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鼓應，干春松：學術與政治之間:「台大哲學系事件」始末——陳鼓應的記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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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鼓應, 男, 1935年生, 福建省長汀縣人。1949年來到台灣, 就讀於台中市第二中學;畢業後考入台灣師範大學史地學系, 後到台灣大學中文系、哲學系學習, 並獲得學士學位。1960年, 考入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 師從殷海光、方東美教授;1964年獲得哲學碩士學位後, 到台灣大學哲學系擔任講師, 後升為副教授。因與哲學系講師王曉波經常批評時政, 主張應在校內設立「民主牆」並鼓勵學生運動, 引發台灣當局注意。1972年, 在台灣大學「民族主義」座談會上, 他主張國家統一, 引發島內青年一場公開性的「統獨之爭」。1973年, 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 在台灣當局的壓力下, 陳鼓應被調動職務;1974年, 被台灣大學不續聘。這一期間, 陳鼓應投入黨外運動;之後, 又參與1978年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 發表《告中國國民黨宣言》, 而被國民黨開除黨籍。1978年後, 應邀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擔任研究員;1984年, 前往北京大學擔任哲學系教授, 講授老莊哲學。1997年, 台灣大學對「台大哲學系事件」平反, 陳鼓應又回到台灣大學任教。著有《悲劇哲學家尼采》、《存在主義》、《莊子哲學》、《老子注釋及評介》、《莊子今注今譯》、《黃帝四經今注今譯》、《老莊新論》、《易傳與道家思想》、《管子四篇詮釋》及《周易注釋與研究》 (與趙建偉合著) 等。

作者簡介：干春松 (1965—) , 男, 浙江省紹興市人, 哲學博士,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先生, 我本人了解您, 是因為您從美國來北京大學教書, 並被鄧小平等人接見, 從而具有很大的政治轟動性。當時, 雖然你關於《老子》和《莊子》的「今注今譯」已經出版, 但是, 您在大學裡的講座, 我印象最深的卻是關於薩特的。

大學畢業後, 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哲學動態》工作。這個雜誌有一個很受歡迎的欄目, 叫「學者訪談」。我對您有過一個採訪, 主題是關於「道家主幹說」的。記得那時您還住在北京大學與中國人民大學中間一個叫芙蓉里的小區。從那以後, 我們見面雖然不多, 但是也時有聯繫。

這次到台灣, 我倒並不是想繼續談道家的問題, 雖然我知道您有很多新的想法, 主要是想跟你聊一下「台大哲學系事件」。

●這太好了, 我最近也在整理這方面的資料, 台灣世新大學也在收集相關的材料。

○在台灣大學哲學系的歷史上乃至在整個台灣哲學的歷史上, 「台大哲學系事件」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您本人就是「台大哲學系事件」的主角, 您當年因為民主化的訴求被開除了。這個事件客觀上也影響了您的生活和學術。您的經歷、故事實在是非常豐富。如果說大陸20世紀80年代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深受李澤厚的影響, 而他們得以接觸到道家的思想、薩特和尼採的哲學, 很大程度上還是受惠於您的傳播。而如果沒有「台大哲學系事件」, 您不可能那個時候就到大陸教書, 因而也無法直接參与到大陸思想解放的進程中, 這也可以說是造化弄人啊。由於許多人對「台大哲學系事件」並不十分了解, 您作為「台大哲學系事件」的主要參與人, 能否向我們回憶一下當時「台大哲學系事件」的歷史背景?

●很好。你是從大陸這樣一個寬闊的視野, 然後再談到台灣, 然後回頭再到那裡。如果說比作交流的話, 我覺得有點像《莊子·秋水》講的「河神和海神的一個匯流」。我覺得《秋水》篇很有意思。但是, 恰好這個「相匯」是一個大的宏觀。我1984年去 (大陸) 的時候, 恰逢改革開放的開端、大陸剛剛開展一個新的局面, 西方的各種思潮, 包括以前一直被批判的很多思想也得以進入大陸來, 使我們強烈地意識到了時代的感受。時代的苦難、人生的感受, 都交織在一起。我這一生所寫的學術文章, 哪怕看起來很學究, 其實都跟這個時代的苦難、人生感覺、生命感受直接聯繫在一起。比如說, 對儒家、道家不同的看法, 也是與遭遇有關、跟時代有關。

要了解「台大哲學系事件」, 必須先知道一個條例。台灣戒嚴時期有一個《懲治叛亂條例》。你必須要了解《懲治叛亂條例》, 才了解知識分子、作家的遭遇和反應, 才會了解到1972年為什麼會有所謂自由言論的問題。

台灣宣布戒嚴是什麼時候?是1949年1月14日頒布《戒嚴令》。然後, 1950年4月26日再公布《懲治叛亂條例》, 最厲害的是第二條、第七條, 這個是最重要的。通過了解這個, 才能知道知識分子的遭遇。為什麼雷震、殷海光先生會有這樣的遭遇。《懲治叛亂條例》中第七條說:「以圖書、文字、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者,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還有一項內容, 我們叫做「二條一」。「二條一」包含有死刑起訴的內容。死刑起訴是怎麼樣啊?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我們有三個人在一塊兒商量, 說現在社會有什麼不合理之處, 我們來商量寫個文章, 等於有個小組制一樣的。僅僅是這樣的活動, 就可以依據「二條一」起訴, 理由是你有組織、涉嫌判斷。這樣被抓的很多。

我曾經對整個台灣70年代知識分子的改革運動做過通盤思考。台灣的知識分子經歷過兩次大的事件:第一是「二二八」事件;第二個就是50年代開始的白色恐怖。1949年, 朝鮮戰爭爆發, 美國第七艦隊橫掃台灣海峽。在第七艦隊的屏障之下, 國民黨的特務結合情治單位對涉「共」嫌犯進行地毯式的追捕。寧可錯殺一萬, 不可放過一人。這樣地毯式的追捕活動, 自50年代初期一直延續到60年代初期, 許許多多的嫌疑犯被逮捕。因此, 在這樣一個高壓嚴控的政治空氣下, 台灣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左翼分子, 也不會有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升格為左翼。同時, 西方式的自由主義者在反共的前提下, 又出現了一個迴轉的餘地。雷震、殷海光, 以及《自由中國》等雜誌喊出提倡民權的傾向。這也導致了60年代雷震被逮捕, 客觀上也促進了反對黨的成立, 以及本省與外省的合作。

○殷海光先生也曾經遭受被停課等處置。由於台灣大學在台灣的特殊地位, 以及哲學系在思想領域的影響, 所以, 似乎國民黨也特別注意台大哲學系。

●是。因為直到60年代, 台灣仍然沒有從捕殺而產生的影響中恢復過來。那時我剛好讀研究生, 感受到60年代除了偶然聽到一些憤怒的年輕人吶喊幾聲之外, 整個是一片沉寂。可是60年代的世界思潮卻是非常澎湃的。其中有一些來自大陸的影響, 更多的則是受到法國思潮的影響。例如, 在日本東京大學裡, 左翼思潮非常涌動, 薩特的思想也成為熱門。而台灣當局在「台大哲學系事件」中判定我有問題的原因, 其中之一就是我介紹存在主義。當時的特務頭子王升說, 有幾個人是存在主義、行為主義、自由主義的代表。行為主義 (的代表) 是楊國樞, 存在主義 (的代表) 就是陳鼓應。

其實, 我們只是把思潮引進來, 將一種時代的感受傳達、透露進來。因為在西方整體的激進化、物化過程中, 個人的主體性被吞沒了、個體的生命也被吞沒掉了。當時存在主義在十幾二十年前就已經風靡歐洲, 而我則是想要運用存在主義思潮打破台灣當時的沉悶。台灣知識分子的主流思想, 總是比外面慢了一步。當各種思潮由歐洲傳到美國, 由美國再傳到我們的時候, 已經滯後了好久, 我們總是慢了半拍。因此可以看出, 戰後台灣知識界的格局, 還是保存著中產階級的保守性和頹廢性。我們那個時候也總喊一些口號, 這都是一種消極的反抗。所以, 我第一篇文章先寫《失落的自我》, 《濃雲中的閃電人》才開始反傳統, 這都是一種消極的反抗。

○我了解到, 在70年代的台灣, 有一些雜誌是與學術思潮和政治環境的變換交相呼應的。比如, 您曾任主筆的《大學雜誌》。當時《大學雜誌》在「台大哲學系事件」中起了一個什麼作用?

●台灣到了70年代初期, 情況與之前相比發生了一些變化。隨著台灣的生產力大幅度上升, 教育擴張, 中產階級開始出現了。很多人從海外留學回來, 本地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也成長起來了。這些在戰後成長的一群人形成了中產階級群體。有了經濟、社會的條件, 政治上當然必須要產生一些波動。所以, 我在這裡提到幾個因素:第一個是釣魚島運動的衝擊, 第二是青年國是座談會, 第三是上層權力交替。比如, 《大學雜誌》創刊以後, 第一批刊發的就是我跟張紹文、劉伯爭 (音) 的文章, 與蔣經國公開辯論。後來再加上我又寫了一篇給蔣經國的公開信, 因此當局判定《大學雜誌》從第一期刊發就有問題。接著《大學雜誌》刊發了一組我們「保釣」的文章。這組文章的影響力慢慢由校園向社會擴張, 在美國、歐洲、日本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於是, 《大學雜誌》辦了兩年零三個月之後, 他們 (台灣國民黨當局) 覺得非收拾不可了。當時《大學雜誌》的成員非常多, 成員中後來擔任校務委員、政府部長職務的都有好多個, 光「教育部長」就有好幾個。《大學雜誌》跟台大哲學系、甚至跟整個五六十年代都有脫不開的干係。一直到70年代「保釣運動」發生, 在蔣經國的心裏面最大的敵人肯定還是自由主義, 因為他知道共產黨都被殺得差不多了。所以, 殷海光先生、雷震等人當然被視為是頭號目標。雷震被關押了整整十年, 一天都不差才放出來。《大學雜誌》、「台大哲學系事件」、「保釣運動」, 它們都是連在一起發生的事件。

○「台大哲學系事件」的直接起因, 一方面是積極的爭取民主的活動, 另外直接讓你招致禍患的則是《開放學生運動》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論戰。

●事情的原委是, 1971年10月中旬, 台大法代會主席陳玲玉舉辦「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 在會上我喊出免於自由的恐懼和恐懼的自由, 認為有事實根據的批評是責任感的表現, 而言論的開放可使眾多的智慧礦產發掘出來。我提出在台大設立「民主牆」或「自由牆」的建議。這次座談會的記錄, 先後在《台大法言》和《大學雜誌》刊出, 引起了海外文化界的廣泛注意。第一次座談會的風波剛平息, 法代會的陳玲玉和洪三雄又在11月中旬舉辦了第二次座談會「民主生活在台大」。洪三雄和陳玲玉兩位在言論緊縮的戒嚴時期, 連續主辦多次演講評論時政, 實乃破冰之舉, 在台灣的言論史上有開創之功。

「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 我再度應邀。此外, 政治學界知名學者胡佛、黃默出席發言, 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當時出任國民黨知青黨部書記長, 亦應邀參加。這次會上, 我公開支持「保釣」, 並建議在台大校園內開闢「民主廣場」。會後, 我將發言稿寫成《開放學生運動》, 在《大學雜誌》發表。這篇文章發表之後, 引起了軒然大波。當局組成了一個寫作班子, 以「孤影」的筆名在《中央日報》發表了一篇四萬字的文章:《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對我的論點大肆抨擊。這篇長文在報上連載了六天, 最後一天以整版篇幅刊出許多文化界名人的反應意見, 指責我支持「保釣」、「學運」是「為匪張目」、「散播毒素」、「統戰陰謀」。國民黨的機關報還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印了數十萬小冊子分發到軍、公、教各單位, 通令公職人員研讀。如此, 引發了輿論界一場改革與保守兩種對立意見的爭議, 但官方嚴禁校園刊物及各大報刊登主張改革的言論。

《開放學生運動》和《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論戰, 在當局高壓下終止。不久, 蔣經國接見我, 徵詢國是意見。那時我憧憬的歷史人物是嵇康、聞一多類型的, 心想既然我是殷海光的學生, 就應該恪盡一個批評者的職責, 因此我一開口便直陳時弊, 並集中言辭抨擊特務政治造成的民怨。在兩個鐘頭的會面中, 我侃侃而談, 他一直聆聽, 不發一言, 最後只說了15分鐘話。事隔三十多年, 他的話我幾乎全忘了, 但他的重點是說:大陸的丟掉主要是教育的失敗。他的這一觀點, 我一直記得很清楚。現在回想起來, 我那時真是所謂「少年氣盛」, 自以為發言激烈。其實, 在他那受到過蘇共思想洗禮的人看來, 我只不過是個自由主義者。一席交談, 可能他早已看出我這人在「思想上」並沒有什麼「問題」。往後的六七個年頭裡, 我在台灣的論壇上興起了不少風波, 雖然歷經駭浪的襲擊, 但終未致沒頂, 可能與這次的談話有關。1972年暑期, 我申請赴美探親, 獲得通過。旅美期間, 廣泛接觸留美學生, 我的思想起了變化。期滿回台, 我的言論種下了「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因子。

○很多人也說美國是培養中國知識分子愛國精神一個最好的地方。

●在美國的時候, 我一開始是親美的, 後來我一看美國支持這麼多獨裁政權, 看到美國一方面講自由民主、一方面卻又支持獨裁, 於是我開始傾向反美、反日、民族主義、反對帝國主義, 試圖把這些結合起來。後來, 國民黨的「國防部長」說我參加「台獨」的美國運動。他弄錯了, 我根本就是反「台獨」。還要用「二條一」起訴我, 想要判我死刑。

○王曉波老師當時曾說到雷震, 形容說叫:汽車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說雷震原來是蔣介石的紅人, 也是受蔣支持創辦了《自由中國》, 但越到以後, 離蔣越來越遠了。

●對。他晚年的時候, 我們爬山常常見面。他也到我家, 我也常常去看他。晚年他跟知識分子接觸最多, 每次我跟他談, 我問他問題以後, 就趕快跑到廁所做記錄, 一個字一個字地記。我太太到美國, 說這是什麼?寫得密密麻麻、字又那麼小, 一看, 都是跟雷震的談話, 哪一年哪一月講話, 我後來整個寫了一篇文章。

再回到「台大哲學系事件」的背景。主線就是, 在戒嚴體制之下, 蔣是一直主張造神運動, 對神是不能碰的。可是, 台灣大學的許多教師是從北大、清華、西南聯大、中央大學等大陸學校轉移過來之後開始任教的。他們幾乎都已經呼吸到「五四」以後的各種精神。我們每一個人, 特別是文學院, 我們的老師, 很多是來自北大、西南聯大的, 覺得自己繼承了北大的精神, 學術自由和獨立, 那是我們所崇敬的。

○您是哪一年進的台灣大學?

●我是1956年進台灣大學的。所以, 殷海光先生對我的影響是直接而深刻的。

○殷海光先生給您講過課吧?

●對, 他上邏輯課。大一我進入到台大, 就在圖書館看到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我看完以後, 過了沒多久就被禁止借閱了。然後, 在大一的時候, 班上有一個同學, 他有很多左翼的東西, 於是沈從文的文章, 還有魯迅30年代的文學作品, 都在班上流傳, 使得我們眼界大開。我在上台大之前, 在台師大念了兩年歷史系, 是1954—1956年。念了兩年, 沒有念到什麼書, 再用高中文憑報考台大, 考到中文系, 一年以後再轉哲學系。但轉到哲學系以後, 接觸的同學都覺得繼承「五四」精神有時代的使命感、有社會的關懷心, 每個同學都這樣。然後, 到研究所, 特別關注尼採的思想。那時的時代思潮, 一個是邏輯實證論, 一個就是存在主義。所以, 嚴格講起來, 我的學術人生走的是方東美先生的路子, 我的現實人生是跟殷先生攪在一起。但是, 我對邏輯、對知識論, 特別是邏輯實證論, 根本就不搭界。我雖然教過, 1966年或者更早已在大學裡面教邏輯, 但是我這個人是非邏輯的, 喜歡尼采那種反傳統。

○我聽王曉波老師說, 那時的台大哲學系, 以方東美、殷海光先生最為著名, 而學生也甚至因為他們分成兩個「陣營」。

●方先生晚年很孤獨, 我經常去看他, 我是他指導的學生。我去, 他就跟我談, 他根本就是個書獃子。他的理念是在還沒有發生哲學系事件以前, 他就覺得哲學系要整頓, 不合他的標準。然後, 馮滬祥、孫智燊那一批人, 整天斗得很厲害。這其實是我內心的矛盾, 因為方先生和殷先生都是我的指導老師。

○您實際上的指導老師是方東美先生, 而不是殷海光先生?

●不是, 殷先生自己也講過這個問題。有一次因為一個什麼事情不高興, 說:「你是方東美的學生」, 這種話只說了一次。還有一次, 我看完方先生, 他送我到南門市場, 我說你們都是我尊敬的老師。我替殷先生講話, 方先生沒有說話。但是, 當時更重要的是有那樣的一個國民黨的改造的背景, 這個背景非常重要。當時, 蔣介石和雷震等自由主義者的看法不同。雷震他們認為, 丟掉大陸的原因除了貪污腐化之外, 就是特務控制、鎮壓太厲害, 所以要求真正地實行自由民主。蔣介石要他去辦刊物, 結果他假戲真做, 所以老蔣火大了。蔣介石覺得大陸丟掉的原因在於知識分子不聽話、部下不聽話。

○蔣覺得知識分子不聽話, 雷震先生認為這是制度上的問題, 就是民主自由這面沒有落實, 對嗎?

●對。所以呢, 蔣就要設計, 把特務首先要整合改造, 軍統、中統整肅。國民党進行清除以後, 再來思想改造, 中下層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上層在陽明山成立國防研究院, 蔣介石做院長, 把所有黨政軍頭頭全部調到那兒受訓, 受訓可以陞官, 然後都叫老師。移孝作忠, 忠於領袖。忠孝是這樣的忠孝, 不是孔孟的忠孝。

○我補充一個小故事:2012年, 林毓生先生在北大哲學系一百年華人哲學家大會上提交了一篇文章《聖王傳統與儒家思想》;有一次, 王中江、我跟他在萬聖書店有一次討論, 其中, 我問他:你為什麼會那麼討厭聖王傳統?後來一個台灣的學者跟我講, 原因與您剛才說的類似, 因為蔣介石有過一個特別的、要把自己塑造成聖王的一個過程, 就是您剛才講的要移孝作忠的那個過程。所以, 他說台灣的知識界對於聖王傳統, 因為有時候是把它與蔣介石的那個做法掛在一起了。在這個背景下, 殷先生不讓上課了, 跟這個有關係嗎?

●是的。當時在軍隊里有選擇題:誰最偉大?孫中山、黃興、蔣中正?人們都答孫中山, 但標準答案是蔣中正。當時就必須這樣, 造神運動越來越厲害。所以, 應該說, 在那樣一個那麼保守的思想空氣裡面, 你會知道為什麼殷先生會受到這樣的對待。方先生也是, 方先生是整個孤立的、孤傲, 他跟國民黨也不往來。

○大陸的研究者把方東美先生放到新儒家裡面, 您認同嗎?

●那是很荒唐嘛!我們聽他的課, 他是儒、釋、道都匯通的。我受父母的影響、村子裡的影響、受整個文化傳統的影響。尊尊親親, 在文化的層面, 我看到長輩內化到我內心世界了。我看到年輕人, 像我子女一樣的, 我只要能幫得上忙, 我一定會幫。這個尊尊親親應該這樣講。但是你不能說我思想上主張, 比如說孟子那種排斥我不同意, 但是儒家有很多孔子的術道、孔子的論語, 越讀越會喜歡他的。剛才的那個大的背景, 是從殷先生自由主義一條線上開端的, 所有的當代新儒家都與他為敵, 雙方都有合理的地方, 但是往往在尖銳的地方碰上了, 主要還是從政治上。對我自己來說, 學術人生、現實人生, 實際上都在結合。尼采、莊子也都與我的學術人生和現實相結合。

○你到台大做教師似乎也很曲折?

●激進自由主義嘛。當時被認為是思想有問題, 後來曲折地進了台大, 才澄清說思想沒有問題, 所以才專任三年, 1969年、1970年、1971年, 然後「保釣運動」就發生了。1972年12月4日, 「大學論壇社」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 我在會上的發言, 被國民黨中央視為踩了「紅線」, 會後台灣當局對日益高漲的反帝民族思潮決心採取鎮壓的手段, 於是利用寒假期間, 逮捕學生領袖錢永祥、盧正邦等人, 農曆元宵節 (1973年2月17日) 夜晚, 特務機關警備總部派人前來傳訊王曉波和我, 3名便衣人員出示一張菊字第192號傳訊函, 不久又來了十來個治安人員, 持著搜字第0166號函件, 以「叛亂嫌疑」罪名入屋搜查。我和曉波被警總保安處拘留了24小時之後釋放。數日後, 被捕學生亦相繼釋放。數年後我們才明白, 這是當局預先策劃好了的一幕捉放劇。但台灣當局無端逮捕台大師生, 立即引起海外輿論嘩然。3月16日, 《紐約時報》以「10名同情北京師生被捕」為題, 報道了台北校際學生組織讀書會遭拘捕的消息。接著, 香港《東西風》雜誌連續刊登《捉放陳的風波》、《台大解聘陳》等文章, 披露我們被捕時, 台大學生郭譽孚在台大正門對面的書廊前面, 揮刀自刎寫血書以示抗議 (經憲兵部隊送醫院急救脫險) 。暑假過後, 當局勒令台大不得續聘我, 並將台大哲學研究所停止招生一年。「保釣」愛國運動, 引來台大校園一連串的政治干預, 海外留學生群起抗議, 於是國民黨當局在香港的喉舌《新聞天地》於年底 (1973年11月4日) 發表台灣當局說詞《陳事件水落石出》。此後, 當局禁止我出境, 並密令任何學校不得聘我任教, 我也不得在任何學校作學術演講。

○1997年, 「台大哲學系事件」被平反, 您和王曉波先生復聘為台大教授。「台大哲學系事件」, 也被台灣媒體定義為政治干預學術的典型案例。不過從這件事, 我們大約可以了解20世紀在國民黨高壓統治之下, 台灣哲學研究和發展的一個縮影。而您也因為在困頓的年代以注釋老莊為謀生之手段, 不意卻成就了一個道家思想研究的著名學者。我還期待再聽您關於道家研究的新的想法, 特別是您的《道家與人文主義》一書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

●好的。我們擇機再談。

來源：上饒師範學院朱子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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