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二）

正是在1936－1938年這個時期，開始在國家機關當中大肆鎮壓，首先是鎮壓那些早已被黨從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後也鎮壓了許多正直的共產黨人，鎮壓了黨的幹部，這些人親身經歷了國內戰爭和工業化與集體化最艱苦的年代，他們為了保衛黨的列寧路線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進行了積極的鬥爭。斯大林首創「人民敵人」這個概念。這一名詞可以使犯了思想錯誤或只捲入爭論的人毋須證明自己所犯錯誤的性質，它可以自動給這些人加上這個罪名，可以破壞革命法制的一切準則，對他們實施最殘酷的迫害，以對付在某一點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對付那些只是被懷疑有敵意的人，對付那些受到誣陷的人。「人民敵人」這個概念，實質上已經排除了任何思想鬥爭和就某些問題那怕是實際問題表達自己意見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據，實質上唯一的證據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這種「自供」後來經查明，乃是對被告施行肉刑逼出來的，這種做法與現代法學的一切標準是完全違背的。於是就導致明目張胆地破壞革命法制，使許許多多過去維護黨的路線的無辜的人成了犧牲品。應該說，即使那些曾經反對黨的路線的人們，也沒有那麼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們從肉體上消滅掉，並為了從肉體上消滅這些人，便特別採用「人民敵人」這個概念。很多被控為黨和人民的敵人而在後來被槍決的人，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都是同列寧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寧在世的時候就犯過錯誤，但儘管如此。列寧還是給他們工作做，糾正他們的錯誤，想盡辦法使他們留在黨內，引導他們跟隨著自己前進。在此，應該向黨代會的代表介紹一下以前沒有發表過的，列寧關於1920年10月寫給中央政治局的一個短箋。列寧在規定監察委員會的任務時寫到，必須把這個委員會變成真正的「黨和無產階級良心的機關」。列寧指出：「監察委員會的一項特別任務是要和反對派的代表建立一種深切的個人關係，有時甚至採取治病的方式去對待他們；他們因為在蘇維埃或黨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產生了心理危機。應儘力安慰他們，同志式地給他們講明情況，給他們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適合他們心理特點的工作。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和規定由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制定。」大家都很清楚，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敵人和那些離開黨的正確路線的人是不調和的。但同時從讀過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寧在領導國家的整個活動中，都要求從黨的立場出發，慎重地對待那些表現過動搖、離開過黨的路線，但是還能夠回到黨的路線上來的同志。他建議耐心地教育這些人，不要對他們採取極端措施。列寧對待人，對待幹部的英明也就在於此。斯大林對待人則完全另外一個樣，列寧的特點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誘地教導他們，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通過整個集體從思想上影響他們，引導他們跟隨他前進。這一切與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拋棄了思想鬥爭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規模的鎮壓和恐怖手段。他愈來愈廣泛地、愈來愈堅決地利用懲罰機關，往往破壞現存的一切道德標準和蘇維埃法律。一個人的專橫也就慫恿了另外一些人的專橫，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經法庭審訊和正規調查就處以死刑等等。它產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絕望狀態。這當然不會促進黨的隊伍的團結和勞動人民各階層的團結，相反，是消滅了那些忠誠的但不為斯大林喜歡的幹部，或者是把他們從黨內排擠出去。我們黨為實現列寧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划進行了鬥爭。這是一場思想鬥爭，如果在這場鬥爭中能夠遵循列寧主義的原則，善於把黨的原則性同對人的深切關懷結合起來，不排斥和毀掉一些人，而是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那麼，我們肯定不會有這類粗暴破壞革命法則的事，成千上萬的人就不會成為恐怖手段的犧牲品。只有對真正犯了反對蘇維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採取極端的措施。現在，我們舉出歷史上的幾件事實。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裡，兩名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列寧的武裝起義計劃。他們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維克報《新生活》上發表聲明，公布布爾什維克準備武統起義的消息，他們還說這是冒險行動。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就是這樣向敵人泄露了中央委員會發動武裝起義的決定，並且說起義已組織就緒，不久即將進行。這種行動是背叛黨和革命事業的。因此，列寧寫道：「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把自己黨中央關於武裝起義的訣議出賣給羅將科和克倫斯基了。」於是，他向中央提出了開除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出黨的問題。但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後，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擔任領導職務。列寧把他們放在完成黨的極其重要任務的崗位上，他們積极參与了黨和蘇維埃的機關的領導工作。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在列寧活著的時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錯誤。列寧在自己的「遺囑」中警告說，「當然，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寧並沒有提出逮捕，尤其沒有提出槍決他們的問題。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現在，經過很長一段歷史時間以後，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來談反對托派的鬥爭，可以非常客觀地來分析這個案件。托洛茨基周圍的人決不是出身資產階級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黨的知識分子，而某一部分則是工人出身的。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人，他們最初曾經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們也積極地參加了革命前的工人運動，參加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這一偉大成果的鬥爭。其中很多人與托洛茨基脫離了關係，而轉到列寧的立場上。難道有必要從肉體上把這些人消滅掉嗎？我們深信，如果當時列寧還在世的話，是不會對其中的很多人採取這種極端措施的。這只是在歷史上的幾件事實。難道能夠說，在必要的情況下，列寧就沒有決定過對革命的敵人採取嚴厲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這樣說。列寧要求嚴厲鎮壓反革命和工人階級的敵人，必要的時候無情地使用這種手段。請大家回憶一下，1918年列寧在反對社會革命黨所組織的反蘇維埃的暴動和反革命富農的鬥爭時，曾毫不動搖地對這些敵人採取了最堅決的措施。但是，列寧採取這種辦法是用來反對真正的階級敵人的，而不是用來反對那些犯了錯誤，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響的辦法引導前進，甚至還能繼續擔任領導工作的人們。在非常必要的情況下，譬如，剝削階級瘋狂地反對革命，鬥爭你死我活，而且必須具有最尖銳的形式，直到採取國內戰爭的形式時，列寧是採取了嚴厲的措施的。而斯大林採取最極端的辦法，是在革命已經取得了勝利，蘇維埃國家業已鞏固，剝削階級已被消滅，社會主義關係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已經確立，而且我們黨在政治上業已鞏固，無論從數量上和思想上來看已經受到了鍛煉的時候。事情很明顯，斯大林在很多情況下都表現了不耐心、粗暴和濫用職權。他不是去證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確性，不是動員群眾，而是往往採用鎮壓和肉體消滅的手段，不僅鎮壓和消滅真正的敵人，而且鎮壓和消滅對黨和蘇維埃政權沒有犯罪的人們。在這方面毫無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寧對此曾很擔心。黨中央委員會在最近，特別是在貝利亞匪幫被揭露以後，審查了這個匪幫所製造的許多案件。審查之中發現了與斯大林的錯誤行為相聯繫的粗暴專橫的極醜惡的情況。事實證明，斯大林利用無限的權力，濫用職權，以中央的名義行事，但不徵求中央委員們，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斯大林做了許多專橫的事，他經常個人決定黨和政府極其重要的事務，連政治局委員也不通知。v當我們研究個人崇拜問題時，我們首先必須弄清，個人崇拜對我黨的利益有何危害。弗·伊·列寧經常強調黨在領導工農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作用和意義，將它視作在我國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條件。列寧在指出布爾什維克黨作為蘇維埃國家統治的政黨的巨大責任時，號召嚴格遵守黨的生活的一切準則，實現對黨和國家集體領導的原則。領導的集體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我黨根本性質所決定的。「這就是說，」——列寧講道——「黨的一切事務是直接地或經過代表進行的，所有的黨員權利平等。沒有例外，同時所有負責的人員，所有領導人員及一切黨的機構由選舉產生，要報告工作，他們可以更換。」眾所周知，列寧本人即表現了最嚴格遵守這些原則的範例。列寧對每個重要問題，從來不是由個人作決定，都是和大多數中央委員或中央政治局委員商議和取得同意之後決定的。在黨和國家最困難的時期，列寧認為必須正常地召開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中央全會，這些會議討論一切最重要的問題，通過由領導者集體研究制定的決議。比如，在1918年，國家遭受到帝國主義干涉者進犯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討論極其重要和迫切的問題——關於和平的問題。1919年，國內戰爭正激烈進行，這時，召開了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會上通過了新的黨綱，解決了重要的問題，如對農民群眾的態度，建立紅軍，黨在工人蘇維埃中的領導作用，改善黨的社會成份問題等。1920年召開了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確定了黨在經濟建設領域開展工作的指導原則。1921年第十次黨代會通過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關於黨的統一」的歷史性的決議。列寧在世時，黨代表大會都按時召開，在黨和國家發展中的每一個轉折關頭，列寧認為黨必須對內外政策以及有關黨和國家發展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寧將其最後所寫的文章、信件和札記都寄給了黨的最高機關——黨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休會期間，黨中央委員會就是嚴格遵守黨的原則，實現黨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領導集體。列寧在世的情況就是如此。在列寧逝世後，我們黨的神聖的列寧主義原則是否被遵守了呢？如果說，在列寧逝世後的最初幾年內，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多少還正常召開的話，那麼，後來當斯大林開始愈加濫用職權的時候，這些原則就被粗暴地破壞了。這在斯大林生前最後十五年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之間經過了十三年，在這一時期內我們黨和國家經歷了不少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堅決要求黨對在衛國戰爭時的國防問題以及戰後年代和平建設問題作出決議。此外，甚至在戰爭結束後七年多也未召開代表大會。難道可以認為這是正常的嗎？中央全會幾乎也未召開過。只要說一點就夠了，即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年代中，事實上未舉行過一次中央全會。的確，1941年10月曾想召開中央全會。中央委員們特地從全國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們等全會開會等了兩天，但沒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願和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見面談話。這一事實說明，在戰爭頭幾個月內斯大林灰心喪氣到了何種地步，它也說明，斯大林對待中央委員們又是怎樣的傲慢和輕侮。這一事實表明，斯大林無視黨的生活準則，踐踏黨的集體領導原則。斯大林對黨、對黨中央委員會的專橫態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後充分暴露出來了。中央委員會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證明對黨的幹部施以粗暴專橫的事實後，組織了一個中央主席團領導下的委員會，責成它詳細地調查，對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大多數的正式和候補委員所進行的大規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委員會調閱了人民內務委員會檔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閱了許多偽造的、虛假的控訴，不能容忍的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事實，它曾使許多無辜的人犧牲了。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為「敵人」的許多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工作人員其實根本不是敵人、特務和破壞者，而是一貫正直的共產黨人，他們只是遭盡誣陷，有時不能忍受獸性的折磨而自己給自己加上了（在偽造證件的審判員的授意下）各種各樣嚴重而不可思議的罪名。委員會向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提供了大量關於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材料。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審查了這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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