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衝突與階級意識》

《社會衝突與階級意識》一書，運用「事前的研究」和「事後的研究」這兩種觀察視角，對當前我國不同類型的矛盾進行了分析關於當代中國不同類型的社會矛盾,已有不少研究的書籍和文章。新近出版的《社會衝突與階級意識》一書，是社會科學院一項重大課題的研究成果，書中採取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對這些矛盾進行了研究和分析。其一,我們的結論來自對經驗調查資料的數據分析。我主持的重大課題「當代中國人民內部矛盾研究」課題組,於2002年11-12月間對我國內地31個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的城市居民進行了「中國城市居民社會觀念」抽樣調查,經過近兩年的數據整理和分析,才得出我們的結論。這個基本結論是:客觀的社會結構分層和經濟社會地位,要通過主觀階層認同和價值認同,才能與人們的社會態度、社會行動選擇建立起邏輯鏈條。其二,在研究現實中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時，我們採取了兩種觀察視角：一種是「事後的研究」（即從衝突事件的結果去進行追因研究），這是目前多數研究的理路；另一種是「事前的研究」（即從主觀意識和行為傾向去進行追果研究），這種研究的重要性目前往往被人們忽視，我們的研究就是嘗試著進行「事前的研究」。我們的研究要探討的基本問題是:究竟是什麼因素會影響中國民眾未來的社會選擇和取向?中國的各種社會力量將圍繞哪些焦點問題重組?這種力量重組將依照什麼樣的規則?基於調查，我們在書中概括了七個主要發現（見鏈接）。這些發現多數都在圍繞揭示一種新型的由價值認同矛盾引發的社會衝突意識的主題。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矛盾,是一個值得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能否處理好這些矛盾,直接關係到改革開放的進退興衰當前，我國經濟正進入新一輪的高速成長期,但也要冷靜地看到,在利益格局調整和社會構成發生深刻變化的過程中,由於利益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由於多種經濟成分和多種分配方式的存在,由於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部門之間以及個體之間收入差距的拉大,由於新舊體制轉換所帶來的震動和磨擦,加上近一二十年來一些腐敗現象的滋長,都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新型的社會矛盾。在個別地區,一些集市口角、汽車碰撞、房屋拆遷糾紛、土地徵用分歧等日常生活的矛盾,有些有可能因處理不當而演變成對抗性的衝突和群體性事件。因此,在今天,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矛盾,是一個值得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能否處理好這些矛盾,直接關係到改革開放的進退興衰。研究發現：在目前的發展階段,我國城市社會中正在產生著一種新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類型,即由社會價值觀念的差異導致的社會衝突在現實生活當中,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利益性矛盾,物質利益的差別是造成各種社會衝突的根本原因,人們以往對社會衝突的分析,也主要是集中在對物質利益矛盾的分析。但我們的研究發現,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城市社會中正在產生著一種新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類型,即由社會價值觀念的差異導致的社會衝突。根據統計分析的推論,利益格局變動本身尚不足以導致衝突行為的發生,由體制不完善導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滿意度下降才是導致衝突行為產生的直接根源。比如由「不公正感」導致的收入差距原因的價值認識,使得人們對收入差距的感受在心理上被「放大」了。有人會問:日常生活中經歷的各種社會矛盾基本上都是因為利益問題引起的,價值認識差異的重要性究竟該如何認識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一些具體問題入手。比如失業問題,人們常常說有一個5%-6%的自然失業率,也就是為了保證勞動市場的競爭性而存在的可接受的失業率,超過了這個失業率就會產生一些社會不穩定的風險。但實際上,各國的情況不同,很多國家失業率長期超過10%,社會也比較安定,因為有公平的競爭規則和較完善的相關保障制度,人們主觀上的承受能力也就更強。研究發現：當前社會衝突意識較強烈的那部分人,可能並不是常識認為的那些物質生活條件最困苦的人,而是那些客觀生活狀況與主觀預期差距最大的人在對社會衝突意識的所有解釋變數中,價值認識矛盾很重要。我們在《2005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一書中提到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農村人比城市人幸福感更高」。這卻遭到了不少人從常識出發的嚴厲批評,他們覺得農民真苦真窮,學者們還說他們幸福感高，這不合實際。我認為，這個問題反映了我們當時對這個問題解釋的不夠,使人產生了一些誤解。但是,我們認為，這個調查結果並沒錯,因為有多次調查的驗證。「幸福感」是社會心理學長期研究的問題,反映的是人們主觀生活質量。「幸福感」是一種主觀的感受,與客觀指標反映的「幸福」往往並不一致,也很難進行跨文化的比較。這種研究結果並非無意義的,一方面,它提醒我們,在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也要注意主觀生活質量;另一方面,它也告誡我們,社會中不滿意程度較高、「相對剝奪感」較強、社會衝突意識較強烈的那部分人,可能並不是常識認為的那些物質生活條件最困苦的人,也不是那些收入低但利益曲線向上的人,而是那些客觀生活狀況與主觀預期差距最大的人,是那些實際利益水平雖然不是最低但利益曲線向下的人。所以,在改革和發展中,不僅要注意解決「絕對貧困」問題,還要注意解決「相對貧困」問題,一方面要讓絕大多數人能夠共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要有一個公平的社會流動機制,為人們提供公平的發展機會。當前，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要注意研究一些社會矛盾新的特點、新的發展規律和新的解決辦法。我國的經濟發展已經令世界矚目,如果能夠完成好「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的和諧社會體制,其貢獻、作用和意義會不亞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想,二十年以後,假如我們的經濟社會能夠像目前這樣持續的高速發展,使中國十幾億人過上相對富裕生活,那的確是一項偉業,那會在世界現代化歷史上形成獨特的「中國經驗」,因為現在全世界發達國家的人口加起來也不過十幾億人口。(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社會衝突與階級意識》,李培林著,社科文獻出版社版)鏈接本書基於調查提出的七大發現階層認同決定人們社會衝突意識和行為取向。在各種影響因素中決定人們主觀階層認同的最主要因素是「父輩的社會地位」。中國城市公眾的自我階層認同表現出一種明顯「向下偏移」的傾向。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除了物質利益性矛盾，城市社會中正在產生著一種新的社會矛盾類型———社會價值觀念性矛盾。五年內「迅速致富」和「迅速致貧」的人具有更強的社會衝突意識。黨政幹部取代私營企業主或演藝人員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受益最多的群體。公務員的職業穩定性社會保障的可靠性和某些人的「腐敗得利」問題使人們產生了這種看法。城市公眾在各類企業的勞資衝突中對私營企業勞資衝突的感受最為強烈。來源：《北京日報》 （責任編輯：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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