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藥如用兵」——著名中醫學家裘沛然

「用藥如用兵」——著名中醫學家裘沛然　　裘沛然，中醫學家。長期從事中醫教育和中醫理論、臨床研究，在中醫基礎理論、各家學說、經絡、傷寒溫病、養生諸領域頗多見解，對內科疑難病的治 療亦頗具心得。為培養中醫人才作出了貢獻。 　　裘沛然，原名維龍。原籍浙江省慈溪縣。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７年就讀於小學和國學專修館。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０年，在家自學經史百家之書，旁涉新文學和自然科學書籍，同時，擠出一定時間從叔父裘汝根學針灸。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４年入丁甘仁先生所創辦的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學習，並在名醫丁濟萬診所臨床實習，又常請益於謝觀、夏應堂、程門雪、秦伯未、章次公諸先生之門，深得海上諸名家的青睞。 　　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５８年懸壺於慈溪、寧波、上海，以行醫自給，臨診之餘，勤研中醫學和歷史、文學、哲學等。１９５８年裘沛然應聘進入上海中醫學院任教，先後任針灸、經絡、內經、中醫基礎理論、各家學說諸教研室的主任。在教學中，他重視啟發式講課，形象教學和現場教學。曾帶領教師們一起創製了「針灸經絡玻璃人」模型和脈象模型，先後獲得國家工業二等獎和三等獎。為提高中醫教學質量，他還制訂了「三基」訓練項目，受到了衛生部的表彰。裘沛然在講課時，注重理論聯繫實際，如教授針刺手法，則在臨床親自操作向學生示範。他還多次帶領學生下廠、下鄉，從事專業和為群眾服務的實際鍛煉。 　　１９８０年，裘沛然擔任國家科委中醫組成員，１９８１年任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委員。在此期間他經常參加各種會議，對中醫的發展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例如，有一次在廣州召開的全國醫學辯證法會議上，他作了《祖國醫學的繼承，滲透和發展》的長篇學術報告，提出中醫發展有三條途徑：首先是提高中醫理論和臨床水平；二是採用多學科發展中醫學；三是中西醫要求真正的結合。他的報告受到許多學者的讚揚，並為有關刊物轉載發表。襲沛然在１９８４年任上海中醫學院專家委員會主任，並為院學術委員會、職稱評定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對學院的教學改革、學術研究、專業設置等，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 　　裘沛然在１９７９年擔任上海市政協委員，１９８３年任市政協常務委員，１９８８年兼任市政協「醫衛體委員會」副主任，經常在市及兄弟省市的醫藥單位及教學單位進行調查研究和考查工作，對振興中醫事業和其他衛生保健工作及教學方面的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為政府獻計獻策。 　　自１９５８年以來，裘沛然主持和參加編寫的講義、著作達２６種，如主持編寫的有：《針灸學概要》、《針灸學講義》、《經絡學說》、《腧穴學》、《刺灸法》、《針灸治療學》、《針灸學》、《簡明中醫辭典》、《中醫大辭典》，還參加編纂《辭海》、《漢英醫學大辭典》，審定《中醫人物詞典》，編審《針灸學辭典》，所撰論文３０餘篇，其中一篇獲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優秀論文一等獎，另一篇獲全國十家期刊優秀論文二等獎。他的力作《壺天散墨》一書，議論精闢，文筆優美，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裘沛然是一位醫生，也是一位學者，他以廣博的文史和科學知識，被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市同濟大學聘為兼職教授。他雖將近望八之年，仍深深感到自己「知識淺薄」、「名浮於實」而勤奮不倦地研究學問。裘沛然能詩善文，１９８９年除夕之夜，曾感賦一絕：「學如測海深難識，理未窮源事可疑，詩到換年渾是夢，世猶多病愧稱醫。」寥寥數語，體現了他好學不倦，老而彌篤追求真理的精神。 中醫理論方面的建樹 　　裘沛然在學術上遠紹旁搜，對靈素仲景之學及歷代醫學理論的沿革發展研究頗深。在經絡的研究、對中醫歷代各家學說的心得、傷寒溫病學的融合等方面發表了許多新的見解，撰寫了２０餘部著作。 　　力倡「傷寒溫病一體論」漢代醫學家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開辨證施治之先河，為治療外感熱病樹立圭臬。清代名醫葉天士創溫病論，他提出傷寒主六經，溫病主衛氣營血，是兩門學問。自葉氏之說興，在中醫界引起傷寒和溫病兩個學派長期的論爭。裘沛然經長期研究認為，六經和衛氣營血是否是一回事，不要只聽名詞之不同，而要仔細分析兩者所表現的具體證候的異同，必須從其臨床具體表現的實質內容進行分析。他首先從病證概念作縝密的考證，並以充分的資料說明，「傷寒」這一名詞本是古代一切外感疾病的總稱，包括近代醫家所稱的溫病。溫病中還有許多具體病名、病因病機及證治大法，在《傷寒論》中亦基本論及，傷寒與溫病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同義語。再從實際內容分析，傷寒論以八綱為主導，以經絡臟腑（包括三焦）為基礎，從病邪的性質、受病的部位、正氣的盛衰、證候的表現而辨證施治，這是中醫治療疾病的共同依據。溫病乃傷寒的一個分支，當然也不例外。仲景《傷寒論》昌明六經分經施治的原理，正是說明經絡與臟腑及衛氣營血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指出「六經是有經絡臟腑實質的，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就無法解釋《傷寒論》的諸多原文，且六經本是包括三焦，衛氣營血的臨床表現不能逾越經絡臟腑的證治範疇。溫病與傷寒分割論者搞亂六經與三焦不可分割的關係，割裂了經絡與臟腑之間的多種有機聯繫，從而破壞了中醫學中整體性和辯證性的基本理論」。 　　據此，裘沛然認為，溫病只是傷寒的分支，溫病學說在某些方面豐富和發展了外感熱病的認識和證治，但不宜將兩者機械地分家，而應從實際出發，使傷寒與溫病的機理治法成為一個整體，才有利於外感熱病的診治。 　　關於經絡學說的研究「經絡學說是祖國醫學的機體聯繫學說，是闡述人體內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密切影響，說明這些聯繫是人體生命活動、疾病機轉和診斷治療的重要依據，它體現了祖國醫學理論中的整體觀點」。這是裘沛然對經絡學說理論和實踐價值的概括。雖然目前的科學水平無法找到其實質內容，隨著科學的發展，國內外不少學者已經能從實驗中尋找到某些有關經絡的線索，而經絡的感測現象更為大量的臨床實踐所證實。經絡在人體生理情況下擔負著轉輸氣血、運行營衛、聯繫臟腑、濡養組織等重要作用；當機體發生異常變化時，經絡具有反映病候、傳導病邪的作用；在應用針灸或湯藥施治時，又有接受刺激和傳遞治療效應的作用，針灸的循經取穴和藥物的歸經理論的例子，都說明它在臨床應用方面有極為重要的價值。 　　裘沛然指出，經絡包括「點」、「線」、「面」３個部分。近代醫家所發現的壓痛點與過敏帶等，也是經絡反映的印證和充實。有人認為某些壓痛點與皮膚活動點同經絡俞穴不盡符合。這是因為經穴僅僅是經絡學說中的一部分，它還包括經別、奇經、經筋、皮部及標本，根結之類。經絡在人體分部的情況，不僅僅是「線」或「點」的聯繫，還應當從它分部隸屬範圍較大的「面」來理解。 　　　關於十二經病的「是動」與「所生病」的涵義，千百年來眾說紛紜。歷代醫家或從陰陽氣血論，或從本經他經論，或從內因外因論，或從經絡臟腑論等等。裘沛然認為，歷代諸說雖各言之近理，但《內經》中「是動」的原意是從經氣發生病理變化方面而言，「所生病」是從經脈和俞穴所主治的病證方面來說，兩者相互補充和相互印證」。由病理變化而產生的癥狀，即是動病，也就是該俞穴的主治範圍；而十二經脈所主治的病症（即主某所生病）也正由於該經經氣的異常所導致」。他分析是動的「動」字，示經氣之動亂，是主某所生病的「主」字，含有主管、主治的意義。它之所以分成兩個部分敘述，「僅僅是古代醫家從臨床癥狀觀察和治療體驗兩個方面所獲得的材料之匯合」。據此就不難理解它們在內容上既有重複，也有補充。 　　關於奇經八脈問題歷來未能引起學術界的足夠重視，明代李時珍獨對此作過整理闡發。５０年代裘沛然曾發表《奇經八脈循行經路考正》一文，在李氏基礎上進一步對奇經的循行路線詳加釐訂，勘謬正誤，為後來的教科書所徵引。１９６０年，又在《文匯報》上發表了《奇經八脈研究》，展示了他對該領域的研究成果。文章首先肯定奇經八脈具有「經脈」的性質，起著主導作用；同時兼具「絡脈」的特點，發揮著聯絡、灌溉的效能；加之其在走向徑路與臟腑聯繫等方面有別於一般經脈，故以「奇」命名。他歸納奇經有聯繫、滲灌、統轄、主導諸經的生理作用。長期以來，人們對奇經八脈的病候及其治療多不甚深究。裘沛然對此別有心得，認為「中醫臨床應用的藥物與方劑，幾乎無不可以治奇經疾患」，針灸治療亦然，除任督二脈外，其餘六脈脈氣所發之穴位，均附寄於十二經脈的俞穴，故在治療配穴上有相通的意義。」治療奇經疾病的方法，不離於該奇經所統屬的經脈或臟腑範圍，採用能入原來經脈的方葯或俞穴，運用得當，即可獲得佳效」。 　　關於各家學說的研究裘沛然對中醫歷代各家學說的研究尤多獨到之見。１９７７年曾任上海中醫學院各家學說教研室主任，積其多年研究成果並彙集諸同道之長，編成《中醫歷代各家學說》。他研究各家學說主張不先存成見，既不輕易否定，也不盲目接受。特別對某些遭人非議的學術觀點，尤當獨立思考，並經過臨床的反覆驗證，然後提出己見。 　　明代醫家張景岳以常用熟地而遭後世不少醫家的貶斥。裘沛然經過長期的思索和躬親實踐，深知景岳有獨到之長。僅以金水六君一方為例，他常常用大劑量的熟地、當歸配合半夏、獲苓、甘草等，治癒了不少用一般常法久而無效的痰涎壅盛、氣急胸悶、納呆苔膩的疑難重證。一破百餘年來所謂胸悶納呆忌用熟地的禁區。他由此感嘆醫生「可為而不可為」，並服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句可貴的名言。 　　金元醫家朱丹溪在中醫學上作出了可貴的貢獻。裘沛然對丹溪學說的研究頗多獨到。他歸納其學術特色有６條，即生命延續皆由於動，凡「動」皆屬於火，而主要是相火的作用，相火妄動則可致病；精血易耗難生，形質易衰難長，陰精有奉，則陽氣始終鼓盪於生命的全過程，故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發生疾病多因正氣虛，故施治不主張峻攻，但也反對呆補，而常用「治病不傷正，扶正不礙邪」的方法；認為氣有餘能使火炎，火有餘亦可致氣滯，而氣火郁遏又常與有形之邪相附著；劉河間主火而未能深明火的燔灼之源，李東垣以為「火與元氣不兩立」，未諳相火有養身之功，張子和主攻，未免忽視正氣在治病中的關鍵作用，朱丹溪吸取了三家之長而補其偏；朱丹溪處方用藥一掃宋代剛燥積習，著重補陰和清、泄、利、散及疏調等。 　　裘沛然還對唐代醫家孫思邈學術思想和診治經驗盡發掘能事。他倡言「孫氏醫論，重在『誠』字」，「孫氏選方，克臻『精』字」，並系統研討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近６０００個處方，歸納其遣方用藥的特點為：簡易見長、平正取勝，奇崛跳脫、雜亂有章等，給人以很大啟示。後世有些醫家對孫氏某些處方的「龐雜繁亂」頗有微詞。裘沛然通過艱難摸索和臨床體察，乃悟其方之雜正是奧妙之所在。薑桂與大黃並用，人參與硝黃相伍，體現了「制方之反、激、逆、從」的妙用。故他在晚年治疑難雜症，亦常效法思邈，以龐雜組方或奇特配伍而起沉痾、愈危疾。 　　歷代醫家都認為溫病學說開創於明清時代，裘沛然則指出孫思邈是「溫病治法的創導者」，並以大量的例證說明治療溫病的表理雙解、氣營兩清、清熱解毒、甘寒生津、芳香開竅等治溫要法，實胎息於《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為溫病治療作了溯流探源的揭示。 　　關於養生觀裘沛然對養生學說深有研究。他曾分析了中醫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含義，並發表了「高明的醫生是防病於未然，而醫學的最高境界是消滅醫生」的見解。他認為養生的根本在於「全神」。中醫學中的「神」，是人生命的內核。裘沛然所說的「全神」不僅是通常所說的感覺思維、「神色」、「神氣」，而是指「神明」的妙用。他指出：「神」實際上就是目前科學家遠未了解的宇宙界的自然運動變化的規律，它是「妙萬物而為言」的。人為萬物之靈，得神最全，故凡人體的生長衰老壽天以及氣血精髓的充養，喜怒哀樂的調控，對外界環境的適應等諸多生理活動，無不賴「神」所主宰。他比喻說：人有如一部最精密的「自動機器」，具有自我調節、自我修補、自我適應、自我控制四大功能。這四大功能只有在精神不受損害的情況下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治療疾病的任何手段和措施，都是通過「神」的功能發揮其治療效應的。倘若病人到了「神不使」的境地，葯雖對症也難以為功。因此，養生首先要全神。所謂「全神」，就是努力使自己的精神完美無缺，要運用各種修心養性、澄心息慮的方法，使自己的心態保持至善至美、恬澹寧靜的境地。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具有一種高尚的思想境界，摒除邪惡和貪慾之心，不慕求浮榮，不損人利己，破除私心雜念，要有忠恕仁厚、純一無偽的精神。只有在心神極其安寧、「碧海無波」的情況下，「神」的功能才能得到高度的發揮，而使人體氣血和暢，五臟安寧，精神內守，真氣從之，這是保持和達到人原來應享的年壽的關鍵。 　　裘沛然指出，作為社會的人，不可能沒有思維，問題在於思一定要「純」，能純則「全」，精神純真專一，潛心學術研究，為人民多做好事，自然心安神怡，形勞而不倦。至於喜怒哀樂乃人之常情，但七情之發貴乎「中節」。所謂「中節」，就是注意不要超過精神活動的「臨界度」，如七情過度可傷神，神傷則致百病。古人所說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寓有「中節」的意思。《內經》提出「生病起於過用」。情志活動、房室勞逸、飲食五味等，均須「動而中節」，不可過用，過用則病。 　　裘沛然還主張，養生要堅持一個「嗇」字。人的精神氣血是有限的，要處處注意攝養愛護，使之多貯存而少消耗。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五色、五音、五味等皆是人之本能所必需，但如縱情於犬馬聲色，必然耗傷精氣神而損及年壽。所以「治人事天莫若『嗇』」。所謂「嗇」，就是要攝神、葆精、愛氣、養形。「嗇」與「中節」，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中節是指不要超過身心活動的正常範圍，而嗇的含義則是使精氣神的消耗減少到最低限度。 　　裘沛然所倡導的「全神」、「中節」、堅持「嗇」字的養生要義，是在繼承歷代養生家的經驗和理論並總結自己的實踐體驗後提出來的。他非常重視養生的地位，曾在報上著文說：「養生康復必將成為人類醫學的主流和熱點。因為醫學的最終目標必將發展到人們在身心兩方面可以自我康復和長壽的水平，我們的養生康復事業前途不可限量」。 治療疑難雜症的經驗 　　裘沛然在臨床方面亦具有豐富經驗，對於疑難雜症的治療尤多心得。他所寫的《疑難病證的中醫治法研究》一文，是長期臨床經驗的總結，１９８７年獲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優秀論文一等獎。該論文總結養正徐圖法，反激逆從法、大方復治法、內外貫通法、培補脾腎法、斬關奪隘法、隨機用巧法、醫患相得法等８種療法，融哲理、醫理為一爐，醫界評之為「源於實踐而高於實踐」的佳作。 　　輕劑起沉痾「混沌」療痼疾「假兼備以辜中，借和平以藏拙」這是清代醫家葉天士對當時一些醫生臨症盲無定識，用藥輕淡塞責的針砭之辭。襲沛然認為，葉氏之呵斥，確有必要，但他對上述兩句話的含義另有新解。他指出，「兼備」與「和平」本非壞事，病情錯綜萬變，往往虛實互見，寒熱夾雜，治療就應全面權衡，統籌兼顧，處方往往假「兼備」而獲奇中，如果真正能用「和平」之品以起深痼則更值得稱道。 　　他早年曾治療一痢疾危證。患者一日痢下數十次，病延二旬，已瀕危殆。中西醫歷治無效，已到不能進食、神識昏糊、脈微欲絕、四肢厥冷的險惡階段。裘為之處一方，方中集補氣溫腎、清熱燥濕、通里攻下、澀腸收斂及養陰等於一爐，似乎是一張「雜亂無章」的「兼備」之方，可謂「混沌而又混沌」。結果葯後翌日即痢止神清，腹痛亦除，脈轉有力，胃思納谷，僅二劑而病痊，病家為之驚喜。說明「兼備」法並非雜湊成方，其中寓有縝密和巧思。 　　裘沛然認為，對治療疑難危重病證來說，使用峻烈之品愈病，已經算是一位不錯的醫生，但總稱不上良工。這是因為峻烈藥品多傷元氣，病雖得愈，體力暗耗，終究不是理想的治療方法。如果能用性味平和的王道藥物以解決問題，既去邪又不傷正，「平淡之中見神奇」，就比使用峻葯療病高明得多。他曾用玉蝴蝶、冬瓜子兩味，輕起某些遍醫無效的久咳水腫患者。一位晚期肝癌患者，醫院已判定最多只能存活３個月，裘用平和的養正徐圖法，培補脾腎，精心施治，竟然存活了１０年（後卒於心臟病）。類似這樣的驗案雖然為數不多，但卻彌可珍貴。 　　古方治今病推陳出新意裘沛然十分重視古方的繼承和發揚，診務餘暇，喜歡研閱方書，揣摩古人的醫話醫案，從中吸取營養，為現代臨床服務。例如，他曾以烏頭赤石脂丸合丹參飲，治癒因心陽式微，陰寒盤踞心胸，歷時５年反覆發作的胸痹；用紅藍花酒伍生脈飲加味治療心陰虧損、血虛氣滯的心痛；溫經湯原為沖任虛寒、月經不調而設，抵當湯則主治太陽蓄血證，他把兩方活用於治療因寒凝瘀阻而致的心絞痛，使纏綿數十載的頑疾，得以控制；葶藶大棗瀉肺湯專瀉肺中痰熱，用治心痛的報道極為罕見，他卻以此方合桂枝生薑枳實湯，治療一高年心痛患者，三診痛止病癒，照常參加工作。 　　裘沛然經常對學生講，運用古方治今病的關鍵在於「精熟」兩字。學習古方必先領會立方原意，洞悉其中精微，才能融會貫通。臨床上古方今病能夠合拍者並不少見，在應用古方時，有時需把握主症即可以成方加減損益而奏效；有時則用古人原方而建奇功。組方有成法，用方要知常達變，而變化之妙，存乎一心。 　　既不離於法　又不為法拘　在長期的醫學生涯中，裘沛然經歷了眾多的各種複雜病證，從而體會到治療疾病「既要不離於法，又要不為法拘」。他曾經治療過不少各種類型的哮喘病，對其中屬於寒飲咳喘之證，每以宣肺降氣、溫肺化飲、通陽散寒的常規療法，而獲痊癒或緩解。對《金匱要略》「病痰飲者，當以溫葯和之」之說，也有一定的體驗。然而１９７０年他治療一痰飲患者，症見劇烈咳嗽，晝夜不停，氣逆喘促，痰涎如涌，病程已歷年余。病員體形肥胖，舌苔白膩，脈見沉弦。裘沛然先後用過溫、化、宣、降以及滌、消、攻、逐諸法，也絲毫未瘥。不得已改擬黃芩、生地、龍膽草三味，大其劑量，與服２劑，竟奏意外之功。咳嗽十減其九，痰涌之象亦除，又續服數劑而病瘳。病家狂歡，他亦驚喜不置。病屬寒飲，乃投苦寒而得手，實屬「法外之法」。 　　立法處方用藥　崇尚精奇巧博裘沛然根據自己多年臨床的體驗，覺得要提高療效，可概括為「精、奇、巧、博」４個字。 　　處方貴精。所謂「精」即至當不易之謂。他在為心臟病患者治療時，臨床如表現為心陽不振，血行欠暢而見舌質淡胖，脈微細或結代者，常用炙甘草湯稍事加減，葯後雖有效果，但常易反覆，最後就逕用炙甘草湯原方，一味葯不更動，只是在劑量上稍加斟酌，如甘草，桂枝，一般各用２０克以上。有許多心臟病患者，曾屢更醫生，中西藥備嘗，也曾服過炙甘草湯的加減方，均無良效，改服仲景原方後，不少病人癥狀竟得消失或基本緩解，有的曆數載而安然無恙。於此可見古人立方之精。 　　立法宜奇。裘沛然經常說：「用藥如用兵，兵法有堂正之師，有奇譎之法。用藥之道，初無二致」。他自己有一次患感冒咳嗽，連續數天，旋即咳嗽晝夜不停，徹夜不能睡眠，不得已乃處一方，方用河子３０克，黃芩３０克，龍膽草９克，又加烏梅、乾薑、細辛三葯。葯後２小時，吐出痰涎及食物殘渣，隔半小時又大吐一次，是夜未進晚餐，即卧床安息，事出意料，這個晝夜不停的劇咳，竟得一吐而痊癒。後遇此類病證，他常用酸苦涌泄的吐法，亦每收奇功。可見奇方非偶致，多自教訓中得來。　 用藥在巧。裘沛然善於從古代名醫治病的經驗中悟出其巧，面對複雜的病證，獨出機杼而治癒頑痾宿疾，他對一些屢服中西藥無效的支氣管哮喘、消化性潰瘍、心血管疾患、頑固性偏頭痛、原因不明的高熱、紅斑狼瘡、肝臟疾患等比較棘手的病症，別有一套辨治方法，但有時則往往在前醫方中更改一二味，或略變動部分藥物的劑量，使本來無法醫治的疑難病證，進入逐漸轉機的坦途。 　　關鍵在博。裘沛然認為，精、奇、巧三端均以「博」為基礎，精源於博，奇不離正，巧生於熟。所謂「博」，就是要博覽群書，博採眾方。一個醫生掌握的治病方法越多越好。如治眩暈，近人多囿於「陽化內風」及「無痰不作眩」之論，以天麻鉤藤飲及半夏白朮天麻湯等方為枕中鴻寶，殊不知肝陽不升、下焦虛冷、腎元虧損、氣血兩虛等皆可致眩，許多與此相應的古方，更是治眩所不廢。醫生胸中如有眾多治法，才能在臨床中泛應曲當而得心應手。 致力於中醫教育事業 　　裘沛然十分重視中醫教育的教材建設。１９５８年他剛進入上海中醫學院針灸教研室，即著手教材建設，帶頭編寫針灸教材。在短短４年中，針灸教研室便出版了《針灸學概要》、《經絡學說》、《針灸學講義》、《刺灸法》、《腧穴學》、《針灸治療學》６部著作。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４年，裘沛然兩次受命衛生部擔任全國高等中醫院校統編教材編審中心組成員，１９７７年又任編審委員會副主任。他全力投入工作，認真負責，出色地完成了１０門教材的審閱修改任務。 　　裘沛然還為加強中醫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訓練付出了艱辛的勞動。１９６４年春季，他受上海中醫學院委託帶領工作小組負責中醫各門課程基本內容提綱和基本訓練項目兩個方案的起草工作。他在大量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少而精，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擬訂了《中醫各門課程基本內容提綱》，對中醫各門課程的基本內容，根據其不同性質，分為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簡稱「三基」）３個部分，並在此基礎上制訂了《六年制中醫專業基本功訓練項目》，對中醫專業的各門課程的知識體系，進行了系統的疏理，列出分段進行訓練的計劃。「三基」訓練的實施，對於減輕學生負擔，提高教學質量，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裘沛然曾擔任多門課程和各種層次班級的教學工作。教學中他注重理論聯繫實際，並特別注意在教書中育人。在育人中他把握３條：一是首重培養醫德；二是以務實的精神研究學問，不尚浮誇；三是為病人服務要全心全意。要求學生做到的，裘沛然自己必先身體力行。在多次帶領學生下鄉中，他總是以身作則，熱誠地為農民群眾服務，深獲鄉親們讚揚和學生的尊敬。 可貴的治學精神 　　裘沛然在中醫基礎理論、臨床治療、教學研究等多方面的貢獻，同他一生治學精神的勤奮、治學態度的嚴謹是分不開的。他家中雖藏書萬卷，一生浪跡書海，然而他卻常說：「讀書越多，越覺知識貧乏。人生苦短，學問無窮」。 　　首先，裘沛然勤於學習又善於思考。他自己也說，自己「一生治學是一個不斷學習、不斷思考、又不斷進取的過程」。在學習與研究中，他非常重視「循名責實」，從不為「名」所惑。比如，歷代治《傷寒論》之學者不下數百家，其中不少醫家隨文解義，陳陳相因，關於傷寒六經概念的認識就十分紊亂，有「六經非經絡」、「六經是症候群」、「六經是六病」等等說法。裘沛然對此問題採取循名責實的研究方法。認為「名」可以任意而巧立，「實」不能隨心而改變。他指出，六經是否是指經絡，其關鍵要看六經病的實質所指。《傷寒論》中明確記載太陽病「欲作再經」者，針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以及「灸少陰七壯」等大量論述，如果六經非經絡，則少陰不知灸在何處？傷寒病的「傳經」如果離開了經絡，是通過什麼途徑傳變？六經病的臨床癥候倘若離開經絡臟腑則其病理變化無著落處。又如，常用中藥升麻，自金元時被張元素說成有「昇陽」功效後，大醫家李東垣、李時珍越益昌大其說，「其葉如麻，其性上升，故名」。後世皆奉其說。裘沛然通過自己長期的臨床驗證後，大膽地對升麻性能提出了疑義，以令人信服的考證，論證了升麻是解毒涼血清熱之良藥。 　　裘沛然的學習興趣十分廣泛，早年在私塾中課讀時，除學習古籍外，對哲學、史學、文學、數學、化學、醫學等也廣泛涉獵。後來致力於醫學，其閱讀求知的面遠不局限於醫籍。在歷代醫家中，他尤心折孫思邈、李時珍、張景岳等學識之廣博。在他的萬卷藏書中，除醫學書籍外，文史及其他自然科學書籍竟佔１／３以上。裘沛然在醫學上的成就，得益於他的專業以外的廣博知識。他常常說，各種學問，研究到了高深的境界，往往是相通的。由博返約無疑是治學的一個要領。他認為，即使從臨床治療的具體實踐來說，品評醫生水平的高低，也應看他對每一種病所掌握的治療方法之多少。有了「博」才能返「約」，才能在臨床時左右逢源。在他古稀之年，還對中醫歷代文獻中眾多獨具特色的治療方法，作詳盡的搜羅、研討，並主持編寫了《中醫獨特療法大全》，書中收載了２００餘種治病方法，博採了中醫的眾多的治療手段，從而走向由博返約的道路。 　　務實精神是襲沛然治學方面的另一個特點。他認為，無論是做人、做學問，都必須務實。務實，不僅是學風問題，乃是正世道而興邦國的一門大學問。本著這種精神，他對古代的一方一葯都認真對待，究其所以。比如，「聖散子」是一張著名的古代「家傳秘方」，據《蘇沈良方》記載，該方能治療外感一切疾病，可無問傷寒瘟疫，陰症陽症，「其驗特異」。蘇軾、龐安常等名家曾大力宣揚其方，雲其活人無數。而宋代葉夢得在《避暑錄話》里卻說此方「殺人無數」。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裡？裘沛然從該方實際功效的分析對「聖散子」的適應症作出了正確的判斷。進而用「知人論世」的方法，通過對宋代社會背景、醫界風尚等的研究和考證，發現原因是宋元時代盛行「一方統治諸病」，崇尚「成藥萬能」。他認為，這是一個活生生的廢醫存葯的慘痛教訓，值得我們警惕。 　　在當前「中醫現代化」的潮流中，不少人紛紛引用其他學科領域的新觀點、新學說來闡釋中醫學中的一些理論問題，其中用新奇的辭彙以炫耀中醫者有之，對中醫學蔑視貶低者亦有之。裘沛然認為這些都不是科學的務實態度。他提出，研究中醫學，首先要學好中醫理論，並有較多的實踐經驗。關鍵要深入了解中醫學的全面內容，而後再用科學手段加以整理和逐步提高。不僅對學習中醫理論要務實，臨床總結要務實，而實驗研究更特別要求務實，只有這樣，中醫學才能獲得真正的發展。 　　５０多年來，裘沛然不僅潛心寢饋於中醫學術，而且特別關心中醫藥事業的振興發展。近幾年來，他講演著文，奔走呼籲，積極為決策部門獻計獻策，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見與建議。他一生為中醫事業的發展盡心竭力，對中醫學的未來充滿信心。 　　(作者：王慶其) 簡歷 　　１９１６年１月　出生於浙江省慈溪縣。 　　１９２８—１９３０ 年　隨叔父裘汝根學針灸。 　　１９３０—１９３４年　入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學習。 　　１９３４—１９５８年　在浙江慈溪、寧波及上海市行醫。 　　１９５８—１９７７年　在上海中醫學院任教。先後擔任針灸學教研室副主任，經絡學、內經、基礎理論、各家學說等教研室主任。 　　１９７８年　任上海中醫學院基礎部主任。 　　１９７９年　任上海中醫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主要論著 　　１　裘沛然．壺天散墨．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１９８５． 　　２　襲沛然主編．中醫歷代各家學說．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１９８４． 　　３　裘沛然參與主編．中醫各家學說．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１９８４． 　　４　裘沛然參與主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中醫內科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　襲沛然參與主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中醫學（綜合本）．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待出版）． 　　６　裘沛然主編．上海名醫學術精萃．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０． 　　７　裘沛然主編．新編中國針灸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１９９１． 　　８　裘沛然主編．中國中醫獨特療法大全．上海：上海文匯出版社，１９９１．本文來源『興華論壇』 http://bbs.1911.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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