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東北

記得小時候，學校里經常要我們填寫個人資料，其中的籍貫一項，我按照家人的吩咐，每次都寫下「山東」。出於好奇，我看了不少同學所寫，發現大部分漢族同學在此填寫了「山東」，此外較常見的是河北、河南，原籍就在東北當地的反居少數。拿這個問題去求教長輩，才知道多數東北人是魯、冀、豫幾省移民的後代，包括我自己，祖籍本來是山東登州府。據說我的曾祖父是一位郎中，和另一位秦姓同鄉離家闖蕩東北。但在遼東落腳不久，秦老就染病去世。曾祖父後來立下遺囑，要求後人每年掃墓時不可忘記拜祭客死異鄉的秦老，把他當做自家先人看待。這個遺囑一直到文革之前還得到了認真執行。經過浩劫的滌盪，曾祖父與秦老的墳墓都不復存焉。依照曾祖父的論述推斷，他移民關東的時間大約是清末民初，那也是關內移民大批湧入東北的一個高峰期。對祖先來歷的追問，使得東北移民的歷史漸漸引起了我的興趣。有關東北此前的人口狀況，暫且上溯到明代。明初，洪武帝朱元璋開始在遼東設衛，由遼東都指揮使司管轄，其人口構成為「華人十七，高麗土著、歸服女真人十三」。值得說明的是，彼時的漢人主要為軍人及其家屬，而到永樂初年，其屯田收穫已能自給自足。①迄至明末，遼寧大部已經得到相當的農耕開發，而吉林、黑龍江的居民基本上仍以游牧和漁獵民族為主。葛劍雄教授在《中國人口發展史》中估計此際東北人口「不超過200萬人」，其中女真人「不超過100萬人」。然而，根據明兵部尚書王在晉的《三朝遼事實錄》記載，1622年廣寧失陷後，遼東漢人逃入關內者多達280餘萬。這個數字可能有些誇大，但遼東漢人總數遠遠大於女真人應是毫無疑問的。1626年皇太極即位後，數次興兵入關還擄掠了百餘萬人口，「遼東漢人一下子幾倍於滿人」（參見朱誠如《皇太極處理滿漢民族關係的政策》）。既然遼東漢人那時便人數甚眾，何以今天東北的漢族居民反而少見他們的後裔？追尋明末遼東漢人的命運，大抵有三種可能：一是如王在晉所說逃亡到關內。直到整個關東都被滿清控制，從水路、陸路逃往明朝轄區的漢人仍絡繹不絕。皇太極為遏制這股洶湧的逃亡潮，乃至下令「已逃被獲者處死」；二是死於戰火。遼寧是明軍與後金（清）拉鋸作戰多年的主戰場，遼東漢人傷亡巨大。特別是努爾哈赤執政時期，動輒以野蠻手段大肆屠殺，連已被編入八旗牛錄為奴的貧窮漢人也被殺掉，其殘酷並不亞於日後的「揚州十日」和「嘉定之屠」；三是隨清軍入關而散居關內各地。皇太極即位後，一定程度上調整政策，提出「滿漢人民，均屬一體」，並在1642年編成漢軍八旗。隨著滿清向關內的進一步擴張，遼東漢人（遼人，主要是漢軍旗人）逐步得到了與滿人相提並論的地位，甚至也被稱為「佛滿洲」（老滿洲之意）。他們成為了清軍入主中原的尖兵和統治關內的助手。不過，即使考慮到明末清初的東北人口的大幅減少，何炳棣教授在《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中提供的數據仍然令人驚奇。1787年，遼寧、吉林人口總數合計不過96萬人，黑龍江更少到難以估算。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遼吉人口合約289萬人，這個數字還不到今天一座瀋陽市人口的半數，可見彼時東北地區的地廣人稀。眾所周知，在這一時期內，中國人口數量實現了較大的增長②，東北人口數量的相對停滯成為僅有的特例。這個現象的原因是滿清對東北的特殊政策，同時也不可能不涉及到滿清政權的性質問題。1644年清軍入關之後，便開始對東北封禁，修建邊牆，即後來聞名於世的「柳條邊」。「柳條邊」老邊為順治朝所修，新邊則完成於康熙朝。「柳條邊」的目的，是為了限制內地漢人以及朝鮮人、蒙古人去東北采參、狩獵和墾殖，當然主要針對的是關內漢人。滿清此舉顯然不是為了要把東北建成全球最大的自然生態保護區，其用意不外乎有二。其一，滿清以人口居絕對少數的條件建立錢穆所說的「部族政權」，不得不考慮為自己留有後路，以便日後無力控制中原時還有可供轉移立足的後方基地；其二，東北是滿清的「龍興之地」，並且還有利益不菲的人蔘等貿易資源，聽任外來者墾殖定居既破壞了「寶地」的風水，也影響到滿清貴族的收益。足以證明東北被滿清視為個別統治民族「私產」的，是封禁命令並不適用於八旗旗人。乾隆年間，八旗人口日繁，生計問題愈發尖銳，乾隆多次准許關內旗人遷居東北，並一度停止將漢人重犯發配黑龍江的慣例，美其名曰「保護當地風俗」。儘管封禁政策一般並未得到嚴酷的執行，而且史料也記載在康雍乾幾朝都有默認關內災荒饑民前往東北「就食」的記載，但是，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的不足百萬的人口數字還是足以說明這一政策的重大效果。在同一個國家之內，划出特定區域不許占統治地位的民族以外的民眾自由出入遷移，這個規定與「滿漢不可通婚」、「滿漢刑罰有別」等政策，都深刻說明了滿清部族政權的性質。然而，滿清政權老祖宗們的美夢，在近代的列強叩關之後，先後遭遇俄日兩大外來勢力的侵擾，終於淪落到無法自保的破滅境地。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初的自私狹隘換來的是日後的民族特徵幾近湮沒，可謂報應不爽。首先威脅東北的是俄國，其對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的野心在清初已見端倪，當滿清國勢日衰，自然捲土重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造成此時被動局面的，正是現今常常被吹捧為「大帝」的康熙。在他的統治時代，帝國疆域達到了蒙元以來的極盛，可也正是因他的「缺乏遠見」（何炳棣），日後在東北失去的領土也前所未有。面對俄人的步步緊逼，1854年（咸豐四年），黑龍江將軍在奏摺中終於提出，「挫敗俄國領土陰謀的唯一辦法」是移民，來「充實滿洲北部的巨大真空地帶」。1860年（咸豐十年），這是關鍵的一年。一方面，滿清失去了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10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另一方面，清廷解禁了哈爾濱以北的呼蘭河平原，允許漢人移民前往墾殖。僅僅十年，此地居民已發展到10萬戶。俄軍對規模較小的中國人居民點，如江東六十四屯，可以採取驅趕、屠殺等方式霸佔其土地財產，但數十萬移民的定居聚集地則不那麼容易對付。況且，俄國在遠東的人力物力畢竟有限。滿清政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通過移民增加人口是抵禦侵略的有效「實邊」手段，即使再不情願，也只好放手了。甲午戰爭的結果，是東北的垂涎者又多了一個日本。而對東北「權益」的爭奪，在1904年又引發日俄之爭。日俄勢力的滲透，大規模興建鐵路，使得滿清控制力進一步削弱，禁令更失效用。喪權失地的危機迫切需要移民實邊，過去阻禁移民的法度又名存實亡，這令東北人口迅速增加。何炳棣引用英國駐牛庄領事謝立山的估計，稱光緒三十年（1904年）的東北人口已達1700萬。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日俄戰爭之後，清廷正式創建東三省，委任漢人徐世昌為總督，之前還取消了一切對漢人移民的禁令。於是，在東北的新霸主日本和苟延殘喘的清廷之間，彷彿展開了一場移民的競賽。曾在台灣建構殖民統治體制的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被派到南滿，後藤擔任實質上的殖民統治機構滿鐵的總裁。他指出：「尤不得不以移民為其中之要務……倘能依靠目前鐵道之經營，於十年之內將50萬之國民移入滿洲，則俄國雖說倔強亦不敢與我亂啟戰端，和戰緩急之主動權必落我手中。」後藤意識到了移民的重要性，他還說道：「戰爭不可期待常勝，永久之決勝乃在於民口之消長」。（參見伊藤熹家《近代日本與中國》）若僅以沙俄為對手，應該說後藤的移民計劃是足夠應付的。但或許他自信于海島的「台灣經驗」，低估了東北漢人增長的意義。他以為足以操縱被輕視的「支那」移民，未曾想到十年區區50萬人的數量，和絡繹而來的華北農民完全不成比例。1930年，南滿鐵路公司研究局的估算是黑吉遼三省人口為3430萬，這表明，從1904年起的四分之一世紀內，東三省人口翻了一番。對照以下數字是很有說服力的。1945年，日本大東亞省的統計指出，東北人口上升到4300萬人，其中日本人為150萬人。而按照戰後日本厚生省調查，東北的日本人中「開拓移民」共計27萬人。根據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口普查，滿族人口為242萬人，大部分應該定居在東北，但仍是不折不扣的「少數民族」。③此外，來自朝鮮半島、蘇俄、蒙古的移民數量，比日本人更少。如美國學者柯博文的《走向最後關頭：中國民族國家構建中的日本因素》里提到，三十年代初，東北以接近朝鮮邊境的地域為主，朝鮮半島的移民將近80萬人。這也就是說，經過清帝退位後的三十餘年，東北三省不但成為中國的新興人口稠密地區，更牢固地確定了以漢族為主體的人口構成格局。考慮到出身關內幾省的漢族農民擁有明確的國族認同傳統，因此，無論是日本人還是溥儀式的滿清餘黨，都面臨著試圖將東北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巨大阻礙。促進東北「實邊」的最大功臣，應該首推梟雄張作霖。張作霖於1916年取得奉天省軍政大權，1924年因二次直奉戰爭的勝利更將勢力範圍擴大至華北，遠及華東。直到1928年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奉系不但一度成為了中國最強大的地方實力派系，東北移民也出現了新的高潮。而在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基礎上，東北人特殊的地域性格和文化也宣告形成。④崛起於草莽的張作霖，身處的內外環境實際上始終非常惡劣。他最主要的對手是視滿洲為「喪失了12萬國民、消耗了18億國財」才奪得的戰利品，將之看作「帝國生命線」的日本。尤其是日本少壯派軍人，吞併之心愈發咄咄逼人。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的廣西籍東北軍高級將領何柱國之所以遠離故土投奔奉張，就是因為「我腦子裡的假想敵國是日本，認為去東北就是走向國防第一線」。而張作霖生前因形格式禁，不得不對日本虛與委蛇，卻力求不辱民族大義。被視為「親日派」乃至「漢奸、賣國賊」的曹汝霖在回憶錄中說張作霖「對付日人內外並進，剛柔並用，關東軍無所施其技」，是故日本少壯軍人最後不得不以暴力暗殺手段除掉他。除了包藏禍心的日本之外，關內的直系等競爭者，走上大國沙文主義路途的蘇俄，蠢蠢欲動的滿清餘黨，都是不利於張作霖的外部因素，可謂內外強敵環伺。在這樣的背景下，張作霖及繼承人張學良，都對東北移民持積極態度。在奉張進據華北之後的1925年，張作霖在天津建移民局，幫助準備移民關東的華北人民。他還在公告中稱，為獎勵舉家遷居者，「對於攜有農具之移民，只收車價十分之四，並對12歲以下之兒童及農具等，免收運費，以示優待移民之至意」。（參見王杉《再論20世紀20年代華北人民闖關東狂潮之成因》）何炳棣指出，就是從這一年起，「移民的特點已由季節性的遷移，變為永久性的移殖」。在1923-1929年的七年里，定居東北者累計的250萬人，最高峰值出現在張作霖死前的1927年（678641人）。推動移民東北，對張作霖父子是利遠遠大於蔽的上策。儘管很難找到張作霖本人對此政策的說法，但東北官方史料中有記載稱，「因邊境空虛，外國侵逼……欲圖保存，莫急實邊」。另一方面，奉張新佔據的華北由於持續戰亂，人口激增和災荒頻仍，社會矛盾比較突出，而東北既有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又有遼闊的待開發疆土（30年代後期，偽滿洲國政權統計可耕而未耕的土地尚有4300萬英畝），還有當時國內首屈一指的工商業（1925年，東三省商業已佔全國30%）。減緩華北人口壓力，為亟待開發的東北提供大批精壯低廉的勞動力，實為兩全其美。由此可見，張作霖父子推出的準備房屋飲食、減稅、介紹工作等一系列優待移民的措施，同時也收到了充實奉系實力的效果。中國近現代史上，這種令民眾與上層、地方與國家真正實現雙贏的政策，倒也並不多見。和東北人口增長同時實現的，還有地域性格的塑造完成。中國農民曆來安土重遷，鄉梓家園觀念極強，而因生計所迫、決計遠赴東北的這批人士，無疑必須拋卻傳統觀念，秉持落地生根的移民意識。在開發東北處女地的過程中，更需要「冒險犯難之精神」。吳振漢在《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意識》一書中專門論述東北人的主體意識，大體將之概括為生活經歷使然、民族融合使然、歷史背景使然三大方面。生活經歷自然就是前述之篳路藍縷，九死一生的磨鍊，「造就東北人民強悍、豪邁」的性格。民族融合則指東北漢、滿、蒙幾大民族之間通婚極為常見，「滿、蒙兩族的淳樸、好武、重信義」也感染了漢族人民。⑤吳振漢所列舉《寧古塔紀略》和《柳邊紀略》等資料表明，滿人熱情好客，出門者「不齎路費，經過之處，隨意止宿，人馬俱供給」。這是游牧民族的傳統美德。漢人居多之後，雖因人口激增不能再「客去不受一錢」，卻「宿仍讓炕，炊則猶樵蘇，飯則猶助瓜菜，尚非中土所能及也。」這種慷慨好施、濟人之厄的優秀品質至今仍有餘響，「東北人都是活雷鋒」云云並非憑空杜撰。歷史背景說的是東北早期漢人多是遷謫流戌而來，社會地位受到壓抑，沒有參加科舉的權利，一部分人經商，一部分索性為匪，都具有「倔強奮鬥的個性」。此後身受俄日欺凌，也加重了東北人的危機意識。今人多了解東北人性格有暴烈剛愎一面，亦有其淵源所在。⑥吳振漢認為，「東北土生土長的張作霖，本身即是東北長期以來本土化的表徵」，此言甚是。數十年來，張作霖的傳奇色彩經久不減，而他的多面性格，某種程度上確實頗具東北人的代表性。他看上去是粗野武夫，卻樂於表現出尊重文化和知識份子；他行事豪邁粗獷，卻也屢顯心思的慎密狡獪；他有開懷大度的時候，也有冷酷寡恩的一面；他固執強硬，獨斷專行，也能身段柔軟，從善如流……張作霖身上的種種優點、缺點，於如今的東北人當中依舊可堪尋覓。我童蒙時聽長輩提及張作霖，絕大多數對他懷有尊崇，除了對他優待移民，發展東北的感恩之心以外，對他人格上的認同感和親切感當是要因。在張作霖坐鎮東北的十二年內，東北人，不論是老移民，亦或新移民，都形成了本土化的地域性格和對東北的家鄉認知。因此，「九一八」東北淪陷之後，被迫逃難入關的東北流亡者們並未回到他們真正的原籍魯、冀等省，而是唱道：「我的家在東北的松花江上」，東北成了他們眷戀不舍的故土。日本外務省檔案中記載：「此次事件後（按：九一八事件），在東三省人士間，『東三省是東三省人的東三省』的觀念更加濃厚，我方要抓住這個機遇，以貫徹滿蒙聖略。」這段描述有正確的一面，即東北人確實把東三省當作了自己的家園，但更有其淺陋的一面，即東北人的地域觀念絕不意味著對中國的背棄。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後，作為吸收外來移民的東北，出現了幾次人口向外流動的「反向移民潮」，是又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第一波的東北人入關南下是政治主導下的命令性遷移。東北是較早為中共控制的區域，以東北官兵為主的四野更是兵鋒直抵海南島的共軍主力。因此，1948年10月，中共為有效管理華中、華南等新佔領的地區，從華北、東北等地抽調大批幹部南下，東北就調動了15000人，僅次於華北老根據地的17000人。隨著華北出身的「抗日戰爭幹部」年紀增大，東北出身的「解放戰爭幹部」奉命南下移居的越來越多。日本學者田原史起在《新解放區縣級政權的形成》一文中，以江西十個縣為例，統計1949年至80年代縣級領導人物的出身籍貫，發現自50年代後半起，東北出身幹部開始成為比重最大的群體，在70年代前半的縣級領導中竟然達到89.2%的驚人程度！除此之外，在那幾十年間，為了開發落後邊遠地區和「建設大三線」等戰略構想，一些東北人，尤其是從事軍工、重工業的勞動者、技術人員被調派到西北、西南等地。他們以白手起家的精神參與創建了攀鋼、酒鋼等一系列新興工業基地，也在異鄉定居下來。和前述官方指令性的移民迥異的是，從九十年代中後期至今，東北人掀起了一陣自發的外向移民浪潮。這一波移民潮的起因是多年來壓榨性、差別性的國家政策令東北奉獻出大量自然資源，卻未能得到應有補償，而國有工礦企業為主的傳統體制又難以適應所謂的「市場經濟改革」，導致東北經濟陷入蕭條，失業待業人口居高不下。很多東北人對此憤憤不平，認為東北為其他地域長期輸血，最後卻落得自身油盡燈枯的悲劇結果。⑦中央政府儘管也曾喊出「振興東北」的口號，但並無多大實質性的進展。面臨生活困境的東北人，血管內敢於冒險開拓的基因再次活躍起來。做為移民的後人，他們從不怯於踏上新的移民之路。在流動人口較多、經濟較為活躍的華東、華南沿海地區，東北新移民人數甚眾，在各行各業中佔據了一片天地。他們的足跡也遠及海外。法國的華文報紙《歐洲新報》在錢亦楠、司徒北辰撰寫的《東北非法移民在巴黎》文中指出，來自中國東北的非法移民潮始於1998年，其背景是之前的大批產業工人下崗。在這些東北非法移民中，「此前從事的工作有服裝廠工人、鋼鐵廠工人、電工、推銷員等，絕大多數為離異的、四五十多歲的中年婦女」。她們飄洋過海，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是「為了供孩子上學或給孩子娶親」。隨著出國條件的放寬，到異國闖蕩的東北人愈來愈多。以日本為例，在日的新華僑華人社群里，上海人、福建人曾經長期是最大的群體，但自2000年起，東三省出身者迅速超過滬閩兩地出身者，躍居第一。在北美的中國大陸移民中，東北人近年來也異軍突起，成為僅次於粵、閩、浙江溫州等傳統海外移民之後的第四大群體。從百餘年前的出關到二十一世紀的入關，東北移民的故事裡，濃縮有無數人生悲欣交集的印記，更有一個民族坎坷跌宕的歷程。附註：①遼東在此時具有強烈的軍事化社會色彩，其手工業發展亦以軍工為主，不但生產大量的盔甲弓箭等步兵武器，還能製造火器和戰船。有趣的是，現代東北從奉張時期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也向來都是全國罕有其匹的軍工重鎮之一。②根據何炳棣的推算，中國人口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約為2.75億，而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上升為4.3億。在大約七十年間，凈增加1.55億人，在經濟上、生態上都給帝國帶來了巨大的壓力。③據1990年統計數據，僅遼寧一地，滿族人口為495.4萬人，佔全國滿族人口50.4%，也令遼寧成為中國少數民族比重第五大的省份。然而，此數字背後或有相當的因少數民族優惠政策造成的謊報現象。在滿族語言習俗泰半湮沒的狀況下，漢族和滿族之間的界定也幾乎任由個人說了算。④另一個值得提及的是，早期的東北移民因為自然條件極為艱苦，死於饑寒者「蓋不知凡幾也」。從人種學的角度來看，移民過程實際上也是一次殘酷的淘汰，身體素質較差的人可能難以定居繁衍，這個自然選擇的結果是造就了東北人強健的體魄。即使在今天，東北人的先天身體素質可能仍比其他地區的中國人普遍高大健壯，女性表現得尤其明顯。因此在競技體育領域，東北運動員的實力在中國國內相當突出。⑤東北的另一個重要少數民族朝鮮族在此的角色比較曖昧。至今，他們依舊更加重視本民族內部的通婚；同時，在國族認同問題上，一些人也存在含糊混亂甚至更加接近異國的趨向。就歷史根源來講，從日本統治朝鮮半島到戰敗的幾十年內，來自朝鮮半島的移民是日本對東北進行殖民擴張的工具，「中國和日本對他們的確切身份從來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柯博文《走向最後關頭：中國民族國家構建中的日本因素》）。田中義一在《朝鮮移民獎勵及保護政策》中稱：「朝鮮民移住東三省之眾，可為母國民開拓滿蒙處女地，以便母國民進取……彼東三省政府如敢以朝鮮民而制我，我則用兵之機會可以急速也……至今日在東三省之朝鮮民，幾至百萬有餘。如此之現象，為帝國對滿蒙的特權，不求而可自得，其可為國家造成莫大幸福。」在此過程中，朝鮮移民每每和中國農民發生衝突，代表性的1931年夏的萬寶山事件大大激化了中日兩國的對立情緒。而「二鬼子」的稱呼，充分表達了中國農民對朝鮮移民的敵意。甚至在數十年後的今天，東北的朝鮮族仍舊是一個存在潛在分離傾向的特殊族群。⑥吳振漢於書中列舉國府遷台後多位東北籍政治人物的表現，如立法委員齊世英的組黨意願、監察委員曹德宣的「兩個中國論」、立法委員費希平的參與創建民進黨、立法院院長梁肅戎與人爭執等，皆體現出不畏政治禁忌，「正直剛烈的本土性格」。吳並強調那一代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而聯繫到西安事變等事件，這些流亡人士的心態，實際上嚴重影響了中國現代政局的變化。⑦東北出身的國民黨元老朱霽青到台灣後，曾抱怨說：「且我每次東北政局之演變，咸為革命同志發動於前，而我軍政妥協之後，因此東北革命之結局，恆被全國整個利益所犧牲。」這倒不算過分的怨天尤人，因為在中共治下的東北，也確實長期扮演了一個犧牲者的角色。比如陳錫聯主政遼寧期間，限制民眾糧油供應轉獻北京，留下一個「陳三兩」的綽號。2006-200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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