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謎——中國文化史500疑案(1)

作者:施宣圓等 時間:2010-8-3 23:13:29

內容提要 由施宣圓等三位先生主編的《千古之謎——中國文化史500 疑案》一書 出版後，受到各層次讀者的熱烈歡迎，多次重印，並且榮獲1989——1990 年度豫版圖書二等獎和第五屆全國圖書「金鑰匙」獎一等獎，此書的繁體字 版和外文版也將出版。這部「續編」和「前編」一樣，包括歷史人物、事件、 名人軼事、文學作品、文獻學術、戲曲、繪畫、音樂、書法、文物、考古、 名勝、宗教、會黨、民族、科技、博物、風情等各個方面不同的內容，饒有 興味地提出疑案，介紹各家不同的答案，妙趣橫生，引人入勝。仍然是一部 集學術性、知識性、趣味性於一體的雅俗共賞的文史著作。 千古之謎 ——中國文化史500 疑案（續） 旋宣圓林耀琛許立言主編 責任編輯弦聲王瑋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鄭州市農業路73 號） 新華書店經銷河南新鄭市印刷廠印刷 850×1168 毫米32 開本 30 印張1236 千字 1996 年10 月第1 版 1996 年10 月第1 次印刷 印數：1—8200 冊 ISBN7-5348-1208-9/K·363 定價：35.00 元 序 胡道靜 宇宙中無奇不有，人世間諸事可究。問題在於處身中間的萬物之靈—— 人，是否敢於從一尊之說、權威之見、習慣認識中擺脫出來，改變角度轉換 腦筋，提出一個更為接近事物本源真相的說法。當然，要這麼去做，要有滿 肚子的學問、過人的膽識，更要有一追到底的探究精神，談到此點，今人往 往會訴說哥白尼的太陽中心假設、達爾文的人類起源於猿的假說、愛因斯坦 的相對論假定。當初，這些偉大的科學家在提出假設、假說、假定時，曾遭 到時人的唾棄，甚至殘酷迫害，但他們對事物的本源的探究，對事情真相的 詮釋，是對真理的追求。隨著社會的進步，科學的發展，一度被人認為旁門 左道、離經叛道的「邪說」，終於被確認是有道理的，是接近了事物本源或 事情真相的，從而點化了千千萬萬人意識中原有的認定。西方社會正是藉著 此種精神衝出中世紀，進而又跨入後工業化時代的。 長期囿於固有之見，習慣於人雲亦云而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全封閉做法， 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開始受到衝決，種種人為的藩籬和禁區 也在被撤除，人們的思想也空前地活躍起來，中國大地又一次出現了勃勃生 機。順應時代的潮流，《文匯報·學林》主編施宣圓同志開設了「中國文化 之謎」的專欄，致力於彙集成書的繁忙工作。對於這項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工 作，不禁使我想到這麼一則傳說。 在公元2 至3 世紀時，印度出現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佛教哲學家、中觀學 派的創始人龍樹。據說，凡是有學人、高僧造訪、請教，龍樹從不開口，只 出示一缽清水，含笑相待。這令前往造訪、請教的學人、高僧頓感丈二和尚 摸不著頭腦，不知龍樹在打的什麼啞謎，只得悻悻退去。一天，有位名叫提 婆大德的僧徒也慕名前往求教。提婆一見缽水無法見底，就從懷裡取出一根 小針投放缽水之中。龍樹見後，含笑點首，將提婆收為門徒，以後在其即將 涅槃之時，又將衣缽傳給了他。龍樹為何如此器重提婆？這是因為提婆面對 不能見底的一缽清水，知道龍樹在暗示他：佛法的神通清澈廣大，佛學的涵 義深不可測。提婆在缽水中爽爽快快地投入一枚小針，即令缽水的深淺也顯 現了出來，表明自己要用一針見底的追求窮源竟委！ 我之所以要扯出這麼一則傳說，是覺得《文匯報·學林》把「中國文化 之謎」作為缽水，吸引了許許多多的中青年學者投入小針的求索稿件，一則 活躍了學術空氣，二則促使有識之士在改變角度、轉換腦筋，提出新的認識 中，有了施展才能的活動舞台，以使多彩多姿的中國文化從書本走向民間。 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歲月中創建的，不僅獨具一 格，且著稱於世。它的巨大生命策略，正在其不拘於一孔之見，不定於一說 之論，而顯得耀眼奪目，又使其在世界文明古國中成為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 化而卓立於世界文化之林。中國唐代著名詩人孟浩然在一次詩興大發時，吟 誦出這樣的詩句：「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似平整整一部中國文化史， 被他就這麼瀟洒地用簡簡單單的十個方塊字說完道盡了。偏偏有人要問：人 事是如何代謝的，古今又是怎樣往來的？這一同，使人看到瀟洒的另一面恰 恰是紛繁：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面求索。」這是詩人對歷史發出的詠嘆；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這是智者對歷史提出的要 求； 「事因有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這是史家對歷史的遺憾。 要求索，要定吉凶，要有待，從深一層來思考，則正顯示出了中國人的 智慧和膽識並不亞於西方人，甚至遠遠超出了他們。 要求索，要定吉凶，要有待，便把生命的意義看作是運用自己的智慧去 創造、去開拓，去進取；同時也表明人們不再滿足於精心編造的一切，而企 望顯露自己的膽識，在「事有難明於一時」之中察覺蛛絲馬跡；在「魯魚帝 虎」之類的以訛傳訛中指陳謬誤成因；在「橫看成嶺側成峰」的人為偏差之 間把握全局全貌。運用自己的智慧，坦露自己的膽識，「於不疑之處有疑」， 摒棄假語村言的混淆，就能取得突破性的認識，激發自己以及後人的創造性 和開拓精神，反過來又更新了人們的觀念，促進了社會的進步。 從這個意義上說，即將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施宣圓等主編的《千 古之謎——中國文化史500 疑案（續）》確實是一本提倡獻疑精神的書。一 提及此恐怕會引起一些讀者望而卻步，怕它過於繁冗的考據及艱深的勘誤， 弄得自己的興味索然。其實這一擔心是多餘的。顯然，主編們已經注意到了 這一點，他們力求使書中的每一個疑案「三性」（學術性、知識性、趣味性） 兼顧，「二悟」（領悟中國文化的奧秘、省悟學術研究的思維方式）同存， 「一書」（內容翔實的可資參考的工具書特點）彰明，以適應各個層次的讀 者的需求。 通觀《千古之謎———中國文化史500 疑案（續）》，知其分門別類， 幾乎涵蓋中國文化各個領域，真可謂是一部萬寶全書。如書中列有「有沒有 過堯舜禪讓」、「雍正皇帝是否改過遺詔」、「袁世凱告密導致了戊戌政變 嗎」之類的宮廷秘聞。儘管這些內容，過去的書本中都有過描述，或被編為 劇本，多次搬上舞台演出；或被編為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但在撲朔迷離 之中，撰寫者能一一道來，最後讓你再去思索。又如「馬謖該不該斬」、「鄭 和下西洋的使命是什麼」，「林則徐是病死還是被人毒死」之類的名人懸案， 也常常是街頭巷尾的談話內容，撰寫者則在提出可供參考的資料中，顯出了 披沙淘金的功力。另外如「《共產黨宣言》最早中文全譯本於何時初版」、 「古代第一部兵書是何書」、「中國農民為什麼嗜愛紅色」、「十二生肖是 怎麼來的」等等，撰寫者既提出了更為接近事物本源或事情真相的說法，又 開闊了人們的眼界。 總之，書中所列的疑案或換一種說法，類似「哥德巴哈的猜想」，都有 前人探賾索隱、窮深致遠的痕迹，也有後來者的釋疑，都為今後好學深思者 承繼前人的研究作了鋪墊。誠如上海社聯名譽主席羅竹風同志所說的：《千 古之謎》，「把廣大讀者領到學術研究的十字路口和新天地，由好奇而探索， 從新的起點出發再進行更深的研究。」更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此書是多作者撰 寫的，但施宣圓等主編注意了所寫內容的知識面、段落安排的合理性、陳述 文字的通俗度、疑案設置的巧妙點，使人拿到此書就想讀，並令「學而不思 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古訓油然而生，往往開動腦筋，對其中某個疑案躍 躍欲試，到了不能自己的地步。這也正是此書不同凡響的地方。書中每個疑 案均無人為定見束縛讀者的思路，也無終極的宣判堵塞讀者的研究，只有探 索者留下的思索痕迹。每個試圖「補苴罅漏，張皇幽吵」的人，都會覺得自 己是在聆聽良師的指點，或是在與益友切磋，然後可讓智慧的常青藤再向上 攀援，令膽識的向陽花吸取更多的陽光。 法國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說過：「一個思考的人，才是力量無邊的人。」 從《千古之謎——中國文化史500 疑案（續）》中，讀者將結識無數這樣的 人，並使自己也成為這樣的人，這種既講耕耘，又促收穫的做法，不啻將此 書的品位在無形中提得更高。 處在市場經濟開始形成中的中國，我深深地感到，人間要好書，並欣然 認為《千古之謎——中國文化史500 疑案（續）》就是一本提倡開創性思維 的好書。我十分樂意地接受了施宣圓的盛情邀請，寫了此篇小文。我認為《千 古之謎——中國文化史500 疑案（續）》比之於提婆投入龍樹缽水中小針所 提倡的追求更為現實，更加實用，也更見智慧和膽識。它將培養出中國的哥 白尼、達爾文、愛因斯坦，並使中國文化在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更顯光彩。 1992 年10 月 （此文作者為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審） 千古之謎 一千秋功罪 帝王篇 有沒有過堯舜禪讓？ 說起我國古代歷史，總離不開三皇五帝，這個時代所謂的「垂拱而治、 天下清明」，尤其是唐堯、虞舜相繼禪讓，歷來為儒家學者世世所稱頌。 最早記有「禪讓」其事的是被儒家列為十三經之一的《尚書》。其中《堯 典》說的是「堯舜禪讓」，《大禹謨》則有「舜禹禪讓」的記載。除《尚書》 之外，提到「堯舜禪讓」的還有《論語》和《孟子》等。但對《論語》中關 於堯讓帝位於舜的一段文字，多數學者認為並非孔子所說，而是後人把散簡 附在書後所致。孟子對「禪讓」這件事，態度比較曖昧，說法也很巧妙。 當萬章問他：「堯以天下與舜，有諸？」他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萬章又問：「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說：「天與之。」 他接著說道：「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昔者，堯薦舜於 人，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 子位焉。」關於舜禪位於禹，他也有類似的說法。 孟子說的「天」，可以理解為諸侯、人民，其實，也可理解為天子，因 為自古以來，天子總是被看作「天」的代表，這樣株圜的說法，好像把隙縫 彌補了。《史記》的《五帝本紀》和《夏本紀》就是綜合《尚書》、《論語》、 《孟子》所說而撰述的。 對於「禪讓」之說，早在戰國時期就有人提出了懷疑。最早提出疑問的 是荀子：「夫曰堯舜禪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荀 子·正論》）戰國末的韓非，不但不承認有「禪讓」這回事，反而說舜和禹 之所以能繼承帝位，是「臣弒君」的結果，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 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韓非子·說疑》）。這並非韓 非一個人的驚人之筆，唐代的劉知幾在他所著的《史通》中引《汲冢瑣語》 說：「舜放堯於平陽」，又說舜是給禹趕到蒼梧而死的。稍後的《史記正義》 作者司馬貞，引《竹書紀年》說：「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 朱，使父子不得相見也。」《竹書紀年》等書成於戰國，西晉初出自汲冢， 後即散亂不傳，今本系宋以後人偽托，已非劉知幾、司馬貞所見本，其所記 未必會是無中生有，捕風捉影。同時，還有人認為《堯典》成於戰國，《大 禹謨》系晉人偽作。真是這樣的話，那《尚書》中關於堯舜禪讓的記載從根 本上就靠不住了。 近代有些學者認為：「堯舜禪讓」說是戰國初墨家的創造。如果《堯典》 和《論語》所說不足為信，那麼《墨子》則是最早有「禪讓」記載的書了。 《墨子》中《尚賢》、《尚同》兩篇主張賢人執政，不僅是三公，就是天子。 也可選天下賢者而立之。「古者舜耕於歷山，陶河濱，漁雷澤，堯得之服澤 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賢》）把 本是黃帝九世孫、有虞氏諸侯的舜，說成是會燒窯、捕魚的農夫，以此來申 述他「尚賢」的宗旨。墨子出身於下層社會，他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了一般庶 民參與政治的要求。可是，墨家只說過「堯舜禪讓」。「舜禹禪讓」說又從 何而來呢？近代學者認為是儒家新添的。儒家在一定限度內也贊成「舉賢」。 於是，盂子接過墨家的「堯舜禪讓」說，添加出「舜禹禪讓」的故事。同樣， 也把原是百里諸侯的禹說成是匹夫出身。戰國以後，墨家衰落，「禪讓」說 才被儒家所專有。這種看法，又一次從根本上否定有過「禪讓」。 傳了兩千多年的「禪讓」說，一旦被完全否定，也難令人信眼。於是， 又有學者結合社會發展史加以考證，認為這是一種部落選舉的方式。如我國 史有記載的烏桓民族，在漢代時，數幹部落成為一部，推選「勇健能理決鬥 訟相侵犯者」為大人，大人有所召喚，部眾莫敢違犯。實際上這「大人」就 是我們所說的帝王。其他如鮮卑、契丹，蒙古等民族也是如此。由此推論， 漢民族的上古時期也不會例外。只不過這種尋常的推選，被後人粉飾成神聖 而又光彩非凡的「禪讓」罷了。 「禪讓」一制，眾說紛紜。要解開這個謎，看來還得有更充分的論證才 行。 （魏行） 周太王亶父號「古公」嗎？ 在周族人的觀念中，他們推翻商紂的統治而建立周朝君臨天下的事業， 是從太王亶父開始的。《詩·魯頌·宓宮》云：「后稷之孫，實維大（太） 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可見這位太王， 在周族的發展史上是一個關鍵的人物。據說太王亶父又稱「古公」。《史記·周 本紀》敘述他的事迹說：「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古公乃貶戎 狄之俗」；「古公有長子曰太伯」；「古公欲立季歷而傳昌」；「古公卒， 季歷立」；「公季修古公遺道」；「（文王）追尊古公為太王」。其後，《吳 越春秋·吳太伯傳》、《後漢書·西羌傳》等史籍都因襲其說，稱太王亶父 為古公。朱熹在《詩集傳》、《四書集注》等著作中一再指出：「古公，太 王之本號。」直到目前的各種歷史著作，如范文瀾的《中國通史》、郭沫若 主編的《中國史稿》、朱紹侯和劉澤華等主編的《中國古代史》等，在闡述 周族的興起時，都大談「古公」的業績。范著還專門辟出一節，題目是「古 公建立封建制度的周國」。可見這一稱謂的源遠流長，根深蒂固。 然而，這一稱呼是大成問題的。清人崔述在《豐鎬考信錄》中辨析說： 「周自公季以前，未有號為某公者；微獨周，即夏、商他諸侯亦無之：何以 大王乃獨有號？《書》曰："古我先生』，古，猶昔也。"古公亶父』者， 猶言「昔公亶父』也。"公亶父』相連成文而冠之以"古』，猶所謂公劉、 公非、公叔婁者也。」現代學者孫作雲在所著《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一書 中也指出：「"公亶父』不能稱為"古公亶父』或"古公』。《詩經》四字 一句，故在"公亶父」前加一"古』字，以足其文。司馬遷不察，在《史記·周 本紀》中一再曰"古公亶父』或"古公』，這是不對的。」上述議論，振振 有詞，說得相當有道理。 查《詩經》中有許多「古」字，都作往昔、古代解。如《小雅·甫田》 云：「自古有年（豐年）」；《大雅·思齊》云：「古之人無（厭）」； 《大雅·烝民》云：「古訓是式」；《周頌·載芟》云：「振（自）古如茲」； 《周頌·良耜》云：「續古之人」；《商頌·那》云：「自古在昔，」可見 在《詩經》中，「古」字是用得相當普遍的。《大雅·綿》中的「古公亶父」 之句，「古」字亦應作從前、往古講，而不能解為「公亶父」號為「古公」。 《商頌·玄鳥》中，有一個同樣的句式：「古帝命武湯。」這就是說，從前 上帝命令武王湯。如果解為商湯時的上帝號為「古帝」，豈不笑話！ 再檢閱《史記》之前，先秦時期和漢初的許多典籍，未有稱太王亶父為 「古公」者。如《穆天子傳》卷二記：「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 太伯於東吳，」《穆傳》是從戰國魏襄王墓中出土的先秦時期的作品。《孟 子·梁惠王下》一再陳述周太王的事迹云：「昔者大王好色」，「昔者大王 居亶」，"故大王事獯鬻」，從不稱其為古公，《呂氏春秋·開春論·審為》 篇論說周太王遷居的故事，一則雲「太王亶公居邠，狄人攻之」；二則記「太 王亶父曰」如何如何；最後還加贊語道：「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這裡 也毫不提及太王之號「古公」。西漢初年韓嬰撰的《韓詩外傳》，在卷十有 一節敘述周太王傳位的經過，屢雲「大王亶甫（父）有子曰太伯、仲雍」， 「大王賢昌而欲季為後」，「大王將死」，「大王薨」，亦不曾道及「古公」 之號。還有漢初成書的《尚書大傳》，在卷三《略說》中敘述周太王避狄人 之事，一連用了六個「太王亶父」而不稱其為古公。可見周太王亶父之別號 「古公」，始見於司馬遷的《史記》。值得注意的是，班固作《漢書·古今 人表》，在「上中仁人」一欄中赫然列入「大王亶父」之名而不作「古公」。 《今本竹書紀年》卷上殷武乙三年記：「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二十一 年，周公亶父薨。」《今本紀年》是《竹書紀年》散佚後，宋、明間人重新 編纂的，編者所看到的《紀年》佚文較現在為多，很可能《紀年》原作「公 亶父」，今本才會如此寫的。根據種種跡象，一些學者判定，太王亶父之號」 古公」，是司馬遷誤解《詩·綿》之文所致。 不過，也有學者在努力為「古公」之號的來源尋找根據。錢穆在《周初 地理考》（《燕京學報》第10 期）一文中，引《水經·汾水注》：「汾水西 過長修縣南，又西與古水合。水出臨汾縣故城西黃阜下，東注於汾。」又引 董佑誠曰：「臨汾故城在今徐州東北，水在西北古山下。」於是他得出結論 說：「臨汾有古山、古水，公亶父本居其地，故稱古公。」《楚辭·天問》 有云：「吳獲迄古，南嶽是止。」聞一多《天問疏證》解釋道：「古即古公 亶父之古，本地名，當在沮、漆二水之間。太王自古徙岐，太伯失位，復逃 歸古。」由上述論證說明，「古公」之號得自地名「古」；其地一說在山西 臨汾縣，一說在陝西沮水、漆水間。 周太王亶父究竟有沒有「古公」這一雅號？是司馬遷誤讀《詩經》之文， 或者他還有別的什麼根據？「古」如果是地名，它又在哪裡？這些問題長期 以來在學術界相當模糊和混亂，應當進一步切實考證，儘快予以澄清。 （楊善群） 武王伐紂究竟在哪一年？ 武王伐紂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它是商衰周興的 轉折點。在《尚書·牧誓》中，對這次大戰的經過曾作了簡略的記載，是我 們了解這次大戰的最早文獻。武王伐紂發生在什麼時候？《牧誓》開篇曰： 「時甲子昧爽」，僅有紀日，而無明確的年代。因此，給後人留下了一個千 古懸案。 我國有記載的確實紀年始於公元前841 年。在這之前的史事年代均要通 過推算得到。由於上古史料的缺乏，人們推算的武王伐紂年代簡直令人無所 適從。胡厚宣在《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中列舉了前人的十二說法：即公元 前1130 年、前1123 年、前1122 年、前1117 年、前1116 年、前1111 年、 前1078 年、前1067 年、前1066 年、前1150 年、前1051 年、前1050 年、 前1047 年。加上樑啟超提出的前1027 年，唐蘭提出的前1075 年（《新建設》 1955 年第3 期），丁山提出的前1029 年（《商周史料考證》），章鴻釗提 出的前1055 年（《中國古歷析疑》），凡16 種，使武王伐紂的年代問題變 得撲朔迷離。這些說法中，以公元前1066 年、前1122 年、前1027 年說最有 代表性。 前1066 年說最早由日本新城新藏據南北朝陶弘景的《古今刀劍錄》在《東 洋天文史研究·周初之年代》中提出。後來，范文瀾的《中國通史》、齊思 和的《中外歷史年表》等也採用了此說。前1122 年說源於劉歆的《世經》和 《三統曆》，此說曾影響了後世的很多學者，但也有人批評劉歆的推算是「欲 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後漢書·律曆志》），肆意縮短 夏、商年數而妄增周朝年數，主觀因素太多。前1027 年說自梁啟超在1922 年提出後，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陳夢家的《西周年代考》皆主張此說。 特別是郭沫若的《中國史稿》採取此說後，在國內外史學界，得到了很多人 的承認。此說原本於《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引：「《汲冢紀年》曰： "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即從周幽王最後一年（前771 年）上溯257 年，便是前1027 年。 近年來，人們又對武王伐紂年代進行了推算，提出了新的說法。黃寶權 等對前1027 年說「稍事推進」後，提出了前1029 年說。他們依據《國語·周 語下》「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和《史記·天官書》「作鄂歲，歲陰在酉， 星居午」等記載，認定武王伐紂在「酉年」，但用於支推算，從周幽王亡上 溯257 年的結果卻非「酉年」，其最接近的酉年是前1032 年。那麼是否可斷 定前1032 年就是武王伐紂之年呢？不能。原來史書上所用的歲星紀年法並不 準確，每隔86 年要誤差一年，257 年間正好誤差3 年，「減去誤差數得出前 1029 年就是武王克殷的絕對年代。」再進一步推算後得出結論，武王伐紂之 戰是在這年的「周曆二月五日黎明前打響的」（黃寶權、陳華新《周武王克 殷年代考》，載《華南師院學報》1979 年第4 期）。 著名天文學家張鈺哲先生利用電子計算機及大行星攝動而求得的這三千 多年中的運動軌道，將我國歷史上各次可能是哈雷彗星的記錄加以分析考證 後指出：如果武王伐紂時出現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話，「那麼武王伐紂之年 便是公元前1057～1056 年」（《哈雷彗星的軌道演變的趨勢和它的古代歷 史》，載《天文學報》第十九卷一期）。因為《淮南子·兵略訓》中曾寫道： 「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其顯示的天象是 木星出現在東方的天空上，同時還有彗星出現，頭向著東方。根據1910 年4 月19 日哈雷彗星的出現逆推40 次回歸過近日點，發現在前1057 年3 月7 日，哈雷彗星距地球甚近，在這年的頭3 個月里都能看到它，其天象正與《淮 南子》記載相同。那時，木星運行在張宿中，正當鶉火之次，與《國語·周 語下》所說的「武王伐殷，歲在鶉火」相合。趙光賢據此認為，天象是客觀 存在而又有規律可尋的，用電子計算機來算四千年前的天象，並與史料相結 合，「推算出來的年代就是可信的。」從史料的考證上，趙光賢進一步充實 和支持了前1057 年說，並指出「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史 記·周本紀》集解）中的「至幽王」，不是指幽王亡年（前771 年），而是 即位之年（前782 年），而「二百五十七年」的「五」、「七」兩字應顛倒 過來，這樣推算出來的武王伐紂年代才是正確的：即771 加11（幽王在位年 數）再加275，共為1057 年（《從天象上推斷武王伐紂之年》，載《歷史研 究》1979 年第10 期）。 何幼琦根據天文曆法的知識和方法，通過推算文物、文獻中有關的紀時， 也考證了武王伐紂的年代。在推算方法上，以1980 年為起點，推算尺度用現 代天文常數，回歸年（歲實）為365.2422 日，朔望月（朔策）為29.530588 日。何幼琦先通過《小盂鼎》、《庚嬴鼎》的銘文間接地推算出康王元年（前 1013 年）和成王元年（前1030 年），然後依據《史記·周本紀》「既克殷 後二年..武王病..有瘳而後崩。..周公乃行政當國，..行政七年， 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的記載，逆算斷定：「克殷之年，當在成王元年前 七年又二年」。即前1039 年，並算出大戰就發生在這年的元旦（正月甲子胐）。 所以說，武王伐紂是一次利用節日，出敵不意，遠途奔襲的成功戰例（《周 武王伐紂的年代問題》，載《中山大學學報》1981 年第1 期）。 一個歷史年代的推算竟引起人們的廣泛注目，並提出了19 種考證結果， 這在史學研究中是非常罕見的現象。雖然上述諸說結論迥異，但各有所據， 難道武王伐紂的年代真是紛紛然而不可定一嗎？正確的年代只能是一個，但 究竟是哪一年，還有待於努力探討。 （黃顯功） 周穆王到過西域嗎？ 大約1700 年前，時當西晉太康年間，在河南汲縣的一座戰國古墓里，盜 墓者意外地發現一批埋藏了五六百年的竹簡，有數十車之多，計十餘萬言。 經人整理，寫定為75 篇，《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即其中兩篇，而《穆 天子傳》又是唯一能完整保存至今的。 《穆天子傳》說的是西周興盛時的穆王，命御者造父駕著八駿西去邀游， 穿天山，登崑崙，見到了西王母，在瑤池受到了盛情款待，舉觴歌詩，流連 忘返。來回行程3.5 萬里，歷時543 日。所說有日期、方向、地名、里數， 以及西域部落、語言和物產等等，所以當時人頗信其為實錄。然自唐宋起， 有人懷疑此傳系後人偽托，並非信史。於是圍繞著《穆天子傳》，人們進行 了涉及廣泛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周穆王遊歷到西域，是否真實？《穆天 子傳》是哪個時代的作品？西王母之邦在什麼地方？「她」是神、是人還是 其他？下面，我們概要地介紹一些情況。 （一）周穆王遊歷到西域是否真實？ 一種意見認為，周穆王原是個雄心勃勃的旅行家，有史載為證。《左傳》 謂其「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而使天下的道路都印上自己的車轍、馬跡， 《史記·秦本紀》說，造父善御，得八駿，穆王使駕而西巡狩..。《趙世 家》又進一步說：「見西王母，樂之，忘歸。」可見《穆天子傳》的故事絕 非無本之木，周穆王之西遊，正是西周盛時影響波及西域的反映，近人斷其 為小說、偽書，豈非數典忘祖乎！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中原與西域的交通，是漢武帝時張騫歷經千辛萬苦 才開闢出來的，西周時代，無論是道路、交通工具，還是邊疆的民族關係等 等，都無法使這位穆天子到達荒遠的西域。司馬遷記穆王西巡狩事於《秦本 紀》和《趙世家》，而獨於穆王自家的《周本紀》中卻隻字不提，這恐怕不 是無意的疏漏。 （二）《穆天子傳》是何時的作品？ 有人認為《穆天子傳》是秦漢時的作品，而以漢武帝以後的可能最大。 因為只有在張騫通西域以後，作偽者才能具備西域地理方面的知識和材料。 也有人主張是東漢時的作品，因為該書所用的以日記事的起居注形式，是東 漢以後才產生的。與以上說法截然相反，有人認為《穆天子傳》是周穆王的 史官所為，也就是說，這是西周時的作品。 還有人認為，《穆天子傳》是戰國時的作品，並斷定是趙國武靈王時人 所為。其背景是趙武靈王的西北略地。趙國本有造父御穆王的傳聞，經過武 靈王打開雁門通道等的刺激，再加上《山海經》中有關崑崙丘和西王母神奇 描繪的啟示，於是趙國學者把事實、想像和神話雜糅在一起，鋪陳出這部穆 天子的遊記來。其目的，或是想為趙武靈王的西北略地進行鼓吹、美化，而 托古於前代的穆王了。 另有人則從多方面論證了《穆天子傳》是春秋末戰國初時的作品。比如， 從該傳用的文字來著：「皇」字，只作形容詞，意為美盛，而不單獨作名詞 用；「帝」字，只代表著「上天」，而不代表「人君」。這正是春秋以前的 習慣。這兩個詞含義的變化都發生在戰國。所以，《穆天子傳》大抵誕生在 春秋末戰國初，《春秋》問世之後，《左傳》問世之前。 （三）西王母之邦在何處？西王母所指為何？ 西王母的傳說起源很早，在先秦及秦漢時，頗為盛行，前後經歷了一個 由人到神，乃至確定為女性的演變。對穆王見到的西王母，眾人說法也不一。 有的說是神話人物，有的說是世俗凡人，而且不一定是女性，有的認為西王 母是某一部落的譯音，有的認為是國名。還有的指出，西王母的切韻，與突 厥「始波羅」可汗之原語（「王權」之意），頗為相近。這樣，西王母還可 能是西域某部落的酋長。 西王母之邦在何處，更是眾說紛紜。大致有以下幾說：（1）極西至喀什 噶爾；（2）未出長城；（3）示巴女王國，今阿拉伯；（4）不出塔里木流域； （5）天山南路；（6）不出青海；（7）亞西里亞；（8）歐洲大平原華沙附 近；（9）新疆和闐之東。另有人認為，《穆天子傳》所記西域地名間的里數， 與《漢書·西域傳》和《魏書·西域傳》大略相符，以此折算，則西王母之 邦，約在烏拉嶺東吉里吉斯高原這個範圍內。 此外，人們還對穆天子西遊在返途經的地點進行了詳細的考證。也是各 執其辭，莫衷一是。 關於《穆天子傳》的研究，對先秦的歷史地理、民族關係，乃至中西交 通史均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相信，有志者一定還會為此而繼續探索， 努力不懈。有關《穆天子傳》的種種歷史之謎，也總有一天會被人們解開。 （田雨） 太伯是吳國的開創者嗎？ 春秋末期，長江下游曾出現一個顯赫一時的諸侯國。它就是多次北上爭 霸的吳國。關於吳國的開創者，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 得很明白。司馬遷認為，地處南方的長江下游的吳，是所有諸侯國中資歷最 深的西周姬姓同姓國。所以在《史記》中，吳太伯列為世家第一。 《史記》記載：太伯（一作泰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兒子， 季歷的兄長。他倆為了成全父親想傳位於季歷的意願，出奔到南方荊蠻，文 身斷髮，不再回去。季歷後來被立為繼承人，他的兒子昌就是有名的周文王， 在周文王手裡奠定了滅商興周的基礎。「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 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史記·吳太伯世家》）太伯死後， 傳位於弟仲雍。傳到仲雍的第四代孫周章時，北方周武王滅商，分封諸侯， 「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 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史記·吳太伯世家》）司馬遷 講得很清楚，太伯、仲雍的後代一封於吳，一封於虞。所以司馬遷說：「余 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荊蠻句吳在哪裡？《吳 地記》說：「太伯居梅里，在闔閭城（今蘇州）北五十里許。」《後漢書·郡 國志》劉昭註：「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家，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舊宅， 井猶存。」唐代《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五，常州條下記著，無錫縣「東三 十九里有梅里山，吳太伯葬處」。皇山、梅里山，就是今天的無錫縣鴻山， 梅里即是離鴻山不遠的今天的梅村，那裡至今有規模宏大的太伯廟，鴻山上 的太伯墓也完好保存至今。這些情況歷來為各種當地誌書所傳載。 至清代，學者崔述在《豐鎬考信錄》中對太伯奔吳之事提出否定意見。 到30 年代，又有人提出了類似的看法。衛聚賢等在《吳越文化論叢》中即提 出了太伯、仲雍根本沒有到過無錫的論點。認為太伯所奔之地只在陝西、山 西南部的範圍之內。其理由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太伯、仲雍不可能穿越 千山萬水及方國部落而無阻礙；也不可能到那語言不通，風俗迥異的荊蠻部 落中去立足併當君長。後來童書業在《春秋左傳研究》中進一步提出「大伯 （太伯）、虞仲皆虞國之初祖，大伯、虞仲所奔為山西之虞，而非"荊蠻』 或江蘇之吳」。所以太伯、仲雍沒有到過江南，他們是山西虞國的始祖。 1954 年在江蘇丹徒縣煙墩山出土了12 件西周青銅器。其中一件《宜侯 矢簋》腹內底上有長達120 多字的銘文。銘文記載了周康王觀看武王伐商， 成王東巡的圖畫以後，卜問南方的宜地。在合會南方各方國時，改封虞侯於 宜地為侯。周康王還進行了豐厚的賞賜，有酒、弓、矢、禮器等。特別重要 的是賞賜了土地和奴隸。 圍繞《宜侯矢簋》的出土，又引起了對太伯奔吳問題的討論。總的來說， 大致有以下幾種說法：一種認為「宜侯」就是虞侯，也就是周初封於虞的諸 侯的後代，而這個虞國是太伯、仲雍創立的。太伯無後，傳於仲雍，仲雍又 稱虞仲，因封於畿內，所以他的後代稱為虞公，而《宜侯矢簋》的銘文中稱 自己的父親為虞公就是證明。宜侯矢從畿內改封於宜，宜、吳古音同，於是 成為吳的始祖。這個說法否走了太伯、仲雍奔吳之事。第二種說法肯定了太 伯、仲雍奔吳之事，並且從《宜侯矢簋》及江蘇南部的考古資料出發，證明 了太伯、仲雍奔吳是可能的。但認為太伯立國的地點不在無錫梅里，而是在 南京、鎮江地區，確切他講是在丹徒。這是一種新的說法。第三種看法，唐 蘭在《宜侯矢簋考釋》中指出，矢和周的聲母是很接近的。認為宜侯矢，即 是虞侯矢，也就是虞侯周章。周章是在武王和成王時被封虞侯的，為了不與 北方的虞相混，30 多年後的康王時改為宜侯。這個看法又從考古角度承認了 《史記·吳太伯世家》的記載。 所有的問題，集中起來，就是太伯、仲雍所奔究屬何方？吳國的開創者 究竟是誰？「宜侯」究竟是誰？要完全否定司馬遷關於太伯、仲雍奔吳的說 法，還是有困難的；主張太伯、仲雍所奔為山西之虞，無論在文獻上、考古 上的證據也還不十分充分。目前史學界對太伯、仲雍奔吳的看法還是各執一 辭，在行世的有關著作中，就含有以上的不同說法，沒有統一。近年來江蘇 省考古學會年會也圍繞吳文化這個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而它的徹底解 決，還有侍於太湖流域地下考古的進一步展開和對文獻的更深入的研究。 （徐志鈞） 越王勾踐是否夏禹的後代？ 春秋後期，越王勾踐統治的越國崛起於東南沿海。他奮發圖強，覆滅吳 國，進而北上中原，與齊、晉會盟。越王勾踐的軍隊橫行於江淮之間，魯、 宋、衛等小國都朝服於他，周天子命他為諸侯之長，成為煊赫一時的春秋最 後一霸。可是，越國是怎樣建立的？越國的第一代君王是誰？越王勾踐的祖 先究竟是何許人？對於這些問題，史書上記載不一，學術界也眾說紛紜，至 今還是一個不解之謎。 一種流行的意見認為，夏禹治水，周行天下，到會稽山（今浙江紹興市 南）召集會見諸侯群臣，後病故葬在那裡。到夏禹的第四代孫少康時，為了 奉守夏禹的祭祀，就封他的小兒子無餘於會稽，這樣就建立了越國，無餘是 越國的第一代君主，世襲傳位而至勾踐。《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稱勾踐是 夏禹的「苗裔」（即子孫）。《漢書·地理志》也說粵（越）地「其君禹後」， 把越國國君都當作禹的後代。《吳越春秋》中有《越王無餘外傳》，詳細記 述了無餘為祭夏禹而受封的經過。今浙江會稽山麓還有大禹陵，相傳就是夏 禹的葬地。 越國國君為夏禹後代的傳說，歷來有不少學者提出過懷疑。其理由大致 有如下四點：一是傳位的世代太少。《史記》說無餘「後二十餘世，至於允 常」（勾踐的父親）。清人錢大昕指出：夏少康至夏桀傳了11 代，商湯於紂 王傳了30 代，周武王至敬王（與允常、勾踐同時）又傳了25 代，共有66 代之多，而越國傳位卻只有20 余代，這是「理所必無」（《廿二史考異》卷 四）。二是夏朝的活動範圍在北方。據《逸周書·度邑》、《戰國策·魏策》、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等文獻記載，夏人居住的中心在今山西南部和河南 西部。以理推測，夏禹不可能遠至今浙江省的會稽山，並安葬於此。三是風 俗習慣不同。夏人屬於北方民族，而越人屬於南方民族。越人都把頭髮剪得 較短，並且在身上刻劃許多龍蛇圖像。越國的國君也不例外。《墨子·公孟 篇》說：「越王勾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這是不合北方民族的風俗的。 四是人名、謚號不同。越王名號都沒有什麼意義，是諧音字拼湊而成。如勾 踐的謚號叫「藀執」（《史記·越世家·索隱》），意義不明；勾踐的孫子 名「不壽」，那是壽命不長、要夭折的意思。這在北方華夏族中是斷然沒有 的。 對越國國君的先祖有些歷史的記載，持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國語·鄭 語》載史伯說：「 （mǐ）姓夔（kui）、越」，即認為越國姓。戰國末趙 國人所編的《世本》，也稱越國國君是「 姓」，並明確提出他們「與楚同 祖」。到三國時韋昭作《國語》注，更把勾踐說成是「祝融之後」（傳說楚 君的先祖為火官，叫「祝融」）。《墨子·非攻篇》又記述越國君王「出自 有遽」。據清人孫詒讓的考證，楚君熊渠在西周夷王時，曾封小兒子為「越 章王」，「有遽」當就是「熊渠」，聲近古通用（《墨子間詁》）。然則越 國國君果真姓，與楚同祖，而其開國者就是楚君熊渠所封的兒子越章王。 不過，這種意見也有根難說通的地方。越王勾踐時，曾派使者廉稽至楚 國去。在楚王面前，廉稽稱越國是「周室之列封」（《韓詩外傳》卷八）， 而不承認越國是楚君所封，范蠡也曾對吳國的使者說，越先君是「周室之不 成子」（《國語·越語下》），而不聞與楚國有什麼關係。而且，據《說苑·善 說篇》記載，楚國的鄂君子晰聽了越國搖船工的唱歌而不懂其歌詞，需要找 「越譯」來把它翻譯成楚語。顯然，楚、越兩國語言不通。戰國末年的荀卿 曾說當時的人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儒效》）。 可見，楚、越、夏三族到那時仍有著很深的隔閡。倘若越國國君與楚同祖， 那麼楚、越兩族應該早就融合，不會出現如此的情況的。 近來又有一些學者提出，越國本與吳國同族。兩國首先是語言相同。伍 子胥說：吳與越「言語通」（《呂氏春秋·知化篇》）。文種也稱「吳與越 同音共律」（《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其次是所處地域相同。兩國都處 於古揚州，有三江、五湖環繞，農業上盛產稻穀，手工業方面長於青銅冶鑄。 《周禮·考工記》曾稱讚「吳、粵（越）之金、錫」和「吳、粵之劍」。再 次是習俗相同。吳國人也都「斷髮文身」（《左傳·哀公七年》）。《尚書 大傳》記：「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還有在民族性格方面，兩國也 十分相似。《漢書·地理志》說：「吳、粵（越）之君皆好勇」，其民「輕 死易發」。可見吳、越兩國同族，是有充分根據的。但吳國國君的先祖據說 是周太王的長子太伯（《史記·吳太伯世家》）。在吳、晉黃池盟會上，吳 人說：「於周室，我為長」（《左傳·哀公十三年》）。看來，太伯南奔成 為吳國君長確是事實。既然吳國國君是北方周人的後代，那末越國國君是否 也有可能是北方夏人的後代呢？這就又和越是夏禹之後的說法接近了。 （鄭嘉融） 春秋五霸指的是哪五霸？ 春秋時代，列國混戰，霸主更迭，歷來都認為當時曾經出現過「五霸」。 孟子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又說：「五 霸，桓公為盛。」（《孟子·告子》）《商君書·更法》也強調：「五霸不 同法而霸。」《漢書·諸侯王表序》更明確指出：周王室衰，則「五霸扶其 弱」。然而，春秋「五霸」所指究竟為誰，卻眾說紛紜：（1）《荀子·王霸》 稱：「齊桓、晉文、楚庄、吳闔閭、越勾踐，..所謂信立而霸也。」《荀 子·議兵》又說上述五君，「可以霸而不可以王」。《墨子·所染》也謂上 述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2）《風俗通義。五霸》曰：「《春秋》 說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五霸也。」《孟子》趙岐注也以上述 五者為五霸。（3）《白虎通·號》記：「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 公、楚莊王、吳人闔閭也。」（4）《漢書》顏師古注云：「五霸謂齊桓、宋 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可見歷來解釋之歧異。 在上述四說中，只有齊桓公和晉文公是眾所公認的二位霸主，大家都沒 有異議。那麼餘下的三霸應該歸誰呢？試對上列其他六位提名者逐一進行分 析： 一、宋襄公，齊桓公死後，宋襄公乘諸侯無主之機，欲為霸主。《春秋·僖 公十八年》記，宋襄公曾與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把齊軍打得大敗。僖公 十九年，宋襄公又逮捕了滕國的國君，與曹人、邾人盟於曹南；二十一年， 宋人與齊人、楚人盟於鹿上；二十二年，宋襄公又聯合衛國、許國、滕國一 起伐鄭。這幾年的會盟、征伐，《春秋》均列宋襄公為首，可知他確實曾經 做過短時期的盟主。但就在會盟之際，宋襄公被楚拘留；後戰於泓，又為楚 所敗，遂傷而死。這樣的人，能是霸主嗎？ 二、秦穆公，《韓非子·難二》稱：「蹇叔處秦而秦霸。」《新序·雜 事三》謂：「秦用由余而霸中國。」可見秦穆公曾經稱過霸。但《左傳·文 公六年》因其死後用人殉葬，便明確指出：「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 《史記·齊世家》也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但《史記·秦本紀》 和《李斯列傳》都說他用賢伐戎，並國開地，「遂霸西戎」。所以有人認為， 秦穆公僅可稱為「偏霸」，不能列為中原五霸之中。 三、楚莊王，《韓非子·喻老》曰：「楚莊王..舉兵誅齊，敗之徐州， 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從歷史記載來看，楚莊王武力強盛， 曾稱霸中原是沒有問題的。但歷來有人認為，他曾炫耀軍事實力，威脅周王 室，向周室「問鼎之大小輕重」，太驕橫跋扈，不像一個霸主之所為。東漢 應劭《風俗通義》就指出，楚莊王等沒有「尊事王室之功」，不宜列入五霸。 四、吳闔閭。《呂氏春秋·簡選》稱：「吳闔閭..與荊（楚）戰，五 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於庳廬，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 《戰國策·秦策》也謂：「伍子胥..卒興吳國，闔廬為霸。」但事實究竟 怎樣呢？有人指出，吳闔閭僅僅是西破強楚，昭王奔隨後，隨人不以昭王給 吳，吳人只得引退，不敢與爭，當無力西及巴蜀；北迫齊晉也於史無征。因 此，吳闔閭應為偏霸。 五、吳夫差。他曾經南敗越，西敗陳楚，北敗齊魯，在與晉的黃池之會 中以先到為盟主。可是正當他北上爭霸之時，越勾踐抄了他的後路，端了他 的老窩，吳夫差兵敗身死。這樣的結局，可以稱得上霸主嗎？ 六、越勾踐。《呂氏春秋·順民》說：「越王..殘吳，二年而霸。」 《史記·越世家》載：「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 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當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 「號稱霸主」。這裡所記，周王曾經賜胙命伯，當然是稱霸的明證。但不少 論者總以為，越王勾踐作為霸主的史實，畢竟太少。 綜上分析可見，上列六位君王曾被認作霸主，而各自又都存在著這樣那 樣的問題。此外，還有一些國君歷史上明確記載他們曾經是「霸」，如《左 傳·成公十八年》謂：「晉悼公..所以復霸也」；《左傳·昭公三年》云： 「昔文、襄之霸也」，杜預註：「晉文公、襄公。」可見晉襄公、晉悼公都 曾作過霸主。這些國君，是否也應列入春秋的霸主之中呢？ 關於春秋「五霸」，歷史記載和歷來的看法如此分歧，莫衷一是。如何 才能作出一個正確的答案，需要我們去細緻考慮。 （鄭嘉融） 曹操赤壁戰敗的原因是什麼？ 曹操赤壁戰敗的原因是什麼呢？詩仙李白詩云：「烈焰張天照雲海，周 瑜於世破曹公。」金代元好問曰：「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幟北卷天為紅。」 元代鄭允端也說：「老瞞雄視欲吞吳，百萬樓船一炬枯，」眾口一辭，認為 火攻是曹軍致敗的原因。唐代胡曾甚至認為這是唯一的原因，他在詩中說； 「烈火西焚魏帝旗，周瑜開國虎爭時。交兵不假揮長劍，已挫英雄百萬師。」 連「長劍」也不必「揮」，便取得了戰爭的勝利，火攻之成，可謂大矣，當 然，詩是文藝作品，並不是史籍。那麼，我們不妨來看一看史籍的記載。《三 國志·蜀書·先主傳》載：「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 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焚其舟船」，當然是用火攻了。《三 國志·吳書·周瑜傳》記載更詳，既有黃蓋深感「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 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的獻計，又有「乃取蒙沖鬥艦數十艘， 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的 火攻準備和詐降經過，更有「煙炎張天，人馬燒死溺死者其眾，（曹）軍遂 敗退」的結果記錄。曹軍敗於火攻，可謂鑿鑿有據，參之司馬光《資治通鑒》 等史籍，火攻論可以說是昭然於世，應無疑義的了，詩人所詠，看來也並非 子虛烏有之事。然而，近年來一些論者對火攻論提出了不少質疑，認為曹操 赤壁戰敗，並不是火攻造成，而是遭遇疾疫的襲擾，軍隊喪失戰鬥力所致， 提出了曹軍赤壁敗退，是血吸蟲病造成的。 血吸蟲病論者也引據史籍。如陳壽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敘 及赤壁戰事，就根本未提火攻一事——「（曹）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 於是大疫，吏卒多死者，乃引軍歸」。明言是敗於「大疫」。況且，交戰一 方的主帥曹操，也不承認因遭火攻而敗北，他在赤壁戰後曾給孫權一信，其 中云：「赤壁之沒，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三 國志》裴注引自《江表傳》）而曹操之言，並非孤證，《吳書·吳主傳》中 也有曹操自燒戰船之說：「（曹）公燒其餘船自退。」論者由此認定，火攻 之說未可信，疾疫，倒是曹軍敗北的主要原因，而這個「疾疫」，就是血吸 蟲病，理由如下： 一、血吸蟲病在我國古代早已存在，遠溯古醫籍中周易卦象「山風蠱」 之症以及公元7 世紀初葉的《諸病源候論》，都有類似血吸蟲病的記載。近 觀1973 年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女屍，研究者在其腸壁和肝臟組織中都 發現血吸蟲卵，由此證明，至少在漢時，長沙附近就存在著血吸蟲病之患。 根據大量調查資料表明，與赤壁之戰有關的地域，特別是兩湖（湖北、湖南） 地區，是嚴重的血吸蟲病流行區。 二、論者從赤壁之戰的時間與血吸蟲病的易感季節推究，認為曹軍轉徙， 訓練水軍在秋季，恰好是血吸蟲病的易感季節。曹軍舍鞍馬、仗舟楫，極易 感染。蟲體在宿主體內經過一個月以上的發育後才出現典型的急性期癥狀， 所以訓練期間已陸續發病，到了冬季決戰，疾病急性發作，曹軍疲病交加， 軟弱到不堪一擊的地步。那麼同屬水上訓練和作戰，孫劉聯軍何以不受血吸 蟲病之害呢？對此，論者的解釋是：與免疫能力的強弱有關。孫劉聯軍多南 人，長期居於疫區，有一定的免疫能力，即使發病，癥狀也不會如此嚴重； 曹軍則大多為北方戰士，免疫能力差，所以一觸即發，且癥狀嚴重，因而致 敗。（見《中華醫史雜誌》1981 年第11 卷第2 期《曹操兵敗赤壁與血吸蟲 病關係之探討》） 然而，血吸蟲病說也並不是無懈可擊的。可疑之處較之火攻論為多。因 此，《新醫學》1981 年11 期，《文匯報》1982 年5 月25 日相繼載文展開爭 鳴，他們認為： 一、曹操訓練水軍的地點，不在疫區江陵，而在鄴（今河南省安陽縣境）， 那裡不屬血吸蟲病疫區，當然沒有感染之虞。 二、曹操燒船退軍，史書確有記載，但燒船的地點不在赤壁而在巴丘； 時間不在赤壁大戰時，而在曹軍兵敗退到巴丘時，其目的是避免余船資敵。 三、血吸蟲病潛伏期，一般在一個月左右，因天氣冷熱，時間長短有別， 兩個月以上者只是少數，而潛伏期越長，發病時癥狀也越輕。曹軍即使秋季 感染到血吸蟲病，至十二月（大戰爆發）才發病，癥狀也不會重了。 四、曹操水軍主要來自劉表，多為湖北人，世居於血吸蟲病流行區，與 孫劉朕軍的免疫能力不會有什麼差別，此外，劉璋補充給曹操的軍隊，是四 川士卒，也來自疫區，所以，孫劉聯軍與曹軍在免疫能力方面並無高低強弱 之分。 由此看來，目前雖兩說並存，看來火攻論較為服人。當然，不能否認「大 疫」、「疾病」也是曹軍失敗的因素之一，但決不是主要原因。至於這個「大 疫」、「疾病」究竟是何種疾病，這倒是一個有待於解決的「謎」呢！ （沈敖大） 北朝17 位帝後為何出宮為尼？ 在中國宗教的發展史上，佛教曾佔有重要的一席，以致在封建王朝中早 年出自尼庵或末世遁入空門的尊貴帝後也不乏其人。然而，像北朝中後期那 樣，百餘年間，僅歷魏、齊、周11 帝，竟有帝後17 人出宮為尼，實在世所 罕見，成了我國佛教史和北朝發展史上一個奇特的現象。造成這一現象的原 因是什麼呢？ 我國史學家和史學界在解釋和評說這一歷史現象時，存在著一種傾向： 即多以佞佛釋之，是媚佛、迷信佛使之。如《晉書·何充傳》載：「二郄諂 於道，二何佞於佛」；《新唐書·侯希逸傳》亦載：「好畋獵，佞佛，興廣 祠廬，人苦之。」 佛教自東漢明帝時開始傳入洛陽，漢未曹魏時期在河南地區初步傳播， 西晉十六國時期迅速傳播和興盛，至北魏臻於極盛。佛教剛傳入中國時，正 是東漢讖緯迷信盛行之際，占星、望氣、風角、卜筮等宗教迷信遍及朝野， 但佛教自傳入後就得到了很快的發展。究其原因，中國早期的佛教表現了對 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依附性，自漢至南北朝，外來的佛教愈來愈具有中國的 特色，比較廣泛地流傳於民間。連年戰亂，社會黑暗，民不聊生，為佛教的 流傳創造了合適的土壤；魏晉玄學所造成的社會清談風尚，又為佛教崇尚虛 無、追求精神解脫的思想傳播奠定了基礎；同時，佛教的因果報應和六道輪 回之說，很容易使人麻醉。在這個方面，儒教和道教是不能與之抗衡的。 在南北朝時期，佛教在門閥世族的倡導下，得到了統治階級進一步的支 持和扶植，獲得了廣泛的傳播，南北朝各代統治者，包括皇帝、貴族和世族 官僚都崇信佛教，天竺（印度）僧人佛圖澄、鳩摩羅什先後被北朝後趙石勒、 石虎和前秦苻堅尊為國師。南朝梁武帝更是一個迷信根深的教徒，尊佛教為 國教，曾四次捨身出家為僧，由朝廷和群臣以巨資贖回。北朝當無例外，以 北魏為例，各帝王大都倡導、弘揚佛法；據史書記載，北魏遞傳15 主（連同 西魏），幾乎每位皇帝均在倡導，且主譯經、造寺及刻像之事。如文成帝下 詔復興佛法，天下承風。大同雲崗石窟，成古今無比之偉觀。孝文帝於洛陽 城南伊闕龍門山之斷崖分刻六龕，其佛最高達130 尺，全山造像142289 尊。 共有造像記及題刻3680 品，元魏時代造像記有300 品，題名為200 品，成為 我國文化遺產中最為珍貴者。宣武景明元年詔營石窟，至正光四年六月，用 工802366 個。文明皇太后、馮氏、宣武皇、後高氏、孝明皇，後胡氏、恭帝 皇后若干氏及西魏文皇后乙佛氏在長安出家；宣武靈皇后胡氏更明言為佛法 而出家為尼。其時洛陽西域僧人不下3000；宣武帝造永明寺，最多時居外國 沙門3000 餘人。當時文人學士，亦多崇佛；致使寺廟僧人快速發展。從這樣 的大背景來分析，北朝17 帝後的出宮為尼，皆因佞佛使然。 有的學者指出，應該從當時寺院經濟的特殊地位來探討、分析這麼多帝 後出官為尼的根本原因。由於北朝各帝崇尚佛教，使寺院大量興建，僧尼空 前增多。北魏時，國都洛陽有寺1367 所，江北整個地區有寺3 萬餘所，出家 僧尼達200 余萬人。與此同時，這些佛教寺院都擁有大量的土地、佔有很多 勞動力，逐漸形成了相當獨立的寺院經濟和特殊的僧侶地主階層。寺院擁有 大量土地財富、不事生產，卻享有門閥世族地主階層的特權；他們通過出租 或役使依附農民，經營商業，發放高利貸等，剝削廣大勞動人民，聚斂財富。 當時無神論者范縝在《神滅論》中曾對這種情況進行了揭露：人民傾家蕩產 去求僧拜佛，糧食被遊手好閒的僧眾吃光，財富被奢侈的寺院耗盡！壞人充 斥，不能禁止，都高頌「阿彌陀佛」！從這個意義上說，帝後的出家為尼， 應與此有關。 近幾年來，曹文桂等學者載文指出：如果我們細讀史籍，便發現北朝17 帝後為尼的背景並不相同，大致可以歸納為五類。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原 因中唯獨沒有一項與佞佛有關。這些帝後出家為尼的真正原因包括：首先是 因為健康的緣故，寺庵的環境極有利於染病在身的帝後的康復；其次是有的 帝後在爭寵的角逐中，由於失寵而被逐出宮為尼；再次是因皇位更迭或王朝 易代而淪為犧牲品的，對這些失敗的帝後來說，入尼庵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去 處；第四類是幼主嗣位後兩宮爭權的失敗者；最後則是希圖入寺尋求政治避 難的。北朝中後期，寺院勢力在統治階級的扶植下發展迅速，僧尼人數眾多， 佛寺遍及全國，其中不少佛寺即為最高統治者出資所建，這些御立寺庵皆窮 極奢麗，收容帝後為尼最多的瑤光寺還有大量供后妃役使的掖庭宮女。所以 這裡名為寺院，實是帝後優遊享樂的另一處別宮，被廢黜的帝後只是失去了 內主之尊，而在物質生活上與宮內差異不大。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北朝帝後 為尼與被貶人冷宮相比，是一種優待，這無疑會刺激和吸引失敗者的帝後入 宮為尼。 還有的學者認為，北朝諸帝的祟佛或滅佛，都是帶著特定的目的的。如 魏之太武帝的毀佛，就是因為他發現佛寺有兵器、藏財富、匿婦女，於是詔 誅長安所有沙門，焚燒經像。因此，我們分析北朝帝後出宮為尼的原因，就 不能單歸結為佞佛一點，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讀者諸君，不知以為然否？ （俞奭勛） 建文帝的下落如何？ 1399 年6 月，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的名義，大興「靖難」之師，以破 竹之勢，於1402 年6 月3 日誓師渡江。登岸一戰，守軍崩潰。燕王又順手奪 取鎮江等處，使南京變成了一座孤城。6 月12 日，被建文帝朱允炆免罪不殺 的曹國公李景隆打開了金川門，迎接燕王進城。此時，守衛南京的20 萬大軍， 不戰而降。朱棣一舉攻下了南京城。 是時，建文帝於宮中放起了大火，皇后馬氏帶著7 歲的太子投火自盡。 建文帝正欲拔刀自刎，一說為翰林編修程濟等人救護，從地道逃出；另一說 朱棣進宮後，到處收捕建文帝，最後在一片灰燼中扒出一具被燒得殘缺不全、 面目焦爛的屍體，有人告訴朱棣，這就是建文帝。 問題提出來了：建文帝究竟是從地道里逃出，還是死於火中？換而言之， 建文帝的下落如何呢？ 對於這個撲朔述離的謎，數百年來，史學界一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有人認為，建文帝確實是亡於一炬之中了。 永樂年間所修之《實錄》，說建文帝「已焚死」，到了清代修編《明史》時，史 館中也對朱允奭以「焚死」來定論。 首創「焚死」說者當數清代的王鴻緒，王氏在其所著《明史稿·史例議》中 ，花了大量的篇幅專門論述建文帝必定焚死，還對建文帝在世時所作所為表示深 深的遺憾。王氏認為，朱允奭「虐殺宗藩，自遭眾棄，勢窮力竭，而後一死了之」。 （引自孟森《明清史講義》）這樣的話，建文帝確是非死無疑的了。 清代大學者錢大昕在作《萬斯同傳》時，也採用此說，並雲萬斯同本人 也待此說。 然而，還有不少人認為建文帝朱允奭並未毀身於一炬之中，在明代即有人認定朱允奭 逃匿出亡了。 《明史·恭閔帝本紀》中云：「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 遣中使出帝後屍於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有人就以此為發端，認為既然 已經出現了帝及帝後屍，也就是說，明明知道帝之所終，為何又言及「不知 所終」呢？確定建文帝逃亡。過去，人們一直認為清代大學者朱彝尊也持建 文帝「焚死」說的。然而，後來一查考，把建文帝「焚死」與逃亡之矛盾揭 示出來的，正是朱彝尊。上引《明史·恭閔帝本紀》中的這段記載正是承襲 了他所著的《曝書亭集》的。 《明史·姚廣孝傳》中記載著這樣一段史料：「十六年三月人覲，年八 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廣壽寺，車駕臨視者再，語甚歡，賜以金唾壺， 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系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 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 事禁浦洽，而命給事中胡等遍尋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餘年， 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根據這段史料，有人提出：一、如果明成祖 朱棣已經得到建文帝真正的屍體的話，那他又何必坐系溥洽以求建文帝之蹤 跡呢？二、如果溥洽偽造其說的話，朱棣就應該以妖言罪狀誅之，又何必假 借其他事以久系之，而至16 年不決呢？斷定建文帝是逃亡了。 有人還持《明史·胡傳》中具有神秘色彩的一段記載來發問。 《明史·胡傳》載：「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 疑之。」於是朱棣便「遣頒御制諸書，並訪仙人張邋遢，遍行天下州郡鄉 邑，隱察建文帝安在」。胡於外「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 寢，聞蹈至，急起召入。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傳言建 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可見，建 文帝下落不明，乃是朱棣的心病。 據此，有人提出，一、如果明成祖朱棣確定火中有建文帝屍的話，那他 為什麼還派人到海內外分途遍訪建文帝之下落，而歷時20 余年呢？二、胡 來見時，朱棣已經就寢、為什麼卻急不待明日，四鼓乃出，奏對良久呢？ 就第二點，還有人認為，胡遍訪後發現建文帝之確切蹤跡，並且建文帝此 時亦無意復國，而後隱匿起來了。 近代明清史專家孟森對「焚死」說也持有疑義。盂氏認為，建文之焚死， 「非真相也！」（參見孟森《明清史講義》） 假如建文帝確實未「焚死」，逃匿出亡，他又能隱向何方呢？ 清代大學者錢謙益云：「以文皇帝（指朱棣）之神聖，明知孺子之不焚 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錢謙益還認為，建文帝削髮即為溥洽。言下之意， 建文帝逃亡後隱匿起來做了僧人，「朝於黔而夕於楚」。（《有學集·建文 年譜序》） 凡此種種，各持一論，那麼，建文帝到底是「焚死」、還是逃亡，或是 隱匿為僧呢？他的下落到底如何呢？這確是一大懸案，孰能解之？ （管國忠） 註：據新華社上海1991 年1 月17 日電：上海史學工作者、文匯報編輯徐作生考證，建文 帝出亡後，藏於江蘇吳縣黿山普濟寺內。不多久姚廣孝歸隱禪寺，在姚的監護下，建文帝隱匿 穹隆山皇駕庵，直到1423 年病歿於</PGN0017.TXT/PGN>此，葬於皇駕庵後的小山坡上。 （施宣圓） 明景帝是有疾而終還是被害身亡？ 明景帝朱祁鈺是明宣宗朱瞻基次子，與朱祁鎮是同父異母兄弟。正統元 年（1436 年），長子朱祁鎮即皇帝位，是為英宗。英宗封朱祁鈺為郕王。 正統十四年（1449 年）七月，也先發動瓦刺軍侵明，宦官王振挾英宗親 征。結果發生「土木之變」，英宗成為也先的階下囚，國不可一日無主。留 在北京的眾臣請郕王朱祁鈺監國，未久即皇帝位，是為代宗，年號景泰。代 宗即位後，對政治、經濟、軍事等著手進行改革，勵精圖治，景泰朝出現一 片興旺景象。景泰元年（1450 年），英宗還京師，尊為太上皇，居於南宮。 代宗慮英宗與外人通謀議，對南宮限制很嚴，實際上將英宗軟禁起來。 景泰八年（1457 年）正月初，代宗生病。十六日夜間，將軍石亨、宦官 曹吉祥發動了蓄謀已久的政變。他們在南宮迎出英宗後，即簇擁英宗往東華 門。東華門衛士拒不開門，英宗大聲呼曰：「吾太上皇也。」衛士確認是英 宗，遂打開大門。行至奉天門，英宗再次上前叱退守衛。政變人馬幾乎未受 阻撓，進入皇宮。第二天早朝，英宗重新登上皇帝寶座。這一次政變，史稱 「南宮復辟」或「奪門之變」。 英宗重新上台後，改元天順。他對失去帝位、軟禁南宮8 年的生活耿耿 於懷，積恨難消，屢次下詔指斥代宗「不孝、不悌、不仁、不義，穢德彰聞， 神人共憤」。宣布廢為郕王。 代宗在病中雖遭此巨變，身體卻漸漸康復。不料二月十七日（一作十九 日）癸丑，代宗竟死於宮中。代宗是有疾而終還是被害身亡？史書記載下一， 給後人留下了一個歷史之謎。 從《英宗實錄》看，代宗之疾，日漸沉重，終於不治身亡。景泰七年（1456 年）十二月癸亥，代宗因疾不起，遂罷朝賀。石亨至病榻前探視時，見帝病 沉重，即退出與太監曹吉祥謀變，以邀不世之功，從景泰七年十二月癸亥起 至代宗去世，《英宗實錄》有近20 處記載代宗疾病狀況。 對代宗之死，明代人多有忌諱。李賢《天順日錄》、楊瑄《復辟錄》、 尹守衡《明史竊》僅記代宗「薨」，而不言何以「薨」。參看《英宗實錄》， 人們只能得出有疾而終的結論。 陳建《皇明從信錄》、《皇明資治通紀》及薛應旗《憲章錄》亦不記代 宗死因，但記載了唐妃等殉葬事。 代宗死後，追謚為「戾王」，其生前所營造之昌平壽宮，令拆毀，轉葬 於金山（一說西山），與殀殤諸公主墳相屬。英宗並賜紅帛若干，令代宗妃 嬪唐氏等殉葬。諸妃中僅一汪妃因曾被代宗所廢而倖存。 民國時期，孟森在北京大學講授明清史，說「郕王薨」並唐妃殉葬事， 不述郕王死因。 從史書看，只有陸釴《病逸漫記》對代宗的死因作如是記：「景泰帝之 崩，為宦官蔣安以帛勒死。」 代宗即位後，廢英宗原立之皇太子朱見深，而將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立為 皇太子，但朱見濟在景泰四年死去。代宗卧病之時，群臣請建太子，代宗不 允，說：「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然十六日「南宮復辟」，十七日早 朝的竟是英宗！ 英宗能有復辟之日、乃代宗貽患而成。英宗以其自身的教訓，決定反其 道而行之。二月十七日，代宗病已向愈，英宗為防止再次發生「復辟」、「奪 門」事件，命太監蔣安用帛將代宗活活勒死。為斬草除根，又賜紅帛令唐妃 等殉葬。 明成化十一年（1475 年），明憲宗朱見深復代宗帝號，謚景帝。 乾隆十四年（1769 年），清高宗弘曆為景泰陵立碑題辭，題辭中說代宗 「子亦隨死，終於殺，禮西山，實所自取耳。」認為代宗系遇害身亡。 （華強） 崇禎皇帝死於何地？ 崇禎甲申（1644 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等率領農民軍進入北京，明朝 末代皇帝走投無路，只有以死了卻一生。關於崇禎皇帝的死地，歷來眾說紛 紜，今列主要說法如下： 一、計六奇《明季北略》 卷二十：「丁未五鼓，上御前殿，與二人手自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 遂散遣內員，手攜王承恩，入內苑，人皆莫知。上登萬歲山之壽皇亭，即煤 山之紅閣也。亭新成，先帝為閱內操特建者。..遂自經於亭下海棠樹下， 太監王承恩對面縊死。」 二、趙士錦《甲申紀事》：「二十二日，賊搜得先帝遺弓於煤山松樹， 與內監王承恩對面縊焉。左手書"天子』二字，身穿藍袖道袍、紅褲，一足 穿靴，一足靴脫，發俱亂。內相目睹，為予言也。」 三、李清《三垣筆記》：「上同二人登煤山頂望，逾時回乾清宮。日就 晡，上魚服出宮門，兩出兩返，乃命酒，召後、貴人，良娣以下，按掖庭籍 屬，被寵御者皆至，慷慨極酣，漏未下三刻，御所佩劍，曰："事至此，可 以死矣。』泣數行下。於是皇后先投繯，其餘咸引決，稍顧望，輒手劍刃之。 時長平公主被劍斷右臂，仆地未死。又喚內官王承恩著靴，帶同內官數十人， 繞城奪門不得，歸，遂同承恩對縊煤山古樹下」。 四、《中國名勝詞典》：「崇禎十七年（1644 年）三月十九日拂曉，李 自成率農民軍攻入北京，崇禎帝朱由檢倉惶出逃，在煤山東麓的一棵槐樹上 自縊身死。」 五、《明實錄·崇禎實錄》卷十七：「..天且曙，仍回南宮，散遣內 員，攜王承恩人內苑，登萬歲山之壽皇亭。俄而上崩，太監王承恩亦自縊從 死焉。」 六、《明史》卷三百九《流賊傳》：「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 鳴鐘集百官，無至者，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為遺詔，以帛自縊于山亭，帝遂 崩。」 七、《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九：「遂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 經。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太監王承恩對縊。」此外，夏燮《明通鑒》卷 九十，談遷《國榷》卷一百、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四等均與此書記載相 同。 八、之江抱陽生輯《甲申朝事小紀》卷六：「乃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 皇亭，自經於北欞，一雲靈壽亭。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太監王承恩面帝 縊殉。」 九、宋起鳳《稗說》卷四：」萬歲山又名煤山，居禁城之北，..建亭 于山麓之中，額曰萬壽。地平坦，可以馳射，先朝列廟無有幸者，獨思宗歲 常經臨焉。上每御是地，輒遣禁軍操演，以觀其技。..上賓天日即在萬壽 亭中。」 十、黃雲眉《明史考證》第一冊：「帝崩於萬歲山。」「萬歲山，金人 名瓊花島，元至元四年築宮城，山適在禁中，遂賜今名。」顯然，這是認為 崇禎自縊於今北海之白塔山了。 十一、《明亡述略》上：「丁未，內城陷，帝崩於西山。」 十二、錢《甲申傳信錄》卷一：「上愴懼還宮，易袍履，與承恩走萬 壽山，至巾帽局，自縊。大明大行皇帝於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夜子時。 龍馭上賓。」「九門提督司禮監掌印太監王承恩隨駕入巾帽局自縊。」《勝 朝遺事》也有如是記載。 十三、俞平伯《崇禎弔死在哪裡？》：「西方作家鄧尼在《一代的偉人》 書中，如此記載明崇禎帝一事（筆者案：上言崇禎砍傷長平公主事）："她 那精神錯亂的父親就北出宮廷爬上煤山，在那裡又查看外國來的大炮，他又 給李自成寫了血書，要求他不要壓迫老百姓，不要再用那些不忠的官僚。然 後他自己就在管園人所在小屋裡椽子上弔死了。』」 總結上述，可見關於崇禎皇帝的死地有六說：自縊於煤山（或曰萬歲山） 之樹下，自縊于山亭，自縊於今北海之白塔山，自縊於西山，白縊於巾帽局， 自縊於管園人小屋。 據考：明末的萬歲山就是煤山。崇禎帝弔死煤山比較可信，也合乎情理， 但到底是弔死在海棠樹下、松樹下、槐樹下，還是亭子里？目前還不好下結 論。 （范沛濰） 清太祖為何殺害同胞弟？ 1861 年（清成豐十一年）7 月，咸豐皇帝在熱河避暑山莊去世，怡親王 載垣、鄭親王端華、尚書肅順等稱「贊襄政務王大臣」，受遺詔輔政。不久， 慈禧與恭親王奕發動北京政變，肅順陳屍西市，載垣、端華賜死宗人，府。 這端華、肅順系同胞兄弟，時人號「端三肅六」，他們是清太祖努爾哈赤親 弟舒爾哈齊的八世孫。 有清一代，舒爾哈齊默默無聞，即使今人閑話清史，述及帝業肇起，也 惟知太祖而已。其實舒爾哈齊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他與努爾哈赤一起奠 定了清朝300 年江山的基石，若說他是僅次於太祖的清帝國的締造者，也並 非過譽。 努爾哈赤弟兄5 人，但稱得上同胞手足的只有三弟舒爾哈齊、四弟雅爾 哈齊。1583 年，努爾哈赤的祖父和父親被明軍誤殺，當時努爾哈赤25 歲， 舒爾哈齊20 歲，兄弟遽失護恃，明人謂為「孤雛」，十分可憐，遼東鎮帥李 成梁覺得努爾哈赤父祖死不當辜，就讓努爾哈赤繼父祖領建州左衛都指揮， 給還敕書、馬匹，也未加留意。誰想努爾哈赤兄弟沉潛有心計，為報父祖亡 仇，生聚教訓，秣馬厲兵，不幾年間，建州異軍突起，不但令周圍女真名酋 刮目相看，明朝和朝鮮也都知道有「奴速」兄弟二人多智習兵，其志不在小。 明朝人稱努爾哈赤為奴兒哈赤，舒爾哈齊為速兒哈赤，故有「奴速」之稱。 當時朝鮮政府得到情報說，努爾哈赤自稱為王，其弟稱船將，立志「報仇中 原」。明朝留心邊事的人記述說，凡軍機大事，努爾哈赤兄弟登高密議，決 定之後，雷厲風行，竟無一人了解內幕。以後努爾哈赤晉都督，加龍虎將軍 勛銜，舒爾哈齊也被明廷授予都督崇階，故在建州內部人稱舒爾哈齊「二都 督」，到1611 年（萬曆三十九年）舒爾哈齊去世時，不僅統一了建州女真， 而且滅掉了海西女真哈達、輝發二部。昔人曾三，「女直（即女真）兵滿萬， 天下不能敵」。此時建州有精兵勁卒數萬，鯨吞女真，虎視遼東，已成不制 之勢，總之，在開創帝業的最艱苦的頭30 年間，是努爾哈赤兄弟二人打的天 下，然而清代官修史書中，舒爾哈齊對清王朝的豐功偉績卻無從追尋，這實 在耐人尋味。 還是從舒爾哈齊之死談起吧。據《清實錄》所記，1611 年8 月19 日舒 爾哈齊「薨，年四十八歲」，但何以致死，喪儀如何，全不作交代，不免讓 人疑竇叢生。當時明朝方面的記載則為：「奴酋忌其弟速兒哈赤兵強，計殺 之」（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並其兵」 （沈國元《皇明從信錄》）。對這次骨肉相殘的內幕，明代黃道周說得繪聲 繪影：「酋疑弟二心，佯營壯第一區，落成置酒，招弟飲會，入於寢室，鋃 鐺之，注鐵鍵其戶，僅容二穴，通飲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聞，酋恨 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斬之。」（《博物典匯》）黃氏所云不可目為無 稽之談。清人撰《滿文老檔》記舒爾哈齊事始起於1609 年（萬曆三十七年） 3 月間，努爾哈赤以舒爾哈齊圖謀出走自立盡奪其所屬軍民，又殺舒爾哈齊 一子及一僚屬。兩年後，舒爾哈齊死去。揣度當時情狀，舒爾哈齊自有軍兵， 不可能束手就擒。努爾哈赤用計囚禁，殺其親信以震懾其族黨，是意中之事。 舒爾哈齊以一代雄傑，縱非被戮而亡，亦會自斃於囚室。明人謂努爾哈赤殺 弟，並非誣傳。今天史家即奉此說，認為舒爾哈齊為其兄囚殺。 坐實努爾哈赤殺弟之後，這樁疑案仍餘波未平。努爾哈赤兄弟二人相依 為命，最為親厚，為什麼竟鬧得同室操戈、骨肉相殘？通常認為是權力之爭 使然。舒爾哈齊與其兄同為明廷任命的管理建州女真的官員，二人又分別統 轄自己屬下的兵馬，若舒爾哈齊能屈身事兄，自然相安無事，而舒爾哈齊偏 偏又是桀驁難制的人，他雖不及其兄兵強馬壯，但處處要分庭抗禮，兄弟之 間難免參商齟齬，裂痕日大。舒爾哈齊最後決心離兄出走，自樹旗幟。在努 爾哈赤來說呢，當時強鄰環伺，斷不容在自己身邊又立一敵國，由此而導致 努爾哈赤火併舒爾哈齊，近來又有新的解釋，以為努爾哈赤兄弟之爭，決不 單是權力的爭奪，而是一場「叛明」和「擁明」的鬥爭，建州內部本有擁明 派的社會基礎，明廷又扶持舒爾哈齊重建建州右衛以削弱勃興中的努爾哈 赤。持這種看法者，還考得新設建州右衛治所黑扯木在遼寧鐵嶺東南。看來， 清太祖殺弟疑案一時還難以完全澄清。 不管權力之爭也罷，政見之爭也罷，二者互相交織也罷，舒爾哈齊為其 兄有意誅除則是確定無疑的。舒爾哈齊生前有大功於清室而身後竟寂寥無 聞，清人所修官書雖不得不記其死，但又不敢明言其死事，國初諸王冤案後 被清帝昭雪者不乏其例，獨不及舒爾哈齊，這些固然因為努爾哈赤的子孫們 不願以殺弟惡名加之其祖，另一方面，在清人看來，努爾哈赤殺弟也是出於 維護帝業的目的，因此不能翻太祖手定鐵案。舒爾哈齊之子濟爾哈朗後以功 得封鄭親王，終清之世，工爵世襲罔替，即俗稱「鐵帽子王」也，這在一定 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是對舒爾哈齊開創之功的酬答吧。 （郭成康） 順治皇帝有沒有皈依空門？ 清世祖（1638-1661 年）愛新覺羅·福臨，為清太宗皇太極第九子，6 歲即位，年號順治。開始由皇叔父多爾袞代為攝政，至順治七年多爾袞死後 親政。先後滅南明福王、唐王、魯王等政權。少年英武，雖親政時間不長， 卻為清代近300 年的統治開創了一個良好的局面。 順治十七年（1660 年）八月十九日，順治寵愛的皇貴妃董鄂氏去世，他 十分悲痛，不僅輟朝五日，而且將她晉封為皇后，謚號「孝獻庄和至德宣仁 溫惠端敬皇后」。傳說半年後，順治勘破紅塵，於次年正月遁入山西五台山， 削髮為僧。民國初，我國不少劇種都上演了《董小宛與冒辟疆》一劇，於是 順治帝當和尚的故事就傳開了。 為什麼《董小宛與冒辟疆》這一劇本和順治出家有關呢？這裡先扼要介 紹劇本情節：世家公子江南名士冒辟疆，在絳雲樓主人錢謙益及其妾柳如是 的促成下，納秦淮名妓董小宛為妾。清軍南侵，董、冒失散。降清的明將洪 承疇得到了董小宛，得知其為辟疆之妾，為泄私憤，將董偽作皇室棟鄂王之 女，改名棟鄂氏，送到皇宮，順治對董寵愛非常，封為貴妃。冒辟疆知道後， 通過已做禮部侍郎的錢謙益，買通太監，混進宮中。夫妻相見，分外悲傷， 正在此時，皇太后與皇后闖了進來，見狀大怒，遂將董小宛白綾賜死。順治 一氣之下，放棄帝位，於五台山皈依空門；而冒辟疆回到故鄉江蘇，終身不 仕，老死鄉里。 這個劇本的情節雖說很富有戲劇性，但是，當時確實盛傳順治為董小宛 而出家的故事，蔡東藩在《清史演義》一書中寫道：「宮中有位董鄂妃，乃 是南中漢人，被虜北去，沒入宮內。順治帝見她身材窈窕，秀外慧中，竟把 她格外寵幸，封為貴妃。」後來，「可憐一朵嬌花」「與流水同逝」了。「順 治帝十分悲痛，輟朝五日..順治帝經此慘事，益看破世情，遂於次年正月， 脫離塵世，只留重詔一紙，傳出宮中」。此外，還有《清稗類鈔》、《清代 野史大觀》等書中都有關於順治帝因董妃去世而削髮出家的故事。這樣順治 出家的傳聞就在民間廣泛地流傳開來了。 順治一向好佛，宮中奉有木陳忞、玉琳琇二禪師，鈴章有「塵隱道人」、 「懶翁」、「痴道人」等稱號。他對木陳吝曾這樣說過：「願老和尚勿以天 子視朕，當如門弟子旅庵相待。」他早有削髮為僧的念頭。臨宣布他去世前 幾天，他還叫最寵信的內監吳良輔去憫忠寺（今北京廣安門外法源寺）削髮 做和尚。順治與孝惠皇后頗為不合，寵愛的董鄂氏一死，他以死為借口皈依 了凈土。這是一些人認為順治出家的原因。他們舉出清朝著名詩人吳梅村的 詩為佐證。吳梅村的《清涼山贊佛詩》中所謂「房星竟未動」影射順治沒有 死。「澹泊心無為，怡神在玉幾。長以兢業心，了彼清凈理。」「縱灑蒼梧 淚，莫賣西陵履。」是指順治出家，了卻自己的心愿。據說，康熙帝曾四次 去五台山，前三次都是為看他父親去的，每至，必屏侍人獨造高峰叩謁。第 四次去，順治已死，康熙見景生情，有詩哀悼：「又到清涼境，巉岩卷復垂。 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鳴悲。膏雨隨芳節，寒霜惜大時。文殊色相在，惟願鬼 神知。」十分悲慟。又傳說在康熙年間，兩宮西狩，經過晉北，地方上無法 準備供御器具，卻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內廷器物，於是順治出家有了更充分的 證據。 然而，事實上順治的寵妃棟鄂氏並非董小宛，因為，「當小宛艷幟高張 之日」，是「世祖呱呱墜地之年」。董小宛的丈夫冒辟疆寫的《影梅庵憶語》 明白地寫著董於順治八年（1651 年）去世。當時，海內無數名流以詩詞相吊， 這時世祖才14 歲，不可能納董小宛為貴妃。關於順治死因，據當事人王熙《王 文靖集·自撰年譜》載：「奉召人養心殿，諭.朕患痘勢將不起。」王熙是順 治進士，授檢討，後在康熙朝官至保和殿大學士，並奉命專管密本。因此， 他的記述有一定的可靠性。同時，張宸在《青琱集》中亦稱：「傳諭民間毋 炒豆、毋燃燈，毋潑水，始知上疾為出痘。」張宸也是當時人，曾任兵部主 事。主、張兩個所記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證。似乎清世祖死於出痘是無疑 的了。民國初年，史學界對順治出家一案很感興趣，紛紛進行考證。其中考 證最詳盡的一篇文章是已故明清史專家孟森的《世祖出家事考實》。他舉了 《東華錄》等史書的記載，認為清世祖死於痘疹，沒有出家。又認為吳梅村 詩中「房」為天駟，「房星未動」是指順治本將幸五台山而忽然去世。後幾 句詩孟森認為是自責之詞。但是他沒有對康熙帝為什麼四次去五台山，五台 山為什麼存有這麼多供御器具，還有順治生痘疹怎麼會短短几天就去世等問 題作出解釋，所以順治出家與否，仍然是一個謎。 （徐小蠻） 康熙皇帝是病死還是被鴆毒而死？ 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十月，69 歲的老皇帝玄燁興緻勃勃地到南苑去 打獵。他偶感身體不適，即命駕返回京師西郊的皇家苑囿——暢春園休憩， 不料病情日漸加劇，延至十一月十三日晚上溘然長逝。當夜，遺體送還紫禁 城，安放在乾清宮，十四日大殮。二十日，文武百官奉皇四子胤禛登極，是 為雍正。迫謚玄燁為仁皇帝，廟號聖祖。 康熙帝是清朝第二個皇帝，君臨天下61 年，正是清初的隆盛時期，封建 的經濟文化都發展到一個新的頂點。他的逝世和雍正繼承皇位，不但是當時 震撼全國的重大事件。而且由此產生了許多傳說和懷疑，諸如：康熙是怎麼 死的？是因病壽終正寢還是被人鴆毒而死？雍正是怎樣登上皇帝寶座的？他 是康熙心目中的皇位繼承人嗎？的確，宮禁事秘，傳聞多誤，這一團歷史的 疑雲至今還沒有揭開，理所當然地成為清史研究者著力探討的一個課題。 康熙有子35 人，女20 人。在諸皇子中，胤禔最長，但不是嫡出。嫡出 最長者為胤礽，康熙十四年被立為皇太子，準備日後繼承大統。清代自太祖 以來皆不預立儲位。太祖曾說：「有德者即登大位。」清代之立太子自此開 其端。胤礽立為皇太子以後，康熙選派大學士張英、儒臣熊賜履等教之，南 巡北狩，都隨駕從行。康熙三十五年，御駕親征噶爾丹於漠北，皇太子在京 留守，得了狂疾。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在布爾哈蘇台行圍時，召集諸大 臣宣布廢立，將胤礽幽禁咸安宮。這是第一次廢太子。這時，太子兄胤禔為 直郡王，弟胤祉為誠郡王，皇四子胤禛、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三 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都是貝勒，各結黨引類，覬覦儲位，皇太子廢立後， 更加植黨暗爭。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康熙念儲位不定，他日必定引起動亂， 而廢太子胤礽病情略有好轉，便又立胤礽為皇太子。沒有很久，皇太子狂疾 複發，至康熙五十一年不得已仍廢黜禁錮，從此再也不提建儲的事，但諸皇 太子奪嫡之爭益加激烈。 在這種情況下，康熙死了。他是怎麼死的，不能不涉及諸皇子之間的奪 嫡之爭。 王先謙的《東華錄》說，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玄燁到南苑行圍， 十一月初七日身體不適，返回暢春園，十三日病情加劇，命速召皇四子胤禛 前來；又召皇三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 子和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囑咐：「皇四子人品貴重，..著繼朕登基， 即皇帝位。」皇四子胤禛隨即趕來，不久康熙晏駕，胤禛即位，從記述的情 況來看，康熙帝是因病逝世，胤禛是奉遺命即皇帝位。 雍正朝編纂的《大義覺迷錄》，其中湖南人曾靜的供詞指出，康熙是被 毒死的，兇手就是胤禛。他說：「聖祖皇帝在暢春園病重，皇上就進一碗人 參湯，不知如何，聖祖皇帝就崩了駕，皇上就登了位。」這是當時社會上俚 俗流言的反映。但同樣成書於雍正年間的蕭奭的《永憲錄》則另有一說，稱 康熙病危時「以所帶念珠授雍親王」，用這一含蓄的敘事說明胤禛繼位的合 法性。可是根據《清朝野史大觀》的記載，這一串念珠原不是昭示帝位誰屬 的信物，恰恰相反，它是康熙彌留之際用來泄憤的「武器」。它述稱；康熙 垂危時，眾多的皇子都不在身邊，只有胤禛一人隨侍在側。老皇帝從昏迷中 蘇醒，他想宣召朝廷重臣入宮託付後事，可是沒有一人前來，心知有變，氣 惱之下，取下手腕上的一串玉念珠朝胤禛擲去，沒有擊中，胤禛假意跪下謝 罪。不久深宮傳出消息，康熙「龍馭上賓」。這些記載，或此或彼，使人感 到撲朔迷離。 清史研究者對這個問題也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 30 年代初，清史研究的第一位開拓者孟森認為，康熙當時的病勢並不 重，突然死亡，「不能無疑」，「參湯一碗之說，..至少不能無同等之嫌 疑也。」而隆科多身任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三營統領，掌握警蹕中的武裝力量， 和年羹堯為川陝總督，以封疆大吏支持胤禛，都是這一事件的「機括所在」。 （見《明清史論著集刊》下冊） 王鍾翰在解放前寫成的《清世宗奪嫡考實》一文和孟森的看法一致，他 並且引用義大利人馬國賢身臨其境目擊其事的記載：「駕崩之夕，號呼之聲， 不安之狀，即無鴆毒之事，亦必突然大變，可斷言也。」 近年來，隨著清史研究的不斷深入，也出現了兩種不見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康熙是被毒死無疑。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許曾重 撰文說，西征之役即將結束時，胤禵返京即位幾成定局，胤禛因此採取斷然 手段。十一月十二日晚，在嚴密控制暢春園的情況下；隆科多在食品中放入 毒藥，致使康熙死去。（見《清史論叢》第4 輯） 另一種意見認為，康熙是久病纏身，因感冒引起其他癥狀導致死亡。南 開大學歷史系馮爾康的文章指出，康熙身邊警衛森嚴，時有提防，不可能被 人暗害。毒死之說是經不住推敲的。（見《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 年第3 期） 看來還需要對現有史料進行全面綜合與比較，通盤考察，加強分析，去 偽存真，才能揭開這一歷史事件的真相。 （芷青） 雍正皇帝是怎樣嗣位的？ 康熙駕崩以後，第四皇子胤禛在激烈的皇位爭奪中，終於以勝利者的姿 態登上了皇帝的寶座，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雍正皇帝。雍正嗣位，長期來在 民間有種種傳說。有的說。康熙臨死前曾手書遺詔，傳位「皇十四子」，而 第四皇子串通舅舅隆科多等人，把遺詔中的「十」字改成」於」字，即了皇 帝位；也有人說，康熙臨死前並沒有立什麼遺詔，而是隆科多耍了手腕，將 康熙死前宣召十四子篡改成宣召四子；還有說，康熙本來就以四子胤禛為繼 承人，如此等等，眾說紛紜，並由民間傳說引申到學術領域作為一個學術課 題進行研討。 早在80 年前，劉法曾根據某些史實，確認雍正篡奪「其事亦必非無因」。 （《清史纂要》）30 年代初，孟森分析大量材料，同意劉法曾的看法，認為 康熙的意圖「將來神器之所歸者，乃十四阿哥胤禵」，胤禛矯詔奪位實屬事 實。（《清世宗人承大統考實》）但是金兆豐則認為胤禛是合法嗣位，指出： 「綜官書考之..則皇位繼承之事，亦可大白於天下也。」（《清史大綱》） 由此在學術上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觀點。 解放後，雍正嗣位問題在港、台學術界仍有廣泛的討論，而內地則因著 力於經濟史、農戰史的研究，使這個問題擱置了起來。近幾年來，隨著對雍 正評價的逐步深入，對雍正嗣位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目前有以下幾種看法。 有人認為，雍正是謀父篡位。第一，康熙心目中的皇位繼承人是十四子 胤禵，這可以從康熙讓胤禵在西陲主持軍務一事看出。因為西征之役關係到 中國半壁江山誰屬和清朝今後安危的重大問題，康熙必須認真地選擇他所最 信任，最有能力的人充當大將軍。對胤禵的任命是為了提高胤禵的威信，使 群臣傾心悅服，也是康熙以新的方式選擇、培訓皇太子的決定性的環節。第 二，據義大利人馬國賢目睹記載：康熙駕崩之夕，號呼之聲，不安之狀，無 鴆毒之事，亦必突然大變。由此可以推斷雍正謀父篡位是有根據的。第三， 遺詔是隆科多獨自宣布的，完全可以將「十」字改為「於」字。 也有人認為，歷史上根本不存在雍正篡位的問題，因為：第一，康熙遺 詔是用滿文寫成，用滿語宣讀的，不可能篡改。第二，隆科多與雍正原無深 交，何苦冒險矯詔擁立？有關矯詔奪位的種種傳聞，無非出於政敵中傷。第 三，胤禵若真是康熙未來的皇儲，為何長期滯留邊陲，令人費解。第四，根 據《清聖祖實錄》記載，康熙病危前夕，曾將幾位皇子和大臣召至御榻前說： 「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康熙臨死前曾命雍正代行郊祀大典，可見「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有人還 認為，胤禛確是康熙晚年諸子奪嫡爭儲的鬥爭中奪得皇位的，但是在這場皇 子們爭奪皇位的鬥爭中，捷足先登不能算作「篡立」。帝王用何種手段即位， 以封建倫理的標準來衡量，無疑是個尖銳的問題，但是今天仍把它作褒貶歷 史人物的根據，就不可取了，重要的是看他即位後有無建樹。 還有人認為，康熙原本要在胤禛和胤禵兩人中選擇一個繼承人，而最終 確定了胤禛，胤禵被任命為撫遠大將軍，確實說明他是康熙選擇皇太子的候 選人之一，但還未最後選定，否則為何讓他長期滯留邊陲？而胤禛在康熙四 十八年晉封為親王后，在皇子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先後22 次參予祭祀活動， 次數之多，居眾皇子之冠，康熙還屢次讓他參與政務，賜給他圓明園和獅子 園，並常去他的花園內遊玩，這是對他的特殊恩遇。此外，康熙十分喜愛胤 禛之子弘曆，稱讚其母是「有福之人」，由此可見，雍正是後來居上的皇太 子候選人。也有人認為，康熙臨終時本想傳位於胤禵，但他遠在邊疆，若將 他叫回再宣布詔書，在空位階段必定發生皇位糾紛，不得已只好傳位於雍正。 總之，雍正是如何嗣位的，至今仍是一個懸案。 （謝寶耿） 雍正皇帝是否改過遺詔？ 清代初期的幾樁離奇怪事中，康熙的皇四子胤禛（即雍正）篡改遺詔這 一歷史疑案，要算被世人議論得最多的不解之謎了。 官方記載歷來都稱遺詔中所立的就是皇四子胤禛。王先謙的《東華錄》 說，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康熙帝病情突然惡化，傳 諸皇子入見。寅刻皇三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 皇十三子以及步軍統領、理藩院尚書隆科多等8 人至御榻前，遂傳遺詔如下： 「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 帝位。」 下達這道詔書時，胤禛並不在場。他趕到康熙所在的暢春園時為巳刻， 三次進見康熙問安，這時康熙還能說話，「告以病勢日增之故」。直到夜間 戌刻，康熙去世，方由隆科多向胤禛宣讀遺詔，據說胤禛尚無當皇帝的思想 準備。眾皇子向他叩首，於是胤禛即皇帝位，改元雍正。 對於這一官方記載歷來就有分歧。一種意見認為這基本上是可信的，雍 正的即位屬合法繼承，是根據康熙的臨終遺詔登極的；另一種意見則不相信 這種官方記載，認為雍正出於「矯詔篡立」，康熙病危，雍正和隆利多控制 著當時的局勢，假傳遺詔，奪得了皇位。 《清朝野史大觀》的記載則與官書所載大相徑庭。其中《清世宗襲位之 異聞》中說，康熙彌留之際，手書遺詔曰：朕十四皇子，即纘承大統。恰好 是皇十四子胤禵，「嘗統師西征」，胤禛偵知遺詔所在，想將「十」字改為 「第」字，乃隻身入暢春園，「竊詔改竄」。《大義覺迷錄》中保存下來的 一些傳言，所說胤禛私改遺詔的情節，更是曲折離奇：「聖祖皇帝原傳十四 阿哥允禵（即胤禵）天下，皇上（指雍正），將"十』字改為"於』字。」 又說到康熙病重時，雍正就讓他喝了一碗人蔘湯，不知何故，「聖祖皇帝就 崩了駕，皇上登了位。」雍正還隨即召回了允禵囚禁起來，太后要見允禵， 雍正不允，太后就撞死在鐵柱之上。 據皇十四子的侄子弘旺的《皇清通志綱要》載，皇十四子，「諱允禎， 改諱禵。」民國前期，彌爾田根據皇十四子的改名，認為雍正是這樣篡改康 熙遺詔的：「改禎為禛，固自易易」（《遁堪文集》卷一）。他指出遺詔是 「皇位傳十四子胤禎」，經雍正改後為「皇位傳位於四子胤禛」。 那麼，雍正有沒有改過遺詔？近年來清史專家們曾認真探討過，但至今 仍是一團迷霧。 許多專家認為，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雍正改遺詔的說法是難於成立的。 因為，據《上諭內閣》等正史記載，康熙遺詔是用滿文寫的，並用滿語宣讀 的，故將「十」字改為「於」字是行不通的；即使是用的漢字「十」，也無 法加一道，成為「於」字，因為那時的「於」字寫法是「於」；而且，清朝 皇帝的兒子，一定稱為皇子，第幾個兒子，則稱為「皇某子」，這是規矩， 違錯不得。假若真將「十」字改「於」字，那就是「皇於四子」，語法不通。 馮爾康先生指出，康熙遺詔是「皇位傳十四子胤禎」篡改後為「皇位傳於四 子胤禛」的說法亦難成立，因為改「禎」字為「禛」字，改「十」字為「於」 字說，與只改「十」為「於」說一樣，都不符合清朝稱皇太子為「皇某子」 的規矩。倘若加一個「皇」字，則雍正將「皇位傳皇十四子胤禎」改為「皇 位傳皇於四子胤禛」，語法仍不通（《歷史檔案》1981 年第4 期）。所以說， 雍正改遺詔是不可能的事。 戴逸先生則認為，康熙朝的《實錄》記載康熙傳位之事雖詳，但那是雍 正在位時篡修的，所說自然對雍正有利。而且，現存的檔案都是經過雍正篡 改或銷毀的，沒有留下其改遺詔的任何明顯證據。若我們完全迷信這些資料， 就如同法庭上只聽一面之詞，難免失之偏頗；但《大義覺迷錄》等書的記載 又有可能出自雍正的政敵之口，究竟有幾分可信？亦值得懷疑。 不過，戴逸先生認為，民間所傳改「十」字為「於」字等雖不可能，但 並不排斥雍正的「矯詔篡立」。因為，官書記載的康熙臨終立遺詔傳位雍正 的說法，的確有明顯破綻。其一，根本不存在八人同受遺詔之事，在「八人 受諭」以後一個時辰，雍正到了暢春園，在10 個小時之內三次晉見康熙，這 時康熙尚能說話，「告以病勢日增之故」，卻一字未及遺詔一事，於理不通。 所謂「八人受諭」是雍正捏造出來的現場，用以證明自己繼承的合法性。其 二，隆科多的獲罪。隆科多是這一歷史疑案的關鍵人物，康熙去世他肯定在 場，雍正絞盡腦汁最後將其置之於死地。其三，趙昌被殺，趙昌是康熙晚年 的貼身侍衛，常傳達康熙的使命，雍正殺他為的是他可能知道雍正「矯詔篡 立」的內幕。所以，雍正是有可能改遺詔而登極的。（《簡明清史》第二冊） 有關雍正改遺詔這一歷史疑案，至今沒有發現任何充分而可信的史料， 其真相和細節尚難以得知。 （潘銀良） 雍正皇帝有沒有用和尚密參朝政？ 雍正皇帝是康熙第四子。在諸皇子爭奪帝位的鬥爭中，他以廣結黨羽、 勢力強盛而獲勝。1722 年，雍正即位。未久，興年羹堯、隆科多之獄；監禁 並處死與他爭奪帝位的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興文字獄，構呂留良、曾 靜諸案。同時，他改革賦役，實行「攤丁入畝」；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推行 「改土歸流」，鞏固了國家的統一；設立軍機處，強化了中央集權。在歷史 上，人們對雍正毀譽參半。 民間傳說，雍正曾用和尚密參朝政，諸如年羹堯案、隆科多案、八阿哥 胤禩案、九阿哥胤禟案等，皆有和尚參予，並為雍正籌謀劃策。雍正果真用 和尚密參朝政了嗎？民間傳說可靠嗎？ 乾隆朝編纂的官書《清世宗實錄》記載了雍正一生的言行，應該說，這 是研究雍正較為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專家們說，說《實錄》較為可靠，是因 為《實錄》並不全部照實而錄，它有許多溢美之詞和不實之詞。像諸如用和 尚密參朝政之事，這是不光彩、不名譽的，在《清世宗實錄》上根本不見蹤 影。而從零星的清史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民間傳說事出有 因，並非無影造西廂。 雍正畢生崇信佛教。他在晉封為雍親王以後，曾在藩邸建立京師大覺寺， 並選一和尚作為替僧（替身）。雍正即位後，仍與和尚過從甚密，十分引人 注目。 雍正親自撰寫佛學著作，編輯名僧語錄，刊印釋家典籍，並干預梵宮事 務。他自號「圓明居士」，又稱「破塵居士」，用雍正自己的話說，他是一 個未受戒的佛教信徒，是在家研究佛學的人。 雍正曾作過一首題為《自疑》的詩，詩曰： 誰道空門最上乘，謾言白日可飛升。 垂裳宇內一閑客，不袖人間個野僧。 在這首詩里，他自稱為不著僧服的「野僧」。 雍正二年（1723 年）七月初二日，撫遠大將軍年羹堯給朝廷上奏摺。雍 正一時興起，在奏摺上批了一段與奏摺內容毫不相關的話，他將自己比為和 尚，又戲稱怡親王允祥為道士。 雍正六年（1727 年），黃河突然變清。俗話說：「黃河清，聖人出」， 蒙古王公請求誦經祈福，以慶祥瑞。雍正說，若蒙古地區因做福事而人畜興 旺，是受我之賜，「朕亦即是釋主」。雍正在這裡己不是比作一般的佛徒， 而是自稱教主了。 雍正處世，主張儒、佛、道並重，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天下。 他對佛教之篤信，雖然還沒有到梁武帝三次捨身出家的程度，但也走火入魔， 相去不遠了。 雍正篤信佛教，自然與和尚往來密切。從史料記載看，與雍正私交非同 尋常的御用僧有3 人。一個是京師大覺寺的住持和尚性音。雍正對他頗為賞 識，認為他不僅人品極好，且對佛經「深悟圓通」。雍正與他理論禪宗機鋒， 認為他出語驚人，。皆為「徹底利生之作」。雍正即位後，性音到廬山隱居 寺修行，謝絕塵境，四年以後圓寂。雍正追贈性音為國師並賜予謚號。令將 其著述收入藏經。但數年後，雍正竟與死去的性音反目為仇，不僅削黜封號， 又將其著述撤出藏經。性音是雍正即位前結交的高僧，性音有無參予雍正爭 位的密謀，現在無從而知。但從性音與年羹堯、隆科多一樣先榮後黜的跡象 看，性音當諳知雍正爭位內情。也就是說，性音當年很可能參予了那一場密 謀。雍正不會放過知道他爭位隱事的年羹堯和隆科多，當然也不會放過性音。 還有一個和尚名超盛，雍正將他視為自己的佛門高足。雍正曾親自為超 盛講解佛旨，超盛受此殊榮，誠惶誠恐，洗耳恭聽。雍正對這個高足十分滿 意，說他聽其講解後能「直蹈三關，洞明妙義」，「目今宗徒內無有出其右 者。」北京卧佛寺重修以後，雍正命他去執掌法席。 另一個和尚名文覺，直接在宮中侍奉雍正，秘密參予政務。據說雍正即 位後處理的重要軍國大事，文覺都發表了意見，因而深得雍正之賞識，幾成 左右手。文覺始終沒有公開參政，他雖無官無爵，無品無級，卻權勢傾朝， 炙手可熱。雍正十二年（1733 年），雍正命文覺往江南朝山，所到之處，地 方官對他禮敬有加，「儀衛尊嚴等王公」。 性音、超盛、文覺究竟如何密參朝政？參予了哪些重大朝政？對雍正一 朝的政治、經濟有何影響？正史不予披載，野史語焉不詳，後人便弄不清楚 真相了。 （華強） 乾隆皇帝是海寧陳氏之子嗎？ 清朝末年，社會上普遍流行這樣一個傳說：「浙江海寧陳家有個兒子當 了清朝的皇帝。」這一傳說，上自官僚縉紳，下迄婦孺百姓，幾乎是盡人皆 知。有的說這位皇帝是指康熙帝玄燁，更多的人則說是指乾隆皇帝弘曆。在 一些私家所寫的稗官野史中，也記載了這一傳說。《清朝野史大觀》卷一《高 宗之與海寧陳氏》一文述及：雍正帝胤禛當皇子時，與海寧陳氏相善，兩家 時有往來酬酢。這一年恰巧兩家都生孩子，月、日、時辰皆同。胤禛命人抱 來看看，等孩子被送回時，陳家發現已經易男為女，大驚失色，但是不敢追 究，更不敢聲張。沒有多久，康熙帝去世，胤禛即帝位，即擢拔陳氏一門數 人至顯要地位。以後乾隆帝即位，對陳氏的優禮更厚。乾隆一生六次南巡江 浙，有四次曾到海寧陳家，升堂垂詢家世。最後一次臨走時步至中門，對陳 氏說：「以後除非是天子臨幸，這門不要輕易開戶。」從此這座門就永遠鎖 上了。也有人說，陳氏之子抱進雍親王府第時，是王妃暗中偷換，雍正帝也 不知道。等乾隆帝成年即位，也懷疑自己是陳氏所出，所以數度親赴海寧察 訪，一定要弄個明白。還有人傳說，乾隆帝自知不是滿族，在宮裡時常穿漢 人服飾，有一天，冕旒袍服，召近侍到面前，問道：「朕似漢人否？」一老 臣跪對：「皇上於漢城似矣，而於滿則非也。」乾隆帝乃作罷。有人在《清 宮詞》中述及此事：「冕旒漢制終難復，曾向安瀾駐翠蕤。」此事還有同樣 的記載，見於1931 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陳懷教授著《清史要略》。 另有一些資料說，海寧陳氏的宅堂中有兩方匾額，一方題為「愛日堂」， 一方題為「春暉堂」，都是皇帝親筆書寫。「愛日」一詞，出自漢辭賦家揚 雄《孝至》一文：「孝子愛日」，後世因專稱兒子奉侍父母之日為愛日。南 宋朱熹注《論語》「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語：「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 能已者。」唐代李商隱的詩《江村題壁》有「傾壺真得地，愛日靜霜砧」； 駱賓王的詩《贈宋五之問》有「溫輝凌愛日，壯氣驚寒水」。這些詩句中的 「愛日」都作恩德解。「春暉」一詞是用唐代孟郊《遊子吟》詩「誰言寸草 心，報得三春暉？」後人取詩意，以春暉比喻慈母的恩愛。從這兩方匾額的 題詞內容看，都是用兒子尊敬和孝順父母的語意，似乎也可以看出上述傳聞 的一些蛛絲馬跡。還有傳說稱，清皇室以男易女之後。這個女孩在海寧陳家 成長，後來嫁與江蘇常熟蔣氏，蔣氏為她築了一座小樓，後世稱之為「公主 樓」。直到本世紀30 年代，還有人不惜耗費筆墨，著述《乾隆與海寧陳閣老》， 堅持乾隆帝是海寧陳氏之子一說，并力圖證明常熟蔣氏與公主婚配之事。 這一傳說當然是荒誕的。 雍正帝有10 個皇子，6 個公主。乾隆帝是其第四子。揆諸情理，根本沒 有必要把別姓的孩子換來當自己的孩子繼承皇位。這是最有力的論證。 其次，以清代皇帝與海寧陳氏的關係來說，純是君臣之誼。陳氏在清初 就是名門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曾仕宦顯達，煊赫一時。以科第 而論，康熙時，陳家兩度出現兄弟子侄三人同榜，實為稀有之事。以後，陳 詵、陳世倌、陳元龍父子叔侄都位極人臣。陳世倌為乾隆時相國，其父詵腎 任湖北巡撫、工部尚書；陳元龍曾任吏部左侍郎、廣西巡撫。乾隆二十二年， 陳世倌以大學士退休，到皇宮去辭行，乾隆帝賜銀五千兩，命他在家坐食俸 祿，頤養晚年，並賜給御制詩：「老成歸告能無惜，皇祖朝臣有幾人？」表 示尊重老臣之意。在封建社會，這是非常榮耀的事，由此建立起來的君臣關 系似乎比其他人更親睦。雍正初年，大舉修建浙江海塘，這是關係到錢塘江 下游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建設，但雍正帝忙於政務，而且海潮沖刷堤 岸的危害還未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因此未能親自前往。乾隆帝即位後，非常 重視這項工程，6 次南巡，有4 次親到海寧踏勘。既到海寧，總要有個合適 的住所。陳氏是康、雍、乾三朝宰輔，其家園是海寧名勝，亭台樓榭，花木 扶疏，自然是接駕駐蹕的理想之處。這個園子本名「隅園」，乾隆帝為之改 名「安瀾園」。「安瀾」是水波不興之意，由這一命名也可以看出，乾隆帝 臨視海寧，是為了巡視海塘工程，而不是為了其他目的。 關於那兩塊匾額，據史學家孟森考證，清國史館編纂的《陳元龍傳》記 載，康熙三十九年四月，玄燁在便殿召見群臣，說：「爾等家中各有堂名， 不妨自言，當書以賜。」元龍奏稱，父親之闓年逾八十，擬「愛日堂」三字。 玄燁便書寫賜之。《海寧州志》還提到，康熙五十四年六月，玄燁因陳元龍 胞弟陳維坤的妻子黃氏守寡41 年，御書「節孝」兩字賜之，又賜「春暉堂」 匾額。這便是說，兩方匾額的題詞，是康熙帝根據臣下的請示書寫，與傳說 中的理解完全是兩回事，至於海寧陳氏用男孩換來的公主下嫁給常熟蔣氏， 經人查訪，連常熟本地人也不知道這件事，可見其事純系子虛烏有。 經過這樣查證、分析，乾隆帝是海寧陳氏之子這個謎揭開了。但是，這 個傳說是誰編造的？有什麼背景？編造這個傳說，意圖是什麼？怎麼會不脛 而走？這一連串問號至今還未能有明確的解答。 （芷青） 同治皇帝到底死於何病？ 1875 年1 月12 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北京氣候嚴寒，紫禁 城內瀰漫著一片悲哀的氣氛，因為年僅19、親政未及三載的同治皇帝突然死 去了。 同治帝究竟死於何病？一直是個疑團。長期以來，流行著不同的說法。 一說是死於淫創，即花柳病。《清朝野史大觀》卷一《清宮遺聞》中說： 「孝哲後，崇綺之女，端莊貞靜，美而有德，帝甚愛之，以格於慈禧之威， 不能相款洽，慈禧又強其愛所不愛之妃（指將軍鳳秀之女），帝遂於家庭無 樂趣矣，乃出而縱淫，..專覓內城之私賣淫者取樂焉。..久之毒發，始 猶不覺，繼而見於面，盎於背。」「太醫知為淫毒，而不敢言，遂以治痘葯 治之，不效。」此外，蔡東藩的《清史演義》也持這種說法。 一說是死於癰，俗稱毒瘡或療。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中說：「同治 十三年十二月酉刻，上崩。先是十一月朔，..上旋患癰，項背皆一，皆膿 潰，先十日己屢昏，殆不知人。」《清宮遺聞·同治帝之殊趣》中也說「其 病實染毒瘡」。查《辭典》，癰又名癰疽，發病原因與癤子相同，一般多由 葡萄狀球菌侵入毛囊汗腺的周圍所引起，惟範圍較大，恰如多數癤子驟生於 一處，多生於項背及臀部，小者如栗子，大者如手掌，瘡口甚多，疼痛異常。 此症在初起時，須速就醫診治，遲則易陷於危險。這個解釋同李慈銘的記載 比較接近。 一說是死於天花，翁同龢就持這種說法。他在日記中寫道：「十一月初 二日，入至內務府大臣處，..見御醫李德立、庄守和脈按言：天花三日， 脈細口渴，腰疼耳膿，四日不得大便，項頸稠密色滯干艷，證屬重險，不思 食，咽痛作嘔。」「初八日，兩宮皇太后在御榻上持燭令諸臣上前瞻仰。上 舒臂令觀，微語曰："誰來此？』伏見天顏，溫睟偃卧向外，花極稠密，目 光微露。」翁同龢是弘德殿行走，同治帝授讀師傅，從同治帝發病到去世， 曾多次奉命前往探視，他說的「天花三日」、「花極稠密」，都是親眼所見， 其記載當然可靠。無獨有偶，就在同治帝病死的當月二十九日，大公主（慈 安太后所生之女）也因天花「薨死」了。可見當時宮內流行天花確有其事。 此外《清朝野史大觀》卷一《穆宗微行》一節中也說：「帝以痘疾竟至不起， 人疑其為花柳病者以此，」也說明同治帝系因天花而死，所謂死於花柳病純 系疑誤。 除了上述三種說法外，還有一種說法，即同治帝死於西太后之手。費行 簡在《慈禧傳信錄·穆宗致命》一節中說：「王慶祺（同治帝師傅、昭仁殿 行走）革斥後，輒語人云，穆宗親政後，太后仍多干涉，乃請修園為頤養計， 意在禁隔，使勿再干政耳，竟為太后所覺，遂致奇變。」金梁的《四朝軼聞》、 黃濬的《花隨聖人摭憶》也都這樣說。金梁說：「此說出自慶祺口，雖似妄 言，證以沃丘（費行簡）所述，則淫貪專恣之婦，其子固已先嫉之，不待後 來德宗（光緒帝）戊戌圍劫頤和園之謀。」從西太后一生專制殘暴、兇狠毒 辣以及證之後來光緒帝一生不幸的遭遇來看，這一說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 只是附會臆想，並無事實根據。從某種程度上說西太后干涉同治帝行政是可 能的，說她因此而親手殺死自己的親生兒子似乎可能不大。 宮闈內幕，諱莫如深。同治帝究竟死於何病，尚待人們作進一步考證。 （謝俊美） 光緒皇帝是怎麼死的？ 光緒皇帝死於誰手？歷史上眾說紛壇，莫衷一是。光緒又為何突然「駕 崩」？亦是揣測繁多，難以定論。 1908 年（光緒三十四年）11 月24 日，光緒帝突然「駕崩」。次日，慈 禧太后亦病故。 關於光緒之死，稗官野史和民間傳說頗多。一說西太后自知病危，派人 送葯把光緒帝毒死；一說是袁世凱見慈禧一病難起，怕老佛爺歸天后自己處 境岌岌可危，遂賄賂內宦害死光緒；一說太監李蓮英得悉光緒日記中載有西 太后死後將誅袁世凱和他的消息，與慈禧合謀將毒藥投入光緒食物之中致使 光緒身亡；也有說光緒病重時未得到及時救治而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近些年來，清宮醫藥檔案整理後，編寫出版了《慈禧光緒醫方選議》。 有人依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光緒帝診病記錄——脈案，結合當時的 歷史背景和現代中醫學理論，撰文說「光緒自幼痼疾纏身，患有結核病，波 及肺、腎及其它器官，還有嚴重的遺精病」。又據光緒親筆所寫《起居注》 云：「腰胯左邊疼痛甚重，稍一動轉即牽制滿腰，極痛難忍。」從其死前三 四日內及其臨終前的病情看，並無發現突發性中毒或其他傷害的徵象。由此 認為光緒帝被毒斃的說法，證據不足。光緒之死，乃虛癆之病日久，最終五 臟六腑無處不病，陽散陰涸，陰陽離決。其直接死亡之原因，可能是心肺功 能的慢性衰竭，合併急性感染所致。 也有人認為，光緒一生中經過外侮內憂，心情始終不佳。尤其是戊戌變 法失敗，他在政治上遭受重大變故，其病情開始加重，出現多種病症，氣血 雙虧，身體每況愈下。從28 歲（光緒二十四年）起病勢逐漸加劇，至光緒三 十三年已卧床不起，行動艱難，其病情已人膏育，心肝腑臟皆損，陰陽俱衰。 結果只活了38 歲。據光緒死前脈案記載：「皇上脈息如絲欲絕，肢冷氣陷， 二目上翻，神識已迷，牙關緊閉，勢已將脫，謹勉以生脈飲以盡血忱。」光 緒臨終前數日的脈案都處於搶救狀態，御醫也使盡了渾身解數，說光緒病危 時未得到救治也是不確切的。 然而，有人對上述這一說法不以為然。根據曾任當時清廷內務府三席大 臣的增崇之子察存耆回憶，在光緒突然去世前兩天，大夫給光緒請脈時，光 緒「還在外屋站著，不過臉上較平日灰白些」，而且自己「就覺得痰盛，叫 大夫想法去去痰」，怎麼這樣快就不行了呢？又據察存著保存的父親增崇的 家書中，有這樣一段話：「脈案一紙，奉閱可也，據醫士雲，此症不甚重，.. 其脈案上話語，系由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準撤，全叫寫上，其實病症 不是那樣，要是那樣，人就不能動了..。」可見脈案和病情並不是一回事， 完全是由慈禧「臉色」定脈案的緣故。凡給光緒請脈的太醫或外省保薦的醫 土，依慈禧臉色行事，已經成了一種風氣。察存耆曾回憶了這樣一段太醫只 能以「臉色」行事的例子：有位初學當差的太醫，在慈禧面前對答光緒脈案 時，說了句「舒肝順氣」的行話，慈禧竟把臉一沉，說：「誰叫皇帝的肝不 舒了？氣兒又怎麼不順了？」嚇得那位太醫連連叩頭認罪。以後誰也不敢應 承請脈的差使了。「以後，誰為光緒請脈、下處方，總是"和肝調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