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亞洲古地理與中華民族發祥（下）

當歷史進入約250萬年前開始的第四紀冰期，全球氣候迅速變冷並出現地質史上規模最大的冰川活動。冰期極盛時，北半球高緯地區形成大陸冰蓋，格陵蘭冰蓋覆蓋了格陵蘭和冰島，勞倫大冰蓋掩埋了整個加拿大，並向南延伸至紐約、辛辛那提一帶。歐洲將近一半被斯堪的納維亞冰蓋覆蓋。西伯利亞冰蓋則佔據了西伯利亞北部地區。在我國，據李四光研究，相應地出現了鄱陽、大姑、廬山與大理4個亞冰期。現代冰川覆蓋總面積約為1630萬平方公里，佔地球陸地總面積的11%。[128]

從距今約180萬年至約4000年前，中國經歷了原始社會的舊時器和新石器時期。其間中國古人的社會組織經歷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階段。

與此同步的中國氣候的變化是由印度板塊大陸的北向衝擊導致青藏高原急劇隆起越過2000米以上[129]，這導致中國現代季風的形成。由於高原對大氣環流的熱力和動力作用，蒙古、西伯利亞一帶冬季不再受暖平流影響，冷空氣得以聚集成強大的冷高壓；位於高原以南的印度次大陸熱低壓得以維持、興盛；印度季風因此與東亞現代季風環流系統得以建立。青藏高原的隆起進一步推動中國西高東低的地貌形成和由此阻礙西南暖濕氣流長驅北進和北方冷空氣因高原隆起而不能順利南下與印度洋暖流交匯並形成雨水，只能集聚在西北內陸，這樣便造成中國西北內陸受下沉氣流控制並導致乾旱和乾冷。

從第四紀走出來的人類可謂經歷了冰火兩重天的考驗。距今2萬～1.4萬年，全球氣候進入「末次盛冰期」，「是距今最近的一個與現代間冰期氣候環境反差最大的時期」[130]。冰期最盛期時、陸地冰蓋和海冰擴張、海洋表面溫度降低，海平面大幅下降。這一方面擴大了古人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也極大地增加了他們抗寒的難度。全球地表比現代低4～5℃，其中北半球低12～14℃。當時全球陸地的1/3被冰蓋，全球海平面下降了90～120米[131]。中國東北、華北地區低10℃左右，華中地區低8～9℃，而華南地區只低2～4℃。當時中國東部最北部的年平均氣溫達－15℃以下；陸上南北年平均氣溫的最大差異達50℃以上。在西部地區，西北地區年平均氣溫較今低10℃以上，西南地區低7℃，青藏高原低6～9℃[132]。這時中國約1/3的邊緣海面下降而成為陸地，西太平洋淺海大面積裸露，使得海洋對中國大陸的水汽供應量大幅減少[133]。

不難想像，在進入第四紀冰川寒冷的壓力下，向相對溫暖的南方赤道方向遷徙將是更多的中華古人的明智選擇。但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以及由此產生的人類抵禦天災的能力都不足以保證整個部落在短期完成這樣的長途遷徙，其中大部分很可能因抵禦不住寒冷和大型猛禽的攻擊而死亡[134]；相反，那些因學會利用火的部落，則會在這場大災難中掙脫出來並因此獲得進化[135]。

中華古人學會用火的歷史可能要追溯到至少180萬年前的西侯度人[136]和170萬年前的元謀人[137]。有了火，人類，尤其是生活在北緯30o以北的人類才能度過寒冷的冰川時期。西侯度人、藍田人、北京人得以存活，無疑都是由於他們首先學會控制和利用火的技術。

在第四紀冰期，人種的延續與火及火種的延續是平行共存的。西方普羅米修斯盜火的傳說表明在當時火種保存能力關係到整個部族的生死存亡。

2015年3月，考古學家在山西沁水縣發現了舊石器晚期的古人類遺址。在2.6萬年前的地層中有6處火塘和用火遺迹。有一個火塘保存相當完整，火塘中心有大量木炭，木炭清除後，有一小淺坑，坑底的土壤已被燒紅。火塘周圍由拳頭大的礫石圍成石圈，石圈外圍還有幾塊扁平礫石，這些扁平礫石就是石磨盤[138]。這說明，在兩萬多年前的末次盛冰期，生活在中國北方山西沁水高地的古人類已具有相當成熟的保留火種的能力。同年4月，在河北張家口泥河灣的考古遺址中也有同樣的發現：位於周家山東坡一坍塌洞穴內，發現了近3米厚的文化層。其中很多用火遺迹，好幾層灰燼，而且2平方米範圍內發現8000多件石製品、動物化石等遺物。初步推斷該遺址距今1萬~3萬年間，屬於舊石器晚期[139]。不難想像，那些專司保護火種的人與今天手握核按鈕的人一樣，在本部落中被奉若神明，始終保持著至尊的地位。與此同時，火，就成了第四紀包括中華古人在內的北半球大部分部族的圖騰並因此被納入其審美視野，比如希臘神話中對普羅米修斯的讚頌，中華民族中黃（煌）帝、炎帝都被賦予「火」的尊位。而那由火神反映出來的原始先民對火的崇拜觀念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大概均可追溯到第四紀末次盛冰期中華先祖對寒冷的恐懼及由此產生的對火的抗寒功能的敬畏。

末次盛冰期過後，又是大暖。距今12 000萬年前的全新世（距今11 500～8000年）氣溫迅速升高，與此相應的降水迅速增加，全球氣候已與現代相近。某些區域甚至出現較現代更為溫暖的氣候。如赤道西太平洋海域較工業化前高0.5～2℃，北半球中緯度的歐洲東南部、高緯度的極地等地區的氣溫可能高出工業化前2oC以上，南半球中低緯度較今天高0.5～2℃，東亞地區氣溫升至與現代相當或略高。距今8000～4300年時，地球氣候進入一個較今更為溫暖的時期。北半球中緯度的中國東部、美國大部，氣溫高出現代2℃以上[140]。

全新世大暖期盛期中，中國東部地區年均氣溫較今約高2.5℃。其中長江流域以南地區高2℃，長城以外地區高3℃以上；青藏高原地區增溫幅度最大，年均氣溫可能較今高4～5℃，「與全球同緯度其他地區相比，中國可能是升溫最大的地區之一」[141]。以浙江河姆渡遺址第四文化層為代表的長江中下游以南地區，全新世溫暖期鼎盛期時年均氣溫18～20℃，較今高出2～4℃。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提供的從最終冰期開始的海平面上升圖[142]表明，這次因氣溫上升導致的海平面上升是急驟而迅速的，其間出現的海平面上升，給當時人類帶來的幾乎是滅頂之災。第四紀末期匯聚在此前還袒露著的東海和南海海濱大平原的連同生活其上的東亞古人多為呼嘯騰升的海水所吞沒。當時海侵範圍如此之大以至於大陸與今海南島、台灣島和朝鮮半島、日本群島之間曾裸露著的大片海床，到第四紀末期（距今6000年）都成了一望無際的大海。據中國地質科學地質力學研究所研究員錢方、凌小惠介紹：

在中國長江、黃河等河流入海處的水下有古三角洲存在。黃海、東海大陸架中黃土堆積和大型哺乳動物的發現更證實了這些地區曾經出露海平面之上。如薛萬俊等，利用鑽探和物探資料恢復了南海北部的第四紀地質環境的演變歷史，在早更新世末期，本區處于海退期，古海岸線位於現代海底水深120～160米。中更新世時本區存在七次高海面和七次低海面，其中640～620千年和390～370千年兩次高海面海侵範圍最大，古海岸線在今日水深30～50米處。[143]

當歷史進入距今9000年，氣候變暖、冰川消融，由此產生的結果是中國東海海平面開始上升，至距今6000年左右，也就是中國的仰韶文化時期，據文煥然製作的《遼寧南部10 000年來海平面高度的變化》[144]及劉明光先生提供的《華北平原的成長》兩圖可知，中國黃海海平面較今天提升近15米，此間海岸線大幅向內陸西移，渤海灣的海岸線在距今7400年已向西漫至燕山、太行山腳下[145]。在大洪水侵入大陸的背景下，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保存比較好的舊石器遺址多集中在高原和丘陵高地的原因；同樣也會對盤庚「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於朕邦」[146]句中所包含的生活經驗有更深的理解。當時，在大水中逃生除了飛翔外就是攀登高地。能帶領本部族人民爬向和佔領高地，是檢驗其領袖能力及是否值得部民尊敬的重要指標。這一來自生死的經驗使中國人產生了尊岳為神的觀念。楊義《易卦序論》：「險而止，山也。」[147]這一卦解與盤庚「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於聯邦」出於同一語境。同一語境下，中國古代「天子祭名山大川」[148]的活動，可源於中華先民「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于山」的生死實踐。

「萬億萬歲，有一大水，崑崙飛浮。是時飛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149]何新、何幼琦先生均認為：《山海經》中的昆崙山就是今日的泰山[150]。這個見解是正確的，因為今之昆崙山出現在喜馬拉雅造山運動之後，此後中國西部的昆崙山周圍不會再有大水環繞的可能，而東部的泰山則依託山東丘陸高地成為「飛浮」於大水之上的「崑崙」山。據劉明光先生主編的《中國自然地理圖集》，華北平原在距今7400年只是一個海灣。最初古沖積呈扇形向東發展，從山西高原流出的永定河、滹沱河以及漳河等許多河流也開始在各自的出海口形成沖積扇。只是到距今4200年時，黃河改道向東南流入黃海時，黃河三角洲迅速向東南伸展，漸次與東面的山東丘陵和南磯的淮陽丘陵相連接。淮河水系逐漸形成，山東丘陵西側出現一帶湖泊地。距今2120年，也就是說到西漢以後，黃河再次改道向東北流入渤海，此後，黃河三角洲迅速與漳河、滹沱河、永定河等沖積扇漸次相接，海河水系漸漸形成。如果我們將時間定格於距今4200年前的歷史，那時山東丘陵連同矗立於其上泰山（崑崙）「飛浮」於大水之上的景象就是真實可信的。而在這樣被大水淹沒的生活環境中，山東丘陵遑論泰山就成了先民們爭奪最為激烈的地方，而能帶領部落人民進入山東丘陵繼而泰山的即能夠「將多於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於朕邦」的「古我先王」，自然就是人民最為敬仰的領袖人物。由此，後來天下大定或有大功告成帝王，都要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以此證明其地位的合法性。漢代班固《白虎通義》說：「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禪，以告太平也。」[151]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此有專章論述：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152]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153]

《國語》說「禹封九山」，古文獻多將此神化，如從距今四千多年前大禹治水時的感受體會，「九山」只不過是給當時對大水還心存餘悸並對華北地勢不熟的先民找出的最後的「避難所」。 楊義真是一語中的：「險而止，山也。」美本質上起於對人類生命的肯定，而不是出於對美的想像。現代人類對山從而對仙的讚美多出於這一生死語境。

人類規模遷徙活動在任何時候都同時是一種文化創造和再創造的活動，早期人類在適應和改變環境的同時也在改變著自身。第四紀的環境變化使早期中華先民在抵禦自然災難的鬥爭中形成了最原始的文化基因和最初的審美傾向。

對於生活在中國東部的古人類而言，海平面大規模升高無疑是一場不可抗拒的沒頂之災。這樣大規模的災難對東亞大陸及各島國（如日本、菲律賓等）周邊的古人類觀念及其文化都不可能不產生深刻的影響；這正如喜馬拉雅造山運動，或第四紀冰川氣候不可能不對受其影響的人類文化產生深刻影響一樣[154]。譬如在北緯30°以南的整個亞洲地區曾普遍流行對神鳥的崇拜，就是人們面對呼嘯而來的海侵渴望獲得空中救助的意識的反映。在許多民族的遠古神話中，神鳥都與洪水的傳說相聯繫：如中國「精衛填海」的神話就是當時人們幻想藉助大鳥戰勝海侵的意識的反映，大鳥最後被美化為鳳作為圖騰供人們崇拜。比較巴比倫的洪水傳說中鴿子或烏鴉探水的故事、希伯來和後來希臘神話洪水傳說中的鴿子與橄欖枝的故事以及地中海人的「方舟」意識，與中國「葫蘆兄妹」的故事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這是因為生活在同緯度的亞洲和地中海沿岸的古人類都曾經歷過同種災難，同種經歷產生出同樣的文化感受。據考古，在美索不達米亞遺址底層有距今6000年前洪水層的存在；阿拉伯灣在從距今1.5萬年前到6000年前海岸線曾向內陸推進了1000千米以上[155]。在東海發生的同樣情景也發生在西亞：黑海在距今9800年前是淡水湖，其水位比現在低100米左右[156]，日本學者田家康寫道：

由於8200年前事件的影響，西亞的氣候變得寒冷乾燥，人們於是移居到了適宜發展農業的黑海沿岸地區。然後，從地中海流入的海水襲擊了居住在湖畔的人們。由於黑海的湖面在兩年之間平均每天上升15厘米左右，人們不得不放棄村落，拚命往高處逃生。也許正是這次災難作為洪水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最後變成了諾亞的洪水傳說。[157]

東亞最早的直立人化石，恐怕要追溯到180萬年前的山西西侯度人和雲南元謀人；而與中華古文化有原生關係的，恐怕應為地處中原的前者。關於西侯度遺址發掘情況，《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西侯度文化》有如下記載：

西侯度遺址位於黃河中游左岸高出河面約170米的古老階地上。共發掘32件石製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經過加工的石器。動物化石中有個保存兩段鹿角的步氏真梳鹿的頭蓋骨。它的左角靠近角節的主枝上，有一個橫斷面呈V形的溝槽，其上具有明顯的人為切割或砍斫的痕迹。右角也有刮削痕。具有類似人工刮削痕迹的鹿頭蓋骨還有一件。這兩件標本表明，當時人們可能已製作骨器。化石中還有一些顏色呈黑、灰和灰綠色的鹿角。馬牙和運動肋骨，化驗表明是被燒光的。遺址出土有魚類和巨河狸，證明當時這裡有較廣的水域。哺乳類中絕大部分是草原動物。也有適於草原和森林生活的動物。表明當時西侯度一帶為疏林草原環境。而絕大多數哺乳動物屬暖溫帶以北的種類，則說明當時的氣候比今天涼爽乾燥。

據地質時代劃分，西侯度文化當處於第四紀初期。與第三紀不同，這是全球性氣溫變冷的時期。應用同位素技術來分析古海水的溫度，太平洋溫度從第三紀始到末的3000萬年中下降了8℃。這說明第四紀全球性變冷的趨勢異常強烈。此間，每次冰期來臨，氣溫大幅度下降，極地冰蓋增大，雪線下降，山嶽冰川發展。在間冰期，氣候轉暖，冰蓋和冰川退縮，但隨之而來的是普遍的海浸現象。

與雲南元謀文化不同，西侯度處於現在的北緯30°、東經110°的位置，位於中原內陸，遺址高出河面約170米的古老階地上，這裡儘管避免了被海水吞沒的危險，但卻隨時受著寒冷的威脅。如果說，距今1500萬～170萬年間的開遠－祿豐古猿生存的最大威脅是喜馬拉雅造山運動所產生的地殼震動以及間冰期出現於東部沿岸的大面積海浸，那麼，到第四紀的包括西侯度人在內的整個黃河以北的華夏先民生存的最大威脅則是寒冷的氣候。西侯度遺址中帶切痕的鹿角和動物燒骨的發現，顯示當時那裡的先民們已掌握使用火和保存火種的技術。哪裡有寒冷，那裡就必須有火種[158]。可以設想，隨著一次次冰川期[159]的來臨，黃河以北那些失去或沒有火種的氏族將成批地被凍餓而死，而那些得到——甚至像普羅米修斯那樣盜得——並有能力保住火種的部族則相繼得以存活和繁衍。由此可以說，西侯度人對於後來古華夏人的最大貢獻不僅僅在於其石器工具的先進，而在於他們為後代傳下了火種。在第四紀，火可不主要是為了烤肉，而是為了保命；在當時，火塘里若沒了煙火，恐怕整個部落就要滅種——這大概就是中原人用「不絕香火」[160]表達傳宗接代意識的最初動因，黃河以北的文化恐怕也會由此發生斷代；自然，後來的華夏文化也就不可能延續。

浚哲中華，長發其祥[161]。從藍田人和北京人用火痕迹的連續性看，火種及其保存技術對於華夏民族及其文化的延續起著關鍵作用。有了火，就有了部族的繁衍，有了部族的繁衍，就有與之相應的火神的傳說和對火的崇拜。

與鳥崇拜產生於全新世海水上升期間先民對洪水的恐懼一樣，火崇拜也是產生於第四紀盛冰期間先民對寒冷的恐懼。崇拜火的部族，我們不妨在下面的章節中稱之為「火族」，其文化我們不妨稱之為「火文化」。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說：「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162]在中原文化中，「華族」即火族。《釋文》：「火，化也，消化物也。」[163]。《說文》：華（華），花也，榮也，煌煌光明狀。這些都是火燃狀的描述。「華」「火」二字古音互通。

《徐鍇說文系傳》：華（華），本音和，故今人謂華表為和表[164]。由此，從精神層面理解的「華族」，從早期實踐的層面為尚火之族，繼而推論，日本族取「和」，朝鮮人取「韓」，當與中華（漢）火文化同源。

至於後來出現的「華夏」一詞，就是中華尚火民族——此可視為中華民族的前身——所建立的夏國；「華」是火族屬性，夏，則是國號。「夏」《國語》：「大也。以為善福，殷富天下為大也。」[165]《禮記》：「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166]華夏兩字賦予夏國家至美至偉的語義。呂思勉先生說：「華和夏是雙聲字，難保本是一語。」[167]

而「漢族」的稱謂，歷史學家范文瀾認為，是劉邦建立漢朝以後的事[168]，劉邦曾被立為漢王，轄巴、蜀、漢中三郡，其主要活動地區為漢江流域。《尚書·禹貢》篇：「番冢導漾，東流為漢。」「漢」字與「華」「火」二字意形相通，均取事物的躍躍然之生動狀；不同的是，前者形意蕩漾於水，後者形意煌煌於火。《說文》：「漢，漾也」；漾，即漢水的別名。嘉陵江水又名西漢水或閬中水，此地有漢高祖廟[169]。漢王劉邦得天下名國號為「漢」，此後，「漢」的稱謂便由原來的地理領域引申到人文領域，漢人、漢族、漢語、漢字，以至漢奸等。呂思勉認為：「漢族的名稱，後起的。是漢有天下之後（公元前202年），外人以吾國王朝的名字，做吾國民族的名字。前乎此，則有稱中國人為秦人的；後乎此，又有稱中國人為唐人的；其理由也相同。」[170]

鑒於火在華夏先民生活中所具有的攸關生死的特殊作用，在上古時期，燃火便是具有神聖意義的儀式。《尚書》[171]中的《堯典》開篇似乎就是對燃火儀式的記錄：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172]

目前，書家對這段文獻的解釋過於理想化，這是由於這些文獻在秦之後發現和編輯時加入了當時維護和頌揚統治者意識形態的需要[173]。在各家註解比較中，筆者採信張祥平先生的解釋，認為他的解釋更貼近經歷過冰期大寒劫難的中華古人敬畏火的意識。張祥平先生在《中華先民崇拜煙火圖騰——<堯典>記載的人類學史實》[174]一文中用通假的方法對《堯典》這段開篇文字做出新解釋，認為上述引文「很可能是當時的人們祝禱時的合唱詞」。如果將句中「勛」通假為「熏」，「欽」通假「薪」，「文思」通假「文（煙火）嗣」，「讓」通假「燃」，恢復四字一頓的簡明格調後，其句式就是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熏（勛）薪（欽）明，文嗣（思）安安，允恭克燃（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其意譯為現代白話就是：

說起古時的酋長堯，那正是：放散熏煙，柴火通明，以文（煙火）為圖騰的氏族子孫們平平安安；虔信恭敬就能夠（使柴薪）燃燒起來，光輝灑向四方，達到天上和地下。

張祥平先生認為：開篇放散熏煙，柴火通明的場景，與下句「文嗣安安」及下面的「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十二字的場景正相吻合。「燃」，對於視火為生命的遠古先民來說是在開啟重大活動前必須進行的最重要也是最敬畏的儀式，因此，用「燃」通假「讓」，更符合當時的生活實際。張祥平先生認為：「中華民族」以「華」為總括，其源可溯至《堯典》：「光被四表」句，而其證則在《舜典》中「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句中的「華」，是對舜最高的讚譽。毛澤東也說：「華者花也」[175]。花，《說文》：本作華。榮也光華也，由於崇拜煙火及其光華，所以酋長們多用光華亮麗物品作裝飾及象徵物。中華者，處於中心地帶和中央地位的光榮之族；用現代的話解釋，可謂是精英中的精英。

這裡需要補充的是，中華先民對煙紋的崇拜和讚美實則是對火的崇拜和讚美，後來出現的「文明」即是煙（紋）火（明）兩類物質的集合體，而「文化」「文采」等都是「文明」派生出的概念。《尚書·舜典》「受終於文祖」[176]句中的「文祖」，孔傳解釋為「堯文德之祖廟」，文祖，實則是火祖，是拜火的地方。祖，族之所護者也；「文祖」，即以火為祖。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就是以火祖的民族和文化。

上古傳說中炎帝尚火。《說文》：「炎，重火也。」黃帝崇拜太陽。「黃帝」在《尚書》《莊子》中又作「皇帝」。上古「黃」「皇」通用，光，皇同音；「黃」，《說文》：「古文從光」。《易傳》：「曰煌煌似黃」；《春秋元命苞》：「皇者，煌煌也。」[177]《春秋運斗樞》：「玄泊有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178]這說明黃帝是太陽的人格化身。炎黃二帝同為火族，所尚有異，但其淵源均與火崇拜有關。火，是古人類，特別是第四紀人類所感受到的最直觀和最具體的熱源，據法國人類學家列維·留爾提出的原始思維中的「互滲」原則[179]，在農業發生前後，中華先民很自然會把太陽理解為「天火」或「天上之火神」。

日本學者田家康說：「由寒冷和乾旱引起的民族遷徙，對人們的精神世界也造成了巨大影響。各個地區的民族相互融合，給新思想的萌發提供了土壤。」[180]進入第四紀末期距今即1萬年的時候，氣候迅速轉暖，距今8000年時候，氣溫大幅暖升，此時中國歷史入新石器時期。距今5000年，氣候升溫已達峰值，此間也是傳說中的炎黃二帝的活動期。氣溫上升使中國西部先民的生存空間又大幅擴張，勞動收穫也相應豐富起來，但同時東部沿海地區的先民的生存空間因海侵卻在大幅壓縮，他們被迫西退並在途中與中原部族發生衝突，而由東而西的蚩尤與由西而東的黃帝在涿鹿發生的衝突只是其中的場景之一。

物質的豐富又會導致本來合二為一的華族部落的分化，炎、黃兩分便是這種分化的結果。姜姓炎帝是尚火的高辛族，姬姓黃帝是崇尚太陽的高陽族。他們的祖先均可追溯到西侯度人、藍田人及北京人。不同的只是古人類利用傳說的形式把這漫長的歷史轉化為神的歷史。《國語·晉語四》：「昔少典娶於有蛟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181]「姬姓族以姜姓族為其母族。姜與姬累世通婚，世代為婚族。」[182]《帝王世紀》：「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喬氏女，名女登，為少典妃。游於華陽，有神農首感女登於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183]徐復先生在《訄書洋注》認為：華，即陝西華山[184]，古華山在今河南，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嵩山（今密縣附近有古華城）；黃炎二族曾居今河南全境：黃帝族稍偏東，在今河南中部襄城、許昌、新鄭一帶，炎帝族稍偏西，在今河南省西部南陽、內鄉一帶，或直到今湖北隨州一帶。兩部族當為同一血脈並奉同一火祖。

炎黃兩族中，炎帝族較先採取農業生產方式[185]和較熟練使用生產工具（火和石斧[186]），因而文明程度相對較高，較先佔有優勢。炎帝族從中原向南擴張與很可能因海侵的壓迫從東部沿海西進的以蚩尤為首的東夷九黎部發生了衝突，九黎族逐炎帝至河北涿鹿，炎帝被迫聯合黃帝並在涿鹿大敗蚩尤[187]。炎黃二族的這次聯合使中華民族形成最初的核心族團。此後，炎黃二族的火圖騰合二為一，他們的後代便被稱為「炎黃子孫」。

但是，炎帝族在抵禦外來侵略的戰爭中屢戰屢敗使之在炎黃聯盟中喪失了權威[188]。而聯盟中黃帝部落對蚩尤作戰的勝利確立了黃帝在部落聯盟中的權威。這引起炎帝部落的不滿，雙方在阪泉[189]據說是為了爭奪與部族生存攸關[190]的鹽池[191]而發生了三次較大規模的衝突，炎帝失敗[192]。此後，黃帝勢力控制中原並進一步向黃河下游擴張，黃帝文化也由此成為黃河流域的正統。

傳說中幫助黃帝打天下的著名首領有：

少皞，姓已或嬴，名摯，居曲阜（山東曲阜），號窮桑帝。此乃黃帝族向東發展的一支，與當地以鳥為圖騰的夷族[193]雜居，改進並發展了夷族文化。

顓頊，相傳是黃帝子昌意的後裔，居帝丘（河南濮陽），號高陽氏，用黃帝文化征服並改造了當地九黎族文化。

帝嚳，相傳是黃帝子玄囂的後裔，居西亳（河南偃師），號高辛氏。帝嚳有四妻，分別生棄、契、堯、摯四子。棄為周祖先，契為商祖先。

阪泉之戰後，姜炎族分流，炎帝與黃帝兩族的文化也隨各自階級地位的變化及其遷徙的地域不同而呈明顯差異。「歷史上唐堯、虞舜、夏、商、周三代，相傳都是黃帝的後裔。」[194]大體說來，黃帝族勢力在黃河中下游的發展改變了這一地區原有土著的文化形態，形成較為統一的以崇尚天上之火即太陽的黃帝族的正統文化，而阪泉失敗後姜炎族的去向對中原周邊，尤其是南方和西部地區的文化形態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中國古史里往往只看地名的遷徙，便可推溯出民族遷徙的痕迹來。」[195]今陝西岐山有羌氏城，渭南大荔縣有羌白鎮，甘肅古有羌水（發源於岷縣），這與「羌」字有緣的地名由東向西繼而向川藏南遷的路線[196]表明，從河南炎帝姜姓族中分化西遷的便是後來羌人的祖先，上古「羌」「姜」音可通轉，《說文》：「羌，西戎牧羊人也，從人從羊。」童書業《姬、姜與氐、羌》：「古姬、姜之族似與氐、羌之族有甚密切之關係。『姜』之即『羌』，近人論之詳矣。」[197]章炳麟《檢論·序種姓》「羌者，姜也」，「神農所部，蓋兼西域、青海，內得隴西，故天水亦有姜氏。觀其樓櫓嚴博，城廉百里，斯天下之壯觀也」[198]。「姜，姓也，逋子為氐、羌。」[199]這說明羌人不僅為姜炎族的一支，而且為姜炎族中從事游牧業即「姜戎」[200]的部分。姜羌分流事實上是中原姜炎部族中農業畜牧業分離的結果。

「游牧部落從其餘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這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201]而農業從畜牧業中分離出來更是遠古人類生產方式發生的帶有質變意義的大革命。與人類從採集業轉到游牧業所產生的革命意義一樣，人類從畜牧業轉移到農業使人類進一步擺脫了對自然的依賴，從自然的歷史進一步向自覺的歷史繼而從自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轉變。

姜羌火（華）族分流的本質是農業與畜牧業生產方式的分離。姜炎火（華）族南下的部分堅持原有的農耕生活方式，而從中分離西遷、繼而向西南進發的羌人則繼續其游牧或半游牧生活方式。這些南下和西進的姜炎後裔將炎帝的拜火意識傳播到中國西域、西南，乃至東南亞、南亞和中亞地區，並與當地文化融合形成區別於中國東部華族的火族文化。比較而言，中國東部的火文化較西部更抽象，其外延的領域也就更廣泛，如太陽，為天上大火，華，火之光。由此引申出代表中華文（炆）明等美好意象符號。《說文》中太、大二字本為一義：「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天，《說文》：大之顛。

羌族是我國西部尚火併行火葬的民族。《呂氏春秋·義賞》：「氏羌之民，不憂其繫纍，而憂其死不焚也。」[202]中國中原炎帝的自然火與黃帝的天上火及東夷的「神鳥」相互化生出太陽、火鳳凰等，而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則更多地保存了姜炎文化的原始即對自然火崇拜的文化形態。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火是自然的，它象徵著神聖、正義、光明、純潔；在中國東部，太陽、火鳳凰等則是與自然火融合而化生出的。中國東部河姆渡出土的雙鳥朝陽象牙蝶形器，其圖案反映了河姆渡時期東部夷族的鳥崇拜與黃帝族的太陽崇拜相融合併以太陽圖騰為中心的觀念意識。在中國西部四川金沙出土的距今3000年的被命名為「太陽神鳥」的金鈽，飾品圖像中的鳥類圍繞著的與其說是太陽不如說是自然火。圖中的火苗栩栩如生，這是由海濱東進的東夷鳥文化與位於中原的姜炎火文化融合後的藝術表現。說文：「夷，平也。從大從弓。東方之人也。」[203]司馬遷在《史記》中更是將東夷直稱為「鳥夷」[204]。童書業先生說：「禹貢作時東方沿海一帶尚有以鳥為圖騰之部族，蓋古時東方各族本多以鳥為圖騰也。」[205]胡厚宣先生從甲骨文中先後找出八塊甲骨上的十條卜辭材料，發現其中商先公王亥之「亥」字，頭上都有一鳥形，鳥或作隹形，或加一手形，認為甲骨文中王亥字樣中加鳥形，胡先生說：「王亥的亥字，為什麼要加一個鳥旁呢？我們以為這便是早期商族以鳥為圖騰的遺迹。」[206]

對鳥的崇拜是東部夷人受到海侵的部族對空中鳥類飛翔能力的渴望。高飛能使這些受海潮追吞的部民逃離漫天而來的海水。商是黃河下游古老的夷人部落，《詩經·商頌·玄鳥》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207]句，就是用神鳥來確立商王朝的神性即合法性。

鳳（鳳），可能是南方鳥族與風族融合繼而又與火族融合的圖騰。先民認為鳥的飛翔是由於風的神護，於是風鳥合一的「鳳」（鳳）便應時而生。《說文》：「鳳，神鳥也。」《白虎通》：「其神祝融（火神），屬續也。其精為鳥，離為鸞故。」[208]鳳，亦為風神；同時，鳳皇（亦作「凰」）也是火鳥。正是這種產生於冰期凍災和暖期水災帶來的雙重苦難的經驗，造成了當時中國中原及其西部的以火為主題的圖騰體系和東部濱海地帶的以鳥（風）為主題的圖騰體系及其相應的審美文化。

至於後來的「鳳」與「凰」的融合，則可能是東夷蚩尤在涿鹿被黃帝打敗後被迫接納黃帝部落太陽（天火）圖騰並將其與東夷鳥圖騰融合的結果。《河圖帝通紀》：「風者，天地之使。」[209]，以前是風舉鳥[210]，現在則又加上了風助皇，「鳳凰」由此而出。在河姆渡及仰韶廟底溝出土的日鳥護身符和陶飾，其中不少神鳥肚上畫一太陽圖案；馬王堆漢墓及漢瓦當中的鳥立於日中的「日中鳥」。比較二者，我們會發現中國東夷鳥族由東向西與黃帝太陽火族在衝突中最終融合為一體。不同的只是，在南方江淮鳥族勢力大的地區，太陽被囿於鳥腹中；在北方黃帝太陽族勢力大的地區，認為「風從火出」[211]，鳥被括於太陽之中。黃帝族王於中原後，由「鳳凰火精」衍生出的「鳳凰涅槃」[212]的觀念便成為中華民族的主體審美。

隨時間推移，中原火族文化分布表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在西部只有貴族才可以享受的火葬（如西藏喇嘛）在東部中原地區卻不為民俗所接納。在陝西、青海（循化、卡約）、甘肅（寺窪·馬家窯、齊家）等地的石器文化發掘中均發現羌人留下的火祭和火葬的痕迹[213]。氐族乃羌族的一支，呂思勉認為：「氐羌是一個大族。從秦、隴、蜀三省之交，曼衍於青海、西康兩省，都是羌地。」呂思勉還在這句話後加了一個注釋：「現在所謂康，疑即羌字的舊讀。」[214]呂先生的判斷是有道理的。

對中華文化影響最為深刻的是姜炎火族敗旅中向南方荊楚一帶遷移的部分。《淮南子·時則篇》：「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高誘註：「赤帝：炎帝。祝融，火神。」[215]《帝王世紀》：「位南方主夏，故曰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農。嘗別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犧牲之命，故號神農。」[216]這說明姜炎族留在中原「南方之極」的一支是火族中的農業部落。其首領大概就是祝融。《國語·鄭語》說祝融乃「高辛氏火正」[217]。高辛是炎帝族號，火正即火官。其實，炎帝、祝融均為姜炎火族的化身，不一定確有其人。最合理的解釋是把祝融理解為姜炎族阪泉之戰後南下族群所信奉的首領或圖騰。後來楚人奉祝融為始祖，這說明楚人的先輩可能就是從中原敗北南下並與當地土著融合的炎帝族的一支。從資料上看，他們給楚地帶去了農業知識。祝融在楚人眼裡的形象後來還轉化為火神、雷神和「天火之神」即太陽神，同時，鳳也是祝融的化身[218]，這是南下的火族與東來的鳥（鳳）族圖騰相互滲透和融合的結果，炎帝族南下並與荊楚地域的先民文化磨合，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新的荊楚文化。

在山東大汶口出土的文物中有件繪有日月山圖案的陶器，對於這個圖形學人歷來解釋不一。有下部為「山」說[219]，也有「雲」為「海波」[220]說，筆者以為它反映的是火與太陽的結合。「火」，甲骨文的寫法為，此與中間圖案下半部分相似。它可能是黃炎二族蜜月時期的圖騰指示。在這裡炎黃文化融為一體，天火即太陽與地火合二為一了。《白虎通·五行篇》：「炎帝者，太陽也。」[221]黃帝有時也變為火神，《管子·輕重戊》：「黃帝作鑽遂生火。」[222]華夏古文化在黃河中下游初具雛形。

值得指出的是，黃炎火族在中國黃河中下游的傳播，其意義不僅僅是物質的；它之所以註定要對整個亞洲發生巨大影響，是因為它在傳播的途中對中原周邊地區原住民的圖騰意識不僅具有大衝擊力，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巨大的包容和融合力——這是中華文化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形成的天然品質。與其他民族的圖騰如鳳、虎、熊、日、月等比較，火是反映事物辯證法最靈敏和最直觀的材料。它既可「生生」[223]，又可天生；時消時息，時陰時陽，彼此辯證，撲朔迷離，以至被列寧稱為「辯證法奠基人之一」[224]的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萬物的本原，一切皆火符合規律地燃燒和熄滅的結果[225]；「世界是萬物的整體，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創造的，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按規律燃燒著、按規律熄滅著的永恆的活火。」[226]列寧讚揚說：「這是對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的絕妙的說明。」[227]大約比赫氏稍早卻與中國老子同期的瑣羅亞士德是中亞拜火教的創始人，其哲學充滿辯證色彩。列寧說：「波斯哲學（和宗教）學說中的火是某種類似的東西。」[228]在先秦中國，火（華）族文化象只大熔爐，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自然神鑄為一體並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奠定了很好的認識論基礎，與之相反，印度婆羅門教則原樣保留了那些無數小神，這對後來印度更加散漫即多元而不一體的文化胚胎的形成提供了基因。

且不說太陽、神鳥（比如火鳳凰）等圖騰與火圖騰已融為一物的數面，我們只要考察一下整個中國石器時代的陶器文化，就不難發現貫穿其中的火文化主題。比如，北京人遺址中的赤鐵礦粉屑染成的紅色獸牙；半坡遺址中的紅色染料和塗有朱紅的人骨；再如流行於整個仰韶文化彩陶面上的以紅與黑為基調的紋飾[229]和以火和太陽光芒為主題的圖案，它們所反映出來的宗教和哲學的內涵遠大於其色彩美學的內容。

陶彩是原始人哲學觀念最忠實的記錄。色彩的含義在先民眼中已超出本身的物質內容，它是一種宗教感情的表現符號。若將這些符號與火和太陽為主題的圖案聯繫起來考察，就不難發現，它們所表現的是古中華文化中最初的陰陽意識：紅為陽，陰為黑。大概是黑夜裡的明火可阻止某些野獸侵襲的經驗使狩獵時代的先民產生了紅色可避邪的意識。紅，火也[230]。「火，陽也。」[231]石器時代的墓中人骨上塗朱及後來文化遺址中在房宅牆壁及地面上塗朱的現象，大概就是這種「避邪」意識的文化表現。今天中國人仍有紅喜黑喪的觀念，這些都可以發源於火（華）族文化的陰陽意識以及這種意識在中原地區的傳播的史實中得到解釋。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32]就在火族文化（淵源於稱雄中原的黃帝族文化）以中原為中心隨其建立的王朝統治範圍的擴大而成為主體文化，而處於臣屬地位又不甘於這種地位的蠻夷戎狄諸族團也自發地產生著與其對應的反壓迫和反霸權的文化。

最終賦予反壓迫文化以理論形態的是地處黃帝王地「卧榻之側」即魯皖荊楚等地而又備受屈辱的東夷南蠻等部族的文化。

楚人乃姜炎敗旅南下部族的後裔。自有祝融旗號以來荊楚部落就受四面強敵的威脅。夏殷兩代，楚人部族已陷入分崩離析的境地。夏時，「融降於崇山」[233]，並助夏人戰勝三苗。居於楚地的「三苗」土著[234]受到南下的炎帝敗旅的擠壓向西南遷移，這部分人大概就是後來苗族的先祖，他們又與南下的羌人融合形成獨特的苗族文化，以至《後漢書·西羌傳》開篇就說「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嶽。」[235]與之相呼應的是，苗族遠古傳說中的《開天闢地》就從其始祖「姜央」開篇[236]。據考「姜央又叫姜炎」[237]。苗族奉蚩尤為祖先，而《路史·後紀四》稱蚩尤乃「姜姓炎帝之裔也」[238]。

殷時，殷王武丁興師南下討伐荊楚，荊人深受其侮。《詩·商頌·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239]。這反面說明當時楚人的心境是如何絕望！與巴比倫囚困中的猶太人[240]在絕望中創造了耶和華大神並以耶和華之口來傳達他們渴望解放的意識一樣，絕望中的荊楚先民在屈辱的困境中也自然要創造出自己的生存哲學並推舉出自己的代言人。結果，荊楚學人老聃不辱使命，以自己那高不可及的哲思，向中原王室貴族文化率先發難。他從哲學的最高範疇「道」入手，闡發出與中原正統文化截然對立的世界觀。他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241]老子很像耶和華大神，站在弱者的立場，向統治者宣布弱者必勝的規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堅強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242]一句話，只有給楚國及弱小民族以更多的自由，統治者才可能與之共處，不然，代表弱者的「天道」一定要戰勝統治者的「人道」。

馬克思、恩格斯說：「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裡還是人們物質的直接產物。」[243]炎黃分裂同時也是本屬火（華）族內部出現的「南北分裂」：被統治者的「南方世界」最終推出可以與佔據統治地位的「北方世界」抗衡的意識形態，這就是道家老子的學說；黃帝正統的「北方世界」最終也推出自己的意識形態，這就是孔子的儒家學說。兩者正奇相合，成為發育中華文化的最初的具有理論形態的基本酵母。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244]孔子的「道」強調的是一種君臣上下的禮節關係。老子則認為「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245]。孔子言「中」：「中庸之為德也，至矣乎，民鮮久矣。」[246]老子亦言：「多聞數窮，不若守於中。」這裡的「中」與孔子的「中」不同，前為中止，後為中空。從思維方式上看，孔、老似乎均采源於尚中意識的正、反、合邏輯，不同的是，孔門之「合」的結果是對立面的調和；而老子的「合」則是向原始回歸。關於此，龐朴先生表述得極精彩：「儒家是由二進到三，以三來中和二；道家則是由二返回一以一來泯滅二。」[247]寥寥數語，道盡兩門真義。

不同的哲學及其創立者在歷史上擔負著不同的功能。德國康德和黑格爾的歷史貢獻在於，前者用「二律背反」從外部規定了世界，由此否定了歐洲神學至尊，從而引發了歐洲近世革命；後者則用「對立統一」從內部規定了世界，將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精神聚合為一。前破後立，由此造就了近代歐洲思想解放和建設的歷史。同樣的歷史現象也出現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老子的道家學說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孔子的儒家學說則將老子解放了的思想進行整合從而將群眾團結和組織起來。二者互補且不可或缺。

辯證法是被壓迫人民的守護神，只有被壓迫者才最渴望變化，因而只有他們才能將辯證法貫徹到底。老子用以「無」為本的「道」否定王族貴族以「有」為本的「道」並破天荒地提出一套相對主義的判斷方式來否定王族世界的絕對秩序。世界在老聃眼中變成了一個二元互補的存在：「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恆也。」[248]是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249]。在老子看來，貴族以平民為本，其間無絕對貴賤之分，是故「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250]。絕對存在於相對之中，權威的肯定存在於權威的否定之中；繼而，老子告訴統治者：「民之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251]放棄統治才是最好的統治，因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252]

不難看出，華夏古文化中的道儒兩家當屬同一種思維形式發散出的分別反映不同社會利益的文化體系；而這兩種文化體系又可倒追至石器時代流行於中原地區的火崇拜及其衍生的中華（火）文化。前者在中國歷史上更多地為被統治和被壓迫階級所接納和發展，後者在中國歷史上則更多地為統治和壓迫階級所接納和發展，兩種文化體系在中華文化中相輔相成，生生不息，構成中華文化的主體內容，並對亞洲乃至世界文明產生深遠的影響。

新生代以來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造成印巴次大陸北部及青藏高原的迅速隆升，空氣稀薄、自然震災與冰川期的到來，迫使生活在這一地區的中國古猿人即中國雲南開遠-祿豐猿人在大量減員後逐漸呈扇形向北、東、南三個方向的低地遷徙[253]，他們進化為最早的具有蒙古人種特徵的中華古人。嚴寒的氣候使他們掌握了取火技術，而火的掌握又使他們部分人得以大幅向北推進；另一支沿今已被海水淹沒的廣闊的南海濱海大平原東進，雲南元謀人、廣西柳江人、馬壩人便是他們與當地土著衝突和融合的後裔。其中有些部族北折並沿東海濱海大平原北上進入日本、朝鮮。

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時候，海平面大幅上升吞沒中國東海和南海的廣大濱海平原地區並大大壓縮了中華古人類的生存空間，這迫使其中得以逃生的部分西退至現在中國的華北華東地區，而在中國東部沿海發現的龍山、大汶口、良渚、河姆渡等新石器遺址，則是這部分西退的中華古人與當地原住民衝突和融合後的結果。這部分被海水向西逼退到中原高地的部族為了爭奪生存空間與從青藏高原進入中國西北地區並與中原地區擴張的中華古人——西侯度人、北京周口店人等則是他們的遺址——發生衝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蚩尤部族與炎黃部族的衝突，及後來的黃炎二族的內部衝突和後來炎黃兩部的非對稱型分裂。前者導致中華民族的一體化融合，後者導致本為一體的中華民族多元格局的出現。而黃帝族在中原的勝利及隨後中原地區的主體地位的確立，則保證中華各民族的多元發展始終沒有脫離一體的格局，在此基礎上，中華民族較早地形成了以火文化生髮出來的陰陽意識繼而對立統一的辯證思維。

遷徙能力的大小是古人類生存能力的重要指標。中華先祖由東亞大陸出發，覆蓋整個太平洋兩岸及南至澳大利亞的遠途遷徙，與當地土著衝突融合後造成了遠古時期的亞太出現以蒙古人種為基本特徵、以中華人種為主體人種和以中華文化為主體並具高度融合力的多元一體的文化布局，這為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中世紀農業文明的引領民族，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天道無情，適者生存，勇者勝。中華民族經過嚴酷的自然淘汰後來到這個世界，落駐東亞大陸，從誕生那天起，她就開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扮演起改天換地的偉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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