活動提供了可信賴的史料資源，也為藝術活動提供了名作巨跡的書法範本，因此長期視為富有史料性、藝術性的珍貴學術資料，為宋代以來的文人士大夫所傾重。

時至今日，保存、研究和利用金石銘刻的最佳辦法，仍然是第一手的拓本。拓本保存了金石銘刻的文獻史料、藝術特徵，即使在原物風化殘泐、亡佚流失之後，還能歷久彌新，供後世學者考證。在考古學大興的今天，拓本的製作、公布和整理，依舊是學術研究的重要環節，而拓本的收藏與保存，則受到學者與資深圖書館的重視。

作為北京大學圖書館建館110周年的紀念，由北大圖書館金石組胡海帆、湯燕諸先生（以下敬語從略）編纂的《1996-2012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菁華》近日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書中包括金器類、磚陶類、碑誌類和法帖類四類拓本，公布了242種（281品）新入藏的金石拓本資料，絕大部分為近年來新出之重要金石，其中部分資料為首次公開發表。圖版下附有提要，記錄了拓本尺寸、出土時間、出土地點、內容小考以及著錄情況，不啻為一部最新的「北大金石錄」。該書採用特種紙高清全彩精印，展卷如對原拓，開本宏闊，賞心悅目，值得文物研究者、歷史學家、金石學家、書法家與收藏家的關注。

（書脊、封面）

作為金石碑帖界的權威，胡海帆、湯燕曾多次主編或參與重要金石書籍的編纂，出版有《中國古代磚刻銘文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曆代金石拓本菁華》等，胡海帆還整理過容媛的《秦漢石刻題跋輯錄》，發表有《秦漢石刻要目》等重要論文，也是國家文化行業標準《碑帖拓本定級標準》的起草人之一。以胡海帆、湯燕為代表的北大圖書館金石組，同時具備了文獻保存者的專業素養與金石學家的敏銳眼光。這樣的學術背景，為北大圖書館新收拓本的擇取、整理與研究提供了專業的價值判斷，而卓越的鑒定水平，避免了偽品的混入。凡此種種，確保了這樣一部「北大金石錄」中所收拓本的質量與真實性。

（扉頁）

筆者主要從事秦漢金石研究，故而對新公布的秦漢銘刻資料尤為關注。本書磚陶類中的《孚堂藏秦漢陶范》（共111種，精選8種，第24-27頁），為西漢早中期少府所轄東園令製作陶質動物、人俑所用模範，為至今所知最大一宗西漢高等級模範資料。由於陶范同時拓制了銘文與圖像，故而可以將圖像與銘文相對應，更可與史籍相印證，無異於一部帶有圖像的《爾雅》。如「陶荼范」（第25頁），陶荼即騊駼，見於《爾雅·釋獸》。郭璞註：「《山海經》云：『北海有獸，狀如馬，名騊駼。色青。』」（《爾雅註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34頁）又如「野馬牝」范（第24頁），亦見《爾雅·釋獸》，郭璞註：「如馬而小，出塞外。」（《爾雅註疏》，第334頁）等等。這樣一宗拓本，為了解二千多年前的名物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其意義不言而喻。

(《孚堂藏秦漢陶范》)

《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碑》（第40頁），涉及漢代地方組織形態、土地所有權、土地經營方式等，俞偉超、邢義田等均有過詳考，參與討論的學者已超過20家，是近30年來學界引起熱議的一塊重要漢代銘刻。將本書收錄的拓本與最早在《文物》1982年12期公布的石券拓本、以及1983年台灣《漢學研究》第1卷第2期載邢義田文所提供的摹釋本比較，則有多字可能有所更釋，如末行俞、邢諸家均釋作「尹明功」，新拓本顯示，磨泐的「明」字實際上是「中」字，能在釋文上有新的認識，也是依賴精拓本之功勞。

(《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碑》）

《李君碑》與《裴君碑》（第44-45頁）是2011年在成都出土的兩通漢碑，刻字共2000有餘，是四川地區現已發現的文字最多、保存較為完好的漢碑。李君、裴君皆為蜀郡太守，其身份已見學者討論。張勳燎據范曄《後漢書·李膺傳》中唐李賢注引三國謝承《後漢書》材料：「（李膺）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益州紀其政化。」（《後漢書》卷67《李膺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2191頁），且以年代等情況悉和，認為碑主李君即為八俊之首的李膺。（見《南方民族考古》，第八輯，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07頁-172頁）。雖然尚有爭議，但探討總是有益的。毫無疑問，這兩通碑刻對研究東漢歷史、巴蜀地區的學官文化、職官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李君碑》與《裴君碑》)

安陽出土的《熹平元年殘碑》（第49頁），碑主為嚴巨昭，碑文內容有「戮力苦身，躓閡艱阸」、「 陶白之莢（策），退休子荊居室之術，致財千〔萬〕」等語，可知碑主白手起家，經商致富。碑銘著重其創業過程，而無從政履歷，很有可能為已知漢碑中獨一無二的商人之碑，為研究東漢社會提供了難得的材料。（參見拙文《東漢<嚴巨昭殘碑>考》，待刊）

又如《孫仲妻石棺題字》（第54頁），是頗為特殊的東漢石棺。柩蓋長229厘米，接近漢制一丈，刻銘為隸書，單豎行，上下佔滿整個棺蓋，單字徑比一掌。我曾在《東漢孫仲妻柩銘考略》一文中認為：孫仲妻柩銘雖為石刻，而其銘文、形制、尺寸與著名的東漢「武威張伯升柩銘」「武威壺□柩銘」等覆於棺柩之上的長幅幡物極為接近，可推知孫仲妻柩銘應當具有如《禮記》等屢載「銘旌」之性質，故而尤為特別（載王鏞主編《東方藝術·書法》2012年8月刊）。除此之外，《景雲碑》（第50頁）、《郭擇趙氾碑》（第52頁）等皆為高清印製，也是目前見到出版物中頗為清晰可觀的整拓印本。

(《孫仲妻柩銘》）

北朝石刻中，有一件宿白捐贈的後趙《西門豹祠殿基記殘石》尤為奇異。之所以說奇異，是這件今天復出的碑刻，與西門豹、石虎、酈道元、趙明誠、李清照等著名人物有關。《水經注》載：「〔漳水〕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漳水又東北徑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碑，隱起為字。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中所修也。」而北宋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的《金石錄》中，全文收錄了這件西門豹祠的石刻銘文，將錄文與拓本比對，殘字悉合，可知正為一物。也就是說，這件殘石是為紀念「西門豹治鄴」的西門豹祠所置，祠由後趙石虎興修。到北魏時，酈道元曾親見祠堂，並載入《水經注》，而後又被趙明誠、李清照夫婦記載入了《金石錄》。展閱這樣的一塊碑刻拓本，讓人洵有「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的感慨。

（《西門豹祠殿基記殘石》）

同一時期的另外一件碑刻，由於志銘中有「故魏武帝陵西北角……」，故而成為尋找曹操墓的重要線索。《魯潛墓誌》（第62頁）和《西門豹祠殿基記殘石》相隔僅數年，屬於同一時期同一地域的銘刻材料，書法風格較為接近，如「子」字末筆的回折斜鉤、「馬」字第一點的向外一撇，都有明顯相似的一面，可以同作後趙時期銘石體書風的典型。說句題外話，曹操墓系列銘刻、魯潛墓誌，皆屬於較難置信但是真實無疑的石刻。今日雖眾說紛紜，但種種有益的議論、質疑、探討，自然會隨著時間的檢驗也看得更為清楚。居於此間的方家，不妨將曹操墓的出現視作一枚今後檢驗學術得失與判斷力的試金石。

（《魯潛墓誌》）

北朝墓誌部分，有不少志主見於史傳，可與史書相對讀，並可證史。《高渙墓誌》（第115頁），志主載《北齊書》，為北齊太祖獻武帝高歡第七子、文宣帝高洋之弟；《辛穆墓誌並蓋》（第92頁），志主載《北史》卷26《辛紹先傳附子穆傳》，為顯赫士族，均可補史書之不足。證史例如《宇文瓘墓誌並蓋》（第125頁），志主「本姓韋氏，魏末改焉」（見志文），即可知為《北史》、《周書》所載韋洸之弟韋瓘，而志文中「隋州」並未寫作「隨州」，傳統說法楊堅建隋後方更「隨」為「隋」，通過北魏墓誌材料來看，這樣的說法是靠不住的（見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第293-294頁）。

本書的唐代碑刻拓本，拋開證經補史的史料價值之外，其具備的書法藝術也深可追摹。如顏真卿所書《徐嶠妻王琳墓誌並蓋》（第186頁）、《郭虛己墓誌並蓋》（第192-193頁），張旭所書《嚴仁墓誌並蓋》（第190頁），柳公權所書《迴元觀鐘樓銘》（第222頁）等，皆為書法史上名垂千秋的巨公所書，為難得的臨池範本。

又如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大唐咸通啟送岐陽真身志文碑》（第236-237頁）和《隨真身供養道具及恩賜金銀寶器衣物帳碑》（第238-239頁），拓本為宿白捐贈。《衣物帳碑》臚列了懿、僖二宗及皇室貴戚、內臣僧官供奉給真身的器物名稱，供主清晰，器物描述準確，正可與地宮出土諸器物相勘對。神秘的秘色瓷，便是通過這通《衣物帳碑》中的「瓷秘色」（碑銘第五行）三字最終澄清了身份，其於考證唐代名物之意義可見一斑。本書所收的拓本為整幅高清彩印，勝於《文物》1991年第5期和《書法叢刊》2004年第4期所附拓本，便於研究者所採用。

(《大唐咸通啟送岐陽真身志文碑》)

(《大唐咸通啟送岐陽真身志文碑》中「秘色瓷」內容）

宋代以後的碑刻中，名公碑刻、名家手書不在少數。如《富弼墓誌並蓋》（第252-254頁），是司馬光親為撰蓋的北宋名相富弼的墓誌，銘文達7000餘字。黃庭堅所書《王純中墓誌並蓋》（第258-259頁）、《徐佖墓誌》（第260-261頁）堪為書法範本。《楊載墓誌》（第267頁）為康里巎巎所書，石久佚，故而新入藏的明拓本就顯得更為珍貴。晚清金石學家葉昌熾、民國總統黎元洪、民國著名學者黃侃的墓誌初拓本，吳大澂所篆書的墓誌，也值得相關研究者注意。

（《富弼墓誌並蓋》）

傳統碑帖中，法帖為不可或缺的組成品種。北大圖書館新入藏的重要法帖，則可看出系統的收藏體系。明拓法帖即有殘本《汝帖》（第294-295頁），《東書堂集古法帖》（第296-297頁）；《二王帖選》（第300-301頁）；《戲鴻堂法書》（第302-305頁）；《郁岡齋墨妙》（第306-307頁）；《來禽館帖》（第308-309頁）等。此外，清初拓《快雪堂法帖》（第316-317頁），為原刻涿州本，且為庄縉度、王孝禹等金石家所遞藏，更為可貴。

（涿本《快雪堂法帖》）

值得一提的是，碑帖素有「黑老虎」之稱，翻刻本自古以來是拓本鑒定中的一個難點。近年來由於硅膠複製碑刻技術的成熟，導致硅模拓片大量出現，收得一張原刻原拓也變得十分不易。北大圖書館金石組收入拓本時，則充分注意了這個問題，故而此書中的拓本頗值得採信。如《何君閣道碑》（全稱《何君遣掾舒鮪將徒治道造尊楗閣刻石》，第38頁），本書所收就為可信的原拓本，如提要所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金石拓片草目》、《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所收為重新發現之前的早期翻刻本，而坊間《何君閣道碑》絕大部分則為硅模本。鑒定的不二法門來自於對比，以可信原拓與翻本相比照，信可體會出原石的蒼古真切的氣息，相當程度上有助於碑刻拓本的鑒定。

（《何君閣道碑》與《姚孝經磚志》）

1998年，在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之際，北大圖書館金石組的胡海帆、湯燕曾編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曆代金石拓本菁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精選的273種碑帖，是民國以來北大陸續積攢的善本舊拓菁華。此中不僅包括宋拓《昭仁寺碑》、明拓《泰山刻石》等重量級碑帖，還有王懿榮、吳大澂、羅振玉、王國維、陸和九、張伯英、褚德彝、端方、馮汝玠等晚清民國著名金石學家、學者的題跋拓本。這批主要來自繆荃孫藝風堂和張仁蠡柳風堂等清民金石學家的傳世大宗舊藏，為北大圖書館奠定了世所矚目的金石收藏基礎。在這樣的基礎上，新入藏的拓本則進一步遞加了北大金石收藏的規模與質量。

常道金石不朽，但也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遇到意想不到的變故。前書所載的《董美人墓誌》、《常丑奴墓誌》，原石或亡佚或損毀，而1951年青海省圖書館失火，《趙寬碑》也僅僅殘留碗口大一塊。金石雖不復存，拓本幸有流傳。很多拓本在今天看來或許尋常，但在百千年後的人眼中，則是不可多得的「宋拓本」了。北大圖書館金石組在新時期所具備的開拓收藏眼光與學術敏感，為這個民族保留了一份珍貴的原始檔案，而新近出版的這部「北大金石錄」，信也會成為有識之士的鄴架之藏。

（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菁華（1996-2012），胡海帆、湯燕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8開，371頁。定價1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