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為何頂撞毛澤東:現代化不應犧牲農民

梁漱溟與毛澤東爭論的焦點有兩個，一是毛澤東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一是有關工人和農民的待遇差別，兩個問題合在一起就是梁漱溟所說的"農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也就是毛澤東批評他以農民運動專家的身份教訓中共進城後忘記了農民兄弟。

梁漱溟

現在提到梁漱溟，人們能夠記得的就是他的骨氣和知識分子風度，說他是共和國六十年唯一敢於犯顏直諫當面頂撞最高領袖毛澤東的唯一人物，這話確實不假。然而，如果再進一步問梁漱溟究竟因為什麼事而頂撞毛澤東，他們之間的爭論究竟誰對誰錯，恐怕很少有人能夠講出來了。

原因很簡單。梁漱溟在與毛澤東頂撞之後非常後悔，他在此後幾十年一直背著沉重的思想包袱，不斷反省自己為什麼當時要頂撞毛主席呢？即便毛澤東的插話有不對不妥有誤解，也不應該當著那麼多的人當面頂撞，不留情面啊？毛主席不僅是中共的創建者，也是新中國的締造者，是新中國的象徵，億萬人民崇拜毛主席，我梁漱溟這樣自以為知己的老朋友竟然不留情面當面頂撞，並一再要求毛澤東拿出雅量，承認我毛澤東錯了，你梁漱溟是對的。這不是有病，不是自找難堪，自找倒霉嗎？

梁漱溟的反省與自責，已經嚴重扭曲了爭論本身，使人們不再知道他們究竟是因為什麼事情發生爭論，人們之所以記得梁漱溟，是因為他敢於當面頂撞最高領袖，而這種敢於犯顏直諫的事情在中國歷史上實在太少，人們做不到這一點，但並不妨礙人們崇拜這種行為，就像中國人沒有自殺性攻擊傳統，但卻讚美自荊軻至吳樾那少數俠客義士一個道理。

其實，弄清梁漱溟與毛澤東爭論的焦點和爭論中的是非得失，可能還是有意義的，或許能夠給我們一些新的啟示。

農民生活在九天之下

梁漱溟與毛澤東爭論的焦點有兩個，一個是毛澤東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一個是有關工人和農民的待遇差別，兩個問題合在一起，就是梁漱溟所說的「農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也就是毛澤東批評他以農民運動專家的身份教訓中共，以為中共不懂得農民，以為中共進城後忘記了農民兄弟。這個爭論從本質上涉及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涉及中國自從步入現代化道路之後究竟應該怎樣處理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也就是今天所說的「三農」問題和新農村建設。

毫無疑問，農村出身的毛澤東是農民運動專家和領袖，他確實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先覺悟只有發動農民、組織農民，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才能奪取全國政權，才能建設新國家的重要人物，中國共產黨在他的領導下，動員億萬農民參加革命，奪取全國勝利。這都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

共和國建立後，毛澤東思考著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思考著怎樣建設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國家。詩人的浪漫和農民的局限，使他覺得自己出身農民，也就最了解農民，於是在一系列重要決策中，特別是在他構思所謂社會主義總路線時，嚴重犧牲農民的利益，將一個原本完整的鄉土中國人為地分隔為城鄉二元社會。這就是梁漱溟的不滿。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在全國政協擴大會議上發言指出：

過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於發動農民、依靠農民。依靠農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農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長，但進入城市後，工作重點轉移到城市，成長起來的農民亦都隨著到了城市。一切較好乾部都來做城市工作，此無可奈何者。然而實在……今建設重點在工業，精神所注更如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農民往城裡跑，不許他跑。人才財力集中都市，雖不說遺棄吧，不說脫節吧，恐多少有點。然而農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農民。對人民照顧不足，教育不足，安頓不好，建國如此？當初革命時農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國民黨反動派暴虐，與共產黨親切如一家人，近日已不存在此形勢。

梁漱溟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並不是他刻意標新立異，而是在過去幾十年，他不僅從理論上思索過中國現代化道路究竟是走工業化，還是工農並重，而且在1949年之前的很多年間，他身體力行，辭去北大教職，走出城市，步入鄉村，在偏遠落後的農村實地進行鄉村建設事業，這是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讀書人最難得的一段經歷，也是梁漱溟思想認識最堅實的基礎。

根據理論上的探討、歷史上的考察和實地經驗，梁漱溟大約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就意識到，近代以來中國農業的破產、農村的衰落、農民流離失所，主要原因是西方工業化對中國的侵襲，而中國的應對只是採取了一種消極的工業化，以犧牲農業、農村和農民去發展畸形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梁漱溟認為，這是一條不通的路，中國現代化的正確選擇決不應該是犧牲農村、農民和農業而發展畸形的城市、畸形的工業，而應該借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組織起來的團體力量，重建鄉土社會，走上農業、工業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均衡持續的現代化道路。

鄉村建設的梁氏模式

梁漱溟在從事鄉村建設早期就指出，鄉村建設的關鍵在於重建鄉土中國誠信體系，使鄉下人有所信仰、有所信賴、有所信託，此乃未來中國建築新政治的基礎。從西方引進的選舉制度，選舉人地位似較被選舉人為高，與鄉土中國習慣上因某人之道高德重而公請其主持之意大相懸殊，這是政治層面農村破產的一大原因。

鄉土中國的真意是以鄉紳的個人感召力去治理鄉村，而這些鄉紳的來源不是政府通過贖買的方式讓那些大學生或城裡人到鄉下當村官、鄉官，站在指導者的立場上去規劃鄉村、領導鄉村、建設鄉村，這些鄉紳式的鄉村領袖完全是土生土長，是本土精英、鄉土精英，只是他們在過去若干年中或通過考試，或通過其他某種手段離開鄉村，接受過現代城市文明，後來由於某種原因比如退休、離職，比如志得意滿，比如不願再過城市中的緊張生活，而重回鄉村。他們已經在經濟上自足有餘，甚至許多人更出於感恩的心情，拿出大筆金錢財物做善事。這些接受過城市現代文明的人重回鄉村，沒有政府任命、徵用的那些鄉官、村官對農村財富的貪婪、掠奪，既帶來了現代文明的種子，又是農村社會重建的楷模。這些鄉紳，梁漱溟後來為避免誤解，又在其理論中將之稱為村學和鄉學。

按照梁漱溟的想法，鄉村學發展起來之後，不僅成為當地教育機構，而且由此演化出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在政治生活中起到引導、推動農民參與團體生活，關心團體的事情。他認為，中國社會缺乏團體力量，是中國散漫無力落後於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所設計的鄉村學，在其主觀目的上就是要吸收西方團體生活的長處，啟發農民自覺地組織起來，樹立一種團體意識，形成一種集體力量。

從經濟層面說，梁漱溟認為，鄉土中國的重建，一定要重建鄉土中國的人際關係，重建中國傳統社會的鄉規民約，用道德的力量去整合鄉村，而不是用鬥爭、用分化的手段去均貧富，去劫富濟貧。他指出，傳統中國農村的富裕階層主要是通過勤勞節儉而致富，很少通過野蠻掠奪、殘酷剝削成為地主，中國農村中的土地分配大致均衡，是比較充分市場化後的結果，農村各階層對土地的佔有大致上並沒有多少偏差。鄉土中國在近代的衰敗，主要是因為工業化的侵襲，而不是農村中地主的剝削。地主是農村社會的楷模，是農村居民信仰崇拜的對象。土地改革改變了農村社會的生產關係，後來的合作化運動等一系列折騰更是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所以，梁漱溟認為，中國農村的復興決不是通過分化、鬥爭的方式重新建構農村的產權關係，而是尊重農村產權形成的歷史事實，尊重農村居民擁有土地的權力。農民擁有土地完整產權，就會向土地進行投資，就會使用土地養護土地，更不會容忍政府或其他機構毫無忌憚地侵佔農村土地，減少可耕地。

梁漱溟是個政治上的失敗者，不管他的鄉村建設理想說得怎樣天花亂墜，但畢竟因為抗戰突然爆發而中斷了實踐，沒有開出預想的花果。而他所反對的階級鬥爭方式恰恰獲得了成功，這不是一般的成功，而是通過這種方式奪取了全國政權，建立了一套與傳統徹底決裂的新制度。所以，毛澤東當場譏諷梁漱溟，說自己從來不信梁漱溟那一套，他們雖然是多年老朋友，但在延安時期就當面批評過梁漱溟這套改良主義理論，以為梁漱溟對鄉村的規划過於理想，過於偏愛，中國的未來不可能越過西方經典現代化模式，一定會重走工業化、城市化的道路，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中國的農民當然要付出比較大的代價，就像他們過去無私地支援中國革命一樣。中國鄉村一定會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滯後發展，城鄉二元社會對於這樣一個龐大的中國來說，也是不得已的辦法。

毛澤東的認識也不能說完全不合乎中國國情，即便六十年過去了，也不能不承認共和國犧牲鄉村，虧待農民，確實為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奠定了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和騰飛。現在，中國經濟狀況遠非昔比，政府有意識地反饋鄉村，重建鄉村文明，不能說就是梁漱溟當年的期待，但至少表明他當年的認識並非全錯，其思想遺產對於新農村建設或許還有某些啟發意義。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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