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中國為「東方惡友」，沒有他就沒有日本侵華戰爭

作者：徐波，歷史與國際關係學者，知名國際時政期刊《世界知識》前主編。有多種著述及譯著，在多個場合舉辦中外交流史與國際關係講座。

（此篇接上篇《給「支那」加上貶義色彩的始作俑者是誰？》）

福澤諭吉（1835-1901年），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脫亞入歐論」（即日本要脫離亞洲、加入歐洲列強行列）鼓吹者，也是日本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他寫了40多篇鼓吹侵華的文章，他提出的侵佔朝鮮、吞併台灣、再佔領東北三省並最終將日本國旗插在北京城頭的一系列侵略構想，其後輩全都付諸了行動。

1885年，福澤發表《脫亞論》一文，稱日本不幸有兩個近鄰：支那和朝鮮，不知國家改進之道，戀戀於古風舊習，與千百年前的古代無異，對日本沒有絲毫的助益，而且敗壞了日本在西洋文明人眼中的形象，因為西洋人總是把「日支韓」三國同樣看待。「故今日我國之上策，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我們要從內心裡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一文中把中國社會比做「一潭死水」，斷定中國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實在是無有其類」，可見其從內心裡充滿對中國及中國人的鄙視，在《有支那色彩的東西應該摒棄》一文中，甚至極端地主張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

但福澤又清楚地知道，中國是一個大國，在許多方面是日本這樣的蕞爾島國不可比擬的，並時時在文章中流露出對中國的複雜心情，羨慕嫉妒恨。他說，中國的名聲在西洋很響，西洋人對日本相對不夠重視。「日本不能被支那所遮蔽」，要進一步不斷地採用西洋文明的利器，擴大貿易，伸張國權。而他艷羨、垂涎中國的地大物博的富足，所以對中國充滿不屑和厭惡，另一方面卻又主張日本人「到支那去應受獎勵」，因為「支那是天興的富國，大河直達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銀銅鐵，礦脈歷然，沃野千里，可謂東方田園」， 日本人要大膽西渡，將「支那的四百餘州」作為經營事業的地方，「大至國權擴張，小到一身榮華，都有好處」。但以經商等和平的方式到中國去搞「國權擴張」，畢竟不能儘速，也不能盡興。所以，福澤諭吉最推崇、最力主的，還是武力侵華。

福澤諭吉為尊奉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明治以來直到1945年戰敗的80多年間日本所走過的歷程，基本上就是福澤所設計的脫亞入歐、以歐洲列強的方式侵略中國等亞洲國家，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所謂「近代文明國家」的道路。福澤提出的侵佔朝鮮、吞併台灣、在中國大陸領土中首先佔領東北三省，並最終將日本國旗插在北京城頭的一系列侵略構想，他的後輩全都照樣做了。

福澤的這些言論都公開發表在報紙上，因而影響甚大，其對「支那」一詞的傳播也就更加有力。

這些思想家們用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詞稱呼中國，因為往往與對中國的蔑視和入侵中國的著作相聯繫，因此帶上了貶義色彩。但仔細想來，這樣稱呼中國，有其一定的歷史背景。過去日本與中國一樣，常常以朝代名號稱呼中國，如古時的「遣隋使」「遣唐使」之類。19世紀日本也稱中國為「清國」，尤其在針對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中日甲午戰爭在日本就被稱做「日清戰爭」。但朝代號不等於國號，而中國此時並無正式的國號。中國雖然自古自稱為「中國」，但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國」也並非國名，而此時的日本人已經知道中國不是世界的中心，「中央之國」稱呼名不副實，而且此時日本已經意識到中國正在衰落中（福澤諭吉甚至誇張地描述這種衰落），再也不堪像過去千百年來那樣成為日本的老師，因此滋生對中國的蔑視，不再想用過去那種充滿崇敬的唐、漢等名稱，再加上滋生了侵略甚至吞併中國的野心，因此也不願再用「中國」這個稱呼。正在此時從西方舶來了China一詞，日本人聯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因此就開始這樣稱呼中國了。這又與當時強烈的崇洋心理正相一致。而且西方人也並不像中國人自己或日本人過去那樣按照朝代名稱稱呼中國，而是一概稱中國為China。這一點也顯然影響了日本人。明治維新後日本全面學習西方，更讓他們感到自己進入了「文明」行列，更加不堪與「野蠻落後」的中國、朝鮮為伍。這樣，「支那」一詞就被糟蹋變質了。

編輯：南京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15級碩士研究生 雷曉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