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中國「尼采綜合征」批判，「太把尼采當回事」

尼采，被中國人民熟知的西方思想家之一，但似乎被沒有看上去那麼「熟知」。就像因為寫影評寫出名的齊澤克一樣，尼採的出名，似乎和他悲劇性的命運與不被理解的哲學思想有關。

尼采才華橫溢，把哲學書寫的和詩一樣，《查拉斯特拉如是說》就被他寫的閃閃發光，那些雙關語、同音字，所有文字都是他的掌上遊戲。可是《查》寫得如此輝煌，依然難得美人歡心，於是尼采憤憤地說，「你要到女人那裡去嗎，別忘了帶你的鞭子。」

這句話忽然就被絕大部分男性記住了，可能還誤會了。對此，寫《西方哲學史》的羅素吐槽說，"十個女人有九個會讓尼采丟掉鞭子，他明明知道如此，所以才要避開女人呀」。

尼採過世後，他的思想被希特勒大為讚賞，這又讓普通群眾，對尼采多生出一些誤會。他和他原本就難以理清的思想體系，顯得更加像迷霧一團。

中國對於尼采是熱愛的。這一點作家梁曉聲注意到了。在他的作品《生命，何以高貴》中，梁曉聲很直白的指出，對尼採的追捧不啻為一種造神運動。

中國人對尼採的熱情，到底是讚譽還是商業銷售伎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初，一個幽靈悄悄潛入中國。最先是學理的現象，後來是出版的現象，再後來是校園的現象，再再後來是食洋不化的盲目的思想追隨乃至思想崇拜現象——並且，終於，相互浸潤混淆，推波助瀾，呈現為實難分清歸類的文化狀態。

因而，從當時的中國學界，到大學校園，甚至，到某些高中生初中生們，言必談尼采者眾。似乎皆以不讀尼採為恥。

是的，那一個幽靈，便是尼採的幽靈。「思想巨人」、「上一個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大師」、「悲劇哲學家」、「站在人類思想山峰上的思想家」、「存在主義之父」、「詩性哲學之父」……

中國人曾將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靈的頭上。剛剛與「造神」歷史告別的中國人，幾乎是那麼習以為常地又恭迎著一位「洋神」了。

時至今日我也分不大清，哪些讚譽是源於真誠，而哪些推崇只不過是出版業的炒作慣伎。

然而我對中國學界在八十年代之初「引進」尼采是持肯定態度的。因為在渴望思想解放的激情還沒有徹底溶化「個人迷信」的堅冰的情況下，尼采是一劑猛葯。

尼采「哲學」的最銳利的部分，乃在於對幾乎一切崇拜一切神聖的兇猛而痛快的顛覆。所以尼採的中國「思想之旅」又幾乎可說是適逢其時的。

十幾年過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個真相，那就是——當年的「尼采瘧疾」，在中國留下了幾種思想方面的後遺症。如結核病在肺葉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臟出現疤癲。

這使我忽然想說說尼採的動機。

在哲學方面，我連小學三年級的水平都達不到。但是我想，也許這並不妨礙我指出被中國的「尼采迷」們「疏忽」了的事實：尼採在西方從來不曾像在中國一樣被推崇到「熱發昏」的程度。

「如果沒有尼采，那麼雅斯培、海德格爾和薩特是不可思議的，並且，卡繆的《西西佛斯的神話》的結論，聽來也像是尼採的遙遠的迴音。」

這幾乎是一切盛讚尼採的中國人寫的書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過的話——普林斯頓大學考夫曼教授的話。

然而有一點我們的知識者同胞們似乎成心地知而不談——存在主義也不過就是哲學諸多主義中的一種主義而已，並非什麼哲學的最偉大的思想成果。占著它的「中心席位」，並不能順理成章地成為「思想天才」或「巨人」。

又，尼采兩次愛情均告失敗，心靈受傷，終生未娶；英年早逝，逝前貧病交加，完全不被他所處的時代理解，尤其不被德國知識界理解。這種命運，使他如同思想者中的梵高。此點最能引起中國學界和知識者的同情。其同情有同病相憐的成分。每導致中國學界人士及知識分子群體，在學理討論和對知識者思想者的評述方面，過分熱忱地以太濃的情感色彩包裝客觀的評價。

這在目前仍是一種流行的通病。

「上帝」不是被尼採的思想子彈「擊斃」的。在尼采所處的時代，「上帝」已然在普遍之人們的心裡漸漸地壽終正寢了。

尼采只不過指出了這一事實。

在西方，沒有任何一位可敬的哲學家認為是尼采「殺死」了人類的「上帝」。只不過尼采自己那樣認為那樣覺得罷了。

而指出上帝「死」了這一事實，與在上帝無比強大的時候宣告上帝並不存在，甚或以思想武器「行刺」上帝，是意義決然不同的。尼采並沒有遭到宗教法庭的任何敵視或判決，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二者的截然不同。

上帝是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自然「老」死的。

關於尼採的斷想

好在尼採的著述並非多麼的浩瀚。任何人只要想讀，幾天就可以讀完。十天內細讀兩遍也不成問題。他的理論也不是多麼晦澀玄奧的那一種。與他以前的一般哲學家們的哲學著述相比，理解起來絕不吃力。對於他深惡痛絕些什麼，主張什麼，一讀之下，便不難明了七八分的。

我還是比較地能接受尼采是近代世界哲學史上的一位哲學家這一說法的。但——他對「哲學」二字並無什麼切實的貢獻。這樣的哲學家全世界很多。名字聒耳的不是最好的。

尼采自詡是一位「悲劇哲學家」。

他在他的自傳《看，這個人》中，聲稱「我是第一個悲劇哲學家」。大有前無古人的意思。

這我也一併接受。儘管我對「悲劇哲學家」百思不得其解。好比已承認一個人是演員，至於他聲稱自己是本色演員還是性格演員，對我則不怎麼重要了。

在中國知識界第一次提到尼采之名的是梁啟超，而且是與馬克思之名同時第一次提到的。這是一九○二年，尼采死後兩年的事。

梁氏認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尼採的個人主義，是當時德國「最占勢力之兩大思想」。

再二年後，王國維在《叔本華和尼采》一文中，亦對尼采倍加推崇，所予頌詞，令人肅然。如：「以強烈之意見而輔以極偉大之智力,其高瞻遠矚於精神界。」謳歌尼採的「工作」在於「破壞舊文化而創造新文化」。

又三年後魯迅也撰文推崇尼采。

「向舊有之文明，而加之抨擊掃蕩焉」；「然其為將來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驅」。一向以文化批判社會批判為己任的魯迅，對尼采所予的推崇，在其一生的文字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一東一西，各自為戰卻不謀而合。

到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文章，再次向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引薦」尼采，那正是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需要從西方借來一面思想解放的旗幟。比之於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尼採的個人主義更合那時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胃口，也更見容於當局。倘若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喜歡鼓吹文化的運動，而又能自覺謹慎地將文化運動限定在文化的半徑內進行，中國的一概當局，向來是頗願表現出寬諒的開明的。因為文化的運動，不過是新舊文化勢力，這種那種文化幫派之間的混戰和廝殺。即使「人仰馬翻」，對於統治卻是安全的。對於文化人，也不至於有真的兇險。

而一個事實是，無論尼採在世的時候，還是從他死後的一九○○年到一九一五年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其在德國、法國，擴而論之在整個歐洲所獲的評價，遠不及在中國所獲的評價那麼神聖和光榮。事實上從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問世到他病逝，其在西方哲學史上一直是一個爭議不休的人物。只有在中國，才由最優秀的大知識分子們一次次交口稱讚並隆重推出。這是為什麼呢？

2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角色想像

中國之封建統治的歷史，比大日耳曼帝國之形成並延續其統治的歷史要悠久得多。在「五四」前，中國是沒有「知識分子」一詞的。有的只不過是類似的譯詞，「智識分子」便是。正如馬克思曾被譯為「麥喀士」、尼采曾被譯為「尼至埃」。

早期中國文人即早期中國知識分子。

早期中國文人對自身作為的最高願望是「服官政」。而「服官政」的頂尖級別是「相」，位如一國之總理。倘官運不通，於是淪為「布衣」。倘雖已淪為「布衣」，而仍偏要追求作為，那麼只有充當「士」這一社會角色了。反之，曰「隱士」。「士」與「隱士」，在中國，一向是相互大不以為然的兩類文人。至近代，亦然。至當代，亦亦然。「士」們批評「隱士」們的全無時代使命感，以「隱」作消極逃遁的體面的盾。或「假隱」，其實巴望著張顯的時機到來。「隱士」們嘲諷「士」們的擔當責任是唐·吉訶德式的自我表演。用時下流行的說法是「作秀」。或那句適用於任何人的話——「你以為你是誰？」無論「士」或「隱士」中，都曾湧現過最優秀的中國文人，也都有偽隱者和冒牌的「士」。

在當今，中國的文人型知識分子，依然喜歡兩件事——或在客廳里懸掛一幅古代的「士」們的詞聯；或給自己的書房起一個「隱」的意味十足的名。但是當今之中國，其實已沒有像那麼回子事的「隱士」，正如已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士」。

然而，畢竟的，我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的「士」們的時代，不是「隱士」們獲尊的時代。

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准切地說，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們，確乎的被封建王權、被封建王權所支持的封建文化壓抑得太久也太苦悶了。他們深感靠一己的思想的「銳」和「力」，實難一舉劃開幾千年封建文化形成的質地綿緊的厚度。正如小雞封在恐龍的堅硬蛋殼裡，只從內部啄，是難以出生的。何況，那是一次中國的門戶開放時代，普遍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中青年知識分子，急切希望思想的借鑒和精神的依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有煽動造反的嫌疑，何況當時以暴力推翻舊世界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還沒成立。

於是尼采著述中否定一切的文化批判主張，成為當時中國社會思想者們借來的一把利刃。由於他們是文化人，他們首先要推翻的，必然只能是文化壓迫的「大山」。馬克思與尼採的不同在於，馬克思主義認為，更新了一種政權的性質，人類的新文化才有前提。馬克思主義否定其以前的一切政權模式，但對文化卻持尊重歷史遺產的態度；尼采則認為，創造了一種新文化，則解決了人類的一切問題。

尼採的哲學，其成分一言以蔽之，不過是「文化至上」的哲學，或曰「惟文化論」的哲學。再進一步說，是「惟哲學論」的哲學，也是「惟尼採的哲學論」的哲學。

「借著這一本書（指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我給予我的同類人一種為他們所獲得的最大贈予。」

「這本書不但是世界上最傲慢的書，是真正屬於高山空氣的書——一切現象，人類都是躺在他足下一個難以估計的遙遠地方——而且也是最深刻的書，是從真理的最深處誕生出來的；像一個取之不盡的源泉，任何盛器放下去無不滿載而歸的。」

語句的不連貫難道不像一名妄想症患者的嘟噥么？「我用十句話說出別人用一本書說出的東西，說出別人用一本書沒說出的東西。」「這種東西（指他的書）只是給那些經過嚴格挑選的人的。能在這裡作一個聽者乃是無上的特權……」「我覺得，接受我著作中的一本書，那是一個人所能給予他自己的最高榮譽。」

「能夠了解那本書（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的六句話——也就是說，在生命中體驗了它們，會把一個人提升到比『現代』人類中的優智者所到達的更高的境界。」

以上是尼采對他的哲學的自我評價。在他一生的文字中，類似的，或比以上話語還令人瞠目結舌的強烈自戀式的自我評價比比皆是。而對於他自己，尼采是這麼宣言的：「我允諾去完成的最後一件事是『改良』人類。」「這個事實將我事業的偉大性和我同時代人的渺小性之間的懸殊，明顯地表現出來了。」當我得以完整地閱讀尼采，我不禁為那些我非常敬仰的，中國現代史中極為優秀的知識分子感到難堪。因為，我無論如何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之所以優秀和值得後人敬仰，乃由於讀懂了尼採的一本散文詩體的小冊子中的六句話。

我只能這麼理解——中國歷史上那一場新文化運動，需要一位外國的「戰友」；正如中國後來的革命，需要一位外國的導師。於是自戀到極點的尼采，名字一次次出現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文論中。這其實是尼採的殊榮。尼采死前決想不到這一點。如果他生前便獲知了這一點，那麼他也許不會是四十五歲才住進耶拿大學的精神病院，而一定會因為與中國「戰友」們的精神的「交近」更早地住進去……

在中國，我以為，一位當代知識分子，無論其學問淵博到什麼程度，無論其思想高深到什麼境界，無論其精神的世界自以為純潔超俗到多高的高處，一旦自戀起來，緊接著便會矮小。

3

關於魯迅與尼采

排除別人不提，魯迅確乎是將尼采視為果敢無畏地向舊文化衝鋒陷陣的戰士（或用魯迅習慣的說法，稱為「鬥士」、「猛士」）才推崇他的。

對比魯迅的文字和尼採的文字中相似的某些話語，給人以很有意思的印象。

尼采：「我根本上就是一個戰士，攻擊是我的本能。」「我的事業不是壓服一般的對抗者，而是壓服那些必須集中力量、才智和豪氣以對抗的人——也就是可以成為敵手的那些對抗者……成為敵人的對手，這是一個光榮決鬥的第一條件。」「我只攻擊那些勝利的東西——如果必要的話，我會等它們變成這樣時才攻擊它們。」「我只攻擊那些我在攻擊時找不到盟友的東西。」「我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我是炸藥。」總而言之，尼采認為自己的「攻擊」，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種「超人」式的「攻擊」。因而是他的「敵人」的自豪。

魯迅：「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人而背著雪亮的毛瑟槍的；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佩著盒子炮。他毫不乞靈於牛皮和鐵的甲冑；他只有自己，拿著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這樣的戰士將誰們視為「敵人」呢？「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綉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綉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但他舉起了投槍。」即使「敵人」們發誓其實自己有益無害或並無大害也不行。「他微笑著，偏側一擲，卻正中了他們的心窩。」縱使「敵人」們友好點頭也不行。因為那戰士「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炮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於是戰士一次次舉起投槍。戰士是一定要挑戰那虛假的「太平」的。「但他舉起了投槍！」那樣的戰士，他是「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魯迅一生都在呼喚「這樣的一種戰士」，然而於他似乎終不可得。事實上「這樣的一種戰士」是要求太過苛刻的戰士，因為幾乎等於要求他視其以前的所有文化如糞土。因而魯迅只有孤獨而悲愴地，自己始終充當著這樣的戰士。他「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他想到自己的死並確信：「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這都由於魯迅對他所處的時代深惡痛絕。而那一個時代，也確乎地腐朽到了如是田地。

然而尼采真的是魯迅所期望誕生的那一種戰士么？今天倘我們細細研讀尼采，便會發現，寫過一篇雜文提醒世人不要「看錯了人」的魯迅，自己也難免有看錯了人的時候。魯迅認為他以前的中國文化只不過是「瞞和騙」的文化，認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文化，只不過是「瞞和騙」的繼續，認為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真相，只不過是「吃人」二字。魯迅要從精神上喚醒的是自己的同胞。尼采要從人性上「改良」的是全人類。尼采認為在他以前，地球上的人類除少數智者，其餘一概虛偽而又卑鄙，根本無可救藥地活著。

因而慈悲者、說教者、道德家、知名的智者、學者、詩人，乃至賤氓（即窮愁而麻木的芸芸眾生），一概都是不獲他的「改良」，便該從地球上徹底消滅乾淨的東西。縱然少數他認為還算配活在地球上的人，也應接受一番他的思想（或曰哲學）的洗禮。

他唯一抱好感的是士兵。真正參與戰爭的士兵。他鼓勵一切士兵都要成為他理想之中的戰士：「你們當得這樣，你們的眼睛永遠追求一個仇敵——你們的仇敵。你們中有許多人且要一見面就起憎恨。」「你們要尋找你們的仇敵，你們要挑動你們的戰爭。」「你們當愛和平，以和平為對於新的戰爭的手段——並愛短期的和平甚於愛長期的和平。」

這句話的另一種說法是——為了發動更大的戰爭你們需有短暫的和平時期儲備你們再戰的銳氣。「戰爭和勇敢比博愛做著更偉大的事情。」「你們問：『什麼是善？』——能勇敢便是善。」「你們必須驕傲你們能有仇敵。」「所以你們這樣過著你們的服從和戰鬥的生活吧！長生算什麼呢？戰士誰願受人憐惜？」所以，希特勒向墨索里尼祝壽時，以尼采文集之精裝本作為禮物相贈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軍向士兵分發尼采那《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小冊子，命他們的士兵滿懷著「比博愛做著更偉大的事情」的冷酷意志去征服別的國家和人民，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當德國士兵那麼滅絕人性地屠殺別國人尤其是猶太人時，可以像進行日常工作一樣不受良知的譴責。因為「查拉圖斯特拉」說：「仇恨就是你們的工作。你們永遠不要停止工作。」當然，法西斯主義的罪惡不能歸於尼采。但，一種自稱旨在「改良」人類的思想，或一種所謂哲學，竟被世界上最反動最恐怖的行為所利用，其本身的價值顯然便是大打折扣了。魯迅卻又終究是與尼采不同的。魯迅並不自視為中國人，更不自視為全人類的思想的上帝。

魯迅固然無怨無悔地做著與中國舊文化孤身奮戰的戰士，但他也不過就視自己是那樣的一個戰士而已。並且，在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之下，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卻連那樣的戰士也不是的，只不過是這俗世間的一分子。

魯迅自己曾在一篇文字中這樣形容自己：「我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畝地，可以的；李家要我翻一弓田，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貼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牛乳。我雖深知自己是怎樣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是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

魯迅這一種自知之明，與尼採的病態的狂妄自大，截然相反。魯迅有很自謙的一面。尼采則完全沒有。非但沒有，尼采甚而認為自謙是被異化了的道德，奴性的德道。

他那一種狂妄自大才是人性真和美的體現。魯迅是時常自省的。尼采則認為自省之於人也是虛偽醜陋的。彷彿，因為他拒絕自省，所以他才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精神完人。並且一再地聲明自己的身體也是健康強壯的。所以他，只有他，才有資格這樣寫書：《我為什麼這樣智慧》《我為什麼這樣聰明》《我為什麼會寫出如此優越的書》，我的書是——「一部給一切人看而無人能看懂的書」……

魯迅是悲憫大眾的。尼采不但蔑視大眾，並簡直可以說仇視大眾。他叫他們為「賤氓」。他說：「生命是一派快樂之源泉；但賤氓所飲的地方，一切泉水都中毒了。」他說：「許多人逃避開某地即是要逃避了賤氓；他憎恨和他們分享泉水，火焰和果實。」

他說：「許多人走到了沙漠而寧願與猛獸一同感到乾渴，只是因為不願同污髒的趕駱駝的人坐在水槽的旁邊。」他甚至無法容忍「賤氓」也有精神。「當我看出了賤氓也有精神，我即常常倦怠了精神。」「我的弟兄們，我覓到它了！這裡在最高邁的高處，快樂之泉為我而迸涌！這裡生命之杯沒有一個賤氓和我共飲！」「真的，我們這裡沒有預備不凈者的住處！我們的快樂當是他們的肉體與精神的冰窖！」即使今天，讀著這樣的文字，如果誰是「賤氓」中的一員，或僅僅是體恤他們的人，都不禁會內心戰慄的吧？我感到這彷彿是以日耳曼民族的血統為世界上最高貴的血統的納粹軍官在大喊大叫。

尼采若是中國人，尼采若活在魯迅的時代；或反過來說，魯迅若能像我們今人一樣得以全面地「拜讀」尼采，那麼，我想——尼采將是魯迅的一個死敵吧？怎麼可能不是？！魯迅對尼採的推崇——一個由於不全面的了解而「看錯了人」的歷史誤會。一位深刻的中國思想者對一個思想花里胡哨虛張聲勢的「德國病人」的過分的抬舉。

魯迅是一次中國嚴重的時代危機的報警者。而尼采則不過是一種德國的精神危機暴發之後形成的新型病毒。

4

關於尼採的「超人」哲學

在尼采雜亂無章的、以熱病般的亢奮狀況所進行的思想或曰他的哲學妄語中，「超人」乃是他徹底否定一切前提之下創造出來的一種「東西」。用尼采自己的話說——他們是「高邁的人」，「最高的高人」。尼采自己則似乎是他們的「精神之父」。

「超人」究竟是怎樣的人？

迄今為止，一切研究尼採的人，都不能得出結論。

因為尼采一切關於他的「超人」的文字，都未提供得出任何較為明晰的結論的根據。

他不無憤怒地反對人們將他的「超人」與迄今為止世界上存在過的這一種人或那一種人相提並論。哪怕那是些堪稱偉大的人，尼采也還是感到倘與他的「超人」混為一論，是對他可愛而高貴的「超人」孩子們的侮辱。

故我們只能認為那是迄今為止在地球上不曾出現過的人，是僅僅受精在尼采思想子宮裡的人。既然業已受精成胎了，那麼尼采自己是否能說明白他們的形態呢？尼采自己也從沒說明白過。

他只強調「超人」非是這種人，非是那種人；他似乎極清楚他的「超人」們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人類，但就是不告訴世人。因為世人不是卑鄙虛偽的人，便是該被咒死光光的賤氓。「超人就是大地的意義。」尼采如是說。「他就是大海。」尼采如是說。「誠然。人類是條污穢的湍流。一個人必須成為一個大海，可以容納污穢的湍流而不失其潔凈。」這話也說得極好。「人是要超越自身的某種東西……一切生存者都能從他們自身的種類中創造出較優越的來。」這個道理也是極對的道理，但並非尼采發現的道理，幾千年以前的稍有思想的人便懂得這個道理了。「上帝死了！——現在，是該由高人來支配世界的時候了！」

然而這一句話卻是令人驚悸的了。原來否定了一個上帝只為製造另一個上帝。這「上帝」如是吶喊：「你們更渺小了，你們渺小了的人民喲！你們破碎吧，你們舒服的人們！時候到了，你們將毀滅了！」「毀滅於你們的渺小的道德，毀滅於你們的渺小的怠慢（對尼採的哲學及尼採的『超人』孩子們的怠慢），毀滅於你們的樂天安命！」

這個上帝比「死了」的上帝更加嚴厲，「他」連渺小的人民樂天安命的渺小的權利都將予以毀滅予以剝奪。「不久他們將變成乾草和枯枝！」「那一時刻就要到了，它已逼近了，那偉大的日午。」讀來不禁使人毛骨悚然。尼采賦予他的「超人」們兩種「性格」——優種的傲慢和征服者的勇猛。這兩種性格也是尼采極其自我欣賞的「性格」。後來它們成為從將軍到士兵的一切納粹軍人的集體精神。體現於納粹軍隊的軍旗、軍服、軍禮、軍規、軍犬乃至作戰方式……

尼采生前，所謂尼采哲學在德國並不曾被認真對待；尼采死後的三十年間，他的思想漸在德國瀰漫；又十年後，希特勒發動二次大戰，人們從納粹軍國主義分子們不可一世的「精神氣質」中，能很容易地發現尼采「超人」哲學的附魂。

細分析之，「超人」哲學是反眾生反人類的哲學，是比任何一種反動宗教還反動的哲學。因為宗教只不過從德行上馴化世人，而「超人」哲學咒一切非是「超人」的眾生該下地獄。它直接所咒的是眾生普遍又普通的生存權。

太將尼采當成一回事的中國人（而且在這個世界上幾乎只有中國人才這樣），定會以尼采所謂「超人」哲學中那些用特別亢奮的散文詩句所表述的「精神」上「純潔」自身的熾願，當成某種正面的思想境界來肯定和頌揚。但是此種代之辯解的立場是極不牢靠的。

因為一個問題是——如果某人不能成為那種精神上「高邁」的「最高的高人」將如何？那麼他還配是一個人么？答案是否定的——不配！那麼他便是虛偽卑鄙之徒，是賤氓。或有知識的行為文明的賤氓。甚而，簡直是禽獸不如的蟲豸！倘他們竟敢與「最高的高人」們共享某一食物，那麼那食物「便會燒焦了他們的嘴」，彷彿「他們吞食了火了」。更甚而，「最高的高人」於是便有權「將自己的腳踏入他們的嘴裡」。

但「最高的高人」們的「精神」所達到的「純潔」的高度又是怎樣的一種高度呢？

「在最高邁的高峰的夏天，在清冷的流泉和可祝福的寧靜之中——這是我們的高處，是我們的家——在將來的樹枝之上，我們建築我們的巢；鷹們的利喙當為我們孤獨的人們帶來食物！」「如同罡風一樣，我們生活在他們上面！」「並以我們的精神奪去了他們精神的呼吸！」總之是堅決地不食人間煙火，亦不近人間煙火。而且，堅決地仇視人間煙火。「最高的高人」們的居處已是如此的「高邁」，食物又是那樣的稀異，他們的「精神」上的「純潔」程度高到何種境界，也就難以想像了。

自從有人類以來，有幾個人能修成為那樣的人？替尼采辯解的人們難道是么？若並不是，便先已是蟲豸了！便先已該被「最高的高人」們「將腳踏入他們嘴裡」了！尼采自己難道就是么？其實也斷斷不是。因為他活著的時候，幾乎沒有停止過的一種怨恨就是——世人首先是他的國人對他的哲學的不重視。足見他又是多麼地在乎凡人和賤氓們對他的感覺了。

尼採在這個世界上一生只找到了一個知音，便是丹麥人萊德斯博士——因為後者在自己國家的大學裡開講「尼采哲學」……「超人」哲學——一種源於主宰人類精神的野心，通常每在知識者中形成瘟疫的思想疾病，卻對症大力倡導「普通人」的哲學。

5

關於尼采和中國知識精英

凡尼采思想的熔岩在中國流淌到的地方，無不形成一股股混雜著精神硫黃氣味的尼采熱。

「生長」於中國本土的幾乎一切古典思想，以及後來支撐中國人國家信仰的社會主義思想，對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大小知識分子們而言，已不再能真實地成為他們頭腦所需的食糧。

中國人提出了一個渴望提高物質生存水平的口號——「將麵包擺在中國人的餐桌上！」

麵包者，洋主食也。在中國人看來，當時乃高級主食。

但中國知識分子們，在頭腦所需之方面，表露同樣的渴望，提出同樣的口號。故一邊按照從前所配給的精神食譜進行心有不甘的咀嚼，並佯裝品咂出了全新滋味的樣子；一邊將目光向西方大小知識分子豐富的思想菜單上羨慕地瞥將過去。

如魯迅當年因不聞文壇之「戰叫」而倍感岑寂；中國那時的大小知識分子，無不因頭腦的營養不良而「低血糖」。

正是在此種背景下，尼采「麵包」來了，弗洛伊德「麵包」來了。在大小中國知識分子眼裡，它們是「精白粉麵包」，似乎，還是夾了「奶油」的。

與水往低處流相反，「弗尼熔岩」是往中國知識結構高處流去的。

撇開弗氏不論，單說尼采——倘一名當時的大學生，居然不知尼采，那麼他或她便枉為大學生了；倘一名碩士生或博士生在別人熱烈地談論尼采時自己不能發表一兩點見解以證明自己是讀過一些尼採的，那麼簡直等於承認自己落伍了。如果一位大學裡的講師、副教授、教授乃至導師，關於尼采和學生之間毫無交流，哪怕是非共同語言的交流，那麼彷彿他的知識結構在學生和弟子心目中肯定大成問題了。

這乃是一種中國特色的，知識分子們的知識「追星」現象，或曰「趕時髦」現象。雖不見得是怎麼普遍的現象，卻委實是相當特別的現象。此現象在文科類大學裡，在文化型大小知識分子之間，遂成景觀。在哲學、文學、文化藝術、社會學乃至人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觀諸方面，尼採的思想水銀珠子，閃爍著迷人的光而無孔不入。

但是尼採的思想或曰尼採的哲學，真的那麼包羅萬象嗎？

台灣有位詩人叫羊令野。他寫過一首很凄美的詠落葉的詩。首段是：

我是裸著脈絡來的，

唱著最後一首秋歌的，

捧出一掌血的落葉啊，

我將歸向我最初萌芽的土

普遍的中國大小知識分子，其思想狀貌，如詩所詠之落葉。好比剝去了皮膚，裸露著全部的神經：或裸露著全部的神經出國去感受世界，或裸露著全部的神經在本土擁抱外來的「聖哲」。每一次感受，每一次擁抱，都引起劇烈的抽搐般的亢奮——「痛並快樂著」。

當時，對於中國大小知識分子影響之久，之廣，之深，我以為無有在尼采之上者。而細分析起來，其影響又分為四個階段。或反過來說，不少中國知識分子，藉尼采這張「西方皮」，進行了四次精神的或曰靈魂的蛻變。

第一階段：能動性膨脹時期。主要從尼采那裡，「拿來」一廂情願的「改良」者的野心。區別只不過是，尼采要「改良」的是全世界的人類；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尤其文人型知識分子們，恰恰由於文化方面的自卑心理，已慚愧於面對世界發言，而只企圖「改良」同胞了。這其實不能不說乃是一種積極向上的願望和姿態，但又註定了是力有不逮之事。因為連魯迅想完成都未能完成的，連「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都未能達到之目的，當代知識分子們，也是難以接近那大志的。

一國之民眾是怎樣的，首先取決於一國之國家性質是怎樣的。所謂「道」不變，人亦不變。所以，在這一時期，「尼采」之「改良」的衝動體現於中國知識分子們身上，是比尼采那一堆堆散文詩體的囈語式的激情，更富浪漫色彩的。

尼採的浪漫式激情是「個人主義」的，而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浪漫式激情卻有著「集體主義」的性質。

第二階段：能動性退縮時期。由於「改良」民眾力有不逮，「改良」國家又如紙上空談，甚至進而變為清談，最後僅僅變為一種連自己們也相互厭煩的習氣。於是明智地退縮回對自己們具有「根據地」性質的領域，亦即「生長」於、來自於的領域。這當然只能退縮到文學、文化或所謂「學界」的領域。他們（某些知識分子）於是又恢復了如魚得水的自信。

那時他們的口頭禪是「話語權」。它並不是一種法律所要賦予人並保證於人的「話語」的正當權利。對於社會大眾是否享有這樣的權利他們其實是漠不關心的。他們所要爭奪到的是以他們的話語為神聖話語的特權「制高點」。這使他們對於自己的同類某時缺少連當局亦有的寬容，經常顯得粗暴，心理陰暗而又刁又痞。並且每每對同類使用「誅心戰術」的伎倆，欲置死地而後快。

尼采想像自己是一位新神，要用「錘」砸出一個由自己的意志「支配」的新世界。

紅衛兵認為自己們是僅次於「最高統帥」的新權威，聲稱要「千鈞霹靂開新宇」。

尼采想像自己是一股「罡風」，要將他以前的人類思想吹個一乾二淨。

第三階段——能動性萎縮時期。這一時期中國的「尼采弟子」們分化為兩個極端相反的方面。他們中一部分人竟令人刮目相看地趕快去恭迎商業時代這一位「查拉圖斯特拉」，並雙膝齊跪捧吻「他」的袍裾，判若兩人地做出他們曾一度所不齒的最最商業的勾當，從而證明了他們與尼采精神的本質的區別。因為尼采雖是狂妄自大的，但在精神上確乎是遠離「商業遊戲」的。

他們中的另一部分，卻真的開始「回歸」自我，在自己們的一隅精神世界裡打坐修行。這一點足以證明他們原本就是具有某種精神追求標準的人。也足以證明他們先前的尼采式的社會角色，是發自內心的力圖積極作為的一種知識分子的良好願望，而非嘩眾取寵裝腔作勢的虛假姿態。他們和前一類人從來就沒一樣過。儘管都曾聚在尼采思想的麾下。

對於前一類人，尼采是一張「洋老虎」皮，披上了可使他們的狂妄自大和野心「看上去很美」；而對於他們，尼采是當時從西方飄來的唯一一團新思想的積雨雲，他們希望能與之摩擦，產生中國上空的雷電，下一場對中國有益的思想的大雨。只不過尼采這一團雲，並不真的具有他們所以為的那麼強大的電荷……

他們無奈的精神的自我架籬自我幽禁，分明的乃是中國當代某一類思想型知識分子心理的失落、失望和悲觀。

尼采那種彷彿具有無邊無際的自我擴張力的思想，在中國進行了一番貴賓式的巡禮之後，吸收了中國思想天空的潮度，濕嗒嗒地墜於中國當代某一類思想型知識分子的精神山頭，在那兒凝成了與尼采思想恰恰相反的東西——一種中國特色的可稱之為「後道家思想」的東西。一種「出世」選擇與不甘心態相混雜的東西……

以上三個階段，即從自我能動性的膨脹到退縮到自我幽禁的過程，也是許多根本不曾親和過尼採的中國當代大小知識分子的精神錄像。

尼采思想乃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知識分子頭腦中隨時會自行「生長」出來的一種思想。有時它是相對於社會的一劑猛葯；有時它是相對於知識分子自身的一種遺傳病。

6

關於尼采其人

在一八四四年，在德國，尼采相當幸運地誕生於一個較為富裕的家庭。這個家庭遠離歐洲大陸的一切災難、愁苦和貧困。這個家庭使他從幼年至青年一直過著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

用尼採的話說：「那就是我根本無須特別打算，只要有耐心，便可以自然而然地進入一個擁有更高尚和更優美事物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活著……」

尼采五歲喪父。

尼采感激並崇拜他的父親——其父曾是四位公主的教師：漢諾威皇后、康斯坦丁女大公爵、奧登堡女大公爵、泰萊莎公主。她們都是德國最顯貴的女人，當然，他的父親是一個極其忠於王朝的人。

尼採的「哲學」幾乎嘲諷了從「賤氓」到學者到詩人的世上的一切人們，包括上帝，而惟獨對於世上的皇族和王權現象諱莫如深。

尼採的祖先是波蘭貴族。但他對此出身並不完全滿意。

尼采如是說：「當我想到在旅行中，甚至波蘭人自己也會常把我當作波蘭人時，當我想到很少有人把我看作德國人時，我就感到好像我是屬於那些只有一點點德國人味道的人。」

但他強調：「一方面，我毫不費力地做一個『優良的歐洲人』；在另一方面，也許我比現代德國人——即帝國時代的德國人，更為像德國人。」

但他強調：「不過，我的母親在任何一方面，都是一個典型的德國人。我的祖母也是一樣，她曾與歌德周圍的人有過親密的接觸，經常出現在青年歌德日記里的『愛莫琴』即是她。」

毫無疑問，尼采縱然不是一個血統論者，也是極其看重出身、門第和血統的人。

故尼采認為：「我可以第一眼就看出那些隱秘在許多人性深處看不見的污穢，這種看不見的污穢可能是卑劣血統的結果。」

故尼採的「哲學」，充滿了對有著「卑劣血統」的人，即「賤氓」們的鄙視。「賤氓」在尼採的「哲學」里，正是按「成分論」劃分的人群，而非從其他意義上劃分的人群。

尼採的成長備受呵護與關愛——他身旁一直圍繞著惟恐他受了委屈的女人：母親、祖母、兩個姑姑和妹妹，在那樣一個家庭里，對於一個喪父的男孩，那些女人們的呵護和關愛是多麼無微不至多么甜膩可想而知。

這是尼采成年後反感女性的第一個心理原因。

一種饜足後的反感。

尼采有過兩次戀情，失敗後終生未婚。

第二位女性「外表看起來可愛又有教養」。

沒有結成婚姻的原因，從尼采這方面講是「她企圖將一位思想天才玩弄於股掌之上」。

後來婚姻對尼采遂成為不太可能之事——因為他已開始多少被人認為「精神有問題」。而這基本上是一個事實。

尼採的反宗教，確切地說反「上帝」心理，乃因他曾在大學修習過神學。不少與他同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恰恰是在真正系統化地接受過神學教誨而後來成為宗教文化的批判者的，比如曾是神學院學生的俄國的別林斯基。過分讚揚尼采否定「上帝」的勇氣是誇大其詞的。因為「上帝」於此之前差不多已經在世人心中「死了」，因為人類的歷史已演進到了「上帝」該壽終正寢的時候了。

尼采是有教養的。他幾乎能與周圍任何人彬彬有禮地相處。當然，他周圍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是一個「賤氓」。尼采是有才華的，他在古典語言學和文學見解方面的水平堪稱一流。尼採的愛好是絕對優雅的——音樂和詩，而且品位極高，而且幾乎成為他的頭腦進行思想之餘的精神依賴的愛好。

尼采是一個天生的思想者，是一個迷戀思想活動的人，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思想狂。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究竟是「思想強迫症」使尼采後來精神分裂，還是潛伏期的精神病使尼采無法擺脫「思想強迫症」。

他的思想中最有價值的方面在我看來有兩點：一、一切道德應該尊重並建立在承認人首先是自私的這一前提之下，而不是建立在想像人應該是多麼無私的基礎之上。二、這個世界發展的真相與其說是由爭取平等驅動著的，毋寧說更是因為競爭——確乎，尼采以前的人類歷史證明了這一點。但即使關於以上兩點，也絕非尼采思想的「專利」。

在他之前，東西方的哲學家們幾乎無不論及此兩點。比如羅素關於道德曾一語中的：「道德不應使對人快樂之事成為不快樂。」——言簡意賅，說出了尼采絮絮叨叨說不清的人性真相。

尼採的生活方式，是純潔的——遠避聲色犬馬。類似康德的那一種禁慾的生活方式，只不過比康德在乎對美食的享受。「我甚至在音樂和詩歌方面也早已顯示出偉大的天才。」「我對自己有一種嚴厲清潔的態度是我生存的第一個條件。」「恐怕他們（指他的國人）很少會評斷過關於我的事情……」「然後事實上很多年以來，我差不多把每一封我所接到的信，都看作一種嘲弄。」「在一種善意待我的態度中，比任何怨恨的態度中有更多的嘲弄意味……」「周圍一片偽裝……」以上文字，比比皆是地出現在尼採的自傳《瞧，這個人》中。

「尼采迷」們卻便認為正是他狂得可愛和敏感得恨不能將其摟抱於懷大加撫慰的「鮮明的個性」之自我寫照，然而世界上任何一位有責任心的精神病醫生，都不會不從精神病學經驗方面加以重視。

自戀、妄想、猜疑、神經質般的敏感——在今天，這些其實已成為早期診斷精神病的一種經驗。

因而有才華的尼采首先是不幸的，其次是值得悲憫的，再次才是怎樣看待他的「哲學」的問題……尼采又是孤獨的。執迷地愛好思想的人，內心裡是超常地孤獨著的。頭腦被妄想型精神病所侵害著的人，內心也都是超常地孤獨著的。尼採的心不幸承受此兩種孤獨。詩人的氣質，思想的睿智，思辨的才華，令人扼腕嘆息地被精神病的侵害降低了它們結合起來所應達到的高質量。

在他那優美散文詩體的思想絮片之下，在他那些亢奮的、激情灼人的、浪漫四溢的「哲學」禮花的絢麗後面，我們分明看到的是人類一顆最傲慢的心怎樣被孤獨所蝕損。

在這一點上尼采使我們聯想到梵高。尼採在無憂無慮的體面生活中，被「思想強迫症」逼向精神分裂；梵高在朝不保夕的落魄的生活中，被「藝術強迫症」逼向同樣的命運。他們反而在那過程中證明了各自畢竟具有的才華，此乃人類的一種奇蹟。

尼採的孤獨又體現著一部分人類之人性的典型性——即在人類那部分既「文化」了又執迷於思想的知識分子們的內心裡，上蒼先天地播下了孤獨的種子。他們的理念路線，常誘導他們去思想這樣一個亘古命題——人生的要義究竟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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