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孔子的音樂思想

07-29

論孔子的音樂思想

作者：王若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其先世是商朝宋國的貴族。孔子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對中國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孔子生活的時代正是奴隸制瀕於瓦解，封建制崛起的社會大變革的東周末期。年輕時孔子的生活是比較貧困的，正如他所說：「吾少貧且賤」。（《論語》）及長，做過「委吏」（司會計）和「乘田」（管畜牧）等工作。五十歲時由魯國中都宰升任司寇，攝行相事。後又周遊宋衛陳蔡齊等列國，終不見用。晚年致力教育，整理《詩》《書》等，因而成為春秋末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的創始人。由於他的這種經歷和出身，因而構成了社會現實與其主觀政治理想上的矛盾。那「貧且賤」的少年時代，使他對當時下層勞動人民的疾苦有所了解，比較同情勞動人民。但由於他的貴族意識和「士」階級的社會地位，因此在社會大變革中，又使他站在了舊貴族勢力一邊，並努力去維護日趨崩潰的宗族制度。春秋初年，魯宣公死後，政權由以季氏為主的「三桓」支配，孔子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對此他曾感慨地說：「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他衷心地希望通過恢復西周的國家制度，並以此解決和調和當時的政治鬥爭。認為要改造「禮樂崩潰」這個局面，首先就要「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無所措手足。」（《論語》）「正名」是孔子的思想基礎，所謂的正名，就是要求每個人的所做所為都要符合周禮的規定。嚴守各自的傳統地位、等級身份，不能違禮僭越，也就是永遠嚴守君臣之道，長幼之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孔子把正名看作是自上而下改變社會現實的重要手段。《孔子家語》記載：「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答『人道政為大，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由此可見，孔子的哲學是倫理哲學，基於這種哲學，他的音樂生活和音樂思想，也都表現出了明顯的倫理思想的烙印。一禮與樂是孔子教育和政治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生活在魯國，魯國是周公的舊封地，因而保留了豐富的商周文化，當時各國都到魯國「觀禮」。音樂方面無論是實踐還是理論都有比較堅實的基礎，周朝的樂舞一般也用於教育活動，《周禮?春官》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武》。」孔子作為西周奴隸制度的崇拜者和積極唯護者，毫無保留地接受了周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就是說，要把人訓練到符合維護西周社會制度的標準，要有三個階段，而最後是音樂使之完成。孔子所以如此重視音樂的教育作用，是因為他相信「樂者，通倫理者也」（《禮記》）。就是說樂對舊貴族來說不僅僅是一種享樂，同時又是用於區分不同等級的重要尺度。如周禮中規定的「八佾舞」，只能供天子享用，而下屬諸侯大夫只能用「六佾」、「四佾」、否則就是僭越違禮，大逆不道。因此，孔子對季氏享用「八佾」舞大動肝火，怒吼：「是可忍、孰不可忍。」（《論語》）另外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又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由於這是涉及孔子音樂思想的重要內容，而令人多有誤解，因此有必要展開來談一下。宋代人孫奕在《履齋示兒編》卷五「聞韶」一節中說：「人皆以聞韶不知肉味為喜之之辭，吾獨以為怒之之辭。何也？曰：食旨不甘者，悲而不知已。曰：發憤忘食，怒而不知也。曰：在齊聞韶者，亦怒而不知也。未聞有人喜而不知者矣。蓋韶，帝樂也。齊侯國也。夫子在齊，忽聞侯國僭作帝樂，又至於三月之久，是以怒而不知肉味。故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非怒辭而何？」蔡節在《論語集說》中說：「韶，舜樂也。三月言久也。舜之後為陳，自陳敬仲奔齊，其後久專齊政，至景公時，陳氏代齊之形已成矣。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蓋憂感之深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斯者，指齊而言也。韶本揖遜之樂，今乃至於齊之國，其殆傷今思故，故發為此嘆。」我認為這樣的解釋比較符合孔子的本來思想，而現在不少著作中認為孔子在「美韶樂」，是不合實際的。因為在當時，樂本身已經具備了禮的性質。「禮」「樂」共同構成了當時社會特殊的文化形態，二者的關係是禮以制樂，樂以為用。禮作為一種制度，表現嚴格的等級關係，樂是禮的一種特殊表現。這裡且不說作為諸侯的齊國，演奏《韶》樂是否僭越，我們只分析一下齊國當時的政治情況，以及齊景公所作所為是否符合孔子「仁」的思想（仁是孔子倫理思想的核心），便會知道孔子在齊「聞韶」會是什麼心情。齊景公是個徒有其名的無道之君，齊國的國政長期由陳氏把持。他曾對晏子嘆息說：「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杜預註：「景自知德不久國，故嘆也」。再如，齊景公三十二年，「彗星出齊東北，景公懼：欲使人禳之。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厚賦斂，重刑罰，晏嬰乘機諫曰：君高台深池，賦斂如勿得，刑罰恐弗勝。百姓若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乎？」。正因這樣，當齊景公向孔子問政時，孔子告訴他，為政要先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時又告訴他，「政在節財」。孔安國集解說，「當此之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孔子曾說過：「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齊國的現實是景公不仁，陳恆不義；尊卑不立，長幼無序，當然不合乎孔子的仁的思想。在這樣一個國家裡聽演奏《韶樂》，孔子會作何感想呢？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孔子懷古傷今，不能不為之嘆息，對這種有辱先王至樂的行為，不能不表示憤慨。也是孔子音樂美學思想的具體體現。這樣說來，樂其中就有禮的性質了。但禮與樂畢竟不同，其功能也有差別。「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史記?滑稽列傳》）《大戴禮?小辯》記：「子曰：天子學樂以辯風，制禮以行政。」孔子這樣重視音樂的社會作用，還在於他自上而下的改造社會政治的理想，認為「雅樂」就是所謂官方正統音樂，可以改變社會風俗。孔子曾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國治民莫善於禮」（《孔子集語》。說明孔子當時已經認識到音樂對人的精神的影響。他認為音樂能夠「諧和性情」，認為只要統治者通過音樂去感化下民，就可以從意識上去改變他們，就能達到所謂「移風易俗」的目的。他深刻地把握了音樂的特性，即他把音樂和社會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具體地說，就是禮與樂的密切關係問題。禮是從外部規定社會的等級、次序和相互關係、規則人們的行為的；樂則是側重於個人和社會的關係，以個人的自我修養，達到社會的和諧。在不同的場合，音樂有著不同層次的妙用。孔子說：「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樂記》）。基於此，孔子更重視傳統的典禮儀式，而這些典禮大多都是用樂的，而且這種用樂決不能亂用，只能用所謂的雅樂。「樂尚雅，雅者古正也」（《白虎通》）。二孔子的樂教思想是企圖教導人們維護傳統的貴族音樂，以達到政治上恢復西周宗族制的所謂理想社會，他之所以把音樂的位置看得如此重要，是因為他切實地懂得了音樂對人的精神的巨大影響，音樂是人們感情的產物，反過來對人的感情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孔子的時代，人們已經認識到音樂與人之感情的關係，「民有好、惡、喜、怒、哀、樂……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左傳》）。音樂是人的情感的直接表現，不同的感情所表達的音樂效果是不同的。如談到演奏打擊樂時他說：「夫鍾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孔子家語》）。孔子並不一般地排斥和否定人的情感，只是要求人們能夠「哀樂不失」（《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所以他提出「約之以禮」的主張，孔子曾稱讚「《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不淫、不傷、這樣才合乎孔子的美學理想，也即達到了「中和之美」。禮是孔子樂教之本，他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利，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但僅僅靠用禮去節制人是不行的，因為「禮勝則離」，而樂則可以和民氣，這樣就「樂至則無怨，無怨則和」，所以孔子十分注意「禮以節人，樂以發和」的作用。既注重禮的約束，但也決不排斥人的情感。如果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孔子樂教思想和他的政治理想一樣是有局限性的，但孔子對音樂的看法是值得後世借鑒的。三從史料記載來看，孔子不僅是一位音樂教育家、同時又是一位優秀的音樂演奏家，並曾師從名師學習。「孔子二十九歲適晉學琴於師襄」（《孔子通紀》卷二）。《史記》記載了當時的情況：「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磐為官，然能於琴』。孔子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夫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未得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也，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也。』」我們看到孔子是決不滿足於從形式上去掌握音樂的，而深入到音樂的內容之中，極力使自己的思想達到歌曲所表現的思想高度。即通過對音樂的再創造去了解和把握音樂的思想主旨，可以說，他對音樂的形象性這個特點是有相當深的認識的。演奏樂曲而欲得其志，得其志是了解和體會樂曲的重要手段。得其志亦能得其為人。所謂志，是指樂曲表達的思想感情。《舜典》中說：「詩言志，歌詠言」。當然這種感情是倫理化的。即「直而溫，寬而柔，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這也就是孔子心目中的最高理想。孔子說：「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記?孔子閑居》）從這裡我們看到感情（志）和禮是相為表裡的。孔子看到了「人之所欲」是可節而不可絕的，這一點比道、墨兩家是進步的。四孔子的音樂生活是他音樂理論的最好註腳，從一些古代典籍中我們看到，孔子也十分注意音樂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他時時用音樂去凈化自己的情感。《禮記?檀弓》記：「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孔子對禮儀是嚴格恪守的，在居喪禮時心情十分悲痛，特別是他最心愛的弟子顏回之死，孔子更是悲痛欲絕，他哪裡還吃得下東西，但不吃就會違禮，於是孔子便進屋撫琴，用音樂舒緩了極度悲傷後便把東西吃下，說明孔子是通過音樂使自己的感情達到了「中和」。《中庸》中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樣，通過音樂的凈化作用，而使孔子的情感合於禮。孔子不僅在儀禮中用音樂去凈化自己的感情，而且也用音樂去抒發自己內心之志。《聖朝志輯要》卷二十八引「琴操曰：『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返魯，隱谷之中見蘭獨茂，悵然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與草為伍，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蘭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暗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孔子遊歷列國均不被任用，懷有治國安邦大略的孔子內心充滿了憂悶，用歌唱把自己內心的不平傾吐出來。正所謂「志之所至樂亦至焉。」孔子發展了「詩言志」的思想，且應用於自己的藝術活動之中。這裡的志是和我們前邊所述一樣的，是融合了極大的情感的。《孔子家語》載：「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人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音樂的感召發和之力讓孔子發揮的淋漓盡致，因為歌聲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就是抒發了孔子之志。以上諸例中，我們可以了解孔子絕非是「空談」音樂的理論家，他的理論是從豐富的政治生涯和藝術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因此，其中不乏值得我們今人借鑒的東西。五孔子十分注意音樂的內容與形式。「子曰：師摯之始，關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文獻通考》）。孔子說師摯演奏《關睢》時的結尾真是美呀。「美者音容之盛。」孔子十分注意形式上的美，他認為有了比較完美的形式，才能更好地為別人所接受，才能達到言志之目的。孔子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這就是指形式方面的東西，和他所說的「質」是對舉的。表達思想沒有好的形式，就不可能具有更廣泛性。但孔子也決不是單純片面地注重形式，他強調形式的重要，同時也強調形式與內容的統一。《論語?八佾》記載：「子謂韶，盡善矣，又盡美矣；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認為《韶》在內容和形式上都達到了完美的統一，而《武》歌頌了武功，與孔子理想中的「禪讓」「即」「仁」相違背，因而他認為不是「盡善」的。整體上也就沒有達到孔子「盡善盡美」相統一的要求。韶樂是孔子心目中最完美的樂曲，不僅僅是因為形式上的盡美，而且因為這種盡美的形式表達了一種符合孔子理想的東西，因此達到了感情上的最大的滿足，溝通了他理想的最高境界。所以說，通過孔子對《韶》《武》的不同看法，可見他是既重形式又重內容的，他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從理論上強調音樂的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人，同時他也注意到了音樂的內容和形式的差別。孔子的文藝觀具有唯物主義因素，他要求文藝表現人的真實感情，要求「情慾信，辭欲巧。」這也可以說明孔子的音樂觀。真實的感情從何而來，不是憑空而產生的，是從現實中來的。孔子說：「夫樂者，象成者也」（《禮記?樂記》）。按孔子的意思，「象成」就是摹仿先王的事迹。孔穎達解釋說：「言作樂者放象其成者也。」孔子描繪說：「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孔子分析了武王奪取勝利的全過程。孔子早就認識到音樂的內容賦予音樂以形式，而這內容是對現實的直接摹仿。為了進一步理解孔子的理論，我們對《武》樂的產生及背景作一介紹。《武》樂大致作於西周初年，表現武王伐商的過程。《莊子?天下篇》說：「武王周公作《武》」。《呂氏春秋?古樂》亦云：「武王繼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史記?周本記》載：（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勝利後乃命宮庭樂師進行創造，把戰爭的過程記下，目的是讚美古聖人功績。據考證《武》的歌詞是《詩經》商頌里的六段詩，即《我將》《武》《齎》《般》《酌》《桓》。在《禮記?樂記》中，記載了孔子與賓牟賈討論《大武》的情況：「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詠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早，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從形式到內容，從人物到情節，孔子都做了細緻精到的分析。「武之備戒之已久，」是說《大武》在表演開始前總要擊鼓很長時間，此象徵武王擔心得不到眾人的支持。史書記載武王伐紂時確有「庸蜀、羌彭」等許多小國的支持。作為舞蹈，以「擊鼓警人」，是相當具有表現力的。汪粕在《樂經律呂通釋》中說：「凡舞皆先鼓以警戒，而《武》獨備戒已久，賈言武王伐紂，恐未得眾凡，故備戒之久而後伐。」都證明孔子對樂舞的研究是相當通透的。他早就認識到音樂的內容賦予音樂以形式，而這內容是對現實的再現。《論語?八佾》中，孔子對魯國大司樂說：「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皎如也，繹如也，以成。」這是孔子對音樂的理論說明，他要求音樂和諧、純正、清晰。我們看到，孔子不僅僅認識到了音樂是對現實的摹仿，同時也注意到了並不是對現實的自然摹仿，而是要求對實現進行藝術概括。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做到「純正和諧」。孔子的這一觀點儘管還不系統，但已是十分珍貴了。孔子的音樂思想，我認為是他整個倫理學說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儘管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於他本身就是一個音樂家，因而他比較能夠把握音樂的特性，至今仍能給我們有益的啟示。孔子十分注重音樂的社會效果，認為音樂具有諧和人的情感的作用，能夠「移風易俗」，這是相當有見地的。同時他主張音樂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並注意到了音樂對現實的摹仿與概括，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我們應當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對待孔子的音樂觀，努力發掘其中有價值的東西，為我們今天社會主義音樂藝術的繁榮和發展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